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经典散文，“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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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邓州南阳人。韩氏郡望是昌黎（今河北），故常自称为昌黎韩愈，后世称他为韩昌黎。
韩愈幼即知书，稍长，通六经百家之学。但早年不得志。二十五岁中进士，近三十岁才被宣武节度使征为属官。后官至吏部侍郎。中间几次受贬谪。
803年，关中大旱，韩愈时任监察御史，上书请求缓征徭役租税，触怒京兆尹，被贬岭南，为阳山令。
817年，随裴度平淮西后，入为刑部侍郎。
819年，因上表谏迎佛骨，触怒皇帝，被贬为潮州刺史。
卒谥“文”，被追封为“昌黎伯”。
韩愈在唐代走向没落力图“中兴”之际，大力提倡孔孟儒学，宣扬禹汤文武周孔德“道统”。他主张文章为“道统”服务。在他的倡导下，掀起了一场文体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使得自由抒写、单行散体的古文战胜了风靡数百年的形式华美的骈文。这场运动对当时以及后世散文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
韩愈的散文各体兼长，气势雄放，文笔遒劲，务去陈言，逻辑严密。他是司马迁之后最优秀的散文作家。
“韩潮苏海”。“韩潮”是指韩愈的文风奔腾恣肆，有如大潮，“苏海”是指苏轼胸怀宽广、为人旷达。
有《昌黎先生集》传世。
选一：《原毁》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
“原毁”，推论毁谤的根源。
“重以周”，严格而全面。“轻以约”，宽容而简略。出自《论语.卫灵公》：“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
偏举别人的一个缺点，而不管他的许多优点；只追究别人以前的错误，而不考虑他现在的表现。担心别人取得名望。
“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不用一般人的标准来要求他自己，却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
“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
做这样事情的人，是有其根源的，即懒惰和嫉妒。懒惰的人自己不能把德才进修好，而嫉妒的人害怕别人把德才进修好。
“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便是他所疏远的与之没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
“事修而谤兴”：事情做好了而毁谤也就来了。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居于上位将要有所作为的人，要把我今天所说的话记在心里。
《原毁》是一篇结构严谨，说理透彻的议论文。文章从“责己”与“待人”两个方面展开。
先论述“古之君子”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高尚品德，再论述“今之君子”严于责人、宽以待己的恶劣作风。经过古、今对比之后，论述毁谤的根源是“怠与忌”及其种种表现。中唐时期的上层社会早已毁谤成风，“今之君子”无非是标榜自己中伤他人，惯于成人之恶的卑鄙小人，当时有才有德的后进之士没有不遭受他们的攻讦与打击的。
作者愤慨地指出：“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文章末尾点明题意，希望有作为地朝臣，应弄明“此世”多忌多毁的原因，以“古之君子”的“责己”、“待人”为标准，任用“良士”，才可使国家走向治平。
当时许多后进之士所处的环境，实际也是作者自己所处的困境。他为李贺不能应试进士而鸣不平遭受过攻击，他因关中大旱奏请宽民役而遭贬谪。
所以韩愈在后来的《进学解》中感慨道：“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在朝廷上不能被人们信任，在私下里得不到朋友的帮助。进退两难，一举一动都受到指责。
文章条分缕析，层层深入。段与段之间的过渡自然而紧凑。大量采用排比，不仅没有板滞之感，且波澜变幻，跌宕生姿。
选二：《张中丞传后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张巡传》。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
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以国亡主灭。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所矣。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其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
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
张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围中。籍大历中于和州乌江县见嵩，嵩时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云：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尝见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以试，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巡怒，须髯辄张。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起旋，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与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为兄，死时年四十九。”嵩贞元初死于亳宋间。或传嵩有田在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州讼理，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
张巡（709-757），邓州南阳（今河南邓县）人。开元末举进士，出为清河令，更调真沅令。公元755年，安禄山叛变，张巡起兵抗敌，转战雍丘、宁陵等地，屡建战功。后至睢阳（今河南商丘）与太守许远联合。唐肃宗李亨至德二年（757），张巡初破贼将尹子奇军，拜御史中丞。睢阳城被围，终因矢尽粮绝、救兵不至而陷落，张巡及其部将三十六人同时牺牲。
“张中丞传”，即文中所云李翰所作的《张巡传》。李翰，字子羽，赵州赞皇（今河北元氏县）人。安禄山反，李翰从友人张巡客居宋州（即睢阳城），他亲见张巡战守事迹。当时有人诬蔑张巡降贼，李翰便叙述张巡守城事迹，撰张巡等人传两卷，上给唐肃宗，世人才明白张巡的忠义。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
张籍，原籍吴郡（苏州），寄居和州（今安徽和县），是韩愈的学生。进士，元和时著名诗人。他的乐府诗多针砭时弊，白居易誉为“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
许远，杭州盐官（今浙江海宁）人。安禄山反，官睢阳太守，与张巡共守睢阳，城陷被俘，至洛阳，不屈，后被杀。他与张巡的牺牲只是先后不同。
雷万春，张巡的得力部将。
“食其所爱之肉”，出自《新唐书.张巡传》，“巡士多饿死，存者皆瘦伤气乏。巡出爱妾杀以大飧，坐者皆泣。远亦杀奴僮以哺卒，......”
“贼语以国亡主灭”：当时玄宗逃蜀，两京沦陷，叛将令狐潮攻雍丘时，曾以玄宗存亡不知为理由劝张巡投降。
“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说者，指毁谤许远的人。许远和张巡分城而守，张巡守东北，许远守西南。城陷落时是先从许远所守的地方打开的缺口。
“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指当时环绕睢阳的各州县都是按兵观望。
“双庙”：张巡、许远死后，唐肃宗追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许远为荆州大都督，皆立庙睢阳，岁时祭祀，号双庙。
南霁云，张巡名将，在兄弟中排名第八，故又称南八。
贺兰，指贺兰进明。
“浮图”，佛塔。
于嵩，人名，曾跟随张巡，因张巡立功获得县尉的官职。
强盛的唐代，维持了一百三十七年，却遭到了安史之乱的破坏。当时平定安史的战争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正义之战。死守睢阳的张巡、许远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而做出牺牲的英雄。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一起，张巡便以一个真源县令起兵抗敌，屡建战功。后与睢阳太守许远联合，死后睢阳。
李翰在《进张中丞传表》中指出：“巡退军睢阳，扼其咽领，前后拒守，自春徂冬，大战数十，小战数百，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出奇无穷，制胜如神，杀其凶丑九十余万。贼所以不敢越睢阳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
作者先论述了李翰所作《张巡传》，指出他“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的缺陷。
然后，作者驳斥了小人们对张巡、许远的种种诬蔑，赞扬张巡、许远死守睢阳的历史功绩。论证许远没有“辞服于贼”，只是“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论证敌我力量的悬殊 ，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是“小人之好议论”。驳斥小人们“贵二公以死守”为助敌为虐的别有用心。
按当时形势，睢阳地处要冲，保卫睢阳在军事上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张巡、许远不可能“弃城而逆遁”，否则叛军便可越过睢阳而夺取江淮。他们的死守关系到战争全局。张巡、许远为此，既有远见，又能勇于牺牲，这在当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的局面中真是难能可贵。
“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
第三段是承上启下的过渡段。上面从事理上论述了张巡、许远的功绩，驳斥了小人们的诬蔑，下面却以自己的亲身见闻来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论断。
第四段记述南霁云乞救贺兰及城陷不屈的壮烈行为。
第五段通过张籍之口补叙张巡轶事及其就义时“颜色不变、阳阳如平常”的光辉形象。文章结尾“张籍云”照应首段的“与吴郡张籍”。
张巡、许远、南霁云三人完整而生动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令人肃然起敬。
《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在安史之乱平定后四十四年所作。这时安史之乱虽以平定，但北方藩镇飞扬跋扈，对抗中央，祸国殃民，内战频频。致使国家迟迟不能恢复统一局面，许多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的爱国之士都为此感到忧虑。
因此，作者写这篇文章不仅仅是表彰张巡、许远等人忠诚为国的功绩，更重要的是通过表彰来警告元和年间擅兵割据的藩镇。
韩愈一生反对藩镇割据，主张统一，他在写此文后十年随从宰相裴度平定淮西。
柳宗元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唐贞元九年进士，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里行，永贞元年（805）王叔文等执政，提拔他为尚书礼部员外郎，是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成员之一。
柳宗元协助王叔文等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在地主、宦官和藩镇等势力的联合反扑下，同年八月便失败，王叔文被杀，其他成员大都被贬到荒远地区，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
十年后，柳宗元被召回长安，又被贬为柳州刺史。
他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比较深刻地体验了人民的生活疾苦，写出了大量具有进步意义的散文和诗歌。
元和十四年死于柳州，年四十七岁。因他是河东人，后人称他为柳河东；因他做过柳州刺史，又称为柳柳州。有《柳河东集》传世。
柳宗元是唐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在《天说》等文中指出：天地、元气、寒暑阴阳同瓜果草木一样都属于自然现象；历史的发展不取决于天，而是取决于“生人之意”。他否定了“受命于天”、“继世而理”的世袭特权。他极力主张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封建论》是这方面思想的代表作。
柳宗元和韩愈一样积极提倡古文运动，是唐代最有成就的散文家。他的政论文大都能切中时弊，说理透彻。他的寓言讽刺小品和传记散文从多方面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他的山水游记富有诗情画意，对景物刻画入微，并从中抒发自己的忧愤。
同时，他也是唐代的优秀诗人。他的诗大都写于贬官之后，内容多是表现他对理想政治的坚持和对黑暗政治的愤懑。他的诗有一部分还揭露了横征暴敛，对人民疾苦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苏轼评价他的诗文：“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
唐初的均田制在安史之乱前即遭到严重破坏，到唐中期已是名存实亡。当时朝廷宦官擅权，地方藩镇割据，内战频频，土地高度集中。两河的藩镇由截留税收到把持税收，使唐王朝国库收入远不够维持军费和奢靡生活的开支，便在税收上巧取豪夺，致使打破农民破产逃亡，造成“丁去人亡而税籍尚存”的现象。
德宗为了挽救财政危机，曾废除“租庸调”，实行“两税法”、官吏和商人从中渔利，致使农民负担更加沉重。
柳宗元在“永贞革新”期间，协同王叔文等在税收问题上采取的一些进步措施是革新的重要内容之一。革新运动失败，他仍坚持他的主张，被贬谪永州后又严肃提出的他的“均赋”主张，并激烈抨击朝政说：“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税乱”，“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益恣横侈泰而无所忌”。
选一：《种树郭橐驼传》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
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曰：“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也。
郭驼人所种的树，“无不活”，且“硕茂”。别的种树的人虽偷看、模仿他一样的栽种，都不如他的树成长的那样好。
是因为郭驼人能够顺着树木的自然条件，使它的本性得到充分的发展，不违反树木的生长规律，使它很好地成长起来。大凡种树的办法，不外它的根要舒畅，培土要平稳，要用旧土，筑土要紧密。栽种时像爱惜自己的子女一样，种好之后就像抛弃了一样。
世人往往“爱之太殷，忧之太勤”。“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颇具特色，大都取材于被奴役被损害的下层人物，同时记载他们的事迹暴露当时的黑暗和不平，如《童区记传》、《宋清传》、《河间传》、《梓人传》等。
本篇以郭驼“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且硕茂蚤实以蕃”的动人事迹，来对照当政者政令苛烦，日夜骚扰，使得人民生活困苦疲乏的行径。
他希望当政者以郭驼的“养树”之道来“养人”，适应人民的生活需求，简烦令，去苛政，使人民能得到休养生息。
文章用对话体，借种树为喻，讽刺苛政害民，说服力强。结尾点明主题。
选二：《敌戒》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迤迤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只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非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晋国在鄢陵战败楚国，晋大夫范文子为此担忧；晋文公没有远大谋划，弄到全国生怨。
聪明贤能的人，知道“药石去，亡无日”的道理，还终于遭到危险。何况现在的人，连这个道理都不去想想。
对疾病有警戒才能长寿，自恃身体强壮却容易暴死。
作者开头就指出人们“知敌之仇”、“敌之害”，“而不知为益之尤”、“为利之大”的看法是片面且有害的。接着便以秦国之所以兴、亡和晋厉公、鲁藏孙的历史教训来阐明“敌戒”的利害关系和重大意义。后面提出“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必遭灾祸的警告，再三强调“敌存灭祸，敌去召讨”、“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的道理，要人们引起警觉。
“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选三：《钴鉧潭记》
钴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有树环焉，有泉悬焉。
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希望把潭上的田卖掉来纳祖还债。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贬谪永州期间所写。八记的次序为：《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
前四记写于元和四年（809），后四记写于元和七年（812），记中都有交代。
八记虽各自成篇，却又勾连成一个整体。作者不仅对八处山水的方位及发现时间的先后有交代，且末篇与首篇有照应，特别是末篇的后一段抒发了作者被贬谪永州，即“由中州而列是夷狄”的强烈愤慨。这种情绪隐约地贯穿在八篇之中。
本篇先记潭的方位、形状和景色，后记作者购得潭的经过及其感想。从而间接地反映了江南农民在“官租私券之委积”下而逃亡的社会问题。
结尾处气氛冷幽，用“乐”字反衬，足见作者“乐居”而不能乐，“忘故土”而不可忘，貌似淡泊，实则痛苦，只不过是借“天之高，气之迥”、“有树环焉，有泉悬焉”的钴鉧潭作暂时的排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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