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里林泉
文章摘自《巷里林泉》作者：故园风雨前
原文较长，分上中下三篇来发布
上期链接：巷里林泉——我带炖肉去看你（上）
我得选一块肉。
要有一点肥，一点肥意，点到为止，五花肉就稍微过了。要瘦，但不能全瘦，里脊虽然娇嫩，我却嫌它呆板滥好。要有变化，变化的规律捉摸不透，这质感松板好像接近了，但滋味单调了一点，吃到尽处也就是一块肉，温柔富贵，缺了一点骨气。骨气在骨头里。最好肉的尽处是骨头，贴骨肉能吃到硬派的膏腴香，所谓精“髓”。排骨里的肋排更接近了，质感、变化、骨气兼具，吃起来也方便，然而两点不足使它出局，一个，即使斩得再小巧纤维还是略长；另一个偏偏就是这方便，一口一个一口一个，节奏太整齐，想想都无聊。
我平常烧菜就算够用心，但选这块肉也很费踌躇，反复推敲。无非是想他吃得好。我想大伯吃得好。
最后选定了梅花肉骨。它符合我所有苛刻的条件。
说来真是，也感慨也好笑，我选肉所用到的经验知识，又哪里是我自己的颖悟了，点点滴滴均由大伯早年亲授。我踌躇推敲的那些话，好一阵子忽然反应过来，脑子里是大伯的声音，原来是他自己给自己选一块称心如意的肉。哈哈哈哈，唉唉，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没一笔多余。
他有次鄙薄一家徒有其名的饭馆，因为我们在糖醋排骨里吃出剁小的腔骨，掺了一半之多，当然知道他们为节省成本：
“但怎么也应该选差不多的材料啊，比如一根尾骨，斩小一点也一样好充数，肥瘦软硬也都齐全，食客即使吃出来也会怜你用心良苦，不同你计较。”
“腔骨剁小了就只有骨头，我怎么吃呢？我没法吃呀！你端上来还得原封不动端下去，做厨师的难为情吧？”
还有一句他自认为非常杀伤的评语—“欺世盗名。”
我得说大伯这人其实并没有那么苛刻，他好说话、无所谓的时候挺多，他只在少数几个领域中对少数几类人苛刻，头一个是他们自己的学科领域，另外就是烹饪领域了。他认为合格的厨师就应该像合格的学者，做菜就非得像做研究工作一样，心里一向就装着那匹猪那头牛，念兹在兹，知之甚深。
我选定梅花肉骨，剩下烹饪是很简单的，咕嘟咕嘟滋滋滋。滋滋滋稍微费点神，汤汁要尽量收干，在糖液将焦未焦，眼看要结晶时釜底抽薪，叫它们全体愣住。这样糖下有酱，糖上有油，糖夹在中间有股子硬气，使本已酥得六神无主的肉重整旗鼓，重拾挺括。这个环节也就是十几秒钟，甚至最好马上盛盘，盘子端到空气凉点的地方去敞着，不能盖盖子否则蒸汽凝成水滴再把肉淋坏了。就叫肉独自冷静冷静，把味道先吃进去，回头再一五一十吐出来。
我操作这套程序时虽然早已经很熟练，但因为是要带给大伯的，总好像带点初学者的全神贯注。盘子端到窗口的一刹那，玻璃上映出我的一张脸，我的个天，我差点失口叫自己一声“大伯！”一模一样啊，眼睛凸着，眉头皱着，下巴双着，嘴撇着，脑袋还轻轻地摇，外人以为这是对自己不太满意，承认自己还需要诸多改进，其实根本没有，啧啧啧啧，我对自己极其极其满意，已经完全没有改进的空间。
然而我这自负一见到他马上就垮了。
而且他还啥都没说呢，连看都没看。他在睡觉。我把玻璃盒子放到小冰箱里，忽然发现原先油漉漉亮晶晶的酱汁黯淡了很多，现在深秋天气渐渐寒凉，肉会塌缩萎靡。我轻叹一声，也塌缩萎靡在沙发上。
我出门是三点一刻，为了赶他的晚饭，他们敬老院开饭早。那时人们还没有下班，往东出城的路还很清静。出租车的窗玻璃没贴膜，窗外一切是原色。天空澄碧，天边林梢上停泊着白云。高碑店这边有好些废弃的厂房，墙根儿下大蓬大蓬的翅果菊倒伏了，北京到了多风少雨的时节。干酥酥的空气里充满矛盾的味道，一会儿浓郁苦冽，一会儿湛澹芬芳，是青草在渐渐变成枯草衰草时挥发的氛雾。
我暗暗高兴。因为大伯竟然最终决定回北京安顿。北京又变成了有大伯坐镇的北京。对我来说有大伯的北京才有主心骨，才是老资格，我自己无论活到多大岁数都不配。
在这之前他离开了很久，因为退休后就去了温哥华和我大伯母我堂哥他们团聚，近十几年都牢牢定居在那边。但期间他回国好几趟。家里都劝他不要太辛苦，坐飞机十几个小时啊，他都快八十了。但“不回不行”，每趟他都有理由。一开始理由十分过硬，比如新书要出版必须与编辑会面，编辑没有出国经费；比如要回上海探亲，姐姐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等等。后来理由就渐渐地有点发软，“回去看看”“老房子总不住人不好，总得收拾一下”什么的。家里也不拦了，都看出来他到底心在哪里。
我们以为这将会一直持续下去，会一直见到他红光满面飞来飞去，可他忽然很久很久没再回北京，很久很久都没再露面。因为大伯母在那边去世了。
等再见大伯，已是好几年后。那是一个隆冬，过年前，他儿子陪着他，爷俩满北京找合适的敬老院，我堂哥跑断了腿。他们得空的时候我们一起上馆子里吃了顿饭。大伯见面一直微笑，看看我又看看天花板。主要是看天花板。好像不是刚刚见面，而是这次见面快要结束了。他跟我没什么话吧，对我小孩倒很有兴趣。
“你记得吗，”他笑眯眯说，“你小时候回上海，最怕人家亲你，小姑奶奶她们一亲你你就拼命喊‘又命！又命！’ 哈哈哈哈哈—就是救命救命！”
那是我小孩一岁多的事情，他哪里记得，只呆头呆脑看着大舅公“哦哦，好的好的。”大舅公笑完也呆头呆脑地看着他。
不太对劲，大伯的反应比往年似乎迟缓多了。我看见他的手抖得相当厉害，简直跟故意开玩笑一样，伸筷子搛一个他面前的菜，好像一路都在搅鸡蛋，好不容易搛到菜，回程也十分艰辛，还忽然停住，仿佛迷了路。我笑着帮他，心里震惊。我哥低声说：“帕金森。我妈确诊肿瘤那天，医生说剩下的时间不会超过半年，刚说完，我爸就开始抖了。今年越抖越厉害。”
他们终于选定敬老院住进去时夏天已经过去。大伯很挑剔，一再要求离市区近一点近一点，为了方便老朋友们去找他。结果离我最近。我偷乐得不行。统统都计划好了：每个星期都去看他！像当初念书时一样逢周末就会去！做好吃的、买好吃的送去！把从他那儿学来的本事请他一个菜一个菜地检阅一遍！下些老电影带去一起看！007！卓别林！刘别谦！靳凯利！德菲耐！他喜欢的全都安排上！还有一些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紫竹院、颐和园以及他老朋友们聚居的北大中关村一片，带他去陪他去！还有微信，一定要教会！
统统都计划好了。这趟除了红烧梅花肉我还带了iPad，里面下好了《虎口脱险》和《运虎记》。“这张片子好看极了。”他曾高度评价《虎口脱险》，用一种老式的量词，片子不论“部”“个”，论“张”。等他醒了我就放给他看。
他老也不醒。我想去问问他几时睡的，刚出门就正好碰上看护要进来叫他。
“杨爷爷今天上午累着了。”看护小伙子说，“上午来了五六个人，老同事，杨爷爷跟他们聊天聊了很久。”
我也听说了，自从大伯住下以后经常有人来看望他。
“哎呀吵死了—”大伯醒了。也不跟我寒暄，直接就向我抱怨，“我的一个老同事，老太太，太能讲了，整个上午，整个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在讲话，讲讲讲。”他又皱眉头又忍着笑。
“全世界上没有她不知道的。谁退休了，谁离婚了，谁搬家了，没有她不知道的。不光是我们单位内部，连别人单位的事情她也知道。”
“别人问我话，她替我回答；我问别人话，她替别人回答；她问我话，她自问自答！答错了我要纠正她她也不听！”
“那你暗示她一下呀！”我说。
“暗示？对她得明示啊！”
“啊你明示了吗？”
“我是要明示的呀，但我插不进嘴呀！”他用拐杖使劲捣了几下地板，苦笑摇头。“有个同事，岁数跟我差不太多的，很久不见了，人家从进来坐下到走，我们一句话也没讲成，我还想问问他的书怎么样了，他夫人孩子怎么样了，他都没办法开口！最后怎么样？我送他们出门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只好用目光交流了一下！用目光！面对面！”
他一口气说了好长好长，果然上午憋坏了。又叫我去看墙边同事们送来的礼物。
“鸡蛋你全拿走，怎么想的啊，给我送来一百个鸡蛋，我一天一个拼命吃也得吃到年底了！这是哪个书呆子的主意？—唉，我们单位的书呆子太多了。”他在图书馆的善本部工作。其实我还怀疑他自己也有差不多的名声吧，在他背后。我太知道，“书呆子”在他是一句称赞，饱含相知、偏爱和怜惜。而且刚才即使抱怨那位过于健谈的老太太，我也知道他心里也是喜欢的，亲切的，不然他不会同她抢话，抢不过还要发牢骚，怪她，他生气是佯怒，嗔怨也是娇嗔，里面有种甘愿受气甘愿挨欺负的快乐，这是多少年的默契了。
“她下趟再来我要出去躲一躲，躲一躲。”他笑眯眯地沉浸其中。
大伯母去世以后大伯在儿子家住了几年。他们不让他单独生活，不放心。我哥哥嫂嫂虽然要工作不能全天候照顾他，但晚上总还是回来的。我看过大伯他们房子的照片，不大，跟北京的塔楼宿舍面积也差不太多。很惊喜的是前面草坪上竟然有一棵树，照相的时候正赶上春天满树的粉红色花球。我问他是什么花，他说是邻居的花。原来他们只是借人家的地方拍个照，他们自己房前只有光溜溜一块草坪，而就这样他都嫌麻烦，老得修剪。我暗叹一口气，大伯的爱好无非四项：读书、做菜、听音乐、看老电影。十几柜子藏书不可能跟着他漂洋过海，所以书瘾自动戒除了。原先我在的时候我们还一起看看电影频道播的老片子，他在那边也看不成了。再后来身体的原因菜也不大做了。就只剩下听音乐，这个倒是，他家里是个音乐之家。琴声不断，因为大伯母在温哥华的工作是教授钢琴。但她去世以后家里所有的角落都寂静下去。
说起我大伯母也是说来话长。她也是上海人。自幼弹钢琴。北大英语系毕业。从事翻译工作，20世纪80年代颇有译著，多为文学艺术类，除单行出版外主要刊载于《世界电影》之类的杂志。中年去国，先一步在温哥华定居，等大伯退休后过去团聚。
其实我到北京念书时大伯母已经离开两三年，之后偶尔回国住一段时间。所以我统共没有见过她几面。但对她却有非常鲜明的印象。因为20世纪80年代我爸他们姊妹之间通信频繁，而且关系融洽，常是大伯的信打开一看，大伯母也要写上好多话，不知可是嫌大伯太简略。她的文笔真好，精辟多彩，我记得看她的段落比看大伯的有趣多了。他们也不时有相片随信寄来。那时的黑白相片很奇怪，张张漂亮，构图又好明暗又好，好像门槛很高，一般人没点技术眼光不敢替大家拍相片的。黑白凸显了他们两个的美。其中有一张，在我家老相簿上单独占了一页，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他们两个人刚刚恋爱时在未名湖岸照的，夏天。
真年轻啊，她还没毕业，他是刚刚毕业不久又趁着休息日回学校去看她。她穿着短袖白衬衣，西式领子，衣摆扎进半裙里，半裙是柔和的灰色。他也穿着白衬衣，却不耀眼，大概有暗浅的条纹。她蜷腿坐在草地上，他半蹲在她身后，抱着胳膊。他笑得清淡，她笑得香浓。两张俊俏的脸都冲着镜头，一样的瘦，一样的干净清爽。他们身畔的湖水波纹细碎，头上杨柳垂绦离离，远处的博雅塔层楼清晰，想是没有风，没有尘土，只有艳阳的强光。相片完全是老黑白电影的影调，像被灰色的颗粒蒙上一层荫翳，就算画中人已经被晃得睁不开眼了，我们看着却还觉得哪里至于，所以就算画中人再喜悦快乐，我们也总察觉出一点忧伤。“哎呀，这不是赵丹和王丹凤吗？”我爸妈都说。就算撇除掉自家人王婆卖瓜那部分泡沫，他们两个也真的像他们两个。
那时大伯偶尔也会跟我讲起他们年轻的情形。他讲他当年在学校里怎么追求她。她“很好看”，是校花，他也“很好看”，两边都不乏追求者。因是老乡的缘故，“交往起来当然比别人有一些便利。”这可是他原话，说的时候还忍着点笑，好像过去那么多年了仍旧为此感到开心划算。老实说，这么绮丽的事情大伯却讲得相当枯燥，他这人讲理讲得通透严谨，言情简直，唉。凡见过他们未名湖玉照的，无不称“一对璧人”，心悦诚服，都说他们的爱情故事不知多么罗曼蒂克，但大伯本人的描述实在索然寡味。他就不是那种人。他唯一能被观测到的浪漫，大概就是他爱音乐，我不知道他从前是因为爱音乐才爱了大伯母，还是爱大伯母才爱了音乐，我搞不清次序，我只知道他是古典西乐发烧友。听歌剧我全力以赴、发挥最好时也只能听听选段听听折子，他竟然能听全本。以前没有好电影的礼拜六，他会放一晚上唱片。我最怕他听着听着忽然考我：“这是谁？”我颤声答：“阿依达？……巧巧桑？……维奥列塔？……咪咪？……苏珊娜？”他闭着眼不说话，我不敢停，但已经山穷水尽，我以为他终于生气不再理我时他才哼了一声，道：“—阿依达。”
结果四大爱好只剩音乐。幸好他积累丰富，唱片很多很多。不过他自己又讲了，听音乐顶好去现场听，唱片说到底只是罐头。大伯母去世以后他大概再也没有去过音乐会之类的活动，就在家里听听罐头了。后来家里亲戚传到我耳朵里一个这样的信息，说大伯在温哥华那边根本不交际，渐渐音乐也不大听，坐在房间里整天整天不响，实在受不了时只得冲着院子里大喊两三声。我想象他那样子，心里非常难过。
不过现在好了，他回来了，我对未来我们的娱乐活动很有信心，已经拿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企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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