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艺术》｜群体行为能驱散孤独感吗？

　　在原始社会里，群体较小，它是由血缘关系和同一地域里的人们组成的。

　　

　　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群体扩大了，变成了城邦的市民，变成一个大的国家的公民和教民。

　　即使生活贫困，古罗马人也会因他能说“我是罗马的公民”而感到自豪；罗马和罗马帝国就是他的家庭、他的住所、他的一切。

　　

　　在当代西方社会，群居也是盛行的克服孤独感的方式。这是一种使个人自身融于更大范围的结合，目的在于融于群体之中。

　　假如我同每个人一样，假如没有使我区别于其他人的情感和思想，假如我在习俗、衣着、观念上与群体的模式一致，那么我便得救了，从可怕的孤独感中解脱出来了。

　　

　　独裁制国家用威胁和恐怖达到这种一致，民主制国家则主张倡导和宣传。的确，这两种制度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在民主制度下，不一致是可能存在的，但决不意味着绝对缺少这种一致。在极权制下，只有少数几个英雄和殉道者，可以期望他们拒绝循规蹈矩。

　　但尽管这样，民主制社会却代表一种极高度的一致。原因在于这一事实：对摆脱孤独的结合的探讨必须有个回答，假如没有更好的方式，那么这种民众一致的结合便成为主要的方式。

　　有时，这种对不一致的恐惧，被作为足以构成对不一致者的实际危险的恐惧而合理化。但实际上，人们愿意在高得多的程度上达到一致，而不是被迫一致，至少，在西方的民主制下是这样的。

　　

　　雷同一致型结合并不热切、强烈，它是平静的，照惯例行事。也正因此，这种结合常常不足以弥补分离之忧。当代西方社会酗酒、吸毒成瘾等现象是这种民众一致相对失败的象征。

　　民众一致仅有一个优点：持之以恒，从不间断。个人在三四岁就被引导到一致化模式中来，因而从没有失去与群体的联系，甚至作为他最后一件重大社会事件的葬礼，也严格地按照这种模式进行。

　　

　　除了把一致作为一种解脱分离带来的焦虑的方式外，还必须考虑当代生活的另一个因素：工作程序化和娱乐公式化的作用。

　　人变成了一个“朝九晚五工作者”，人成了工具，他是劳动力的一部分，或是职员和经理等官僚势力的一部分。

　　

　　他没有积极性，他的任务由劳动组织机构规定，甚至最上层和最底层的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差别。

　　他们是以规定好的速度和行为方式执行整个组织机构安排的任务，甚至被规定了情感：神采奕奕、宽容大度、忠实可靠、胸怀大志以及和每个人友好相处。

　　按习惯相似的方式进行娱乐，但不能太过分；书籍由书刊索引选择，电影由电影院和剧院老板选择，并由他们支付广告费；其余活动也是如此：星期日的驱车外出、电视节目时间、玩牌、社交聚会。

　　从生到死，从这星期一到下星期一，从早到晚，一切活动按部就班，都预先规定好了。

　　

　　陷入此种循规蹈矩之网的人应该怎样才能不忘记他是一个人，一个独特的个体，一个只被赋予一次生命机遇，带着希冀和失望、悲哀和恐惧、爱的渴求、对空虚和分离的畏惧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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