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写作

　　我的青年时期，或者说是刚刚走上文学道路的那个时期，现在离大家可能遥远了一点。但是我看到在座有很多朋友跟我年龄差不多，或者是比我年龄稍长，对1980年代初期会有非常深刻的记忆。我刚刚走上文学之路，或者是刚刚开始尝试写作，开始把狂热的文学梦一点一点变成现实，就是从1980年代开始。我认为1980年代是一个黄金年代，也是一个纯真年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时候文革刚刚过去，中国人面临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匮乏，在这样双重匮乏的情况下，其实你追求物质在当时来说，没有形成任何的潮流和气氛，当时所有人都最迫切其实是在精神世界上的阻挠和狂热的吸收。

　　1980年代的时候，在那样的社会环境和各种思潮的影响下，我觉得我跟所有人一样，都有某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欲望。这个欲望分两方面说，第一个是听的欲望，第二个是说的欲望。听很简单，因为我当时是一个大学生，就是走在社会上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对于我在北京上学，有了几年的大学生活，对于我一个从苏州小城市去的那么一个南方人，对我思想的锻打和塑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个时候我经常背一个书包在校园里出现，甚至去北大，去美术馆，种种文化活动对于我来说都非常迫切想要参加。大家知道，1980年代是个诗歌的年代，人人写诗，我们班上四十多个学生，都写作。就在这种人人都写作的年代，我也很正常自然开始了写作这个路。　　大家可能记得，当时一大批一大批这样的作品，就是右派，知青作家，主要是诉说他们这几十年当中的不幸。对于我一个从中学生走进大学校门的人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就开始写诗。我写了好几年诗歌，确实也发表了，现在看来有点矫揉造作不堪忍受。

　　那个时期我二十来岁，各方面都不成熟，但是我非常感谢那个时期，感谢那个时期持续不断的读书，读很多的小说。那个时期我吸收的这一生最初、也是最疯狂的东西。那个时代给我留下除了听还有说的欲望，这是文学对我第一个影响。

　　我从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到开始参加工作，然后开始写作，中间有过非常不顺利的时期。1988年我出了第一本书，只印了三千册，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数字。这个已经超出了当时走文学路的梦想，所以我天天把它放在枕头边上，临睡觉的时候看一眼，很满足。1989年我发表了《妻妾成群》之后，发表作品也容易多了。因为《妻妾成群》被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的奖项超过了我自己的预想。走上文学之路之前，对自己未来一个展望，就是我的作品编辑部不要退稿，我写什么编辑都能够发表。

　　《大红灯笼高高挂》上影的时候，张艺谋在忙，我也很忙。有很多人没办法跟导演联络，我比较好找，所以经常有人找我。那个时候我没有电话，我住在南京市中心非常破旧的楼里面，楼板直响；电话是一个公共电话，在我的楼后面。我经常有被人破门而入的感觉，或者完全不相干的应酬发生了。本来跟我不相干的一些人、一些事，跟我发生了一些联系。那时候，我的时间和精力是注定要被分割的，所以必须要抓紧时间写作。在那段时间里，其实我写了很多作品，像《红粉》《米》这样的作品都在九十年代初期写出来，是在我那样的状态下写出来的。当然以作品论英雄，我那个时期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遗憾；另一方面我当时很像一个银行，我不提供钱，是提供文字的银行，但是感觉有了不良贷款，有一种非常强烈被透支的感觉。你每写一篇作品都是在进行一次透支；写到最后觉得空，这种不是体力的消耗，是一种内心的空虚，感觉到要破产了。这个时候非常的疲惫。　

　　成功以后，我感觉文学带给我一种困境。文学对你来说已经不是那种文学了，不是你为自己建造一座房子，你愿意一个人就一个人；现在随便一个人你要应酬，创作之外要腾出另外的精力去应对。文学对于我来说渐渐变成了一种名利。以当时的年龄和资历，我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如鱼得水是不可能。我是一种非常懦弱的心态，一直在这样生活。

　　也就是从那个以后开始，我开始整理生活和创作的关系。写了那么多年，给读者一个一个精彩的故事，但是我并不知道读者需要什么。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女孩子，她正在读我的书，书上面有一张我的照片。我们坐得非常近，有种虚弱的感觉，因为我很怕别人来跟我探讨我的小说。

　　读者看我的作品，首先会发现我的小说时代有问题。我的小说都是过去完成时，过去进行时，最多也是现在完成时；你的现在进行时呢，你的现在进行时在哪里？我从文学角度可以阐述小说当中的时间，用现在当中的时间，你可以这么说每一秒钟其实都是在复制，每一个历史有可能在抄袭上一个历史，我可以找一个理由说过去就是现在，现在就是过去。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理由，仅仅是一个来自于理论冠冕堂皇的理由；再进一步，你对生活的态度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狄更斯在《双城计》里面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一个肯定一个否定，都是在模糊当中脱颖而出的机制，作为我对一个时代的看法，我说不出什么确切的结论，因为狄更斯不可以再模仿。我说不清楚，其实就是困境。当你承认了不知道以后，其实你承认了某种困境。我的生活在否定我的文字，小说里面每个故事的发展都有结果，但是现实当中我是在困境当中的。

　　我试图在摸一个脉搏，但是这个脉搏是不好摸的。一个邻居非常的节省，他就要求说，苏老师你把报纸放在我家，我天天给你保管，我也可以看看。他就为了节省订报的费用，因为他下岗，没有收入。我写的那一群人主要是以妇女为主，天天坐在那里议论，因为她们没有事情做，她们眼睛里其实是有光的，她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很弱势、生活很凄惨。所以我不能确定他们这种阶层的生活也不知道他们的精神世界具体是什么样的。

　　在我那个小区里头，发生过一件事。有一个邻居大概40多岁，炒股票，他在90年代做股票非常成功，有点名气，所以好多不会炒股的人就把钱交给他，让他来帮他做。其实就像现在的民间募集基金，没有什么保障，都是亲戚、邻居这样的。过了不久，他的太太死了，他带着一个女儿生活。后来股市不好了，他也没有办法收手。他家的门铃永远有人按响，每天有人来按，来自各地来要钱的。他差不多崩溃了。去年有一天，男人突然带着他的女儿去香港旅游，几乎花掉了最后一点钱。他女儿挺漂亮。去香港之前，他跟他女儿商量一件事，他不想活了，不想活的同时他要把女儿掐死。他不想让他女儿受苦。他脑子完全崩溃掉以后，他想死。他还有一个理想的去处，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想去云南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他说他想到云南，看了云南之后自杀。他在自杀之前，打电话报警，这个时候他女儿已经没救了，他反而没死成。他被抢救过来了。

　　他在牢里，有记者去采访他。他说，他其实是很能忍耐的，忍耐他自己这么多年的生活的不顺利，但是他就没想到，再忍一个月股市就启动了。这个悲剧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印象。每次走过我住的这个小区的时候，我以前摸不准他们的脉搏，我现在知道了，这个阶层的人其实他们都是在等待，在忍耐。我的生活一直在否定我的小说，这个当然也是我的困境。

　　还有一个问题，我在写作大概十多年以后，才认真探讨写作对于我的意义。这个研究也滞后。写作的意义，巴尔扎克的一个说法，他说写作是私人的民族史的版本；他说每一个作家、每一次写作或者说是每一部小说都是一个民族的私人版历史，或者说私人版的民族历史。这个好处就在于它强调了小私人，强调了个人，同时他强调了一个民族，他把小和大对接起来，所有小里面有大。我比较认同这么一个宏观对于写作价值的判断。

　　还有一个对于写作的界定，我觉得比较符合我个人的想法。美国有一个大学者，叫杜卢鲁，他的原话比较长，比较复杂。他说，一个作家写出来一部经典作品，这部经典作品从来不会让人变得更好，也不会让人变得更坏；一部经典作品最大的好处其实是教会别人品尝和利用孤独。这句话听上去有点费解，细细一想太有道理。其实写作从任何一方面来说，倾诉也好，写作也好，都有孤独的一面，但是孤独的一面我觉得是被埋在深海下的黄金，是不会被发掘的，是一种情绪，一种生活状态。写作是非常有光亮的东西。为什么大家非常认同《百年孤独》，作者帮我们分析，我们所忽略、所遗漏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孤独感。不是一个人的情绪，是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堆砌；一个人的孤独有可能是一个群体的孤独，甚至是一个民族的孤独，所以我们如何来利用这样的孤独。

　　当然，这个孤独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孤独就是对社会现实的任何的不认同。我觉得孤独变成了我要好好呵护一种精神财富；大家没有意识到的是，因为孤独带有非常强大的否定，我不认同这个世界，但是我在生活当中没有办法推翻这个世界任何的程序，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办法。但是写作的时候，我觉得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途径，因为我要说不。我可以在小说里虚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对于我来说有某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权力，因为拥有这样的权力，我可以在调节和营造这个世界。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世界永远是纸上的海市蜃楼，但是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文学，没有最好的艺术。

　　从这个意义上阐述，文学对于我来说有三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是欲望，第二个名字是困境，第三个理解是孤独和权力。文学对于我目前来说，就是这三个名字。这是我今天跟大家交流的内容，就匆匆说这么多。现在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谈谈大家更感兴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