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高考，难忘“七九一” 郭文光 文
1977年10月26号，在乡下巡回放电影的我，从有线广播里听到县广播站“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里报道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说“这次高招的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统一报名考试，择优录取，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在一个关于人才培养的批示里说“大学还要办……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之后各地办起了一些“七二一”大学。从1971年开始大学又恢复招生，规定由贫下中农从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中推荐上大学，名为“工农兵学员”。每年每个公社也就是一、两个名额，从生产队推荐起。群众“推荐记录”交大队后，大队盖章送到公社文教办公室；公社主管文教的副书记召集文教办公室、下乡征求群众意见工作人员、各大队支部书记和被推荐者本人参加的会议，根据各自在乡劳动锻炼期间的表现公开统一“联评”，确定上大学人员。
我1974年高中毕业（73年底回乡锻炼，74年6月回校汇报总结办理毕业证），当年9月因在回乡期间大队团支部的工作较为出色而被狮子坪公社团委推荐吸收为公社电影放映员。1975年县内区划调整，16毫米电影队被分到新建的、我的老家所在的双槐树公社，我暂时被抽调搞基建。
在营建公社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办公用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中，我拼全力投入工作，收购土坯、下乡催运木料、干各项杂活，不让自己的工作有丝毫的懈怠和马虎。还兼任着公社团委委员，各项政治活动都积极参加。为了营造紧跟时代步伐、积极高涨的热烈政治氛围，公社机关经常办壁报、专栏，基本上每期壁报上都有我的文章或诗歌习作——当然，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那都是些肤浅、稚拙和政治口号式的东西，但也多少磨炼了自己的文笔。在公社机关，我的工作成绩和突出表现可以说有目共睹，领导和同志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要一直干社办电影放映员并不是我的人生目标，我心里还装着一个“大学梦”，有个朦胧的憧憬在远方召唤着自己。我要争取不能让自己在“推荐上大学”期间因工作上的失误、努力不够和政治上表现不好而被诟病。
791班毕业照
但电影队是社办企业，自己的农民身份没变，高考报名后得从生产队推荐起。1976年我经生产队贫下中农群众推荐，形成“推荐记录”，在大队班子会上被确定为香山大队的“被推荐人”。
然而到了11月8号公社召开“联评会议”时，我却被排除在外，参加联评的资格竟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
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怒，第一次“不计后果”地在冲动中竟敢去当众质问公社管文教的姓崔的副书记。他是个城府很深、经验丰富、精明干练而又很有口才的老干部。他开始微笑着说：“因为你在回乡锻炼和在电影队工作期间都表现非常好，公社是舍不得让你走哇，所以才没让你参加这次联评会。”用这种堂而皇之的理由来搪塞我，显然难以让我信服。我反问“这理由能成立吗？”也许他本人也觉得我不至于那么幼稚，这理由太荒谬了不好糊弄人，才不得不给我说出了部分实话。他说“其实也不怨我们，你们大队根本就没有把你的‘推荐记录’送到公社。”
我很气愤，回到大队含着眼泪去质问支部书记。支书没法给我解释，干脆就拉着脸说：“额呦——，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多着哩！”这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再无任何解释！
我不知道在这背后上、下是怎么串通的，后来我仅知道的一点情况是我们大队从部队回来的一个姓张的复员军人，给支部书记送了一条军用的确良裤子；支书把这位复员军人的推荐记录送到公社，把我的给压下了。至于背后还有什么手脚我不得而知。而那复员军人没有什么突出表现，不具备竞争优势，在公社参加联评时也不过是充当了一回“道具”、陪伴着别人履行了一个程序而已。这样一来他被“评”掉、我被耽误，自然有人坐收渔利。在这场“推荐闹剧”中，排除掉了我这个在当时情况下算是有一定竞争实力的因素，当年被“成功推荐”去上师范专科的唯一一个名额，最终落在了表现一般、成绩平平的公社文教干事的弟弟身上……
刚走上社会亲身经历的这件“上下联动”而使我蒙受打击的事，教我初次看到了光鲜的社会生活表面之下所潜藏的阴暗的一面，使我开始学着持怀疑的态度审视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恢复高考的喜讯，使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暗暗地给自己鼓劲儿：你得报考，你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你得靠个人的努力改变自身的命运。
然而，这“改变”谈何容易！刚回到农村时我还幼稚地定了个复习功课的计划。但是每天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就是共青团组织的办《团报》、排练文艺节目等许多活动的组织工作。白天累一天，夜里忙半夜，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复习功课，“计划”自然落空；到电影队后，整天翻山越岭转点儿去巡回放映，大多时间都跋涉在崎岖的山路上。恢复高考的新闻发布后，原来的课本许多找不到了，没有任何复习资料，只有一份传抄来的200多道没有解题步骤、没有答案的数学题。
上初、高中期间学校没有开过历史和地理课，我把我三舅上中学时的课本拿来翻了翻，了解了一点儿常识。因为有公社电影队的事，我不能把工作停下来请假专门复习备考。我没敢耽搁去给群众巡回放映电影。山路坎坷，边走路边看书很容易摔跤，只能在走累了、坐在路边休息时看一小会儿书；晚上影片开映后在机器微弱的指示灯光下看看书。为了补短板我通过邮购方式买了一本《青年自学丛书?数学》，可还没看到一半，不料在一个叫“獐耳沟”的学校院子里放电影，散场后忙乱地收场结束时，发现书莫名其妙地没了踪影。
真是雪上加霜，叫人无奈！
当初的功课学得就不很扎实，在社会上晃荡了几年，理科知识差不多忘光，当下真是拾不起来了！临近高考前，时任双槐树中学校长的陈世禄老师给辅导了一堂政治；他还邀请到了五里川县二中的数学老师柳永青和历史老师张玉亭，来给双槐树公社报考的青年们做了一次考前辅导。我下乡回来有幸参加了这次听课。——于是就这样仓促上了考场！
第一年的高考时间是12月8、9两天。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唯一一次冬季高考，是各省自主出题。我们的考场设在五里川的卢氏县第二高中。双槐树公社当年共报考60几个人，临阵有几个主动放弃了，下场参加考试的有50多个考生。12月7号我们一起赶到五里川，住在街上的旅社里。
次日上午考试语文，分两场。第一场考语文知识部分，30分钟。首次上场没经验，心还挺俊，想把卷面写得漂漂亮亮的；每道题还先起草稿，然后再誊写上去。卷面看起来倒是整齐干净了，可是耽误了时间。我选择的最后一道题是翻译荀子《劝学篇》中的一大段。这篇文章自己能背得滚瓜烂熟，翻译也不成问题，但当我打完草稿往卷子上誊写时，没时间了，只写上了4个字，哨子响了，卷子被监考老师抓走了。可惜这道题就占了语文知识部分的一半分数。开始的第一场考试就吃了一闷棍，我把本来应该得到的15分给弄丢了！
休息10分钟后的第二场是作文，两个题目任选一个。第一个题目是《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第二个是《为抓纲治国初见成效而拍手叫好》。我一看就没犹豫地选定了第一题。这是个抒情性散文的题目，比较好把握，自己怀有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觉得有话可说。于是稍加思索便比较顺畅地写了下去；结尾处还和开头做了个照应，觉得结构完整，自己比较满意。
下午考政治。我随心所欲地发挥，写了不少，个人感觉还马马虎虎，但实际上得分可能不会很高。但次日上午考数学却傻了眼儿，许多题看着熟熟的，可就是像“狗吃刺猬”一样。事先有老师给提醒，如果不会，不要轻易放弃而交白卷；如果是零分，其它科考得再好都不会被录取。我就想着无论如何不能得零分，哪怕得一分两分都行！于是就努力能做几步是几步。由于精神紧张，大冷的天我竟弄得浑身是汗！下午考史地，有会有不会的，含含糊糊赖好做完了，觉得比数学难度要小好多。就这样晕晕乎乎考完了所有科目，总的感觉考得不好，没什么希望！心里还在为自己找台阶下：今年太仓促，没很好准备，功夫没下到，进场算是体验体验，明年继续努力争取吧，但这条路绝不能放弃！
由于自己清楚没有希望，又由于考前听了几天辅导，考试又耽误了两三天，回公社后我就赶紧下乡去放映电影，把高考的事暂时扔到了脑后。
过了一段时间，公社打电话要我赶紧从乡下赶回来去城里参加体检，说是我进入“初选分数线”了。这消息还真让我有些意外！我从乡下赶回机关后才知道全公社50多名考生“进线”了5个人：一个是刚吸收为公社新干部、任团委副书记的薛建军，双槐树大队架子底下生产队的；一个是和我一个大队西岭根生产队的韩成章；另外两个是双槐树街上莫家哥妹两个莫书礼和莫凤琴。莫书礼是豫西师范体育专业刚毕业，由于当时说“工农兵学员”国家不包分配，恢复高考后他又振作精神重新报考。
听公社的那位文教干事说，开始上初选线的没有我，他有点儿怀疑，就想法去查了查我的考试分数，结果发现我的总分有10分漏掉了，统计分数时没加上，他给纠正加上后我才上了线。我没有认为他这话是假的，他说我数学还得了十几分，比我本人的期许还高呢。后来证明他的话确实是真的。在关键时刻他帮了我的忙，这事使我对他产生了感激之情，对“人是具有多面性的”这句话有了切实的感悟。
体检是在县城东北虢山半山腰的县委老党校进行的。这是平生唯一一次被脱光了衣服检查身体，让人觉得很窘迫！体检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消息。过了阴历年，有一次下乡回来走到街岭壕碰见了刚从部队复员回来的原是同班同学、后来跳级比我高了一个年级的吴振南，他说“你已经被大学录取了，通知到公社了。公社还决定让我接替你的工作来电影队呢！”他说话时喜气洋洋的。我问“录取的是哪里”，他说“是‘陕师’，我都见《通知》了！”
我知道这是我填报的最末一个志愿，自己清楚没有考好，最末一个志愿能录上也算是幸运了，赖好也算是没有落榜。在我之前薛建军已经被录到了开封师院，人家数学比我好，得了40多分，走得好是在情理之中。另外3位进初选线的，可能是志愿填报得高了，没有被录取。第一年高考，双槐树公社被录取走的只有我和薛建军两个。录取通知装在一个不大的牛皮纸信封里，下面印着“豫西师范”四个字，里面装的除了通知外，还有应办各种手续、报到时间地点及应注意事项等。
接着就是要按照规定，得往公家的粮店里卖一些粮食，办理户粮关系，把电影队的工作手续等交割清楚。临走前，公社机关还专门为我召开了欢送座谈会，领导讲了话，给了我很高的评价和鼓励；同志们也都热情洋溢地发了言，对我的工作和为人方面给予了很充分的评价，诚恳地鼓励我到学校后刻苦学习，努力深造，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领导和同志们的真诚叮嘱使我深受感动，我诚恳表示要深刻铭记领导和同志们的深情嘱托，珍视得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刻苦努力，不负领导和同志们的厚望！
难忘1978年的4月12号，我背着背包、提着生活用品袋子只身离开家乡走上了外出求学之路。我坐了120里长途汽车到县城，次日早上又坐长途车到灵宝火车站。以往没到过灵宝，连真实的火车都没见过。在火车站候车室我遇到了同是带着背包等行李的卢氏县的一个青年，经攀谈知道也是去豫西师范报到的，名叫张云剑，顿时感到很亲热。他年龄比我大两岁，而且当过三年兵，有过长期离家外出的经验。有了同行的旅伴，驱除了脚踏生地、眼观生人的孤独感，使我有了依靠和安全感。我们一同买了到陕县观音堂的火车票；没有直快，只有慢车。
火车不论大小站每站都停，“咣当咣当——咣当咣当——……”，赶到观音堂火车站，已经是下午五点来钟了。
下了车就见到了学校在车站设的“迎新接待站”标志，同时下车的还有另外几位新生。在这里值班的几位同志很热情，说“学校的马车在这里等着，专门接你们呢！”于是帮我们这几个新生把行李放到马车上，我们几个人一同挤坐在上边，听得一声鞭响，马车走动了。马车先往东再向左往北拐去，走上了一条坑洼不平的黄土路。慢坡斜着向西北方向下到底洼处过了小桥，又慢上到了一个大墁坡地平缓向上建着的一大片房舍前停了下来。
2023年再访古槐
这就是将要成为我的“母校”、将改变我一生命运的“豫西师范学校”！她处在观音堂古镇北面隔着个黄土墚子的一个比较荒僻的大山洼地向阳的北坡上。这个像“簸箕”一样的大山洼的口端朝着东面，陇海线火车道在山洼口处拐了一个大“S”形的大湾又向东、向西而去了，铁路东就是有名的“七里古槐村”。铁路离我们学校的直线距离不足一公里。火车西行到这里是爬上坡，车头冒着浓重的黑烟，声音很大，显得很吃力。
我们下了马车，取下行李，大车被赶走了。新生已提前分好班，公布在书写好的一溜板面上。我被分在文科“七九一班”，张云剑被分在文科“七九二班”。有人介绍我们认识了自己的正、副班主任。我们七九一班的班主任是一位年轻漂亮、干练稳健而又大方的年轻女教师詹素芳老师，副班主任是一位年轻的额头稍宽下巴略尖、面目白净富有光泽、热情精干的王国军老师。王老师热情地帮我把行李拿到了寝室，然后带着我找到换饭票的地方，指给了我学生餐厅和打开水处的位置后才去忙接待别的同学的事。
这不是真的，只是相像而已
学校院墙的大门偏东朝南，西侧一大片是几个篮球场，再西边的院墙外是另一所学校——陕县第二高中。靠北土堎上边是东、西一长溜十来米宽的麦地，北侧一条砖铺的道路的里边就是呈扁“U”字型建成的东、南、西三面相连着的瓦房教室。东、西各向北拐的那一段教室稍短些，靠南的这一面很长，中间有个一间宽的门洞过道，可通往外边的麦田和球场；紧挨门洞口东侧的第一个教室是“七九二班”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七九一班”。这一长串教室围着北面一个长方形的大院子，这是全体同学上早操和课间操的操场。
教室朝里的一面是一圈长廊和红色楹柱，看起来古朴典雅。大院的北面一排房子是图书馆、阅览室和印刷室；再北是老师们的办公区、厕所、往届生的寝室、水塔、开水房和大礼堂等。大礼堂兼着学生的餐厅，靠南的一端是舞台，靠北的一端是学生伙房。卖饭的一排窗口面朝着砖铺地面的空旷的礼堂；没有餐桌椅，学生们吃饭都是圪蹴在地上的。再北面就是教职工的居住区。教学区的大门是挨着东侧教室北侧的山墙而朝东开着的，进门迎面正对着印刷室的山墙。
我们刚入校报到时，教学区大门口山墙上办着一期“革命大批判专栏”，毛笔字写得挺隽秀，有横排，有竖排，有插图，版面设计很艺术。记得第一篇是一首长诗，标题是《昙花兰的自述》，占了整个版面的将近一半篇幅。这首诗是以形象的拟人化的手法来讽刺、批判前校长茹湘岚的。
我们新生的寝室是在走进校园大门后直通到上面那条大路东边上半部分的几排两层红砖筒子楼里；都是临路这边的山墙开门，里面中间是走廊，左右两边两排寝室。我的寝室是从上往下数第二排楼进门后靠右手的第二间屋子。由于离铁路距离太近，火车的声音很大，初来时夜里常被火车的“咵嗒——咵嗒——”和将要拐弯时发出的长笛声惊醒。
学校为我们新生的到来还举行了一场“迎新文艺晚会”，节目演得很精彩。记得有一个节目是独幕舞剧《兄妹开荒》。演员是上一届艺术专业的工农兵学员，后来才知道演“妹妹”也是卢氏籍的，叫何桂芝。接着，学校为我们新生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学校的党委书记叫李柏芳，年龄较大；原校长茹湘岚已被打倒，正在接受批判；稍后又调来一位从部队转业的团级干部谢玉亭任校长。团委书记是往届留校提拔起来的政治素质好、精明强干的年轻干部林崇周老师；团委副书记是一位姓宁的白白胖胖的年轻的男老师。
过去的豫西师范已成现在的模样，红圈内是曾经的学校礼堂
“豫西师范”原来简称“陕师”，也就是陕县师范，建校很早，为豫西地区各县市培养了许多人才。学校藏书丰富，师资力量雄厚，开设的专业也很全面，在豫西有一定名气。许多学生家里人给在这里上学的子女写信，收信地址笼统地写成了“豫西师范大学”，也能收得到。上一届除了几个基础学科外，还设有体、音、美专业，人数也比较多。
由于是粉碎“四人帮”后刚恢复高考，当时的政治氛围使“工农兵学员”这个称谓与流行的所谓“极左路线的产物”这种说法有点儿瓜葛，有些敏感，加上当时传言说上一届同学毕业后“不包分配”，因此使这届同学特别有情绪。他们对我们这届新生在一些活动中动辄以自豪的口气说“我们是高招制度改革后的第一届……”如何如何的话特反感和抵触。上早操或课间操时他们不但不去上，而且自由散乱地在边儿上嘻嘻哈哈地嘲弄；领操的人喊“立——定”，他们就喊“驴——卧——！”
尤其是上届体育班的学员，更是粗犷彪悍。在食堂里吃饭排队时，开始新生不明就里和他们站到一个队里，会被粗暴地挤出来，因吃了亏又惹不起，后来新生就只好离他们远远的。他们自己也乱挤乱插，有时不站队挤成一疙瘩，动辄打架；还常和伙上盛饭的师傅对骂对打，外面把稀饭汤从窗口往里泼，里面的又拿勺子舀了汤泼出来；师傅们觉得不解气，就又从小门里冲出来和他们扭打在一起。
这届学员毕业时，学校筹备好为他们举行毕业典礼。他们全体串通好了，都不去参加，害得校领导在主席台上干坐着等，我们新生在礼堂靠东侧一边整整齐齐坐着憨等了一个多钟头，他们一个也没到场。毕业典礼大会没开成，于是领导只好悻悻宣布将我们解散……
然而，我们这一届新生的状态却截然不同。一个个精神面貌良好，积极主动，健康向上；自觉遵守纪律，个个朝气蓬勃。
毕业40年后的合影
我们“七九一班”全班44个同学，分4个组。我被分在第二组，坐第二桌。右边是同桌水爱民，左边挨着的是三组的周建国同学，他左边是王进璞。我们二组的组长是灵宝籍的骆宗民同学。全班共8个女同学，是这一届中女同学最多的班；每组两个，都坐第一排，依次是张焕芳、谭华、杜占卿、张苗芬、杨淑娟、王桂生、齐荷芬、李灵霞，她们自己戏称为“八大金刚”。王治通是我们班里最有威信的、稳健、成熟、唯一一个进全校“学生会”当了“校级”干部的同学，也是我们班的第一大笔杆子。他读书多、功底厚、文笔好，讲话有板有眼儿、旁征博引、严谨雄辩。他写字方式很特别，右手握笔，左手的食指和中指辅助着顶住右手，在桌面上“噌—噌—噌—”写字很有力度，笔体雄健，字写得又快又好，给人印象特深。
八朵金花中的7个，左起：王桂生、杨素娟、张苗芬、张焕芳、李灵霞、齐荷粉、杜占卿
我们班最初有一个中等个头、脸圆圆的叫张占京的同学。他是个党员复员军人，精明干练很会说话，我们坐前后桌。但报到后只上了几周课，一个技校又录取了他。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竟然辞了豫西师范上技校去了，令人不解。他走之后，学校又补录了一个叫杨水河的同学到班里，是偃师首阳山人，白皙魁伟，一表人才，而且很有口才。
班长是李惠民同学，也是中共党员、复员军人。他年龄稍大，成熟老练，为人诚恳、义气、厚道，性格豁达不羁，很有协调能力，在班里颇有人缘。我和他在班里是工作搭档，我们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挺好。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叫杨永诠。他的起点挺高，是由农村选拔到原洛阳地区“知识青年工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可谓“凤毛麟角”。头发浓密黑硬，梳着个大背头，拿我们班唯一说普通话的女同学谭华的话来形容，就是“头大大的、长得像毛主席的那个同学。”他讲话能力特别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撼人心魄；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性格也很豪放。同学们说他有一副伟人的相貌姿态，他就故意很幽默地挺胸、抬头、阔步、挥手或慢慢鼓掌，模仿毛主席的形象，学得惟妙惟肖，逗得同学们兴奋喝彩。
让我没能想到的是，我本人憨直单纯并无所长，学习成绩平平不算突出，又不具备很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竟然受同学们抬举选了我当班里的学习委员，这使我大为感动。因为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从没有与我同岁和比我小的同学，都比我年龄大；我个子低不显眼儿，从来没有当过学生干部，连个组长都没干过。这次同学选我当班干部，我就想着要尽自己最大努力，为全班同学做好服务工作。其实也没有多少工作要做，无非就是收发作业、给同学们领领讲义发发页子、管管点名，老师们有什么要给同学们转达的，跑跑腿儿而已。
当时刚恢复高考，没有成套的汉语言文学教材，学校是从这所大学选一本，从那所大学拉一本；少有现成的教科书，多是把“讲义”刻蜡板油印成页子发给同学们。经常是边刻边印，边发边讲。如历史课，古代文学课，近、现、当代文学和文学史等科目。学校刻印来不及、跟不上，我们就得自己来。作为班干部得带头刻讲义。班长李惠民的字老练有功夫，团支部书记杨永诠的仿宋字刻得好，还有范冠超、刘小孬等都刻了不少页子。范冠超粉笔字写得漂亮，教室外面的黑板报几乎全包了。
我赖好顶个“学习委员”的名，虽然字不怎么样，但还必须得多刻。课余时间和星期天几乎都用到了刻蜡板上了，为此右手的中拇指关节处磨出了很厚的老茧，鼓起一个疙瘩。虽然有点儿辛苦，也耽误自己少看许多书，但能做点儿服务同学的工作也感到很充实和快乐。学校规定学生刻一张蜡板给两毛钱报酬，我还挣到了好几十元，也算减轻了一点儿家庭的经济负担。
同学在毕业30年后协会在王莽岭左一杨占坡，右一郭文广、右二张焕芳
其实这届同学在学习上是不用“管”的。同学们学习目的都很明确，学习的积极性非常高，对知识的渴望和摄取就像“饿人扑在面包上”一样主动，人人不想平庸，个个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你追我赶，非常刻苦努力，都想取得优异成绩，展示出自己的才华。在课堂上，老师刚提出一个问题让学生回答，全班同学都不甘示弱，几乎同时“刷——”的一声全部举手抢答；有时还就一个问题在课堂上展开激烈的争论；这个同学意见还没发表完，其他几个持不同意见的同学把手已经高高举起来了。有时课堂辩论甚至把老师的讲课计划都打乱了，老师成了看学生辩论的观众！
我们的政治课老师是颇有学者风度的吴少庆老师；教历史课的是胖胖的、年纪较大的乔森茂老师。两位老师资历都很深，教材熟，教学经验丰富；即使不带课本、不拿讲义也能讲得重点突出，条理清楚。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毕业，乔森茂老师就去世了。
第一学期教我们“现代汉语”语音课的是我们的班主任詹素芳老师。她虽然年轻，但在语音学方面造诣很深，普通话字正腔圆、音调准确，正音正字特别标准，课教得非常好。她还经常参加国家级的学术交流会议，在其同行中出类拔萃。在我们班同学们中，语音学得最好的“科代表”、堪称詹老师高足的是女同学中个子最高的张焕芳同学，她毕业后被学校留校教语音课。现代汉语课到下学期由一位叫李崇斌的老教师接任。
最初教我们“文选与写作”课的是年轻的副班主任王国军老师。他很能调动同学们的兴致和热情，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常能挑起同学们在课堂上的热烈辩论。他有个口头禅：“是不是这个问题唻——？我说就是！”同时右手往下一劈。王老师的毛笔小字写得特好，令人羡慕。但他不久就考上了研究生走了。接着教我们写作课的是临时借调来的一位长于写作并发表过几篇儿童文学作品的阎继明老师。他给我们介绍过贾平凹学写作的经验，说他为了学会写小说，把一本孙犁的小说集《白洋淀纪事》反反复复地细看细琢磨，把书都都翻得稀烂，便得到了写小说的窍门儿。那时候贾平凹刚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满月儿》并得了全国第一届短篇小说奖。阎老师教课期间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宴会重新开始了》，草稿写成让我给他誊写，后来发表了。
他教了我们一段时间就安排正式工作调走了，接替他的是以前被打成“右派”刚刚平反复出的马光老师。他个子高高的，讲课声音很洪亮。不久，他原来工作的单位给他恢复工作调他回去，他办齐调动手续后，买了一大包子水果糖块儿，在课堂上跟同学们告别，并把他回北京工作的原单位用粉笔大大地写在黑板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糖烟酒，综合处”，让同学们记下来，嘱咐将来上北京去好找他，真诚动人，其情可感。他写在黑板上的地址前面冠上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帽子，让同学们有点儿忍俊不禁。有两个调皮的同学过后还上到讲台上模拟马老师的腔调在黑板上比划着说：“同学们到北京去找我啊，地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糖烟酒——综合处’。”声音夸张由高到低、由大到极小，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在王莽岭上
马光老师走后吴兴业老师、蔡平安老师还给我们上过几节写作课，但时间都很短。蔡老师后来从政，还在卢氏县当过副县长，可惜刚调回三门峡市不久就患病去世了！教我们写作课时间较长的是张继央老师。他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一个是刚入校不久在一次批判原校长茹湘岚大会上的发言，题目是《老茹杂谈》，有点儿“簸箩筛子一起上”的感觉；一个是介绍著名作家柳青深入生活、扎根陕西农村黄浦村二十余年写成长篇小说《创业史》的故事；再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口头禅，肯说什么什么“一样样的”。张老师的毛笔字很有功夫。
教我们“文艺理论”课的老师是往届的留校生水国方，是一位很有风度的美男子，课也教得不错。印象较深的是谈到文学产生于劳动时，讲到鲁迅先生说的“吭唷吭唷派”和“手势语说”，他以姿势助说话，留在我头脑中的烙印较深；讲诗歌的诞生，说到中国最早的一首诗是写远古人类制造弓箭打猎过程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他还在黑板上画了一幅粉笔画。他曾问我读过哪些外国文学作品，我如实地回答，水老师说：“读的太少了！”还真是的，以往在农村还以为自己爱学习看的书不少，谁知一入学府才人汇聚、群星灿烂，与同学中翘楚相比真是黯然失色。尤其是进了学校的图书馆，真是望洋兴叹，感到自己太浅薄、太无知了！
“古代文学”课是介绍一段文学史，讲一段作品。教我们的是石俊峰老师。他讲文学史条理清晰，讲古代文学作品讲解、分析得很精辟。他督促我们背诵了不少作品，让我们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
“现代文学”课第一学期学的是毛主席诗词。任课的是周冠生老师。他讲得激情澎湃，很有感染力。周老师也是往届留校的，是詹素芳老师的恋人，我们上学期间他们结的婚。
接任周冠生老师教我们“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史”课的是薛金发老师。薛老师也是往届留校，性格奔放，风度潇洒。学校选派他到国家名牌大学进修了几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功底厚实，水平很高；板书字体劲挺有力，讲课声如洪钟，很有爆发力。他讲现、当代文学史，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一直讲到新时期当下的文学。
当时复旦大学附中学生卢新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伤痕》，引发了全社会对“文革”反思的潮流，拓宽了文学写作的领域。薛老师敏感地把握当代文艺思潮，及时从文艺批评的角度为我们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讲到“寻根文学”。由短篇小说《伤痕》讲到刘心武的《班主任》、《醒来吧弟弟》，王蒙的《春之声》；从维熙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张贤亮的《土牢情话》乃至张扬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等。课讲得声情并茂，极富感染力！我毕业后10年教书生涯的讲课风格就深受薛老师的影响。
我们班在富有文学艺术涵养的教师群体的启迪和熏染下，形成了很浓厚的学术氛围，学习风气良好，班里多数同学都是很富有才情的。袁振科同学的文章和刘小孬同学的短篇小说《高价姑娘》在《偃师文艺》上发表后，在同学中争相传阅，引起轰动效应。同学们中有了好文章，一经老师推荐，就在班里纷纷传看。当时人们的思想还比较封闭，写爱情在文学作品中还比较敏感。我记得当时看了治通同学写的一个爱情小说，涉及到青年男女热恋中拥抱接吻的情节，记得我们俩晚上还坐在月光下教室南面篮球场边草坪上还讨论过那个稿子。
我们班自发组织了两个文学小社团，各自创办了个练笔的小刊物。一个是王治通、徐龙欣（我们班的“学霸”之一，现代文学“科代表”）和刘社子等同学办的《星期六周刊》，是以“复写”的形式出的；一个是李惠民、廉江涛、王志强、李相卿和我等5个同学组成的“文花社”，办的刊物叫《文花周报》。记得我开始提议说叫《文华周报》，惠民说：“口气有点儿大了，改一个字吧。”就把“华”改成了“花”。因为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常到文印室去领页子回班里分发，和文印室的姑娘们打交道多点熟悉了，我们的刊物就刻成蜡版，交给她们给帮忙悄悄印出来，我在领讲义时夹带拿回班里分发给同学。
江涛是诗人，新诗写得好；惠民的杂文写得犀利，登在小报上的《种菜书记》和《天桥把式》等文，我至今还印象颇深。我们的小社团和小刊物对练习写作有点效果，但主要是在班里起到了营造学习氛围的作用。我们“文花社”的发起是在1978年的冬天，5个成员还都穿着大衣到观音堂街照相馆拍了个合影照。
在一年级时全校举行过一个歌咏比赛活动，我们班选的4首歌，前两个是班长李惠民选的，一个是《长征组歌》里的《过雪山草地》，一个是《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第三首是我推荐的《战友之歌》；第四首是《歌唱新宪法》，惠民要我编的歌词，他谱的曲子。我们唱歌是王济慈老师拉手风琴给伴奏的，她拉得非常好。她是北京大学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的女儿，六岁就开始学习拉手风琴，非常专业。学校原开设音乐班，她是音乐专业的老师。由于家学渊源，她文学方面的造诣也很深，曾听过她一个大会发言，很有文字水平。王老师在我们尚未毕业时就考上研究生回北京去了。
文科两个班搞过一个读书演讲活动，我们班原来安排有一个讲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的节目，给我的任务是介绍故事情节。我边看边缩写，也下了番功夫，准备了两万多字的故事梗概，可后来因为安排的评论没有落实，最终这个节目给流产了，让我还有点儿惋惜。在正式举行活动时我们班谁参加的印象有些模糊了；“七九二班”那个个头不高、歌咏比赛时唱《公社是个向阳花》嗓音很嘹亮我没记住姓名的那位女同学，评论小说《鲜花与墓场》的发言给人印象比较深。记得还举行过一次诗歌朗诵，我和老乡同学王广才同台朗诵，得了一个三等奖；美术、书法展览活动，我画的是一张人物水粉专栏刊头画，王广才书写的一张隶体条幅入选。给人印象较深的是外班的一个叫“熊亚利”的同学的国画四扇屏，技法纯熟，画得最好。
在王莽岭上
我们班搞过两次“学农活动”。一次是第一年夏天麦子开始黄穗儿快成熟时，班主任詹素芳老师带领我们过了铁路去学校东面的“七里村”为当地生产队的麦田选种子。干活的地点就在那棵龙头凤尾8米腰围、距今两千多年的古槐树近处的那片种子田里。生产队长给我们全班同学每人准备一个小篮子和一把剪子。同学们排成一排，每人管几行麦子，把高出来的品种不纯的麦穗剪掉放到篮子里。生产队给我们烧了开水送到地头，还为同学们买了水果糖块儿。这个七里古槐村很有名，是拍电影《反击》时演“鬼子进村”的外景地。
由于1977年刚恢复的高考是唯一一次冬季招生，考试时间是在冬季的12月，报到的时间是1978年4月，我们这届名为“七九届”，而毕业时间却要向后延迟到1980年；翌年的高考就转入正常，是在7月考试当年9月初入学，这就造成了两届学生同一年入学，而1979年这届新生入学后，1980年的上半年就要出现3届学生同时在校的局面。而当时豫西师范，校舍和师资配备却只能容纳两届学生同时在校。学校没法摆布，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只能采取让我们这届提前实习、再提前离校的办法。这样我们这“七九届”就于1979年下半年开始实习。为了使我们这第一届和第三届不见面，年底就离开了学校，但并不算是毕业，而是到1980年的7月才将“毕业证书”和正式“分配通知”一并寄到了我们已经所在的单位。我们这届的在校时间连实习的4个月加在一起还不足两年。
我实习的学校是三门峡市一高，当时还在上阳路上了大坡的马路东侧。同时分到这所学校实习的除我之外还有物理专业的张继新和数学专业的常文耀两位同学。去三门峡这一路实习的还有几个分到了市二中和三中，其余大部分配分到了郊区农村的各个中学。年底结束实习后回校座谈总结，然后离校回家，等待“临时分配”通知。
我实习所在的市一高是全市的名校，当年的毕业班即有两名学生考入清华大学。学校对我们3个实习生很重视，对我们的任课、听课、评课都安排得很是认真和周到。学校先让我担任初中部两个班的语文课，过了几个周就调整我担任两个高一班的语文课。初中部的语文教研组长是段如岭老师，高中部的教研组长是魏志贤老师。还有一个姓李和一个姓彭的老师，他们的课教得都非常棒，教学经验都十分丰富。我听遍了初、高中部所有语文老师的课，学校也安排老师们听我的课。他们都能热诚地、毫不保留地给我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我也能诚恳地接受和虚心地改进。
在市一高让我得到了实际工作锻炼，学到了不少珍贵的教学工作经验。实习期间还参加了学校全体师生去三门峡大坝的参观活动；还参加了一次市教育局邀请省著名作家叶文玲和她的哥哥、著名文艺评论家叶鹏教授的兄妹的联袂讲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
我多次听他的课，非常受启发。他教学有个绝大多数教师所不易具备的特点，就是凡他教过的课文，无论是语体文还是文言文，上课之前都全部能够做到滚瓜烂熟地背诵，上课时不拿课本和教案，只带两锭粉笔；他结合参考书把教材研究透了，做到了烂熟于心，功夫下在了课堂之前。
他住在会兴镇，离学校5里多路，从来没有乘过车或骑过自行车，一年四季步行，一天一个来回。在路上他就拿着本语文教材边走边背，几十年风雨无阻坚持不懈，让人非常敬佩。他有一篇教学论文的题目就是《备课就是背课》，见解非常独到。在将要和他离别的时候，他赠我了一首《自度曲?赠别文光》：“才华葳蕤璀璨，事业辉煌烂漫。好男儿宦游万里贯。赴兰台，先著鞭，别情依依柳丝牵，风晓月残。社稷邀令才，无缘系征帆。盼来日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凿壁偷光，锥刺头悬，肚儿里早把珠玑锦绣装满，正当为四化贡献。牢记少年头，莫等闲，切勿虚度这无价的时光流年。”他的深情的激励和叮嘱，使我终生感佩难忘！
在王莽岭上
在实习即将结束前，学校管教学的陈副校长曾把我单独叫到他的办公室里，不无惋惜地对我说：“学校本来征求了初中和高中部语文教研组长的意见，认为你是个语文教师的好苗子，决定把你留下来。我们校长也向你们豫西师范校领导也争取了，可听他们说是你老家的公社领导曾专程去学校要人，说你们那里正缺乏人才，急等着你回去工作呢，学校已经答应过了。这一说我们的校长也没辙了，真是挺遗憾的！”
事先还真是没有想到市一高校会要挽留我，而且已经为我做过努力了；尽管没有成功，但仍使我非常感动。学校为我们3个实习生作了《实习总结鉴定》，离校前还专门为我们召开了欢送会。
还确如市一高陈副校长所说，就在我们实习期间，我的老家双槐树公社主管教育的副书记知道了我们这届学生要提前“见习分配”的消息，就派一名姓梅的党委委员专程去了一趟豫西师范学校，找到校领导说我们那里是深山区，特别缺乏人才，毕业后一定要把我分回去，让我“为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发挥应有的作用”。他“代表公社党委意见”的这一趟没有白跑，他的要求也很“灵验”，我于是就被分配到卢氏县双槐树中学。在那所深山区学校我一干就是10年，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家乡。
2023春季豫西师范旧址重游
为故乡做贡献这自然没有什么可说。但我联系到1976年“公社联评”后激愤中我缺乏冷静的那一“质问”，就明确意识到这是我“不计后果”该付出的代价，心中有一种“孙猴子逃不出如来佛手心”的感慨。有时也想，这也许是自己的宿命吧……
45年“弹指一挥间”，自己已由青葱年少进入人生暮年。往事历历在目，记忆挥之不去。当年“七九一班”每个同学的容颜在眼前仍清晰如昨，可如今我们七九一班已有6位同学永远离开了人世！回忆当初，感慨良深，思绪翻滚，难以磬尽！多少次坐火车从陇海线上往返，路经观音堂东侧那段“S”形的路段时，我总要透过车窗向母校所在的那个地方郑重地行注目礼，直到列车走远看不见为止；每次都让我忍不住百感交集，潸然泪下……
回顾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全国包括“老三届”在内10年积压的“知识青年”570万人报考，接受祖国挑选，27.297万名被录取。恢复高考是百万国人破除年龄、婚否、出身限制，逆转命运的唯一机会，使中国人才培养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轨道。不啻是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尤为重要的是为我国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仅具有很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自己身为这其中一员，尽管是一名师范生，也算是我这个深山区农家子弟的大幸！
啊，难忘的1977年高考，难忘的“七九一班”，难忘的昔日同窗，难忘那风华岁月……（写于202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