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
当中国遇见《国富论》：严复译介《原富》百年回眸
赖建诚 著
格致出版社
编按：经济学开山之作《国富论》在1776年出版后，不久就被译成多国文字，有些国家还有过好几种不同的译本。不同时代各国的人文、社会、经济学者，从不同角度理解《国富论》时，总会有许多新的发现与阐释，将原本单纯的斯密，塑造为一位千面英雄。
从《国富论》在全世界译介的角度来看，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的译本《原富》，只是这一波传播活动较晚的一环而已。格致社新书《当中国遇见<国富论>：严复译介<原富>百年回眸》即以严复译介《国富论》为研究案例，追问这部名著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阶段，对清末知识界和政界的影响。
过去两百多年间，有哪些国家分别译了多少次《国富论》？发生过哪些怪异的现象和有趣的轶闻？下文选自《当中国遇见<国富论>》第2.3节，从文本翻译的角度，梳理了《国富论》这部巨著在世界各国的传播。
2.3.1 前言
《国富论》是研究经济学说在国际间传播的好对象，虽然阅读的角度随着时代、文化、意识形态而异，但在过去两百多年间，它一直都是知识界的基本读物。或许它不是读者人数最多的经济学著作，但我们有理由说它是经济学史上被翻译最多次的书之一。研究各国翻译此书所牵涉到的问题，重点不在于译者能否把字句精确地译成不同语文，而是要把眼光放在：各国在翻译这本书时知识界的状况如何？这样才能从较宽广的角度来理解各国译此书的意义。举例来说，意大利文的第一种译本是1790年在那不勒斯（naples）出版的，这可以显示当时该地的学术气氛，是意大利的学术圈正在积极参与一股欧洲文化的更新运动，译这本书正可以显示意大利参与了启蒙运动。所以若只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欧洲各国为何译介此书，那会是个狭隘的视角。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富论》之所以很快地就被译成主要的欧洲语言，那是因为斯密之前有另一本名著《道德情操论》（1759），欧洲知识界对它很有好评，所以早就替《国富论》铺好了路。
2.3.2 翻译的速度与次数
表2.2对比《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在五个国家翻译的状况。有一项共同特征是：各国译《国富论》的时间落差（即原书和译本之间的年代差距），都比译《道德情操论》的时间落差短（对比第3栏和第5栏）。我们可以观察到两种形态：（1）法、德两国知识界对《道德情操论》的译本很熟知，这替《国富论》的译本铺下了坦途（见第5栏的时间落差：2年和0年）；（2）俄国、西班牙和日本对《国富论》较熟知，甚至是在《国富论》之后才回过头来接触《道德情操论》（见第7栏：两者之间的年代落差分别达66年、149年、78年）。我认为原因是法、德译《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动机类似，都是从知识的观点出发，而俄、日在译《国富论》时，经济上都还是发展中国家，初始的动机是想从此书学到“国富的本质与原因”。但后来才理解到，若要充分理解斯密的学说体系，《道德情操论》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要先懂这本之后才能理解《国富论》的背后意涵，所以才进而译《道德情操论》，视之为《国富论》的哲学基础之作。
表2.3是各国译《国富论》的速度与次数。虽然目前已知此书有18种文字的译本，但和当今全世界的语言总数相比，比例上仍然偏低。单就亚洲各国的文字来看，就没有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文字的译本；同样地，有许多印欧语系和斯拉夫语系的文字也无此书译本。
其次，有5或6种译本的国家只能算是“正常”，日、德两国的现象可说是异常：为什么他们对这本书这么“疯狂”？对前人的译本总是不满意，每一代都一而再地重译？德国著名的国民经济学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对《国富论》曾经有过相当刺耳的评论（详见2.4.5小节），但为什么德国人对这本书还一直这么执着（10种译本）？《国富论》在斯密生前只有过5种版本，为什么在日本会有14种译本？那是因为其中有节译本，有全译本，有根据5种英文版的各种译本，甚至还译出英国学者为《国富论》所作的不同注解版。日本经济学界以及人文学界阅读、研究此书的人口比例，可说是全世界最高的。第三，从翻译的时间分布来看，在有3种译本以上的国家当中，韩国集中在1950—1970年；法国在1770—1820年；瑞典是1800—1810年；意大利的第一波是1790—1850年，第二波是1945—1976年；俄国（苏联）是1800—1930年，分布得相当均匀。德、日、西等国对翻译此书的兴趣是持续性的。第四，这波译《国富论》的运动至今尚未停止。我知道有新的丹麦文、韩文、西班牙文译本还在进行中（截至1998年）。第五，相对地，只有1种译本的国家通常也是节译、选译、缩译。为什么这些文化对《国富论》这么冷淡？较简单的解释是，这些国家的知识界通常能阅读英、法、德等主要语文，若用自己的语文全译，一方面不经济，二方面是这些国家的文字，恐怕不易转译《国富论》的辞汇和概念。
这样的说法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尚无瑞典文的全译本（因为他们可以读德文或其他译本或英文原著），但这种说法却不易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德文译本，因为德国知识界能读英文原著的人很多。现在从翻译速度的角度来看，有一件趣闻是法文版出现“同时竞译”的情况。法国的一位修士安德烈·莫雷莱（andre morellet）在1823年出版一本自传《莫雷莱修道院长回忆录》（mémoires de l’abbé morellet），说他在1776年秋季曾在香槟地区致力翻译此书。但几乎在同时，有一位还俗的本笃教派（benedictine）修士阿贝·布拉韦（abbé blavet），他在1774年时曾把《道德情操论》译为法文，也正在译这本刚出版的《国富论》，以每周连载的方式刊登在农学刊物《农业、贸易和金融期刊》（journal de l’agriculture, du commerce et des finances）上，登出的时间是从1779年1月到1780年12月，之后在1781年辑印成六册，分别在瑞士的伊韦尔东（yverdon）和巴黎出版。莫雷莱抱怨说，布拉韦的译本“妨碍了我的译本出版。本来有人出价一百路易，现在变成一毛也不给，后来更因为布拉韦的竞争，而没有人愿意出版”。他还是努力要出版这本书，但又被法国北方桑斯（sens）地区的总主教拒绝了，莫雷莱因此抱怨说：“可怜的斯密被（布拉韦）伤害，而不是被（布拉韦）翻译。……我的翻译作得很仔细。斯密的抽象理论部分，在布拉韦的译本内都变得难以理解，但从我的译本中，读者可以获益。”斯密本人对布拉韦的译本有下列的回应。1782年7月23日他从英国爱丁堡写一封法文信给布拉韦，说他对布拉韦之前所译的《道德情操论》感到非常高兴：“您对我新作《国富论》的翻译，尤其让我欣喜。……我觉得您的译文，从各方面来说，几乎和原著一样好。……我个人对您非常感激，我无法鼓励或同意有另一种（法文）译本。”这是斯密《通信集》内唯一的法文信函，可以看出他的法文相当好。据我所知，这是《国富论》的各种译本中，唯一直接竞争的例子。日译本之间也有竞争的情形，但那是在不同版本之间，以及新旧译法之间的竞争，不是同一时间对同一版本的竞译。
2.3.3 翻译的品质
在这波翻译《国富论》的运动中，出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有“假版本”的事，也有“版本不明”的事。在西班牙还禁印过此书，此外还有误解和扭曲的情况。以下分别举例说明。（1）假版本和不明版本。所谓的“假版本”是说，译者宣称他是从英文原著译来，但其实是从另一种文字的译本转译过来的。例如，意大利文初译本（1790）的译者说他是据英文本译的，其实他是根据布拉韦在1779—1780年间的法文译本转译的。另一个例子是西班牙文的初译本（1792），其实是根据法国名学者马奎斯·德·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对《国富论》的摘要，再删减之后译成西班牙文的。孔多塞的摘要刊在《公共人文库》（bibliothèque de l’homme public）卷3，页108—216，以及卷4，页3—115，1790年在巴黎出版[diatkine（1993）对此问题有深论]。西班牙的这位转译者，不但删去孔多塞摘述的某些部分，有时还断章取义，甚至还不知道《国富论》的原作者是斯密。“版本不明”的例子是，法文的初译本最先在荷兰海牙出版（1778—1779），译者的名字是“m***”。另一种译本1781年在巴黎出版，未载明译者是谁，但公认是前文所述的布拉韦。有很多人认为巴黎版（1781）和海牙版（1778—1779）是同一译者，只是以不同的排印方式和装订在两地出版而已（一个版本是三册，另一个版本是四册）。法国讷沙泰勒（neufchatel）地方的一位居约（guyot）先生，1778年写信给布拉韦说，当他和道格拉斯·斯图尔特（douglas stewart）看到这个1778年的版本时，他们都以为这是莫雷莱所译的。
英国学者默里（murray）在1905年出版一本15页的小册子，主旨是在对比海牙版和巴黎版这两种译本。他认为海牙版的日期早一年，而且显然是由另一个人所译，但他仍无法断定1778—1779海牙版的译者是谁。（2）查禁。上述西班牙文首“译本”的译者是卡洛斯·马丁内斯·德·伊鲁霍（carlos martinez de irujo），当时他的职位是第一国务秘书官（oficial de la primera secretaria de estado）。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在1792年3月3日查禁了《国富论》的“原文”（法文本），但同年却允许此书的摘要本出版。约翰·麦克弗森爵士（sir john macpherson）在1792年12月从慕尼黑写信给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说：西班牙政府已“准许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摘要出版，但宗教裁判所对原著仍有意见”；翻译者保证“他已删除任何可能会引发宗教和道德上的错误或松弛的部分”。这项禁令持续到《国富论》的全译本（1794）出版时。译者是向塞·阿隆索·奥尔蒂斯（josé alonso ortiz），他可能是根据《国富论》第五版（1789）译的，但奥尔蒂斯却认为他所根据的是第八版，这是不正确的：第八版要到1796年才出版。
此外，虽说是全译本，但有某些章节还是删略掉了。奥尔蒂斯是巴拉多利德（valladolid）地区皇家协会属下的律师，同时也是法学和神学的教授。1793年2月15日，奥尔蒂斯向宗教裁判所解释他不久前翻译的《国富论》，“删掉了一些不恰当的地方，……在某节内作者对某些宗教方面有较宽容的见解，因而未译出。任何会对道德和宗教事务方面产生误导或松弛的部分，都已清除干净”。宗教裁判所的最高当局，在1793年2月16日把奥尔蒂斯的译稿送给三位审查者，但当局对其中两位审查者的意见不够满意，原因是“奥尔蒂斯的翻译避开了法文本的错误”（这句话的意义不够明确）。
5月29日，裁判所再度指定一个审查委员会，其中有一位修道士对《国富论》的法译本相当不满（在此之前，法文本的《国富论》一直被视为原著）。奥尔蒂斯做了一些细部修正之后，稿件在10月22日退还给译者，1794年由政府准许出版。（3）误译与扭曲。在各种译本内，改写而非忠实翻译的例子很多。第3章的表3.1、表3.2以严复的译本为例，可以看出严复也是在改写而非精确式的翻译。
这种情况在不同文化系统之间（例如英国与中国、日本）进行译介时严重性通常很明显。竹内谦二的日译本（1921年3月初版，1931年3月修订二版），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是流通最久最广的日文版本，1969年东京大学还重印此译本的“保存版”三卷。竹内在1963年退休后出版了一本《误译》（东京：有纪书房），讨论《国富论》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这两本书的日译问题。他举例批评日本教授的误译，评论他们“错误”和“无知”的状况，说他很以这些“丑译”为耻。他举例说明，同一段文字竟然被译成很不相同的日文。看到竹内这种自我批评之后，才较能理解日本为何会有14种译本。如果日本学者持续地要求完美，那么在未来两个世纪我们还会见到另外14种日文译本。日本学界对《国富论》译本的品质要求最严，他们对细节的要求是其他文种译本所难比拟的，可惜他们对斯密的研究大都以日文发表，外人不易吸收他们的成果。
在西班牙另有一项高层次的翻译。18世纪末有一位物理学教授拉蒙·坎波斯（ramón campos），他出版过一些逻辑方面的著作，试图要把《国富论》的内容翻译成精确科学的语言，也就是要把“经济学化约成精确、清楚和简单的原理”。他要把“到目前为止仍有神秘感的经济论述，通过我的研究而广为人知，可以让精确科学界的人士共同接受”。1797年他在马德里出版《经济学：化约成精确、清楚和简单的原理》（la economia reducida a principos exactos, claros y sencillos），内有简短的8章，把斯密的价格、工资、利润、资本、租税等理论，用简洁精确的方式重述。此书现藏美国杜克大学珍本室，不外借。我有理由怀疑，他在18世纪末时是否真的能做到“让精确科学界的人士共同接受”，因为直到今日也尚无人能做到此点。
2.3.4 结论
翻译是研究经济思潮在国际间传播的重要面向，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缺乏，尤其是误解和扭曲的部分，更是可以深入探究的题材，可藉以理解不同文字和文化体系之间的落差。以上是对《国富论》在过去两百年间翻译的速度、数量、品质，提出概观性的初步面貌。如果我们能对各国译本有较深入的理解，这个图像就会更完整有趣。
启蒙翻译家严复，如何理解和译介经济学开山之作《国富论》？面对这一套陌生文化体系，近代中文读者又有怎样的扭曲和误解？
近代中国启蒙先贤严复所译介的西方学说，对清末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国富论》在西洋经济思想史上，又有其绝对的开创性地位。本书即以严复译介《国富论》为研究案例，追问这部名著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阶段，对当时知识界和政界的影响。
本书一方面从经济学角度，探讨所谓的“严复现象”，即西方思潮如何引入近代中国，中国对西方学说又如何响应；另一方面又以现代经济学的眼光，解析严复思想中的经济面向。本书的目标，是透过严复对斯密《国富论》的译介，来回答这样两个问题：西洋经济学说在中文词汇与概念尚不足够的情况下，是通过何种词语和“思想方式”传入的？从追求富强的角度来看，以提倡“自由放任”“反重商主义”“最小政府”为主旨的《国富论》，对清末的中国社会和积弱的经济，产生了哪些影响与作用？
作者介绍
赖建诚
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博士，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荣休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特邀教授。
在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领域深耕多年，建树丰厚，著有：《近代中国的合作经济运动：1912—1949》《当中国遇见<国富论>：严复译介<原富>百年回眸》《梁启超的经济面向》《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王室与巨贾：格雷欣爵士与都铎王朝的外债筹措》以及《布罗代尔的史学解析》等。主编的文集adam smith across nations: translations and receptio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200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当中国遇见<国富论>》英文版2022年由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
长期致力于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推广，其半学术著作《经济史的趣味》《经济思想史的趣味》《教堂经济学：宗教史上的竞争策略》深受各层次读者喜爱。
全书目录
新版序：严复与《国富论》研究忆往
1. 综观概述
1.1 主题与架构
1.2 初期的介绍
1.3《原富》的诞生与修订
1.4 严复研究
2.《国富论》的传播
2.1 史密斯的经济思想
2.2《国富论》的内容
2.3 各国的翻译
2.4 各国的回应
3.《原富》的翻译和案语
3.1 翻译的动机
3.2 误译与扭曲
3.3 案语解析
4.严复对《国富论》的理解
4.1 对一般论点的理解
4.2 对史密斯的批评
4.3 对史密斯的赞许
4.4 余论
5. 严复的经济见解
5.1 中国经济的弊端
5.2 经济自由主义
5.3 其他经济见解
6. 结论
6.1 回应
6.2 评估
6.3 省思
6.4 后续研究
附录：西洋经济思想对晚清经济思潮的影响
1. 绪论
2. 晚清经济症候的历史根源
3. 经济思潮的类型
4. 西洋经济思想的影响
5. 结论与余论
参考书目
资料：新书季
编辑：洪晖健
上观号作者：书香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