俘虏兵高达80%，三野如何保持超强战斗力？全靠全军首创“3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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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31日，国民党主持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参加政协的各方达成了五项决议。
由于国民政府法定首都设在南京，中共中央为了就近到南京参加政府工作，还打算由延安迁往苏皖边区首府淮阴。
随即，中共中央于1946年3月6日发出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特别提出对山东、晋冀鲁豫、华中三地的要求：
“你们三处兵额最大，负担极重，如何实行精简，应速决定方针。我们意见，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外完成。被精简人员武器，有计划地妥善地分配到农村生产中去。第一期完成后，取得经验，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
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当时有4万多人，如果按照这个方案精简，只能剩下1万多人。
粟裕从华中的实际情况出发，联系毛泽东过去关于“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的指示后认为，当时华中地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有12个整编师（军）部署在华中南线，我军不是兵力太多，而是兵力不足。
国民党也搞“整编”，把原来的军改为整编师，实际上人员、装备更加充实，战斗力比以前有所提高。我们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中共中央指示的基本精神是“精兵”，即中共中央后来强调的“精简老弱，充实部队”，我们精简的重点应当是老弱病残人员，而不能削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
因此，粟裕只精简了华中野战军1017名老弱病残人员，却扩充了主力部队，同时将一部分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部队。
8纵扩充为第1师（粟裕兼师长、政委，副师长陶勇，副政委王集成)，6纵扩充为第6师（谭震林兼师长、政委，副师长王必成，副政委江渭清)，每个师由下辖5个团扩充为2个旅6个团；充实了7纵、9纵；又将第五军分区等部队和一部分起义部队改编为10纵。
为了适应大兵团运动战和连续作战的要求，充实战斗连队，每个步兵连一百五六十人，每个团2000到3000人。
华中野战军由4个纵队4万余人发展到2个师、3个纵队共6万余人，超额完成了中共中央给予的组建5万野战军的任务。同时，粟裕扩大和加强地方武装，地方团队发展到6万余人。
这时，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中共最大的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军区领导人坚决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
萧克在其回忆录中说：
“‘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出，特别是停战协议生效后，有些同志滋长了和平麻痹的思想，在战争爆发之前，边区部队复员转业约十余万人，占军区全部军队约一半。战争一来，兵员不充实，有的兵工厂停产甚至炮弹也停产了，这些都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军区第3纵队的政委李志民后来也回忆说：
“整编初期，军区发下了二三万个‘光荣退伍'的证章，计划复员的数量太大，过分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后经我们深人连队调查研究，摸底排队，如实向上报告情况，反复核实，最后确定复员一万多人，虽比原定计划减少许多，但仍不适当地复员了一些精壮兵员，一度影响了干部战士的情绪。”
晋察冀军区的大规模复员对战斗力显然是有影响的。
时任军调处执行小组朝阳第26小组中共代表的李逸民后来回忆：
1946年内战爆发后他到张北，“张北原有一个骑兵旅，都是由老游击队员组成，拥有两千多匹马，抗日战争中曾发挥了很大作用。可是停战后，把这个旅解散了，马也分掉了，专署只留下一个警卫连。现在战争打开，看来张北也是保不住的，如果有这个骑兵旅，起码可以顶一阵子。”
毛泽东后来总结这一段精简的经验教训说：
“今年（按：指1946年）一二月，以为蒋介石有办好事的模样，结果还是办了坏事。我们复员吃了亏，部队不充实，减少了民兵。”
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于1947年7月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批评了晋察冀军区的复员问题。
参加会议的李新回忆说：
刘少奇“批评晋察冀抗战胜利后骄傲自满，对国民党的斗争表现有右倾，想念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满脑子和平幻想，以至于让一部分军人复员，…他说这话时，声色俱厉，全场鸦雀无声，坐在我旁边的聂荣臻很沉重地低下了头。”
而在粟裕直接指导下的华中野战军和其他武装，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通过精简整编，华中军区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扩充和加强，为后来全面大打准备了必要的武装力量。
1946年11月中旬到12月初，粟裕和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一起，及时组织指导部队总结了“立功运动”、“溶化俘虏”、“评定伤亡”等政治工作经验。
这三项独创性的经验，被称为“政治工作的三把钥匙”，成为华中野战军以及后来的华东野战军越打越多、越战越强的重要保证。
立功运动，作为激励指战员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生动内容与有效形式之一，已载人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史册。
最早是华中野战军第1师第2团在苏中战役中首先开展起来的。
当时基层党支部提出：
人人勇敢杀敌，消灭多少敌人，缴获多少武器，每个战士建立功劳证，连队建立功劳簿，根据贡献大小记功。
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战士们勇敢杀敌、不怕牺牲的积极性。
钟期光在《钟期光回忆录》中记载解放战士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处境是：
“打了胜仗，好处是当官的，小兵子有吊子功劳”。
但是经“解放”到了华中野战军后，他们由衷地称赞：
“新四军真是赏罚分明。”
其杀敌立功的主动性是显而易见的。
粟裕与钟期光当即将这一经验予以总结推广。1946年11月，延安新华社也广播推广了这个团的经验，称它为“人民自卫战争中的一个创举”。
11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综合华中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开展立功运动的情况，也发表了《加速全面抵抗胜利的到来，华东开展立功运动》的头版头条新闻，并加一则短评，高度评价这一运动。
此后，“立功运动”迅速在人民解放军所有部队和各个解放区广泛开展起来，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对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和加强部队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7年2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再论立功运动》的社论，指出：
“自从去年苏鲁皖部队首创立功运动以后，全解放区部队机关已经普遍推行。这一运动，显然已经成为人民解放军争取胜利的有效工具和很大的推动力量。”
建国后的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其中元帅授衔条件中“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标准，也隐约可见“立功运动”的影子。
在2006年苏中战役胜利60周年之际，华中野战军老战士刘成宜将他珍藏了60年在苏中战役中获得的功劳证书、个人物资登记表等共6件（份）捐献给了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成为了华中野战军首倡“立功运动”的历史见证。
如溶化俘虏，即注重对俘虏士兵的教育争取工作，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针政策，以此“瓦解敌军”、“壮大我军”，最后达到了“即俘、即补、即战”，使本是自己对手的军队几乎成了自己的补给队。
这一创举是华中野战军第1师第3团在忆苦教育的基础上首先开展起来的。在苏中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大多数是饱受剥削压迫的工农家庭子弟。经过忆苦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立即掉转枪口参加战斗。
他们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战术、技术比较好。参加解放军后，许多人迅速成长为战斗英雄、基层干部，不仅解决了解放军的兵员补充问题，而且提高了解放军的战术、技术。
这一经验经粟裕与钟期光总结推广后，为华中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的不断胜利与壮大起到了重大作用。
1947年2月莱芜战役后，华东野战军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的比例占50%以上，多者已经达到70%，技术兵种的人员则基本是解放战士。
粟裕于1947年7月19日与陈毅一起署名报告军委的《华东建军经验》中说：
“一年来俘虏补入野战军的，最低估计10万人。现在连队情形，如四、六、一各纵，计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俘虏兵。其余各纵，亦达百分之四十到六十。一年内总伤亡计9万余，我亡万余，残废计5千人，大部归队。这全归于野战军高度集中胜利多俘虏亦多。这10多万俘虏，解决兵源，此与扩军数目相等，或竟超过。”
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在第一、二阶段共俘虏国民党军10万余人，绝大部分按照“随俘随补，随补随战”的原则立即补入部队。
有些在1948年11月攻打黄百韬兵团时俘虏的士兵，到了12月围歼杜聿明集团时已当了排长甚至连长。
华东野战军总人数战役开始时为36.1万人，战役过程中伤亡10.5万人，战役结束时反而增长到55.1万人。
增长部分，除了补充几个地方团以外，主要是补进“解放战士”，足见“溶化俘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解放战争期间，华东野战军伤亡47万人，而人数则从成军时的27万人发展到1949年6月的63.5万人，其中解放战士除伤亡外尚有29.5万人，占总人数的46%。这一经验同样被推广到了其他野战军。
据统计，人民解放军“到战争第二年结束时，大约溶化了八十余万俘虏兵”。
华东野战军溶化俘虏，解放战士达到一半以上，且越战越强，是其处在作战任务艰巨、战役战斗频繁的全国主战场的特殊举措，成功的关键在于对俘虏士兵的教育争取以及不断打胜仗做保证。
粟裕曾经说过：
“巩固新兵，溶化俘虏，是个很大的任务，对他们不单是巩固和溶化，而且要提高。”
东北民主联军二战四平失利后，出现大批解放战士逃跑的现象。
《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总结说：
“单依靠俘虏兵补充部队，是不能保证战斗力的。随着战争的深入，从内地来东北的老战士越来越少，俘虏成分越来越多，就会出问题。要想使我军在短期内得到大发展，还是要依靠广大群众，从贫苦农民中征收新战士，建设起强大的野战军，这才是我军发展的根本方向。”
这一总结显然是与华东野战军溶化俘虏的成功经验不尽相符的。
在1947年7月的东北战场，罗荣桓有组织、有计划地建设二线兵团，保证主力部队有充足的后备兵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即组成了164个独立团，共37万多人。
这是东北野战军后来兵员最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华东战场显然不具备这种背靠苏联、一面受敌的有利条件，在处于全国主战场、战役战斗频繁的情况下，只能主要依靠俘虏补充了。
从兵源来说，华东野战军的地盘主要是山东和苏北，虽然表面看来是人口众多的地区。但一方面这里也同样是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兵源地，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经历八年抗战后，这一老根据地在兵源方面早已枯竭，青壮年基本都已经倒在或加入到战场上了。
所以直接表现是华东野战军1947年1月整编野战军就27万，全军第一，可一直到1948年9月打济南才发展到32万人，发展速度全军倒数第一。
除了战斗频繁、损耗太大外，补充困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粟裕1948年5月回顾过去的一年时说：
“沂蒙山区敌我双方武装一百万以上，民夫一百三十万，摆在纵横一百里的地区内，人力、物力的消耗空前巨大，山东的水都几乎要喝干。华中、中原地区被敌侵占，只保持游击战争，资财丧失，不能供应我们部队。而敌人原控制的地区有三万万一千万人口，新侵占的地区有四五千万人口，可以抓丁征粮。”
军委对溶化俘虏的举措是相当肯定的，曾经专门发电要求东北野战军等部队学习这一方法。
1948年8月22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
“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引起全党注意。”
“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的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
194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又电示华北军区野战军第二兵团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并告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指出：
“望你们仿照刘邓、陈粟在徐蚌作战中即俘即查、即补即战方针，立即将最大部分俘虏补入部队，并迅速加以溶化。”
评定伤亡，是华中野战军第1师9团首先开展起来的。
涟水战役以后，9团用这种方法总结伤亡较多的经验教训，不仅增强了指战员之间的团结，而且促进了学习战术、技术的积极性。
评定伤亡与立功运动互为补充，既提倡英勇作战，又讲究战术技术，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有效措施。
钟期光回忆说：
“过去红军时期，一般只对非战斗减员进行追究，处罚连长、指导员，而对战斗减员不当成问题，不予追究。粟裕同志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科学地提出了‘评定伤亡’，不仅追究非战斗减员。
而且对战斗减员也发动群众进行具体分析：
敌人在什么位置，我们的指战员处在什么地形，应不应该伤亡，如何避免和减少伤亡。这样一评定，就从实践中总结出了战斗经验，把勇猛顽强与战术技术结合起来了，使指战员懂得不仅要拼勇，还要斗智斗谋。
过去只强调‘三猛’战术，就是猛打、猛冲、猛杀，部队虽然表现英勇顽强，但往往伤亡太大。开展‘评定伤亡’活动后，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有利于保存有生力量；同时也就减少了补充，减轻了地方人民群众的人力负担，有利于发展生产建设，具有战略性的积极意义。”
1947年2月5日，华东野战军政治部汇编成小册子《政治工作经验介绍之一：从“评定伤亡”提高到战术研究》，印发部队后，使这一工作在整个华东部队先后展开。
同时，这个经验很快被推广到其他野战军。
1947年12月，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以《华东解放军始创战评》为题，编辑介绍了华东野战军《从评定伤亡来研究战术技术》和《技术评论的四种方法》两篇经验材料，收人《连队工作丛书之一》。
身为与部属情同手足的战区统帅，粟裕不允许出现无谓的伤亡，在“评定伤亡”活动中以身作则。每次宿营，他都亲自了解敌情，布置警戒。
司令部是敌人袭击的重点目标，有他的巧妙安排，敌人的袭击无一次得逞。每次作战，他都以正确指挥达到用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战果。
以莱芜战役为例，在他的部署指挥下，华东野战军部队的伤亡与国民党军对比仅为1：9。而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在敌众我寡的态势下，粟裕连打七仗，迭获胜利，我与敌之伤亡对比竟为1：17，堪称战争奇迹。
孟良崮战役中，粟裕要求阻击部队群策群力，设法改善工事，增强群防能力，减少部队伤亡。部队将工事挖成猫耳洞的形式，以挡住榴弹炮，打退了国民党军多次猛烈攻击，自己仅伤亡300人，国民党军则被打死打伤2000多人。
但是，不论伤亡多少，也总归有伤亡。
指挥员在理智地下达战斗命令后，眼看着部队冲上去了，这同时即有一种感情上的微妙体验。
何况，粟裕敢于和善于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敢于使用部队，敢于付出代价。
这是华东野战军面临最险恶的战争环境与中央规定最大的作战任务决定的。因此，相比于其他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伤亡依然最多。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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