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煉成教授治學育人思想述評

　　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全國勞動模范、“有突出貢獻專家”，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創始人和名譽院長何煉成教授，因病於2022年6月18日在西安逝世，享年95歲。扎根西北、甘為人梯，何煉成教授以堅定的信仰、畢生的熱情，為國治學育人，推進了西北地區經濟理論研究和高等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為創立中國發展經濟學的西北學派奠定了堅實理論基礎和人才基礎。

　　治經世濟民之學

　　何先生的童年和中學時期，正處在兵荒馬亂、國難當頭之際。通過勤奮學習，他考入武漢大學經濟系，得到張培剛、譚崇台、劉滌源等經濟學大師的言傳身教，並深受張培剛先生的影響。大學畢業后，何先生被分配到西北大學財經學院任教，后赴馬列學院培訓部進行了為期三年的學習，在中蘇兩國教員的指導下，他熟讀《資本論》三卷，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奠定了堅實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功底。扎根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肥田沃土，何先生提出諸多具有創新性和前瞻性的理論觀點，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關於馬克思的生產勞動和勞動價值論。我國學術界對生產勞動理論的討論，是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的。1962年，廈門大學的草英、攸全同志在《中國經濟問題》第9期發表了《關於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一文，何先生於次年在《經濟研究》第2期發表《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一文與之商榷，從而拉開了生產勞動理論大討論的帷幕。在這一漫長的學術研討進程中，何先生不僅以其理論敏感開討論之端，而且以其執著追求參與始終，先后發表十余篇論文，觀點獨到精深，其中，《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具體含義》一文獲首屆孫冶方經濟學獎。

　　何先生認為，馬克思有兩種不同含義的生產勞動概念，第一種是從簡單勞動的角度來考察的一般生產勞動，第二種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角度來考察的特殊生產勞動即資本主義生產勞動。馬克思關於一般意義的生產勞動的普遍定義和資本主義生產勞動的具體定義，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不同方面來考察的。前者表明人對自然的關系，反映人們的簡單勞動過程﹔后者則表明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們之間的經濟關系，即資本與雇佣勞動的關系。

　　正是在考察社會主義生產勞動的特殊定義時，何先生在國內學術界率先把屬於非物質生產領域的多種服務部門以及客運、郵電、文化、教育、衛生等部門的勞動劃分為生產勞動，沖破了長期流行的單純從生產力或簡單勞動過程看問題的傳統觀點，正確表述了馬克思關於“生產勞動是一定生產關系本質的反映”這一根本思想，並依據這一認識把社會主義生產勞動的外延擴大到非物質生產領域，這為國家進行三次產業劃分和建立新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提供了理論依據。

　　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許多新現象新問題對經濟學研究提出了新挑戰。何先生在堅持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基本觀點的基礎上，系統論述了以下學術觀點：強調必須堅持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並對服務勞動、流通、管理、“總體工人”等的勞動性質及價值創造進行深入剖析，提出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共同決定商品價值的觀點。

　　二是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和市場經濟理論。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關於計劃經濟改革的討論中，何先生系統研究了商品經濟的共性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特性，在學術界率先提出，除社會分工這個前提和基礎外，還應從社會主義經濟中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多元多層次的結合方式來論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存在的原因。何先生系統闡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就勞動力商品與勞動力市場、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市場經濟新秩序、市場經濟與現代企業制度、資本市場、國有企業改革及社會主義股份制等重要理論問題提出了諸多前瞻性的觀點。

　　三是關於專題思想史。基於堅實的國學功底和豐富的歷史知識，何先生較早進行了中外專題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及比較分析。為深入展開重大問題的研究與教學，何先生分別就價值學說史和經濟管理思想史兩大專題展開系統梳理。前者主要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闡述了西方價值學說史和中國古代從先秦到清初近兩千年的價格理論發展史，而后就中西方價值學說展開對比研究，這為后學者提供了寬廣的視野和簡明扼要的研學資料。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改革開放全面推進、經濟管理實踐問題不斷涌現的背景下，何先生創立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並著手構建中國經濟管理思想史的理論體系，主要基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再生產循環原理，從“富國”“生產、分配、消費”各環節、宏觀管理等層面，將中國歷代思想家的經濟管理思想進行概括提煉，由此為社會實踐提供思想與方法論指引。何先生古今中外兼容並蓄的治學方式，確立起西北大學經濟學研究與教學“兩史一論”（經濟史、經濟思想史、《資本論》）的方法論框架。

　　四是關於中國發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原來是西方經濟學家研究發展中國家問題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在張培剛教授發展經濟學思想的啟發下，何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開拓性地把“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學”作為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重點學科，並先后出版《中國發展經濟學》《中國發展經濟學概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學》等專著和教材，為構建中國發展經濟學的內容體系作出了突出貢獻。何先生的研究有以下特色：在理論層面，主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西方發展經濟學相結合，提出將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概括為“八化”，即工業化、城市化，商品化、市場化，社會化、國際化，信息化、知識化，並涵蓋“八大關系”，即所有制結構、三次產業結構、區域經濟、國際經濟、金融創新、人力資本、可持續發展、政府法制和文化﹔在方法論方面，何先生強調創建中國發展經濟學，需要努力做到經濟學研究方法與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相結合，特別是需引入“老三論”（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新三論”（耗散結構論、協同論、突變論）以及結合法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在實踐層面，指出西北和西部是中國這一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中大區，中國發展經濟學應重點研究西北和西部的經濟發展問題，針對西部大開發，他創新性地提出“八大戰略”和“八大政策”，實踐証明，由中國學者從實際出發探索而來的發展經濟理論，在指導西部發展和轉型升級過程中取得顯著成就，與不少拉美國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形成鮮明對比。

　　守教書育人之道

　　何煉成教授扎根西北七十多年，一直堅守在教學第一線，培育學生超過萬人。何先生堅持務實、創新、開放、包容的教書育人理念，培養的弟子人才輩出。

　　一是堅持實事求是。何先生要求學生“不唯書、不唯上、不唯師、隻唯實”，擺脫思維禁錮，擁有思考問題的自主性，直面社會現實，實事求是，探究經濟社會內在發展規律，尋找解決真實世界經濟發展問題的有效方案。

　　二是堅守馬克思主義立場。何先生在教學過程中，始終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強調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實踐相結合，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三是勇於開拓創新。何先生提出，要“敢為天下先”“敢啃硬骨頭”，在面對研究難題時，不能逃脫回避，應無懼磨礪，敢於突破創新、銳意進取，開辟獨特、廣闊的發展路徑。

　　四是講究研究的科學嚴謹。何先生要求學生“大膽設想、小心求証”，學術研究需要發散性思維，更要求科學而嚴謹的探索和論証。

　　五是強調遵循教書育人的規律。作為教師，需要一手抓科研，一手抓教學，以豐富的前沿知識與時俱進地充實教學內容﹔作為學生，需要一邊打牢基礎課，一邊強化調查研究，在邊干邊學過程中強化理論認知、提高實踐應用能力。

　　六是提倡開放包容。何先生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對學生的不同觀點持開放和鼓勵的態度，隻要能夠“自圓其說”，就應該被肯定。

　　何先生關注重大問題，教書育人理念務實開放，門下桃李芬芳、人才濟濟，為國家改革開放和西部建設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撐。他培養出的學生共獲得8次孫冶方經濟學獎，魏杰、劉世錦、張軍擴、王忠民、李義平、宋立、石磊等學者活躍在改革開放前沿，在我國的經濟學研究與教學領域、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等方面，提出諸多前瞻性觀點，貢獻卓越智慧和力量，產生了廣泛影響，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也因此被譽為“經濟學家的搖籃”。

　　奠中國發展經濟學“西北學派”之基

　　西北地區基礎設施薄弱、經濟發展水平低下，何先生來到西北后，用孜孜以求、筆耕舌耘的一生，聚焦發展中國家和西部貧困落后的現實挑戰，積極參與全國性問題討論，以開放包容的思維、博古通今的素養，形成了獨特的問題意識、方法論和學術觀點，為發展經濟學“西北學派”的創立奠定了基石。

　　一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注重兼容並蓄。在長期治學過程中，何先生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吸收借鑒古今中外各家之長，融會貫通，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各階段的重大實踐命題，提出堅持馬克思主義、服務改革開放實踐的一系列重要理論和觀點。

　　二是重視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實踐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復雜問題。何先生的理論研究並非書齋空談，而是直面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問題，其中尤為強調調查研究西部地區特別是西北地區的發展問題。與東部沿海地區往往是某類或某些問題較為突出不同，西北地區基本匯聚了中國發展所面對的各方面問題，比如要素資源有限、產業基礎薄弱、多重結構失調、生態保護任務艱巨、安全形勢嚴峻等，有鑒於此，何先生倡導綜合運用多學科方法，系統性地應對復雜問題，這決定了何先生研究的獨特視角和方法論。

　　三是解放思想、開拓創新。何先生認為不管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還是西方經濟學各流派，都難以給出有限條件下應對復雜矛盾的現成答案，這就需要不斷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提出有實踐意義的思路、觀點與方法，並接受實踐的反復檢驗。

　　四是從全國視野定位西部問題。何先生雖身居西部，但在很多全國性問題的討論中，都走在了學界前沿，如生產勞動理論、勞動價值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中國發展經濟學等。具備全國性、全局性問題的理論背景，為他思考地區性問題提供了更廣泛的視野，對西部發展問題的研究也更具前瞻性。

　　五是提出整體、動態的系統發展學。“中國經濟學的核心內容是中國發展經濟學”，何先生以西北地區發展實踐為導向的理論創新，表現出鮮明的整體性、動態性特征，也就是依循復雜矛盾內在關聯、動態演化的特點，給出綜合利用有限資源、全面應對復雜問題的系統發展學理論框架及觀點體系。

　　何先生用扎根西部、奮筆疾書的一生，聚焦西北地區實踐問題，為理論創新提供可行道路，勾勒出中國發展經濟學西北學派粗線條的雛形。傳承先生思想，推進我國經濟學科研與教學的發展，服務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成為后輩不容推辭的責任與使命。

　　（作者：馬莉莉，系西北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