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电影团：用红色光影记录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红色光影的拓荒者

　　■钱均鹏　荆　博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也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源地。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以富于前瞻性的眼光、克服重重困难，着眼建立新中国电影事业，创办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延安电影团）。延安电影团用红色光影记录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留下诸多珍贵影像资料，也为新中国电影事业锻炼培养了人才。

　　中国共产党应该有自己的电影

　　1938年春天，全面抗战正在进行，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迎来了电影人袁牧之。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党现在已有可能拍摄电影，中国共产党应该有自己的电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袁牧之和吴印咸等人开始着手筹备建立党直接领导的电影机构。9月，袁牧之和吴印咸带着从香港购买的胶片和摄影机，还有荷兰电影人伊文思捐赠的35毫米摄影机等器材来到延安。

　　1938年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在延安成立，直属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电影团团长，袁牧之任编导，吴印咸任摄影队长。这体现了党对第一个直接领导的电影机构的高度重视。

　　延安电影团最初的拍摄设备是两台摄影机和三台照相机。虽然条件艰苦，但延安电影人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凭着一切为了革命的信念，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用简陋的设备拍摄了珍贵的影像。

　　1938年10月1日，在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黄帝陵，延安时期的第一部电影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拍下第一个镜头，由此揭开了延安电影团创作的崭新一页。在通往延安的必经之路上，吴印咸带领电影团成员拍摄了各地爱国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动人场景，用灵动的镜头记录下“天下人心归延安”的时代潮流。在延安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党的第一代电影工作者也很快开始了由普通艺术家向革命艺术家的转变。正如电影团成员钱筱璋所说：“我们这支队伍，从一开始踏上自己的征程，就受到历史严峻的考验。党给了我们方向和力量，使我们能够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一切靠自己奋斗

　　在延安，电影工作者总想多拍一些毛主席的镜头，但毛主席却说：“你们要节约一些胶片，多拍一些战士和群众，多拍一些新人新事不是更好吗？”毛主席十分关心电影团的工作。在电影团奔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为《延安与八路军》继续实地拍摄前，毛主席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邀请电影团的同志去他的住处做客。在杨家岭的窑洞里，毛主席与袁牧之、吴印咸、李肃、徐肖冰一一握手，关切询问影片的摄制情况和大家的生活条件。袁牧之介绍了《延安与八路军》拍摄工作的进展，也汇报了由于敌人封锁造成的胶片等拍摄必备材料短缺的困难。毛主席鼓励大家：也许你们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但将来总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我们八路军没有别的可依赖，一切靠自己奋斗。

　　毛主席对革命形势充满信心的预判和对未来电影事业的期许，使延安电影人在最困难的时候看到了光明，激发出更大的工作热情。毛主席还留大家吃了饭，为他们上前线饯行。

　　尽可能用好“手中武器”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为了拍摄100多名参会者的大合影，吴印咸先从前侧方向拍了一张，又从正面拍了三张，用底片拼接的方法，为这次盛会留下了那张著名的大合影。会后，对照讲话精神，延安电影人明白了仅凭热情、技术、经验进行拍摄是不够的，还要有明确的革命标准和理论，大家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在收获的秋天，延安电影团接到拍摄八路军359旅备战垦荒的任务。但当时用于拍摄电影的底片已经用完，只剩下2000尺从武汉带来的16毫米正片，而且已过期了很长时间。怎么办？能不能把这批正片当底片用？

　　“在革命前进的道路上，问题不在于有无困难，而在于对待困难的态度，有没有下决心去克服它。南泥湾的精神教育了当时电影团的同志们。”吴印咸运用丰富的摄影经验，摸索出这批正片的感光特性，在曝光技术上下功夫，一共拍摄了1500尺，使用了1300尺，完成了从胶片性能上来说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创造了电影摄制中的奇迹。

　　没有洗印条件，延安电影人就从延河挑水，把拍好的胶片分切成段，显影冲洗。没有录音设备，他们就借来手摇马达、扩音器、留声机、音乐唱片，现场配音做成“有声电影”。应延安电影团之邀，毛主席在院子里临时抬来的桌子上，挥笔写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8个大字，摄影机当场拍摄了他题字的过程，并用在了影片开头，成为延安时期的经典镜头之一。

　　这部名为《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又名《南泥湾》）的纪录片，在各地放映时盛况空前。359旅官兵在南泥湾的英雄壮举第一次通过大银幕被人们所熟知，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也得到了广泛传播。

　　为电影事业培养人才

　　延安电影人认为，仅靠自己用好手中的摄影“武器”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是不够的，还必须让大众学会摄影，使摄影工具逐渐成为大众熟悉的“武器”之一，并将此视为进步摄影家的光荣任务。

　　早在1939年，吴印咸在拍摄《白求恩大夫》路过华北抗日根据地时，就亲自编写摄影教材给《晋察冀画报》投稿。1940年12月，徐肖冰应邀为部队摄影训练班讲授摄影课程，为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培训了10多名摄影骨干。1945年1月，延安电影团第一期摄影训练班开学。25名学员由边区各部队和延安有关部门选送，学期3个月，教学内容是摄影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10月下旬，延安电影团开办了第二期摄影训练班，共23名学员。

　　作为八路军的文化工作队，延安电影团是人民军队培养的电影战线上一支能战斗的队伍。从1938年到1946年，就是靠着一个摄影队和一个放映队，延安电影团摄制出《延安与八路军》《陕甘宁边区二届参议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等纪录片，留存了《白求恩大夫》《延安各界纪念抗战五周年》等影像资料，拍摄了数以万计的珍贵照片，巡回放映了多部优秀影片。他们的摄影机如同战士的枪和炮，以深刻生动的镜头向敌人“开火”，为推动革命胜利和宣传党的政策作出了重要贡献，为革命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奠定了“延安电影风格”，形成了“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延安电影精神”，也为新中国电影事业打下了基础。正如谭政所指出的，“为我们党的历史、军队的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成为教育人民、鼓舞斗志、战胜敌人的精神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