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玉仪：历史是文学，也是对人性的探究
冼玉仪（Elizabeth Sinn） 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名誉教授。长期从事香港史研究，尤其专注于社会史领域，包括慈善、商业、文化、传媒及华人出洋史。 2006-2013年，主理“香港记忆计划”，建立网上平台，收集和整理有关香港历史、文化及文化传承的多媒体资料。目前为香港地方志中心编审委员会召集人之一、兼《香港志》翻译小组主席。
金敏华
冼玉仪（Elizabeth Sinn）教授积数十年香港史研究之功，在她的著作《穿梭太平洋︰金山梦、华人出洋与香港的形成》中，拼贴出一幅19世纪美国加州淘金热如何逆转鸦片贸易转口港之命运，将太平洋变成连接旧金山和香港的超级公路、甚至成为“广东人的海洋”的历史图景，不仅追溯这个殖民地城市成为华人出洋中转站的种种因由，更以饱含情感的笔触、引人入胜地探究往后一个世纪香港何以成为海外华人第二故乡的原因，填补香港史、中国近代史和移民史的重要空白。
不期然在冼玉仪教授75岁生日当天上门拜访。写了一辈子英文著述的Elizabeth寓所，客厅居中的书法是她儿时的书法老师，享誉海内外的书画鉴定家、学者、书画家黄君实先生墨宝《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另一侧则是出自北宋黄庭坚《登快阁》的对联：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宽大的阳台是她平时打太极拳、种花之地。从这里望出去，薄扶林沙湾径对出海面薄雾缭绕，暮色苍茫中，远处的货柜船缓慢移动，仿佛是她作品巨大的布景板。
问冼教授，历史研究需要想象吗？
“当然！”她不假思索道：“我甚至觉得历史都是一种文学，历史可以是很生动的。很多人的人生充满爱恨恩怨，或者无私贪婪的天人交战……你可以将自己代入，跟活在200年前的人产生共鸣，感受彼此共同的情感。对我来讲，对人或者对宇宙的看法因此丰富很多。”“或者我太过浪漫”，喜欢文学的冼玉仪笑着补充，历史其实是对人性的探究。
30岁后才知有“香港历史”
作为香港史研究权威，30岁前的冼玉仪却对香港历史一无所知。“虽然我在香港出世，但小时候没人讲这些，在我的意识中是没有香港历史这回事的”，中学就喜欢历史的冼玉仪坦承，中一有两门历史科，一是中国历史，一是世界史，“母校颇为崇英，我从小对中国历史不感兴趣，觉得（读中史）很闷、是一件苦差事；但读欧洲史就很开心，老师也讲得生动。”
23岁进香港大学，她在英国文学和历史间“选了历史”。本科论文选了德国作为研究对象，但到硕士论文时，她选择撰写严复翻译《天演论》带来的影响。“严复是我偶像”，冼玉仪笑道，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她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香港人，仅掌握英文、中文，做欧洲史研究，范围会很窄。“如果要继续做研究，就一定要做中国历史或者香港历史（研究）”。
1979年，31岁的冼玉仪硕士毕业，“想读博士，但又不知道读什么好”。机缘巧合之下，“历史系有一个单位叫香港历史研究室，正好有人退休，我就去顶她，帮忙整理那些以香港为主题的资料。这才意识到香港历史的存在。”
冼玉仪的工作类似于图书管理员，“资料很散，没有经过整理，我很投入地去做，花很多功夫做索引，慢慢对香港历史产生了兴趣。”也是在这一时期，她接触到一批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RASHK）的会刊。“他们每年出一本，那时差不多有近20册，读了之后才知道香港原来有这么多的村落、祠堂、庙宇，还有这么多的仪式比如打醮。很多作者既不是在香港出生、长大，也不是香港人，但认识的本地历史还多过我们。”尴尬之余，倍感“惭愧、自责”的冼玉仪决心以香港历史作为博士论文方向。
在选择具体题目的时候，老师施其乐(Carl Smith)给了她一个建议。“他说东华医院（东华三院）有很多资料，而且它的历史也很值得写。”彼时，冼玉仪对东华三院这一历史悠久的“神奇机构”的印象，不外乎办学办医院，还有“欢乐满东华，年年都卖旗。”当时除了施其乐和H. J. Lethbridge利用英文资料写过东华医院的历史，还没人用中文档案写过东华。1980年，冼玉仪从东华医院的档案入手，开始了博士论文的写作。
从东华看香港
在东华三院看到一本本《征信录》时“很兴奋”，冼玉仪回忆说，之前“没见过原始资料”，而且“量很大，光是1898年的来往信件，就有1000份文件在里面。”但是，所有档案“没索引没目录”，一打开，“纸也是霉霉烂烂，像饼干那样好像一碰会碎，有虫子在上面走来走去，甚至还有孔洞。”更要命的是，这些文献都是文言文，没标点符号，“中间有一部分保良局的资料——早期东华的一些活动是跟保良局一起做的——还是手写的，有些写得很靓，有些就污哩马查，甚至画符一样。”还有很多档案是用广东话写下，“什么古灵精怪都有，都要慢慢摸索，慢慢拆解、句读，好刺激。”
冼玉仪的博士论文焦点是殖民地政府跟管理东华医院的华商精英间的关系。在翻阅档案时，冼玉仪意外发现了很多东华医院和海外华人机构及个人的通信记录，反映出他们之间频繁和复杂的联系。这是她第一次认识到19世纪华人出洋的历史，“我从来都不知道香港跟华人出洋有如此密切的关系，觉得好了不起，也被东华为海外华人做的事情所震撼，意识到每一份新的资料可能都包含很多新的内容，每一点都可以再延伸，发掘出更多的意涵。”
1987年，冼玉仪终于完成了她撰写6年的博士论文。1989年在此基础上出版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权力与慈善：香港东华医院的早期历史）；2003年，香港大学出版社以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权力与慈善：东华三院与殖民地香港的华商精英）再版。“我后来的很多研究都是从东华医院的研究延伸出来。自发现东华与海外华人的关系之后，我就想下一个项目要做东华的海外联系或者香港与海外华人的关系。”
一边酝酿、等待，一边做些不同工作。她花3年时间去整理英国殖民地部关于香港的档案CO 129，“这些1841-1951年间港督寄往英国的信函，无疑是珍贵史料。但20多万页的文件，从来没有整理过，没目录没索引，最后我和夏其龙神父一起做了一个Index。他做的事多过我，不过我的贡献在于这个idea，又去大学拨款委员会申请经费，后来香港大学图书馆将这些放上网，很多人可以用到，如果不是这样，研究者不啻大海捞针。”
1990年代初，香港出现移民潮，“移民”开始成为显学。冼玉仪的大学同事——香港大学地理系教授Ron Skeldon和社会学系教授黄绍伦等发起了一个当代移民研究计划，包括出版Emigration from Hong Kong。“我负责的部分是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移民情况，这是难得的机会让我正面研究华人迁徙的历史。两章的内容包括了经香港出洋和回乡的人。他们迁移到世界各地：东南亚、南北美洲、日本、澳洲和新西兰、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岛屿，甚至南非都有，人数之多和地理范围之广都出乎意料。”在参考政府档案记录时，冼玉仪整理了大量来往乘客的数据，成功建构出重要的数据库。这两章后来成为很多学者引用的参考资料。
写何崑山尤其需要想象
谈起新作，冼玉仪说她正在撰写19世纪香港一名超越时代的传奇人物何崑山传记。“他是大屿山梅窝一家银矿的老板。1838年出生，广东南海人，后到香港教会学校读书。毕业后远赴澳洲新金山（墨尔本）投靠兄长，以安排华工到新西兰开矿为生。在澳洲待了10年、娶了一个德国女人后，转回香港，在粤海关、香港华民政务司、广东税务局工作。1877年创办香港第一间华人拥有并运营的保险公司，这是当时中国排名第二或第三的保险公司。他不停有新的想法，与李鸿章、张之洞更有不少往来。”冼玉仪说：“你问我历史研究需要多大的想象，我觉得需要好大的想象，写他尤其需要想象，因为关于他的资料不多。”
冼玉仪自认“做事很慢”。不过，即便硕士论文写了4年，但她颇自豪于其间“养大两个仔”。“刚开始写硕士论文有了第一个孩子，虽然可以请工人，但自己也花了很多心思。每晚要等到孩子睡了以后才能做研究，早上还要返工，不够睡，整天都头痛，有时抓住一件文献，没头没尾，不知道它的背景，里面提及的人是些什么人？要做很多很多的研究才能看懂。每一件材料都是一个故事，怎么才能把这些故事连起来，看成一个大的画面，这并不容易。”
即便如此，她也从未想过放弃，“40年前，刚开始研究（东华医院）时，很多人问，东华医院有什么好研究的？那时，东华连一个给人做研究的固定地方都没有，但我坚持每个星期去一次，觉得哪些资料有用就上到广华医院去复印……想不到原来东华的历史这么丰富，现在很多人研究东华，海外也有很多人对东华感兴趣，我觉得很开心，相信一定会越做越好。”
“最初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很孤独”，不过，冼玉仪欣慰自己的香港历史研究之路会“越走越长、越走越远、越走越宽”，“而且越做越开心，因为没压力，我手头的工作没有死线，做得不开心就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