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与《商君书》的政治文化影响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推行变法，使秦国迅速崛起，成为当时最富强的国家之一。但是，在秦孝公去世之后，商鞅的政治境遇立即出现危机。太子驷初立，是为秦惠王。商鞅曾经在推行新法时以刑罚予以惩戒的公子虔等人告商鞅欲反，于是发吏捕商鞅。商鞅出逃不成，回到商邑（今陕西丹凤），在当地组织徒属武装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彤地。（今陕西华县南）（《史记·六国年表》）“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史记·商君列传》）所谓“车裂”，俗称“五马分尸”，是一种用五辆分驰的马车撕裂肢体的酷刑。秦惠王车裂商鞅以示众，又恨恨地说：看谁敢再像商鞅这样造反！商鞅整个家族同时也全被杀害。

　　商鞅虽死，秦法不败，变法的成果仍然得以继续保留。司马迁说：“（商）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史记·太史公世家》）实际上秦法不仅在秦国推行，商鞅变法开始实行的许多制度，对于后来千百年来的中国政治，一直有重要的影响。

　　尽管如此，商鞅个人的悲剧，仍然给人们留下触目惊心的历史印象。

　　后人对商鞅及战国时期另一位改革家吴起个人悲剧的议论，有从其策略风格方面进行分析的，如司马迁曾经批评商鞅“刻薄”而“少恩”，有从道德水平方面进行分析的，如《史记·太史公世家》关于吴起事迹，又说道，只有“信廉仁勇”，才“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而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曾经主持秦国政务的范雎，却发表过富有积极意义的意见。他说商鞅事奉秦孝公，“极身无二虑，尽公而不顾私”，刑法严明以禁奸邪，赏罚公正以致大治，“披腹心，示情愫，蒙怨咎”，终于使秦国社稷得安，百姓得利，“为秦禽（擒）将破敌，攘地千里”。吴起事奉楚悼王，使私家不得害公，谗言不得蔽忠，坚持推进改革的原则，“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勇敢地面对反对势力，“不为危易行，行义不辟难”，为了变法的成功，国家的强盛，可以“不辞祸凶”。范雎说，这样的品格，这样的情操，“固义之至也，忠之节也”。他又言辞慷慨地肯定了这种精神的典范意义和感召力量：“是故君子以义死难，视死如归；生辱不如死而荣。士固有杀身以成名，唯义之所在，虽死而无恨。”（《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战国策·秦策三》也记述了这一段话，然而后一句写作：“故君子杀身以成名，义之所在，身虽死，无憾悔。”君子牺牲个人生命，而在历史上留下英名，只要是为了正义的事业，虽然一人献身，却绝无遗憾，绝不悔恨。这种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评价，可能是符合商鞅的个人性格的，也是符合商鞅的历史地位的。

　　战国晚期，已经有商鞅或商鞅后学的作品流传于世。

　　《韩非子·五蠧》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说到商鞅之法的普及，其治国的意义也受到普遍的重视。

　　《韩非子·南面》又写道：“说在《商君》之《内》、《外》。”大约韩非读到过《商君书》的《内》、《外》篇。

　　商鞅的改革思想和治国方略，大都集中于《商君书》中。

　　司马迁说，他读过商鞅的《开塞》和《耕战》两篇。可知今本《商君书》的有些内容西汉时期已经存在。不过，该书中有的篇内说到垂沙之战、华阳之战、长平之战等，而这些战役都发生于商鞅去世数十年之后，可见该书有些内容完成于战国晚期。据高亨《商君书作者考》，今本《商君书》是商鞅遗著和其他法家人物遗著的合编。现在可以知道，《开塞》可能是商鞅遗作，《更法》则作于商鞅死后，而《算地》的作者已不可考，但是也是商鞅一派属于改革力量的政论家的著作。

　　商鞅在历代史学家和历代政论家的笔下，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是人们必须承认，商鞅变法有深刻的历史影响，商鞅治国的经历及其成败得失，也有深刻的历史影响。

　　回顾中国政治史，可以看到，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活动家，都十分重视借鉴历史经验。例如，毛泽东就是一个十分关心历史学、充分重视历史学，善于运用历史知识于政治斗争实践的革命家。他的政治事业的成功，其实和他深厚的历史学素养有着直接的关系。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基础。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接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教育。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在研读中国的历史典籍。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毛泽东最早的文章，就是一篇讨论商鞅变法的论文，写作时间是1912年6月，题目是《商鞅徙木立信论》。

　　这篇文章篇幅虽然不长，但富有新鲜独特的历史见解，因而当时得到老师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写道：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其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呜乎！吾欲无言。

　　毛泽东借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阐述自己的思想，历史视角与众不同。由此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他对于商鞅的思想和商鞅的事迹，是十分熟悉的，也是十分推崇的。他对于商鞅乃“首屈一指”之“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以及“商鞅之法”乃“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的肯定，当然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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