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评述】何依：走向“后名城时代”——历史城区的建构性探索
原标题：【专题评述】何依：走向“后名城时代”——历史城区的建构性探索
摘要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进程中，带着保护与开发的重重矛盾，驶入了城市建设的快车道。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实施35周年之际，当我们再一次面对历史城区时，此城已非彼城。经过大规模旧城改造之后，面对现代城市背景下的历史碎片，保护的目的与意义、内容与方法都将面临重新思考。文章提出的“后名城时代”，是针对历史城区普遍零散化和模糊化问题，基于整体性和真实性的概念，分析作为一座“城”的存在方式和保护价值，探讨“替换要素”对历史城区整体形态的控制作用，并反思长期以来以“本体保护”和“重点保护”为主导的保护方法。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以宁波历史文化名城为例，探索了历史城区在现代城市环境中的建构问题，从中心到边缘，从节点到线路，从封闭到开放，通过建构将分散在城中的历史信息进行整体关联，使历史文脉以一座“城”的方式延续下去。
关键词
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城区；整体保护；系统建构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作为中国政府对历史城市保护管理的措施，始于1982年国务院公布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个保护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守城”。在经济建设百废待兴之际，借鉴国际上划定保护区的方法，试图从“城”的意义上，通过制度建设来保护古代城市空间的完整性，保护一批“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1]。但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拉开了旧城改造的序幕。在强劲的开发建设中，古城几乎“全线失守”。经历了大规模的“破城”运动后，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历史城区大都零散化，仅存一些大小不一的历史碎片作为城市记忆，取而代之的是历史街区保护。这是否意味着“弃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迫切需要探索传统与现代并行、保护与发展并重的整体性保护方法。
1 “后名城时代”的提出
1.1 社会文化背景
讨论城市发展问题需要与“时间区间”相关联，时间周电影蜜蜂期的缩短，必然导致空间发展过程的压缩。后名城时代的提出，既有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背景，又是基于中国城市建设的特定现象，用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的“时空压缩”理论进行解释就是：空间的崩溃和分裂，时间变为碎片和转瞬即逝的短暂性，使各种文化形式产生了真正的“表达的危机”[2]。
时空概念随着人们对社会生产生活的体验和反思发生着变化，与此同时，时空观也正在成为一种具有构成性的力量。中世纪的欧洲，时空作为人类存在和活动的背景，是与生俱来的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空图景的形成则依赖于传统、习惯和宗教信仰，人们从未怀疑它是可变的。在这个意义上的时间是直线的、均质的、绝对存在的。对于城市的认识，中世纪的地图更像一幅风景画，神凌驾于画中至高无上，城墙内的城市是一个封闭城市，步行化的城市是一个有限城市，自然条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图1）。启蒙运动改变了这一时空观，打破了时间的恒定性，时间和空间是一个可以被认识的整体，人成为时空的主人，时空从人类活动背景变为人类征服的对象，数学原理使时空规划成为可能。而时空图景的形成则来自规划，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转移来吸收过度积累：“时间上的转移必须把资源从满足当前的需要转移到探索未来的用途，或者加速时间周转以便加速本年度对上年度过量能力的吸收。空间上的转移必须吸收地理上扩展的过量资本和劳动力。”[3]时间和空间在规划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功能和意义，在建构社会体系运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图2）。
图1. 表现了神权下的时空图景的意大利画家塔迪奥·迪·巴洛（Taddeo di Bartolo，1363-1422）作品《圣吉米尼亚诺城（San Gimignano）》（图片来源：意大利锡耶纳市立博物馆馆藏）
图2. 规划中的时空图景
2a.田园城市（图片来源：埃比尼泽?霍华德. 明日的田园城市[M]. 商务印书馆, 2011）
2b.光辉城市（图片来源：1922年巴黎秋季沙龙展览会展出的柯布西耶的300万人口现代城市城区构思草图）
2c.卫星城市（图片来源：孙施文.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急遽而深刻的转型期，这种社会转型具有强烈的“时空压缩”性：过于漫长的农业化社会，在开始真正意义的工业化之时就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冲击，要在几十年内演进成工业化、城市化高度发达的社会，实现多维进程的同步转型，在追求更高、更快效率的目标导向下，时间与空间就如一块海绵，不断地被压缩，这就使中国的城市问题变得特殊而复杂。
1.2 历史城区嬗变
城市是缓慢生成的，过程产生秩序，发展形成阶段。作为旧时代的产物，历史城区在漫长的时间中，在有限的空间内，各种功能和要素之间达到了内在的协调与外表的统一，并在发展中保持着连续性，形成了一个自我完善的有机体。其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时间过程中所形成的整体、和谐、有序和有趣，正如雅各布斯倡导的，是在“追求连续的、逐渐的、复杂的和精致的变化”[4]中所达成的。
在过去35年，中国城市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住房建设，强势政府作用下的街廓改造，市场经济导向下的房地产开发，使原有的城市空间结构无法在短期内承受“日新月异”之巨变，惯常的演变模式与自我调节机制遭到破坏，导致历史城区的分裂失衡①。随着大马路、大街区、大楼盘的不断出现，图底关系反转，历史环境零散化、历史格局模糊化成为我国现阶段城市遗产环境的普遍现象。历史城区被压缩了：
一方面，是空间的碎片化。历史街区取代了历史城区，片断保护取代了整体保护，历史被挤压在现代城市的缝隙间，传统漂浮在商业社会的逐利中，城市文脉被浓缩为一段风情街、一幢老房子、一碗热干面。无奈历史文化名城申报时要求不少于2处以上的历史文化街区，这是否意味着弃城保街，是否最终将回到文物保护单位的原点。
另一方面，是时间的扁平化。现代建筑大面积替换了传统建筑，单一秩序替换了复杂结构。面对长时段形成的历史肌理，短时段的现代城市简陋不堪。日常生活场所被省略了，丰富的街巷网络被集体校正。大尺度广场、高层建筑、封闭社区挑战着时间和空间的意义。与此同时，历史街区在长期“冻结式”的保护中积重难返，“重现一个百年老街”成为一次性保护与修缮的共同目标，由于没有时间厚度，重建后的历史街区只是“平面化”的历史场景，文丘里笔下的拉斯维加斯，后现代主义的“假面舞会”。
1.3 保护价值认定
今天的历史文化名城，已非1982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一个支离破粹的历史城区，是否还有整体保护价值？我们首先要正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历史城区价值观的重新建构，在非本体、非重点中重新认识历史城区的整体保护价值。
一是整体性的研判。
“整体”作为一个哲学术语，与“部分”相对，指一个由内在关系组成的体系及发展的全过程，不等同于“完整”或“全部”。建筑遗产保护的认识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化的过程，从保护纪念物到保护纪念物本体及其所依存的周边环境，从保护历史建筑扩展到保护历史城市。由于“完整”是最直观的整体，故在名城制度建设过程中，整体多被理解为古城的全部。正是由于这一概念的混淆，面对零散化的历史环境，造成历史城区整体保护的价值误判：要么在保与不保的矛盾中让位于经济建设，主动放弃整体保护；要么以试图回到过去的方式大规模重建明清古城。
面对当代城市建设对历史环境完整性的破坏，判断一座城市的历史城区是否存在，不完全取决于历史要素的规模与数量，还关系到历史格局，包括历史中心、轴线、边界、标志物等格局要素的存在及相互关系。整体保护的意义也不在于“全部保护”，而是通过关联保护，来建构一座城市的历史格局和空间逻辑。对此，张兵教授在强调“整体保护”问题时提出：“不能局限在对形态的整体保存上，而是要采取整体观念来保存内在的价值完整性和系统性，把多元的、相互关联的历史文化要素，用系统方法加以保护，体现其历史的脉络和层积的过程。”[5]我国许多城市的历史街区，虽然有一定的空间规模和遗存数量，但由于不存在完整的历史格局，因此不具备历史意义上的“城”的概念，仅仅是作为历史环境的局部存在。而一些城市的旧城区，并没有大面积的历史街区，却有明确的历史轴线和街巷网络，没有城墙，却有清晰可辨的城界，并且老城中心依旧是城市空间定位的重要依据，因此，作为“历史城区”仍然具有整体保护价值。
二是原真性的研判。
这是一个在遗产保护领域争议不断的概念，其中最关键的核心问题指向时间维度，即历史原型的初始状态和历史原型的当下状态。历史城区的原真性是一个复杂交错的现象，在城市上建设城市的过程中，进行着“如此类推，新旧交替”，其中的“历史”不仅是初始状态的实体要素，也包括替换要素，历史的“在场性”使替换要素成为原型在时间维度中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其实在《威尼斯宪章》中，就对替换要素的价值进行过阐述：“当一座建筑物含有不同时期的重叠作品时，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揭示底层。”[6]因此，片面“揭示底层”的真实性保护将导致历史过程真实性的丧失，如某历史文化名城在修复衙署历史地段时拆除了周边的大片民居，理由是唐代这里就是一片空旷地。
历史城区的更新大多是因为历史功能的退出，但历史要素的更替却有着一定的规律：城墙最终会回填护城河并被改造成宽阔的环城街道；以衙署为中心的各类吏治部门，无论其中的建筑物更替多么频繁，但终维持着与初始功能的相关性；街道网络是沿着河道生长出来的，随着汽车在城市中的强势发展，水运逐渐衰落进而消亡，今天的街道便是填河拓宽“加粗”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历史要素的生成次序先于替换要素，构成了城市空间的“隐性层面”，对于今天城市空间的控制作用仍然是结构性的，因此，这种以维持物质形态为前提进行的建设性活动，实体要素虽然被替换，但是对整体形态而言，仍然有着初始文本的意义。[7]
1.4 保护方式转换
由于发展模式及保护意识所致，我国历史城市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古城有着显著差别。尤其是经历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后，很少有结构完整、空间均质的历史城区，城市历史环境主要由一些散落在现代城市空间中的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历史景观等碎片组成。今天，迫切地需要重新探索整体保护方法，从保护“城市遗产”走向保护“遗产城市”。
首先，是从“重点保护”到“结构关联”。
我国的城市遗产保护制度主要建立在历史城区和历史文化街区（地段）的二级体系内。保护规划的核心内容则是借鉴了“文物四界”的形式，即建立由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及环境协调区组成的“圈层式”空间结构，在各种“紫线”严格控制下采用“强制性”条例进行各种限定，这已成为我国现阶段城市遗产保护的基本方法。然而，历史城区与文物保护单位在形式和内涵上都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建立在“重点”基础上的保护，忽略了城市空间中那些没有名份的“非重点”，造成历史空间线索中断，历史要素之间由于缺乏内在的关联性，使城市文脉无法通过物质形态被阅读和理解。
“历史城区”是一个要素关联的结构性存在。在《考工记》礼制制度影响下，大多数古代城市都具有一种稳定的空间关系：官署居中，正对官署直通南门的“天街”作为制度轴，规范着“左祖右社”或“左文右武”的礼制方位，衙署前一条贯通东西的横轴，连接着东、西两座城门，城市中一些重要的公共建筑多分布于轴线附近。这种由此及彼的关联性，构成了中国古代城市的空间秩序。尽管当今历史城区被大范围重建，但历史的在场性，使得城市演化“万变不离其宗”，正如稹文彦等在《城市哲学》一文中所言：“城市与单体建筑不同，它的构图形态更富于传统性和习惯性，很少出现深层结构自身的频繁变化和突然变异。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无论其表层变化多么强烈，但其深层结构却顽强抵抗着。”[8]因此，历史城区保护迫切需要跳出个体和局部保护的思维，研究其内在的整体逻辑，建立结构关联的保护方法。
其次，从“本体保护”到“形态控制”。
搜索一下我国相关城市的城市地图，可以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尽管经历了30多年的城市快速扩张和大规模旧城改造，但在地图的二维空间中，历史城区仍然清晰可辨：虽然没有城墙，但环城马路延续了城廓；尽管子城范围多次重建，但历史的中心位置依旧；在历史轴街的控制下，城门、城关、城厢仍有迹可循。因此，我们能够明确找到城墙时代的空间位置、范围及形状，无论日后城市如何发展，城墙时代在“容器”中“自成一体”的形态，都将成为历史城区的可识别性，城市记忆的源头（图3）。正如罗西说过的：“城市结构最深层次的连续性，证实了历史为城市建筑体结构的思想。从这种连续性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城市变化中的某些共同的根本特征。”[9]因此，超越物质本体，从本体保护走向形态控制，建立历史空间“系统”或“单元”概念，在维持历史空间结构基础上，实施有限范围的界定更新，是保护历史形态的重要途径。
图3. 城市地图中的历史城区
① 以宁波市海曙区为例，1979－1983年拆院建楼，建设了曙光新村、高塘一村、高塘二村、徐戎新村等住宅小区，单位自建房屋面积达57.9万ｍ２，15 000余户居民迁入新居；20世纪90年代，在从温饱奔小康的过程中，旧城改造进一步驶入“快车道”，市政府提出了“打通三横四纵十卡口”的城市道路建设总体目标，对中山路、药行街、百丈路、人民路、解放路，开明街等主要街道进行拓宽改造，中山路被打造成 “浙东第一街”；2006年，在“中提升”战略，城市发展重心再次定位于历史城区，郁家巷、南塘河、莲桥街、月湖西区相继改造为高端消费场所。
2 宁波历史城区的系统建构
相对保护而言，建构（tectonic）更具有主动性。一方面，建构是在已有的文本上，建筑起一个分析和阅读的系统，使人们可以运用脉络解析，去拆解那些文本背后的形态和意义；另一方面，建构既不是无中生有的虚构，亦不是阅读文本的唯一定案，而是一种从文本间找到的系统。宁波历史城区的建构，就是在深入分析历史文本的基础上，着眼于在现代城市中重建历史解说系统。
2.1 分析历史文本
宁波府城古称明州，唐长庆元年（821年）明州刺史韩察筑子城，唐景福元年（892年）黄晟筑罗城。这个罗城在原址上延续了千年，历为唐明州州治、宋庆元府治、元庆元路治和明清宁波府治所在地，是宁波历史城区的主体部分（以下称宁波府城）。
宁波府城经历唐城格局奠基、宋元港市外拓、明清街巷完善三个阶段，最终定格于民国初期，形成了城河环绕、子城居中、丁字轴街、水陆并行、钟鼓相闻、日月两湖、北尊南卑、东市西居的独特格局。其内在的动力机制分别来自区域自然环境、城市建设体系、地方经济发展：府城制度安排了城市空间结构，自然基质赋予了城市发达的水环境，东南港埠推动了城市经济发展。纵观宁波府城的演化，城市空间具有明显的“双构性”，府城建制与江南水乡互为因果，政治格局和商业社会和谐发展（图4）。
图4. 宁波历史城区文本分析（图片来源：何依绘制）
民国之后，宁波府城的建设活动由建构转向改造：
港口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支撑条件不断迁移，呈现出从江河向大海的时空轨迹。如今“港通天下”在宁波府城更多的是一种人文精神。
江南水乡逐渐从体层面转化为底层面，从整体转化为碎片，仅存一个月湖留在城中。如今“江南水乡”作为街巷地名成为一种城市记忆。
以鼓楼为中心，以环城路为边界，以镇明路与中山路为轴线的“府城建制”，是历史城区最久远、最稳定、整体性的空间要素，是宁波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识别特征。[10]
2.2 重构阅读系统
面对被现代城市肢解成碎片的古城，《宁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重点提出了七片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规划措施，由于历史文化街区分布较散，规模不大，很难支撑起一个相对完成的历史空间风貌体系。①这也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普遍存在着以街“区”为导向的保护模式，使许多古“城”了无踪迹，消失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图5）。因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除了严格控制外，还应该有建设性措施，着眼于历史城区的关联整合与形态重构，进一步凸显历史城区空间格局，实现历史信息的集成化，增加历史文化名城的可读性。
图5. 宁波历史城区风貌现状：支离破碎（图片来源：何依绘制）
2.2.1 结构强化：从中心到边界
围绕着子城和罗城，结构强化包括中心和边界两大体系：以鼓楼为核心，子城为载体，整合历史中心；以城廓为线索，六门为节点，整合城市边界。
众星拱月，强化历史中心：鼓楼是子城的南门，历史中心的象征。作为宁波府城的起点，历朝历代，都以子城为核心，延展格局、辨识方位。历史中心整合围绕鼓楼展开，通过各种方式对文庙、府学、道署、县前街、常平仓、库都仓等衙署建筑和制度空间进行关联隐喻，并对丁字轴街进行改进，增强鼓楼的仪式感。这种众星拱月式的历史环境整合方法，促使零散化的历史要素在现代城市的背景中集中抱团，强化历史中心的空间逻辑，使历史中心能识、可读、有意义。
宝石项链，串联历史边界：城墙和护城河在原址上延续了千年，六座城门及塘河、关街、渡口、码头等，构成宁波城廓的丰富性。历史边界整合以城廓为线索，通过环城路慢行系统，构成“宝石项链”的历史环境，串联起六座城门纪念场所，城外的南塘河、西塘河、江厦文化公园、护城河文化公园，城内的延庆寺等，建立一种体验式的城市文化认知方式，使人们在行走运动过程中，动态地、系统地、整体地感受城市边界文化（图6）。
图6. 宁波历史城区规划图之结构强化：从中心到边界（图片来源：何依绘制）
2.2.2 要素集成：从节点到线路
集成（integration）是一些孤立的事物或元素通过某种方式改变原有的分散状态集中在一起，产生联系，从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长期以来，宁波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重心一直局限于文物保护单位。由于缺少对历史城区整体风貌体系的保护与控制，历史信息在现代城市空间背景中呈零散状态，使得城市文化认知度较弱。因此，将历史环境的修复方式从节点转为线路，找到某些特定的线索串联相互孤立的历史要素，实现历史信息的空间集成，使这些历史要素在空间上可达、历史上相承，是重构阅读系统的有效途径。
要素集成于宁波历史城区，是建立一条文化路径，化零为整，一线贯通。南起城外的南塘河，穿越府城七个历史街区，北到姚江岸的江厦文化公园，其中包括15个历史节点空间。文化路径作为一种推介宣传方式，系统地展示宁波的藏书文化、港埠文化、名人文化等，也策划出有特色的“集称文化”，如宁波的“五个天”：天一阁、天主堂、天宁寺、天封塔、天后宫（图7）。
图7. 宁波历史城区规划图之要素集成：从节点到线路（图片来源：何依绘制）
2.2.3 街区关联：从封闭到开放
宁波府城内仅存10%的传统风貌区，分为七片历史文化街区，其中核心保护区仅为0.6 km2，在现代城市空间背景中呈零散状态，相互孤立，无法关联。从已修复的情况看，由于总体规模较小，单一的历史街区修复很难带动周边环境的一并改善与提升，如郡庙天封塔与莲桥街历史曾是：水月桥下，舟楫繁忙；延庆古寺，钟声悠远；日湖之上，天封塔倒影婆娑；采莲桥下，荷叶田田轻舟过。然而现在仅一路之隔，却作为两个独立的区域，彼此毫无关联。
与此同时，府城内仍有20世纪80－90年代修建的4－6层的板式楼住区约30余片。鉴于这类住区未来将成为存量发展的旧改对象②，应该选择部分作为“亲历史街区”，纳入保护与控制的范围，建构传统街区和现代建筑之间的空间融合与风貌过渡，避免历史街区成为“井底之蛙”。同时，开放封闭社区，重塑街道区生活，形成片区之间的互动。街区关联于宁波府城，是将八片历史街区关联为四个开放的历史风貌区，通过链接、织补、集聚、桥连四种不同的关联方法，加强街区之间和街区内外的一体化，并根据每个风貌区的历史内涵和现状情况，赋予它们各自不同的风貌特色和城市功能（图8，表1）。
图8. 宁波历史城区规划图之街区关联：从封闭到开放（图片来源：何依绘制）
表1 宁波府城历史风貌区的建构
历史
风貌区
关联
策略
关联要素
历史街区
类历史街区
相关历史信息
风貌定位
城市
功能
城北历史
风貌区
链接
老街水巷
鼓楼历史街区
孝闻历史街区
秀水历史街区
文昌小区
孝闻小区
永寿小区
白衣小区
中山
公园
府城建制
市民生活
传统工艺
传统
生活
月湖历史
风貌区
织补
类风貌
建筑
月湖西历史街区
平桥小区
马衙河南
天一街北
月湖
公园
人文月湖
月湖名门
文化
高地
天封塔历史
风貌区
集聚
核心地块
郡庙历史街区
郁家巷历史街区
莲桥第历史地段
镇明小区
天封小区
天封塔
延庆寺
观宗寺
城南望族
观宗古寺
莲桥塔影
都市
休闲
南门三市
历史风貌区
桥连
高架走廊
南塘河历史街区
尹江三区
长春门
遗址
江南水乡
南门三市
传统
商业
① 宁波历史城区（海曙片区）总面积5.2 km2，有七片历史街区和一个历史地段，面积共1.455 km2，占历史城区面积的27.9%。其中历史街区核心区的面积为0.6 km2，占历史街区总面积的41.8%，历史城区面积的11.7%；如果去除核心区中非传统风貌的区域，面积更不足历史城区的10%。
② 1979年至1990年，是宁波住房改善运动的集中期。这一时期，历史城区范围内大部分传统民居被多层住宅替换，现在历史城区内大概还有35片。这些住宅多为4－6层的板式住宅楼，至今已近30余年，经过岁月的洗礼，能够较好地融入历史城区，并能作为传统街区和现代建筑之间的缓冲。鉴于这些区域容易成为旧城更新和存量发展的对象，建议纳入控制范围，适度更新。
3 结语
“后名城时代”的提出，一方面是时间概念，在历史文化保护制度实施35周年之际，城市建设发展面临着新的转机。在创新发展和新型城市化的国家宏观形势下，文化遗产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对立角色，上升为城市品质提升和城市竞争力的战略层次，城市发展的重心又回到了历史的原点。另一方面也是空间现象，当我们再一次面对历史城区时，此城已非彼城。经过大规模旧城改造之后，面对的是现代城市背景下的历史碎片，历史城区无论是内涵还是表征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保护的目的与意义、内容与方法也面临着重新思考。
对于过去：历史是集体记忆的场所，城市的身份证。
对于今天：“美好的城市，使我们愿意在自己的城市中旅行。”①
对于未来：历史是社会凝聚力的源泉，是城市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推动力。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以历史的规定性为基础，探讨城市空间要素的演化规律，赋予那些非本体、非重点的城市要素以保护价值。并以宁波历史文化名城为例，探索了历史城区在现代城市环境中的建构问题，从中心到边缘，从节点到线路，从封闭到开放，通过建构将分散在城中的历史信息进行整体关联，使历史文脉以一座“城”的方式延续下去。
① 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主题为“新常态：传承与变革”，中山大学教授何艳玲的主题报告《大国之城，大城之伤》认为，增长主义的城市无法解决乡愁，反而带来城伤，其中“美好的城市，使我们愿意在自己的城市中旅行”，从当代人的视角反思了历史城区保护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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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建筑遗产》2017年第3期（总第7期）
作 者｜何 依
何依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内容策划｜潘 玥
版面设计｜朱艺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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