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 杂谈贬官文化_2000字

中国文人的不幸,乃是中国文坛的大幸,在坎坷的仕途上,他们被贬至偏远的 荒凉之地。却在文化的荒地上,开拓了一方天地,开辟了一条——文化苦旅

——题记

贬官文化,看到这个题目,心头不禁沉重了些,一方面是因为其厚实的文化背景令我不堪负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文化背后的坎坷令我倍感压抑。

不妨先引用余秋雨先生的一段话:

“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 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器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

这便是贬官文化了,包含着文人骚客多少的辛酸无奈,有政治抱负却无以施展,怀一腔热血却惨遭冷遇。于是,宏伟的志向沦为了无的之矢;赤胆忠心化做空怀一身惆怅,这样的境遇,文人们各自有各自的释怀:

洒脱者之如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无畏者之如子厚:“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大义者之如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大气者之如东坡:“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他们的不幸造就了文坛的大幸;他们的坎坷,成就了文坛的辉煌。

十年寒窗的书生,一身正气。哪里懂得官场险恶,明争暗斗?于是乎,与社会交手不足几个回合,便败下阵来。

也许是文人骨子里那点墨水没了施展的地方,于是寄情与山水,抒愁于笔墨似乎成了他们最好的方式。不知道着算不算是死要面子,文人们总喜欢把官场不得志美化成“不屑于与朝廷为伍”,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乍一听是多么的洒脱,多么的超然物外。可是回想起当年“仰天长啸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 豪言壮语,不免令我们挂起一丝苦笑,再听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理想,不禁感叹到:这真的是洒脱么?这不过是壮志难酬后给自我的一点安慰罢了。诚然,在历史上李白没有被贬,可在我看来他是被贬了他是被“自己贬了”他在别人没有对他不利前淡出了这争权夺利的混世,然而余秋雨先生说得好:“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里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华人文结构中的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确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

好一个自卫和自慰,在我看来,中国的文人和文官应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文官懂得在混沌的官场中权衡利弊,像魏征,房玄龄之类的上书房行走,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文官,而杜甫,白居易之类,或过于激进,缺乏官场经验;或年轻气盛,欠缺政治手腕。于是历史上便留下了“乌台诗案”“僭越言事”,在西湖边留下了长长的苏堤和白堤,他们终究不是政客的对手,被贬了官职,只好凭着文人的天性,发点牢骚。

可就是这点“牢骚”,竟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正因为一次次的贬官,中华文坛上才不会是千篇一律的歌功颂德,吟风弄月。才有了壮志未酬,怀才不遇,怀古伤今,以抒其愤。

尽管文人内心中的那点小九九暴露了“贬官文化”中“浓重的霉味”,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社会现实所迫亦是造就“贬官文化”的重要原因。长期的封建统治,中央集权把一个个文弱书生搞的狼狈不堪。更有甚者焚书坑儒,文字狱,令文人闻之色变,言谨行慎。历代君王也许也有几个造就太平盛世的,可是加固皇权的步伐 却从未停止过。秦始皇一统天下,开灵渠,修长城,统一度量衡。可是有谁看到长城下的白骨?汉唐盛世时,又有谁预见了安史之乱的烽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最后受苦的往往是百姓:朝代兴,兴建设施苦的总是人民;朝代衰,焚河屠城害得还是人民。可人民往往是最无辜的。

也许是文人们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们愤然拿起了笔墨,欲以此激浊扬清。然而文人们终究是太嫩了,往往沦为政治,军事,阴谋,圈套,争取夺利的牺牲品。如果把官场比喻成一个僵硬的机器的话,在这台惨无人性的机器里,充斥着狡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而一味正直前行的书生们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碾成粉末。尽管里面没有刀光剑影血雨仇杀,但含沙射影绵里藏针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往往更加残酷,折磨的都是精神,摧残的都是意志。

于是,社会现实的残酷和文人内心的无奈,便构成了这独特的“贬官文化”

这条文化之旅,虽然走得艰难,却也前赴后继地曲曲折折走了五千年。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贬官文化的大写意,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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