徐春燕：历史时期的华夏民族融合及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各民族在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集体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历史和时代发展使然。

　　一、夏商周三代：“五方之民”共天下

　　先秦时期的华夏大地，星罗棋布着古羌、夷、苗蛮、巴蜀、百越、西南夷等诸多群体，以河洛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处天下之中，对四方文化的辐射力及融合、涵化四方文化的力量都比较强，加上这里气候温润、交通便利，遂成为四方部落争夺的中心。传说时代的著名战争，不论是黄帝大战蚩尤、炎黄之战，还是尧、舜、禹对三苗的战争等，大都围绕中原地区进行，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战争是四方文化交汇与融合的重要推动力。

　　夏朝开始对全国进行不同方式的管理。公元前21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朝代——夏建立。从族源来看，夏人出自古羌，从黄河中下游炎帝集团中分化出来，又融合了黄帝、少昊集团许多氏族部落而发展到最早建立国家的一支，他们能率先打破部落与地域的局限而向国家与民族过渡，是东、西两大区系文化与部落融合的结果。此后，夏朝通过军事力量征服四方，并把他们收归五服管理。所谓“五服”，是以夏朝都城为中心，按距离远近把全国划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等五个不同地带，在每一个地带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它在确立夏人为主体民族、夏王天下共主地位的同时，也加速了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进程。

　　商朝无论是统辖地域还是王朝影响力都超过夏朝。商人源自东夷族，因始祖契得封商地（今河南省商丘市）而得名。成汤时期(大约公元前 1700年)商族击溃夏军，占有了黄河中下游的肥沃地区后迅速强大起来。商族多次迁徙，他们的活动地域大致以冀南豫北为中心，涵盖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省份，可以说民族迁徙的过程也是其文化传播并吸收外民族文化的过程。商灭夏后，封夏后人于杞地，作为诸侯国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论语·为政篇》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意思是商朝既延续了先商文化，也借鉴和继承了夏文化，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商朝国力强盛，经常与周边民族发生战争，武丁曾用兵1.3万人征伐西羌，俘获羌人无数；纣对东夷用兵，打退了东夷的扩张，俘虏“亿兆”，这些俘虏进入中原后逐渐成为商人的一部分。商朝与周边民族也不乏经济文化交流，殷王曾娶羌女为妇，表明殷羌在民族融合的道路上已开创了通婚先例。通过不同的途径，商文化传播范围广大，考古资料表明，荆楚、吴越等地都深受商文化的影响，川北和成都平原、川西南地区发现有商代遗物，可见与商文化关系密切。

　　周族兴起于陕西渭水流域，是东夷族的一支。商人与周族早有冲突，周族被迫逃往西北。古公亶父时，周人迁到岐山之南的周原定居。商王武乙在位时，古公亶父子季历和商奴隶主贵族之女通婚，积极吸收商文化，促进了周族社会的发展。周武王时灭掉殷朝，建立周朝。周平王时迁都洛邑，是为东周。至此，夏、商、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皆在中原地区。西周时期，夏、商、周三族融合之雏形日渐形成，东周时期三族交叉居住，不仅民族差异逐步减少，也使得各民族观念日趋一致。与此同时，周边戎族也不断内徙，不仅杂居内地，甚至周王居住的洛邑附近也布满了少数民族，他们与中原民族通婚，《左传》有春秋中叶晋献公娶二女于戎的记载，据说秦的先祖也曾与今陕西潼关附近的骊戎通婚。戎族进入中原后，受华夏文化熏陶，不但有了姓氏，在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上也逐步向华夏族靠拢，而中原诸夏也在与戎狄、夷蛮等民族的接触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文化交融潜移默化。后来经过春秋战国500余年的纷争与迁徙，进人中原地区的蛮、夷、狄、戎大部分融入华夏民族中，成为后来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于边裔地区的各族，有的融入了华夏民族，有的虽经民族融合但保有自身特征而形成了新的民族，但他们与中原华夏民族保持着密切联系，都是中华民族多元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二、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迁徙大融合

　　与之前小区域的民族流动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是大规模、整体性的。这种迁徙在远古部落时代较为常见，民族形成之后则为数不多，在不同程度地改变原有民族布局之余也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这场盛况空前的民族大迁徙是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而成，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既有经济、军事原因，由政治引发的民族压迫和阶级矛盾也占据了很大比重。因为很多民族迁徙是具有异族强制性质的，是伴随着战争、掠夺与征服的被迫的、无奈的选择，其过程不免带有消极成分，但是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却意义非凡。

　　参与这次大迁徙的民族数量很多，除了古老的汉族（华夏族）、羌族、氏族、匈奴、越族等，还有出现较晚的乌桓、鲜卑、柔然、敕勒、吐谷浑、爨等。涉及人口数目庞大，具体难以统计，仅史书中的不完全记载，如三国时期内迁南匈奴3万户，以每户7口计，即20余万人。《晋书》有七次北匈奴投归西晋的记录，人数超20万。建安十八年（213年），汉族南迁，“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10余万皆东渡江”，以每户5口计，则南迁人口60万余。《魏书》载南方北迁蛮族十六七万户，以每户5口计，则至少80万口，估测涉及人口以千万计。

　　民族迁徙的方向也不同以往，不仅有数百万计的北方周边民族由沿边向内地迁移，南下长江、淮河及珠江流域的中原汉族人口亦有不少，同时还有包括汉族在内的诸多民族往来四方的情况出现，总体呈多向流动的特点。所行路程不一，既有鲜卑族从东北、辽西，长驱千里，深入晋、冀、豫等中原腹地，也有山越族自山区出居平原的近距离转移。可以说北起大漠以北、贝加尔湖畔，南至福建、广东、海南，东起长白山、松花江流域，西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广阔地区都有移民的身影。

　　魏晋以前，中原周边民族以内徙为主，黄河流域的中原汉族向外迁徙者甚少，多为战争掠夺、贩卖等原因下的被迫迁徙。西晋初年，统治者实施“广辟塞垣，更招种落”的开放民族政策，塞外民族“慕化”者众多。据推测，三国晋初迁至内地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乌桓等“人数远超二百万”。西晋中期一度出现了“人殷地狭，故无田者十有四焉”的景象，促使大批汉族向东北、南方迁徙，改善了中原人口过于集中的现象，也弥补了东北、南方地区劳动力的不足。晋朝晚期，统治阶级内部腐败，司马王族同室操戈，少数民族乘机入侵中原，最终酿成“永嘉之乱”。此后晋室南渡，在江南建立东晋政权，中原衣冠之族纷纷影从，其他百姓为避阶级和民族压迫也是四散逃亡，除了形势较为安定的凉州、辽西等地，南下者最为络绎，《晋书》有“中州士女避乱江南者十六七”的说法。截至南朝刘宋初年，南渡人口已近百万。这些人口主要流入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地，与此同时，巴蜀地区的土著也有不少流向荆、湘。北方汉族人口大量南下，不仅带去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了那里的粮食产量和土地利用率，也使得秦汉以来人口分布北多南少的格局发生转变，这是中国人口中心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重大事件。

　　十六国时期，北方政局纷纭，先后出现了汉、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民族建立的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政权。政权更迭频仍，战争扰攘喧嚣，人口更是辗转流徙不断。如匈奴刘汉政权攻入池阳，掠万余口归长安。后来晋军围攻长安，又掠迁士女8万余口还平阳。后赵石勒徙平原乌桓3万余户于襄国，随之石季龙又徙雍、秦二州华戎10余万户于潼关以东，徙秦州3万余户于青、兖二州诸郡。后赵政权瓦解，时“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频繁而混乱的迁徙固然给广大民众造成了难以言喻的痛苦，但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实行社会和政治改革，主动接受汉族先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成就，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也加速了北方各民族封建化的过程，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此外，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汉族人口集聚黄河中、下游地区，而少数民族分居周边的稳定状态，内迁之后的少数民族除部分融合于汉族外，很多仍保持着聚族而居的生活，但居住地区非常分散，与其他民族构成呈犬牙交错的形势，聚居区内往往也有其他民族，或者同一个民族错居数处。这种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方式便于打破民族藩篱，增进文化认同，各民族间和谐共处、彼此学习、相互依存、相互吸引，共同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向心力量，有利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三、辽宋夏金元：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增强

　　五代十国之后，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大分裂、大动荡而后大统一的辽宋夏金元时期。此阶段少数民族势力强大，多民族政权并存，民族融合在相互对峙、冲突、纷争中进一步加深的同时也为元朝统一奠定了基础。

　　北宋政权建立后，北部活跃着辽、夏、金、蒙古等多个民族政权，北宋与各国之间往来频繁，既有政治交往、文化交流，也有商品贸易、战争攻伐，军事联盟亦不鲜见，如宋辽澶渊之盟，北宋和金联合攻辽，蒙古和南宋合力灭金等，在这些冲突与交融中，民族差距不断缩小。

　　建立辽的契丹源于鲜卑，它在东灭渤海、统一东北后，频繁征伐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族，持续南向扩张，进而将大西北纳入版图。在与北宋政权对峙过程中，辽国统治阶级意识到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中原意识形态领域所占据的统治地位，希冀以祭孔崇儒来表明自己政治立场，同时自称炎黄之后，积极推行汉化，以此在舆论等方面与北宋王朝争夺政权的正统性。在政府推动下，契丹文化深受汉文化影响，最终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带有契丹民族特色与地域文化特征的辽文化。

　　西夏政权为活动于今宁夏地区的党项族人建立。党项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吸收收氐、羌、吐蕃以及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民族，其发展本身就经历了一个漫长民族融合过程。西夏建国后，统治者依照“兴法建礼”的需求，将国内各类人等纳入封建体系，仿朝北宋政权建立官僚制度，“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在强化君主专制的同时，也加速了西夏社会封建化的进程。

　　金朝的建立者是崛起于东北的女真族。金初起时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灭辽之后，承继了辽文化，此后与汉文化发生碰撞，仿照辽制、汉制建立起王朝统治体系。金朝的领土伴随着战争不断扩张，全盛时期从东北一直延伸到中原腹地，占领区的人口也自然水涨船高。金朝统治者在将大批女真人迁出故地，散居辽、汉地区的同时，也将大批俘获的汉人迁往东北，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造成各族人民之间的交错杂处、密切往来。在这种民族交融之下，汉族与已基本汉化的契丹族吸收了女真族的文化，但更主要的是文化相对落后的女真族接受汉文化影响，逐渐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的金文化。

　　宋、金、元政权中原对峙之时，漠北的蒙古崛起。1206年，在杰出领袖铁木真（尊号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大蒙古国建立，忽必烈时，改国号为元。元朝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蒙古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尤其是三次西征，统治者将被掳青壮年人口及途中部分归降部族编入军队，随蒙古军东征西讨，继而进入中原，随之来到东方的还有大批的工匠和妇女儿童。随着中西交通的发达，大批商人也接踵而至，其中不乏科技人才，以至于西亚中亚人口遍布塞北、华夏和江南，移民文化深植华夏大地，所谓“迄元世，其人遍于四方，皆守教不替”。元朝虽为少数民族建立，但统治者在全国推行汉法，仿效中原传统制度，确立了封建中央集权政治体系及各项典章制度，在政体方面可以说是大一统思想支配下中原封建王朝的继续。元朝疆域广阔，西藏被第一次纳入中央政权，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以及民族间的交错杂居有助于各民族在大一统的熔炉内锻炼，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自元代以来，进入黄河流域的契丹族、女真族同汉族差别不大，被称为汉人了。此外，自唐以来，陆续有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及其他中亚人来中国定居，他们同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长期杂居相处，互相通婚，扩大族群，元代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暂时的现象，即使分裂时期，也孕育着统一的种子，在这样的历史大潮下，各民族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促进，逐渐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民族认同趋向。值得一提的是，元朝沿袭前朝的惯例编纂史书，按照“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方法解决体例问题，反映了元朝统治者以中原正统自居，坚持华夷一体民族观，这是民族融合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基石。此后，清政府将华夷一体观念推向深入，并且在此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并首次在外交上使用“中国”一词。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民族发展和理论创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统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明确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强国家向心力，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作者：徐春燕，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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