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42期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五点认识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五点认识
尹汉宁
时代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既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形成特色、风格、气派所需要的历史条件，又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特色、风格、气派形成的重大意义。
回顾中国近代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有利于我们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国有过古代思想文化辉煌的历史，到了近代沦落为被动挨打的地位，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起步却比较晚。鸦片战争后，中国一度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中国的志士仁人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把救亡图存的目光投向西方。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被翻译介绍到我国，不少人开始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此后，西学的代表人物多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国学的代表人物多为新儒家。一战之后的巴黎和会，强权战胜了公理，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向往受到挑战；二战中中国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东方主战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历经了第二次文化思考，在认识现代性的同时，进一步加深了对民族性的文化认知。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既是判断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的宏篇巨著，同时又是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文化宣言。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为起点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初期以运用唯物史观的社会科学作为自己的外在形象，党早期的领导人参加了“科玄论战”，坚决反对“心物二元论”，把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作为社会科学杂志。他们自称是“现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派别”。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进展，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重大理论成果。在党直接组织和影响下，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学科开始起步。1930年，党组织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新中国成立之初，尚钺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对史学研究生讲，有日本学者表示，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在日本。他倡导中国青年学者自立自强。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全面展开。与此同时，学科格局一定程度地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毛泽东同志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读完第三十二章后说：“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对文化和文明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强调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中国文明的复兴。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讲，我们的思想道德要“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中国特色和高度的期许。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改革实践的需要和开放的环境条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被大量翻译引进。与此同时，在崭新的实践面前，在解放思想的氛围中，学者们对受苏联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进行了深入思考，接受和运用了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些方法，也取得了一些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
前几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组织编写了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史，总共是32本，请老专家写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总共是8本，近年来，还每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年度报告。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最先是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了社会科学部；改革开放初期，成立中国社科院。
我们在充分肯定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些值得高度重视的倾向：一是马克思主义在有的领域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二是一些同志过度迷信西方学术及其标准；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的学术原创成果不多、能力不强。
我们已经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也经历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与曲折。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动力、条件、源泉和空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已经到了体现特色、风格、气派的时候，到了通过中国特色社会科学体现综合国力和软实力的时候。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可以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可以产生思想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大师大家而且可以产生大师大家的时代。
总体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布局，我理解主要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体系建设，包括学科体系建设、学术体系建设、话语体系建设、教材体系建设。
学术体系是基础，学科体系是骨架，话语体系是呈现形式，教材体系是平台和依托。
学术体系的形成，是学科、话语、教材体系建设的基础与前提。学术体系，涉及到学术研究的思想方法；涉及学术命题的提出和设定；涉及学理的论证和构建；涉及重大学术假说的突破，包括标志性概念、关键词，新的理论判断，某个领域新的学术骨架及体系的形成等等；涉及学术的标准与评价。主体性和原创性是学术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刘云山同志指出，要“努力形成自成一家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形成反映当代中国气象、引领世界学术发展的中国学派”。比如经济学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是有条件形成主体性和原创性成果的。除了通常所讲的转型中必要的政府作用外，中国最早形成了多民族统一国家，是单一制不是联邦制、邦联制，因此，强调市场统一，法治统一，强调政府在催生市场、弥补市场失灵或不足方面的作用。不同于西方某些国家基于历史上的“村社共同体”，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比如民族学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多民族长期融合，国家关心重视少数民族的发展，保障其政治参与，少数民族对国家有归属感。不同于西方近现代才形成民族国家形态，动不动就实行民族自决。中国对待民族问题的理念具有道义高度和时代先进性。还比如，中国的政治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围绕中国的政党政治应该有理论创新成果；中国广泛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外国有识之士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关注点，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的学理构建上，我们能够产生独创性的学术思想成果。
学科体系建设，首先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过去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讲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这三个方面的学科建设还要加强，同时根据现实需要拓展新的学科，比如马克思主义思想史，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要高度重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下面的二级学科；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党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政治学下面的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这个格局需要研究、调整和完善。第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尤其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快完善具有支撑作用、形成骨架的哲学社会科学重要学科，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一级学科建设，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还要发展优势重点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绝学和冷门学科。要根据需要，对现有的学科进行调整，合理设置学科门类和不同层级的学科群。把学科建设的专业性与综合性结合起来。学科体系建设要注重顶层设计，要鼓励创新，以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为依托，引导智库和实际部门参与或共建。
话语体系建设是这几年的热门话题。话语体系包括话语姿态，不能居高临下，装腔作势；包括话语表达，要文风朴实、包容兼容、讲究语言艺术，语言要得体、到位，有感染力；包括话语逻辑，要说理讲理，言之有理，要令人信服，深入人心。理论是用来说服人的，高深的理论可以而且应该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来表达。根据时代要求，我们的话语需要创新，要说新话。现在确实对老话存在着一定的视听疲劳。通常说新话，或新说法，又怕大家不接受，要找依据，比如成语或词组往往要用典故来引证，或者看名人说了没有。在话语创新中，我们要高度重视运用群众语言和民间语言的创新，要说群众听得懂、社会能接受的新语言。要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大众兼容、中外融通的话语体系。要对现有的理论话语格局和理论话语需求，进行分析评估，对于话语创新和优化进行统筹规划。要注重社会组织和就业结构变动后的话语兼容，注重网上网下的话语兼容。注重中外融通，既有利于国际范围的交流与沟通，又体现中国风格和民族特性。
教材体系是综合载体。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思想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成熟，可以通过专著来反映，但更多地通过教材来体现。新的学术思想往往以教材或教学大纲的形式，先在高校试用，成熟的学术思想，也往往反映在广泛使用的教材之中。同样，新兴或成熟学科也可以通过教材的内容和形式来反映，新话语或规范的话语也要在教材中呈现。抓住教材体系建设，也就抓住了关键。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才80%集中在高校，支撑未来的后备人才也要依靠高校培养训练。
“四个体系”建设，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的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规划，协同联动。既要有长远的战略目标，又要有近期工作要求，从现在做起，久久为功，持之以恒地抓好落实。
基本原则
首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区别，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的前提和基础条件。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思想方法和认识工具。我们要承继马克思主义重视科学方法论的传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者立场或者人民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方面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特别要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来指导。
二是要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立场和生产目的。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起来，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
三是坚持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备的特点，讲了“六性”，我理解，这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在这方面，我们要向中国经济学界的两位先贤大师学习。
王亚南先生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和郭大力先生花了10年的心血，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的鸿篇巨著《资本论》。王亚南先生还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开创者，他早年留学日本，后又流亡德英，学贯东西，但仍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极力倡导“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并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他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刻剖析和理论阐发，然后又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价值规律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中国经济原论》等重要专著。他身后留下了41部著(译)作、340多篇学术论文。
张培刚先生是国际公认的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他在哈佛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使他至今仍然是获得威尔士论文奖的唯一一位亚洲人。这篇著作被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是最早的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作，比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位发展经济学的开创者刘易斯要早。张培刚先生1941年去哈佛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做过6年的农村调查，同时利用当时一批著名经济学家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展社会调查留下的大量资料，写作出版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和《浙江食粮之运销》三部专著。不仅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农业与工业化》是在此基础上写就的，而且在《浙江食粮之运销》中，他提出了交易费用与运输费用分开的理论，几乎与后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同一时间提出同一问题。张培刚先生后来婉拒哈佛任教以及辞去联合国高官的目的，也是满怀激情地想把自己的学识贡献给自己的国家。张培刚先生回国后有过坎坷人生，但关注并效力于国家的初心始终不改。
王亚南、张培刚两位经济学界的泰斗人物，其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几乎是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的。新中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国家综合实力、国际地位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两位大师尚且能够在那样的条件下坚守中国立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形成令人仰止的学术成就。今天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适逢可以出大师而且能够出大师的时代，更应该坚守主体性、原创性，以良好的专业精神，真正担当起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重要标志
哲学社会科学体现中国特色，自然要有中国立场、要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而从理论成果的内容、形态以及价值看，应该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真正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新的理论形态。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是中国人立足当代，“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我们要有“古今中外”的历史纵深感和宏阔的视野，但是，中国实践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围绕马克思主义指导，围绕中国道路，习近平总书记非常精到地使用了“本土化”的概念。确实，中国化就是本土化。好比种子和土壤的关系，包括气候与生态。种子必须适应这片土地，能成活；但种子在不同的土壤、气候和生态环境中，也会发生适应性改变，因此，生长出的植物和结出的果实，具有新的形态和新的成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德英乃至欧洲，在列宁主义诞生地俄罗斯，并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原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再比如，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尤其是汉传大乘佛教，中国化后取得了新的形态，包括内容与形式。而在发源地印度，已见不到与中国化佛教相同的佛教了，更谈不上佛教在中国这样广泛的影响。反而是中国化佛教连同儒学对周边国家乃至其他国家产生了影响。
二是体现中华民族的思维特质和文化色彩。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中国风格和意蕴，必须重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理念；体现文以载道、以事说理的叙事方式，体现实事求是、穷理尽性的逻辑思维，体现内源于心、外陈于情的沟通姿态，体现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审美追求。确实，我们的话语需要中外融通，但是中国的主体性不能丢。不能用中国的语言文字说“洋话”、写“洋文”，不能用西方复杂的话语结构来表达中国的思想理论。
三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先进性。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背景，中国独特的伟大实践，决定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性质、内涵和道义高度。我们要吸收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是我们代表了人类前行的方向，是人类最新最优秀文明的构建者，我们的思想理论要实现历史性超越，要有高的标准和追求。正如党的早期领导所说的那样，我们是现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派别。
四是在人类文明中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成为引领世界学术发展的中国学派”。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底气和志向。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强盛时，从来没有以强凌弱，而是对世界作出重要贡献。今天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和平崛起，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在这样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思想理论，一定能够反映中国的文明风范，一定能够吸引世界目光，一定能够成为解决现代问题而备受关注的中国方案。因此，我们中的一些同志要从过度依赖西方标准中走出来，立志形成世界上最先进的学术思想，形成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高度和中国标准。
历史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强调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从时代条件和历史方位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神圣使命，历史地落在我们的肩头上。
一是要有中国立场。这关涉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针对性。对西方某个学科的理论再熟悉，那也只是西方这个学科的学者，不是中国相应领域的专家。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为我所用，在运用的过程中不能丢失自我，不能丧失中国立场。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二是要有问题意识。回应重大现实问题，才能产生有价值的理论创新成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我们经常引用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其实在96年前，青年马克思在《集权问题》中，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并且说得更充分：“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
三是要有实践观点。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要从生动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形成规律性认识，使理论创新具有坚实的根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讲到“思辨终止的地方”，便是“真正实证”性研究的开始，这是从“地上到天上”，而不是从天上到地上。
四是要有史学精神。不从本本、概念出发，从历史的客观存在出发，从历史的纵深观察，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思考。
五是要有原创追求。追求理论的原创性，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通常要面对和回应一些热点问题，比如“学理支撑”的问题。对学理及其支撑，不能神秘化，简单化。体现规律性认识的理论语言，就是学理，是理论系统有机体中的筋骨、血脉。学理支撑也可以理解为，有规律性认识支持，能够进行科学性证明。
关于“概念范畴”的问题。原创理论未必所有的概念范畴都是新的，理论创新主要不是概念范畴的创新。用前人的、约定俗成的、领域内通用的概念范畴，同样可以得出新结论，作出新判断。马克思的宏篇巨著《资本论》，大量运用了前人、他人的概念范畴。
关于科研组织方式问题。要遵循社科研究规律。社科工作者、领导人、管理者、企业家和民间共同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实践活动要有强烈的开放和协同意识；要发挥关键人即首席专家的作用；要重视学术交流、讨论，重视平等理性客观的争鸣和评论；要高度重视独立思考，在成果署名和激励方面，突出代表性人物；把评介宣传成果与推介专家学者结合起来。如果都是“集体创作”，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就难以充分发挥，大师大家也彰显不出来。
关于“知识体系”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实际上是当代中国的知识体系，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要整体设计、顶层设计，要有“四梁八柱”，要逻辑自洽、自圆其说，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要经得起推敲。对于这项工程建设，社科专业工作者责无旁贷，同时也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
具有理论创新追求的学者在参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践中，要力求做到“六个不”：一是不封闭，二是不教条，三是不虚华，四是不武断，五是不偏激，六是不平庸。
（选自2017年8月6日《文汇报》 作者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