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我在团场中学任教员，发生的一幕幕事刻骨铭心，最终辞去
1974年，我被调到42团场学校当维吾尔语教员。在边远贫困、交通闭塞的兵团农场，团学校是美好的殿堂，属上层建筑。教员是人人羡慕的职业，不像职工面朝黄土背朝天，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而且一年有两个假期。
我的全部家产装了一马车，多半车柴火，十几块铺板，两个被褥卷儿。最宝贵的财产是我抱着的两岁的儿子和妻子腹中的孩子。
我高高兴兴踌躇满志地走向讲台，像李白初进长安纵酒高吟“天才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而一年半后又满腹惆怅地离开了讲台，像辛弃疾抱憾江南荒村“自将万卷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我是主动要求不再当教员了。尽管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非常尊重教师这个职业，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古人讲究“天地君亲师”，老百姓讲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但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用母羊的奶煮羊羔”的上层建筑，我的良心良知不允许我再干下去了。尽管学校比连队好得多，尽管教师是人人羡慕的职业。
42团学校远非圈外人所想像的那么美好。尤其在“文革”的激烈旋涡里。
高中二个年级各有一个班，一周两节维语课。校领导叫我当初一甲班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兼教高中维语课。
初一甲班是闻名全校的乱班，课堂纪律混乱，学习成绩差。我一上讲台就心头烦躁：这那像个正规学校！那像一群“祖国的花朵”！
首先是课堂环境太差。房子是六十年代的土块房，下面几层砖早以残缺不全。
我实在想不通农场的小孩为什么喜欢爬在墙角抠砖头，是没见过而好奇还是砸碎当弹弓的子弹，或者是恶作剧破坏欲，说不清。反正那墙基础洞穴累累，甚至“里通外国”。墙面的草皮早已剥落，露出土块白生生的原色。
黑板是木制的，挂在墙上。板面龟裂，一写粉笔字白灰飞扬。课桌早已看不见原来的颜色，有的桌面只剩巴掌大的一溜木板条子。校院里碱土发白，草木难活，门前沟中只能种植耐碱植物枸杞子。
其次，是课堂纪律太差。“文革”的造反从学校开始，红卫兵、大串联、武斗、工宣队进校等，到1975年已折腾了9年。学校秩序荡然无存，学生从小就没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幼小的心灵在“造反有理”的环境里被严重扭曲了，课堂像赶巴扎，乱哄哄的。
更要命的是，全社会弥漫着“两个否定”：一是否定了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二是否定了包括中国古代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创造的全部知识，“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学校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接班人”。
“文革”其实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的大倒退。而我就被卷入这个大倒退的潮流，像叶尔羌河洪水卷起的草根树叶，由不得你也。
几十年后，我还清清楚楚记着初一甲班的31名男女学生，可以默写出他们的姓名。他们是非常朴实可爱的农场子弟，是聪明刻苦的好学生，但是，因为那个荒诞不经的时代，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进入重点大学。
尽管今天他们通过自已的努力，有的能站在社会台阶的中层，也仅仅是日子过得不错。而令人欣慰的是二十多年后，他们的孩子有的已进入重点大学。
那个时代有个意外收获：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一下子与高高在上的象牙塔里的社会精英紧紧贴在一起了。其结果与“文革”发动者的初衷相悖：要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事实是广大老百姓接受了知识分子的启蒙，感受到了科学知识的永恒光芒。
我在木华里当了两年中学教员，深深体会到这一点。那时42团学校师资力量之强，出乎意料。
“文革”中兵团农学院解散，′一大批精英人才下放到了团场。大学教授讲师来教高中初中，他们根本不需要备课，一根粉笔往讲台一站，肚子里的知识足够“新疆白坎儿”学好几年。
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学飞翔一定要跟鹰学而不能跟鸡学。
上海知青中的优秀高中生被抽到学校当教员，他们非常聪明，学业扎实，只因为出身不好进不了大学门，只有鼓励学生“好好学习、考上大学”。
而我在二连算个“秀才”是羊群里的骆驼，到这儿成了骆驼圈里的羊，矮了一大截子。初中生教初中，农场人互相知根知底揶揄我说是“老母鸡没了，小鸡孵小鸡”。而且，这只小鸡要对付的是一大群乱哄哄的小鸡。
幸亏那年月，我还读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还能用几句马列的话教训学生，提高自已的形象。
老人家倡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我读了《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等名著，当然读得最多的是《共产党宣言》。
掏心里话，当时这些书读得越多，越感到理论太高深而且与中国的现实隔得太远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中国则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来讲，两者相差几百年。
而且这些书与《毛泽东选集》一比较，心里暗想幸亏毛主席在上井冈山之前没有去莫斯科系统读过那些原著，否则中国革命难以成功。因为从莫斯科回来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没有一个不栽跟头的。
中国真怪，只有土生土长的东西才有生命力，任何外来的东西不实现中国化就必然站不住脚。
我常给学生讲，列宁说过“只有掌握了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知识，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没有丰富的知识不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
学生们当时听了眼神里流露出对老师学识的羡慕和对导师名言的感动，但是一瞬间又恢复本性，该闹还是闹，该玩还是玩。“造反”的风把心灵之树吹歪了。要扶正过来谈何容易。
许怀珍老师教数学，她与丈夫朱老师都是石河子农学院的讲师。名若其人，怀有珍宝，她学术功底扎实深厚，非常敬业。朱老师教高中数学。
还没到下课时间，她拍着满身粉笔灰怒气冲冲进了办公室，对我喊道：“你去看看你那个班，没法上课！”“又怎么了？”“阿里木江捣乱，还有高军！”
我心头腾起火苗疾步走向教室。后来，学生陈学林告诉我，看到我走路“踢腿生风、落地砸坑”，就知道我要发火了。
我进了教室大发雷霆，一拍讲桌那桌子像耍赖的孩子一下子倒在地上，怎么也扶不起来。学生们惊恐万状地望着我。我强忍怒气宣布，阿里木江只要听不懂的课，可以自由离开教室，想去那儿玩都行，不能破坏课堂纪律影响全班同学。接着声色俱厉批评了高军。
白天生气，夜难入眠。一个个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在眼前“过电影”。其实，他们是非常朴实可爱的。
我刚到学校，还是大冷天。分给我一间旧房子没有炉子。高军、于建兵、杨金宝几个学生帮我打火墙。他们和泥、砌土坯、盘灶，干得十分麻利。他们的父母都是职工，常干家务，人很朴实。打火墙是技术活，尤其是盘灶，火头要伸直烟要顺。
我在连队是年年请人打火墙，没想这几个调皮鬼居然会这门手艺。一烧火屋里热了而且没有串烟。我连说“谢谢！”他们却不好意思，手足无措，似乎没有听到过老师对他们说过谢谢。
但是，他们学习太差，纪律太差。爱极生恨，惹人发火。后来，我回想起来感到自已太愚蠢了：恨铁不成钢铁就能成钢？人的聪明愚笨是天生的，性格是遗传的，铁变不成钢。我们只能提供高温的炉子，是铁是钢矿石说了算。
可惜我当时没有悟透这些道理，只是一味地“恨铁不成钢”。
那年月真是不可思议：教师们都盼教学秩序恢复正常，“造反”尽快结束，但对学生的教育是：要像黄帅那样敢于“反潮流”、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要像张铁生那样敢当“白卷英雄”。
就像一方面希望学生遵纪守法，好学上进，另一方面却教给学生如何用刀枪杀人。
我们落入了一个怪圈里，都不知道自已在做什么、会有什么结果！我一方面发火推翻讲桌，另一方面写了一篇《赞“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文章，被团广播站广播。
广播员阿兰的声音清脆响亮，感情充沛。学校李协理员听了大加表扬：“写得好！”
那时，向全国8亿人宣传的两个典型：小学生黄帅、“白卷英雄”张铁生。其结果是教育战线一乱再乱、不知乱到何处是尽头！而我们也都在推波助澜、加剧混乱。
就像无数活鱼挤在一池混水中，个个在拼命挣扎夺取氧气，而越拼命挣扎氧气越少。真理的氧气在那里？庄子说的在理：涸辙之鮒，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阿里木江是木华里邮局维吾尔族职工的儿子。维吾尔孩子普遍有语言天才，学汉语非常快。但一接触汉文就寸步难行，而且越学越讨厌。
在夏巴扎公社养蜂时，一位北大毕业的维吾尔族大学生曾对我说，汉文化博大精深，主体优秀，当然也有“脏东西”比如女人缠足、男人留长辫还有太监等。学习汉文化大大提高丰富了我们少数民族，但汉字笔画繁杂，古汉语极深奥，害得我们祖祖辈辈不戴近视眼镜的少数民族学生也成了“四只眼”。
须知我们的文字只有28个字母32个发音，而且笔划非常简单，最复杂的一个字母不过五六个笔画，而你们汉文有的一个字三十多个笔画，吓死人哪！……
阿里木江根本学不进去汉文尤其是古文，根本听不懂什么“一元一次方程”。一上课就捣乱。何必强人所难赶着鸭子上架。
我对许老师说，以后你上课，先让阿里木江离开，反正他混个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少数民族学生不论学习好坏，都发毕业证。许老师马上反问：“还有高军咋办？于建兵、杨金宝……”我一时语塞，含含糊糊答：“再说吧……再做工作吧。”
高军是令我头疼而又难以捉摸的学生。他的长相有男子汉的气质，皮肤稍黑但不粗糙，身体健康匀称，眼神灵活，喜怒好恶，流盼有神。
但他性格极易冲动，作事凭感情不计后果。学习成绩一般，但有号召力，最调皮的几个男生是他的“铁哥儿们”。
我几次找他谈话做思想工作，他头脑反应很快，也能接受我的规劝诱导，眼神充满赞成但也闪烁一丝飘忽，一遇具体事情他就管不住自已了。
我特意安排学习好品行端正的女学生陈丽与他同桌。陈丽是班长，聪明伶俐，爱好体育，篮球场上一个跨步上篮常常博得满场喝采。我对她说一定帮我管好高军，用你的优点去感化他影响他。
我那时不懂青少年心理学，像高军那样的年龄正处于少年向青年的转化时期，正是叛逆心理萌发的时期。从建国到“文革”，几亿人都在投入“阶级斗争”，没有人研究“人”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人有“阶级性”，其他都不知道。后来，他果真给我惹大麻烦了。
学校生活比连队好得多，离商店、医院、电影院、团机关都很近。连队还是家家户户点马灯，学校夜里有两个多小时电灯了。
我母亲在商店缝纫组工作，忙里抽空给我们做饭，我们每天有现成饭吃。尤其是到了学校不久，我的女儿降生了，全家欢喜。
母亲说陈家三代人才有这一个千金。我父亲兄弟四个没有姐妹，我是独子，现在我有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太高兴了！儿子取名“云帆”，李白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女儿取名“云昭”，昭为明亮之意，愿她不要像我被时代埋没无声无光。
教师工作真的枯燥无味，上下课、改作业、大批判、割麦子、挖大渠。最令人心情舒畅的是领着学生挖柴火。那是回归大自然的淋漓畅快，是我和一群活泼可爱的少年的心灵释放交融。
牛车不须操心，那几个学习成绩较差的男学生早己赶车出发了。在以分数定优劣的课堂里，他们被人看不起，心情压抑。一赶着牛车上路，他们一个个神气活现，大声吆喝。
高军、于建兵、杨金宝、王自学，个个会套车赶车。我交给他们的任务是负责来回赶车、装车、卸车，他们感到这是对“调皮鬼”的很大信任，劲头十足。天刚亮，他们赶着牛车提前出发了。因为瘦骨嶙峋的牛走得慢，而且绕许多弯路。
古人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里没有山，烧柴只有进大沙漠。木华里曾是盖孜河古河道，胡杨红柳茂密。河流改道，绿洲沙化。胡杨枯死，残根作柴。
牛车停在高沙丘上，我再三叮嘱学生，一定结伴而行，一定要在眼睛看得见牛车的范围内活动，千万别迷路。
陈丽、许丽、严玉秀、史群、孙国萍等听话的女学生，叫她们各负责两三个人活动。最听话的男学生邓学新、王晓群、陈学林、张利民等，我也再三交代注意几个调皮鬼别跑散了。
秋日朗照，沙丘如浪。低凹处长着胖子草、甘草，也有红柳。空旷的荒野顿时有了生气。
“老师，红柳挖不挖？”“活着的绿色的不挖，死了的干的就挖！”“老师，这里有个大红柳根儿，你来看！”“好啊！”
一个个红朴朴的脸蛋儿，明眸皓齿，神采飞扬，金色的沙丘作背景映衬着鲜活的少男少女，瓷蓝的天空浩荡无垠令人胸襟开阔。考试、分数、“反潮流”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我突然想起十年前刚下火车的上海支边女青年，张开双臂，鼓出胸脯，面向沙丘：啊！大西北，我拥抱你！真的，我也常常有拥抱大自然的冲动。
空旷的沙丘传来遥远的呼唤：“快来看！一个大家伙！”学生们一个个出现在沙包上，引颈张望，呼唤响应。
我赶过一看，是一截两人合抱的干枯的胡杨树杆儿。高军、于建兵、杨金宝得意洋洋地看着我，眼神分明是：别看我们学习不怎么样，挖柴火可是好手！
“好样的！太好了！”我大声赞扬着：“大家集合吧！把这个大家伙拉回去，一个冬天就够了！”
等把学生集中起来，走出沙漠，太阳压山了。走着走着，天黑了。脚下沙土软软的，夜风微微凉凉的。学生簇拥着要我讲故事。
我边走边讲《狼毫笔》：古人写字用毛笔，什么样的毛笔最好？黄鼠狼尾巴作毛笔最好，叫狼毫笔。黄鼠狼为什么把尾巴留给人类作笔？
传说古时候有个农民在大雪天捉了一只黄鼠狼，要处死它，因为它偷吃了一只鸡。但处死之前允许黄鼠狼为自已辩护。
黄鼠狼说我是人类的益友，我长年吃老鼠，而老鼠偷粮食啃草根，是人类的敌人。农民问你为什么偷我们的鸡吃？黄鼠狼说我一年要吃掉一二百只老鼠，只有在大雪天没有东西吃的时候，饿得不行了才偶尔偷只鸡吃。对人类我是功大于过，是人类的朋友啊！
农民不相信说我只知道你偷鸡，不知道你吃老鼠，你怎么证明你吃老鼠呢？黄鼠狼说我吃老鼠都是夜里，人们看不到。农民允许它找证人。
黄鼠狼首先找到猫头鹰。猫头鹰也是夜里抓老鼠，而且明明知道黄鼠狼也捉老鼠并且比它抓得多。出于忌妒心理，它说，我从不知道黄鼠狼也捉老鼠。
黄鼠狼没有办法，只好再找证人。找到了大柳树，黄鼠狼说大柳树你应该最清楚，你那树根底下就是老鼠洞，我就捉过那个洞的老鼠啊！大柳树闭着眼睛思索，老鼠可是给了大柳树好处啊！老鼠的粪便是大柳树的好肥料。于是，大柳树也说了假话，没见过黄鼠狼捉过老鼠。
这一下，黄鼠狼知道冤案逃不过去了，它长叹一声，你们怎么都说假话作假证而且是在我的生死关头啊！黄鼠狼被处死了，它对那个农民说，我死后把尾巴留给人们作毛笔，希望人们用毛笔写真话而不是写假话……
“我们拿起笔来时，一定写真话、一定对得起狼毫笔啊！”
夜色苍莽，林带森森。团部寥落的电灯如泣如豆，12点就要停电熄灯了，大家得走快点。只有杂乱的沙沙的脚步声，男女学生被这个神话震动了，都在思索，无人说话。
气氛有点沉重，我连忙换了个轻松话题，说起我上初中时，要去疏勒县前进中学上学。团场派马车送学生，要走三天。团里派干部背着驳壳枪护送我们。女学生坐在马车上，男学生大部分走路。夜里住大车店自带行李，护送干部抱着枪睡在门口。现在好多了，42团居然办起了高中，你们在家门口就进了中学门。
打柴火回来，我对那几个学习较差的学生印象好了，感情也贴近了。学校总是以分数取人，而分数之外也有人才！会套牛车能干活挖柴火也是一种才能！
我教过的课文里，最喜欢的是《狼》。“一屠晚归，担中肉尽，止有剩骨。途中两狼，缀行甚远。屠惧，投以骨，前狼止而后狼又至。”多么精练生动！蒲松龄真是伟大的文学家。《聊斋志异》是旷世杰作。我讲得眉飞色舞，伏仰指划，学生们却不感兴趣反应冷漠。
我不知道他们想什么、将来想干什么，为何对学问知识那么冷漠，莫非他们心中那个阴暗的幽灵在徘徊“知识越多越反动……”
贫宣队要求“开门办学”。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办、怎么学。学农就是领着学生打埂子、平地。学畜牧呢，我正好与兽医站的技术员王怀熟悉，与他联系学习畜牧知识。谁知结果啼笑皆非。
那天我领着学生到加工队养猪场，开门办学。农场学生那个不知道猪是咋养的！猪圈是咋会事！他们嘻嘻哈哈逗猪乱哼哼，不知学啥来了。
正好碰上王怀在骟猪，一头半大猪被捆了四蹄挣扎着。学生们围住听讲，王怀不愧大学本科生，神态像大学教授上解剖课，语言通俗流畅，一手拿手术刀，一手指点讲解着。
什么睾丸、发情、性腺等，听得女生们红了脸勾了头直往后挪，男生们有人挤眉弄眼作怪脸。说话间，那猪嚎叫着被割除了是非之根。
王怀满不在乎地洗了手，和我走到一边聊天。团场的猪实在可怜，吃的涮锅水泡骆驼刺粉，有顿苜蓿粉算改善伙食了。人一走近，猪群哼哼着挤过来把流着哈拉子的鼻子努出栅栏。
回来路上，几个男生推推搡搡，嘻嘻哈哈。一个调皮鬼喊着告状：“老师，他说要骟了我！”“老师，我没说！他说我发情……”“不许说脏话！那是对牲畜说的话，怎么能对人说？”我发火了。
但平心一想，这是“开门办学”吗？！谁把学生带到猪场来的？不就是你这个老师吗？这绝非领袖伟大号召的本意……
王怀是安徽人，家乡极贫。他说家里女子出嫁前，除了问媒人夫家有多少地，还要问夫家有多少棵榆树。榆树嫩叶可盐咸菜，树皮可度荒年。皖北多旱灾，有时灾年颗粒无收，家里如没榆树，或逃荒或饿死。榆树救了多少条命啊。
“那是解放前吧？”
“现在也还是这样。三年自然灾害时，家乡榆树皮和叶子剥光了。多少人绝了户……”
他对我长叹：“你是土生土长新疆人，在兵团长大，但你没有遇到洪涝旱灾，没吃过榆树皮，你不知道新疆有多好！雪水灌溉，没有大旱大涝。兵团还有一月几十块钱工资，旱涝保收。种不出粮食国家调粮养活你，财务亏了国家补……中国那里找这么好的地方！世界难找！”
这是出身地主的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说的话！他肯定没吃过榆树皮，但他体谅穷人困苦而且敢说真话！我从心底敬重正直的人。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不都是出身地主世家？为何今天坐了天下反倒把“出身成份”放在了第一位……
这才是我开门办学的真正收获。
晚上，看了场电影《闪闪的红星》。母亲早早到露天电影院占好座位。潘冬子的革命战斗经历令人感动。久违的歌唱家李双江的《红星照我去战斗》慷慨激昂，高亢嘹亮。
我非常喜欢李双江的歌，因为1964年10月，16岁的我是踏着他的歌声《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走向连队由学生变成农工的。第二天，满校园学生在唱“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红星闪闪耀，照我去战斗。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
我立即布置作文题目：电影《闪闪的红星》观后感。要求抓住一个人物一个情节，叙述自已的真实感受。
我在班里读了陈丽、许丽两位学生的作文，还表扬了廖玲的作文。我特别指出，维吾尔女学生吐莎汗的作文虽然有错别字，但感情真挚，语言通顺，十分难得。坐在后排的吐莎汗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第一次有老师表扬她的作文。
“文革”应该全盘否定，但这首歌是好歌，电影也是好电影。学生们非常喜爱这首歌，满校园都漂流着“小小竹排”。
进入学校这个圈子，我发现了一个没有人注意的现象：无论父母亲是河南人四川人甘肃人，学生们都说一样的标准的普通话！仔细往深里一想，意义太重大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一大贡献是统一了文字，但没有也不可能统一语言。中国现有多少方言，谁也说不清。随便到一个连队，甘肃话四川话河南话等，几乎可以听到中国所有的方言。
而一进学校，听到农场的孩子都说普通话，而且一个比一个标准，令人惊叹方言土话消失了、统一文字两千多年后，终于开始实现语言统一了！这是了不起的历史进步！
那些上海教师私下交流“阿拉伊拉”全是上海话，而一进课堂面向学生全是标准普通话。他们的小学中学时代正逢全国推广普通话，上海走在全国前例。现在这些走在最前例的人来到了最后例，这对新疆文化的巨大推动作用是非常深远的。
陈丽父母亲湖北人，许丽父母亲河南人，孙国萍父母亲四川人，一开口都说很不错的普通话。杨金宝有时说话带出一点甘肃口音，立刻引来几个调皮鬼的嘲笑喊叫“鸭吉包（杨金宝）！”
上海人宁波人真了不起，把先进的知识文化带到了木华里这块不毛之地。但是三十年后回想学校生涯，耐人寻味。
因为出身不好，品学兼优的高中生被拒之大学门外，到了新疆兵团戈壁滩上，要办高中只有用他们当教员了。但对他们不放心，因为“十七年来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于是又选派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思想宣传队进校，“领导”“改造”这些很有学问却“靠不住”的“臭老九”。自古至今农民对知识分子视为“异类”，这种心理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真正荒唐。
其实，被“造反派”讥为“臭老九”的人是一批学问深厚、为人正派、谦虚谨慎的优秀人才。
当时的我心理也是九曲回肠，五味俱全。一方面特别羡慕上海人的气质风度，聪明才智，见多识广，处世乖巧，另一方面上海人一到木华里，我们这些“新疆白坎儿”靠边站了，连队里赶马车的鞭子都不会落在我们手里，更不必说卫生员统计员会计。
团领导对上海人是一盆火，对我们是一瓢水。如果不是我会点维文，在这个团场的“上层建筑”里绝无我的立足之地。我有时暗自嘀咕：你们的英文俄文抵不过我的维吾尔文，贫下中农注定打败洋鬼子……哈哈，在这一点上我与贫宣队是一致的。
其实，那些高中生对学维语并不真正感兴趣。课堂纪律很差，我也从不纠正，不管不问，上完课就走人。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学不学、学得怎样是你的事，我教完就尽义务了。
只有一位叫马振江的学生，刻苦学维语，常到我家里请教。我给他“开小灶”加快进度。二十年后，他在岳普湖县一个乡当了乡党委书记，无需配翻译官，维语维文令维吾尔群众折服，工作十分顺利。三十年后，他到乌鲁木齐市开会，特地来看望我表示感谢：“在南疆工作，学好维吾尔文字语言，终生受益。”
人一有了知识心眼就活泛。鲁迅说讽嘲话“人生识字糊涂始”。在与学校的上海人宁波人交往中，很容易觉察到他们对新疆不安心，对“文革”早没了热情，当年“告别黄浦江，高歌进新疆”的豪情壮志早已成昨日黄花。
我当班主任终生难忘的一件事是学生高军差点被开除。这件意外事故最终使我下决心离开令人尊重的教师岗位，离开那些非常可爱的学生。三十年后回顾这一切，我有点遗憾但不后悔。我心里常常默默念叨着全班学生的名字。
在一次植树造林挖树工地上，中午吃饭时。几百学生乱哄哄地围住几辆送饭的牛车。
我和学生围在树坑边吃饭。中干渠埂沙土如一堵斜墙，坐着靠着又干净又舒服。学生们乱哄哄地围往送饭送水的牛车，陈学林、于建兵挤出人堆热情地把我的饭端来了。正吃着，突然牛车那边的人堆里传来骚动喊声“你打！你打……”“打人啦！”
一听骚乱声立刻站起来张望着：“怎么回事？不会又是我们班又惹事了吧……”
偏偏就是！初一甲班学生高军，用铁勺子把炊事员老黑子的头砍破了！我气急败坏地一迭声喊道：“高军在那里？快去找、快去找啊！”心想找到他非抽他一树条子不可！宁可不当这个“臭老九”老师……
有人告诉我，刚才开饭时，高军和几个同学挤上去打菜。白菜炒肉，菜多肉少。炊事员老黑子的勺子不停地抖，一抖把肉片抖落了，剩一勺白菜帮子。高军就喊“别抖了”挤上去伸出碗。老黑子偏要狠抖，眼睁睁的几片肉又抖没了。高军一气，夺过勺子，照老黑子的头就是一下子。那铁勺早被铁锅磨得锋利，一下子老黑子的额头裂开月牙形口子，血流如注。
“威虎山的土匪下山了！”
“早该开除了！”师生舆论一片哗然。
孔子说过“目不足恃”，眼见到的东西也不一定完全真实，况且听来的。我在图木舒克工宣队有经验，对人的处理一定要慎之又慎，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尤其是在心情激动时不能意气用事。
“谁和高军一起去打饭的？”“于建兵。”“把他叫来。”我尽量装出平静沉着的样子，其实心里怒火中烧。
于建兵勾着头把事情叙述一遍，像他写的作文一样层次混乱。但他讲了一个细节，高军当时夺勺子要自己动手去捞被抖掉的几片肉，而不是要砍老黑子。
老黑子紧抓勺子不放手，两人争夺。老黑子坐在牛车上居高临下，高军站在下风使不上劲儿，一松手，勺子反弹到了老黑子自已的额头。这个细节太重要了！是“本案关键”！图木舒克工宣队练出了我的逻辑思维，一下子就能找出关键抓住关键！但我必须找高军本人核实。我对于建兵、杨金宝说：“你们别干活了，去找高军。告诉他天大的事情有老师担着。”
收工了，人走了。血色夕阳，寒风萧瑟。我独自坐在沙土渠埂上，这两天发生的事使我心情沉重十分难受：高军呢是我做了多少工作，去了几次家访，还安排了一位最优秀的女学生陈丽与他同桌，时时帮助他。他刚有点进步，上课不捣乱了，下课不打架了，也受到我的表扬了，这一勺子一砍全砸锅了！
贫宣队长虎着脸对我说，树栽完了严肃处理高军！“非收拾这个害群之马不可！”怎么“严肃处理”……
于建兵陪着高军磨磨蹭蹭翻过中干渠来了。躲了半天终于露脸了。高军一脸愧色，嘿然无言，只顾坐下勾着头，膝盖支着下巴。我心如沸水而脸色平静。沉默半晌，我缓缓说：“情况我都知道了，你别再说了。你只回答一个问题，老黑子头上受伤时勺子在谁手里？”
“在他自已手里！”他脑子反应极快“我向毛主席保证！”
“好吧。回去好好休息，明天好好劳动。我们班的任务还很重。事情既然出了就别怕了，好好写个检查，把整个过程写清楚。你的错是不该抢勺子，你没有故意砍人。”
高军惊异地望着我，眼神复杂：惭愧、惊奇、几分高兴、没料到老师会这样说……
晚上，贫宣队长又带着我向老黑子道歉。老黑子是1949年进疆老兵，大老粗，孤身一人，当了一辈子伙夫，妻子在湖北老家种地当农民，说啥不肯来新疆。单身宿舍也怪凄凉的，他一人独独地蜷在床上，头上贴了块纱布。好在他是老职工，听了我的道歉，气头过了也没有多么强烈的“惩办凶手”的要求。
但是，贫宣队长态度强硬说绝不放过高军：“这小子父母出身都好，要是地富反坏，早开除送少管所了！唉！根红苗不正啊！”
这话怎么听着都不受用。难道影射我这个班主任“根不红苗不正”……
沙枣树终于挖完了，接着挖种杨树的坑。我心里乱透了，似乎全校师生都在戳我脊梁骨：“高军是你教出的好学生！”“什么班主任？带了一帮小土匪！”真是话不出口，眉目传神，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工地上，冻土难挖，坎土曼把子不停地断着，我不停地修理坎土镘。十年前我就在拉拉玛渠上挖过冻土。我教学生一个方法，先挖开小洞，把土掏空，再用坎土曼背砸洞口冻土，一个坑就成了。万一收工时没挖完，用碱草把洞口盖严实防冻。说着这些，心里老想高军……
“少年不识愁滋味”，学生们居然有心开玩笑。中午休息时，又打又闹，说说笑笑。于建兵等两三个调皮鬼，把陈学林抱起来头往冻土洞口里塞，喊着“把这棵树栽下去！”陈学林挣扎着喊着。太危险了！一松手弄不好颈椎骨就折了！
我又惊又气，顺手抓起一根杨树条子，一下子抽到于建兵腿上。他们放下陈学林一哄而散。我扶起陈学林安慰着。陈学林眼泪汪汪的。于建兵却在不远处怪腔怪调喊：“学林，别热泪盈眶了！过来，我用袖子给你擦一把……”
可爱的学生！可恨的学生！你们摸摸老师的心多苦多酸多疼多累……
三十年后，想起我当时的情急失态真后悔。我怎么能扑过去抽学生呢？好在于建兵是个不拘小节，大大咧咧的人。事后我向他真诚道歉，他说，老师你没打我、不过是用树条子吓唬我……
又一个长夜难眠。脑海中翻滚着意识流：双手捂头血渗指缝……勺子一砍额头血涌……头朝下倒栽葱……
什么人类灵魂工程师，什么可爱的园丁！混乱的校园，危险的职业！别忘了你还有条“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尾巴……
后来，我毅然辞去了教师职位。
作者：陈平
高考不是人生“出彩”的唯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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