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去北大嫌工资少，去安大与蒋介石对骂，去清华反倒被开除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在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涌现了很多有着傲骨的文人。他们或以山河为笔，挥斥方遒，极陈时弊，引人警醒；他们或以日月为心，在黑暗中砥砺前行，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今天我们来讲讲民国第一狂人，刘文典。

　　刘文典原名刘文聪，自幼好学，聪颖伶俐，师从陈独秀、刘师培、章太炎等人，深得他们赏识。在老师们反帝反封建思想的熏陶下，年仅18岁的刘文典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早期的民主革命先驱者。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日本留学的刘文典带着满腔热血回到国内，投身于革命活动。可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窃取后，他大失所望，多次写文章斥责袁世凯的虚伪行径。

　　刘文典对孙中山非常尊敬，所以在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前往日本后，他也紧跟其后，并任孙中山的秘书一职，协助孙中山的革命工作。

　　1916年，刘文典回国。当时国内正处于军阀混战以及革命党内纷争的局面，刘文典被迫去北大任教授，从事国学研究。

　　在北大任职期间，刘文典一边授课，一边埋头研究学术，终于在1923年编成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在学术界一举成名。

　　刘文典讲课不只讲先秦到近代的古代文学，还讲从希腊到印度、德国到日本，纵横古今，无所不通。刘文典也就是凭借着在古代文典文学上的造诣，让自己在文学界成功“出圈”。

　　

　　自古以来，文人多有傲骨，这在情理之中。可是像刘文典这样极其恃才狂傲的却不多见。当时同在北大教书的大名士吴宓以善究《红楼梦》出名，可是刘文典却在课堂上当着学生的面直言：“我讲红学，要比那吴宓讲得好！”学生起哄，说要让他和吴宓比上一比，刘文典也不推辞，公开开课讲起了红学。

　　吴宓知道后也没有在意，依旧站在台上讲《红楼梦》。可是没过多久就发现，台下坐的学生越来越少，都跑到刘文典那里去听课了。吴宓纳闷：这刘文典讲红学真就比我好？

　　吴宓决定自己亲自去听听。刚走到教室门口，就听到刘文典对前来听课的学生说：“我讲的红学，一定是别人没有讲过的，别人讲过的，我也不屑再讲。”吴宓听了也不恼，走进教室光明正大地开始旁听。

　　旁听后才发现，刘文典讲红学确实跟自己大有不同，他的课生动有趣，兼具文学性，让人听了欲罢不能。打那开始，吴宓就常去旁听刘文典的课。听到精彩处时，也会旁若无人地拍手叫好。刘文典故意把吴宓当成学生，在课堂上提问他问题，总是引得学生一阵发笑。

　　

　　1927年，刘文典离开北大，到省立安徽大学担任校长。究其离开北大的原因，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北大工资太低了，整整五年，总是最低的俸禄。”

　　1928年11月，蒋介石到安徽视察，特意去了一趟安徽大学。刘文典虽然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但迫于生计，只能亲自出面迎接蒋介石。

　　见面后，刘文典对蒋介石并非用“蒋主席”，而是用“蒋先生”称呼，这让蒋介石非常不满。当时蒋介石去安徽大学视察前夕，正好安徽省立第一女中和安徽大学的男学生因为校庆晚会的事起了冲突。

　　蒋介石知道后，气愤不已，认为发生这样的情况，刘文典这个校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责令刘文典开除安徽大学带头的几十名学生，遭到了刘文典的拒绝。因为这些学生里面，有很多是共产党员。虽然当时刘文典并没有站在中共的立场，但对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革命人士的行径是极其憎恨的。

　　

　　脸上挂不住的蒋介石见刘文典这么不配合，气得破口大骂：“刘文典，你看看自己的是个什么东西？简直就是封建遗老，彻头彻尾的学阀，我今天要不把你撤掉，就对不起总理的在天之灵！”

　　蒋介石不说还好，一说刘文典就更是气愤了，他也毫不嘴软地跟蒋介石对骂，“提起总理，我跟他在闹革命时，根本不晓得你名字。青年学生尚未达到理性成熟，些微之事，不要小题大做。你说我是学阀，那你一定是新军阀！”

　　被掀开“底裤”的蒋介石恼羞成怒，上去就给了刘文典两耳光，刘文典虽然恼怒，但文人向来是不动手的，他只是抬脚往地下一顿，旁人看来就像是要踹蒋介石。蒋介石拔枪就要把刘文典给枪毙了，可刘文典一脸傲然：“你根本就不敢枪毙我！”

　　以刘文典在学术界的声望，蒋介石确实不敢。可蒋介石又咽不下这口气，就命人把刘文典给关进了监狱。刘文典飞踹蒋介石的事很快就在学术界传开了，有拍手叫好的，有唏嘘不已的。

　　

　　后来，安徽大学的学生自发示威游行，让蒋介石释放刘文典，北大的校长蔡元培也亲自出面替刘文典说情。迫于舆论的压力，在刘文典被关押的第七天，蒋介石答应把刘文典给放了出来。

　　不愿再吃国民党俸禄的刘文典在这件事后，就离开了安大。他的老师章太炎得知后，十分赞赏刘文典的气节，并挥洒笔墨写下一对挽联：“养生未羡嵇中散 疾恶真推祢正平。”

　　当然，像刘文典这样的人才，到哪讨不了生活。更何况经过安大事件后，刘文典更是声名大噪，清华和北大这两大高等学府相继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就这样，他一边在清华大学当国学系主任，一边在北大教课。

　　在此期间他继续从事古书校勘工作，在1939年完成了《庄子补正》、《说苑斛步》等古籍的校勘编撰。他擅长研究庄子，有人让他评价庄子的得失，他口出狂言：“在中国真正懂《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刘文典。”

　　

　　北平沦陷后，刘文典因为没有及时撤退，被滞留在了北平。日本人得知他是在学术界颇有声望，就想拉拢他，多次派人上门游说，其中就有周作人、刘文典的堂弟等，这些人要么被刘文典给骂出去，要么被拒之门外。

　　好在，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安全逃离北平，辗转来到了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授。只不过他的出走，引起了清华文学系领导的不满，刘文典被清华被开除。

　　抗战期间，全国到处蔓延着日军的炮火，昆明也经常受到日寇的轰炸。有一次，刘文典在讲课时，日本的飞机又来轰炸。那次轰炸，炮火直接蔓延到学校门口，刘文典还是坚持讲课。有人劝他停课，他却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当然，在昆明时，刘文典的狂傲依旧没有停止过。刘文典推崇国学，自然看不上那些写白话文、写小说的作家，比如朱自清、沈从文等。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对沈从文评上教授职称一事非常反对，他认为沈从文只会写小说，读书也只读到小学，况且在他眼里，只有有博大精深学文的人，才能评上教授。

　　为此，在与别人交谈时，他还直言：

　　“陈寅恪是真正的教授，拿400块是应该的，我只能拿40块，朱自清只配拿4块，至于沈从文，4毛钱都不应该给！”

　　同是民国作家，刘文典对他们的态度大有不同，他尊崇学贯中西，精通14国语言的陈寅恪，可是对朱自清和沈从文等人却总是嗤之以鼻。

　　在昆明时，有一次又遇到空袭，当防空警报响起时，刘文典和很多人一样撤离，可是突然想到陈寅恪身体不适，行动肯定不方便，就赶紧又折返回去，半路遇到学生想搀扶着刘文典赶紧撤离，可是刘文典却指着陈寅恪住处的方向，说道：“快去找陈教授，保国粹要紧！”

　　而沈从文撤离时，从他身边经过，他却对同行的人说：

　　“陈寅恪跑是为了国粹，我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庄子，他沈从文什么用都没有，跑啥！”

　　也正因为这种种，刘文典经常被骂是“老古董”“狂傲之徒”，可是换个角度想想，那只不过是一个清醒的旧知识分子在新文化冲击下用自己的言行对国粹的坚守。

　　

　　1943年，刘文典又被云南大学聘请为文史系教授，他就一直执教至新中国成立。昆明解放后，胡适曾劝说刘文典跟他一起去美国，可是他却坚称：“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全国解放后，在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影响下，刘文典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在云南大学不仅讲授国学课，还出版《进化论讲话》、《进化与人生》等文，逐步向新文化对国粹的融合与继承上方向研究，一直到他去世。

　　回顾刘文典的一生，他狂傲不羁，他疾恶如仇，他曾因时代弄人无奈妥协，他也曾为文人气节坚守，他用自己的妥协与坚守，保持着内心的独立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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