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择业的困境

　　作为一个78级的大学毕业生，严格讲，是没有择业这回事的，当时毕业还是统一分配，分你去做的工作，无论跟你所学的专业有关还是无关，都是革命工作，没有多少还价的余地。1982年夏天，作为一个地处北大荒，“文革”时全国唯一一个“不见鬼”的农业大学农业机械专业的毕业生，出路基本上就是去各个农场做机务技术员，只有个别人才能去机关、农业机械厂和农机学校。我原本就是从农场出来的，当然清楚农场的农机技术员是怎么回事，只比拖拉机手地位稍高点，一样也得在农田里摸爬滚打。

　　所以，我们学校那届的毕业生，70%左右都直接分到了农场的基层连队。四年大学，结果却是这个样子，同学们心都凉了，连散伙饭都没心思吃。写到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我本科的学校。这所大学，是“文革”前农垦部在黑龙江垦区办的一所农业学院，名曰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黑龙江垦区，是1958年大批专业官兵过来开荒，才形成规模的。垦区的大发展，到底是大跃进的产物，还仅仅是时间的巧合，我说不清楚。但这所大学，恰巧也是垦区大发展的一个副产品。我们知道，1958年的全面跃进，高校大跃进是其中之一，那时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涌现出了无数的大学。这所大学当初创办的时候，利用的是当年关东军的一机械化师团的营地，所以直到我们进校，好些房舍还是鬼子兵营的模样。这样的兵营，有的农场是直接用来养牛的，但我们学校却用来做教室。当年的兵营位于黑龙江密山县的裴德镇，原来的裴德公社旁边的一个山洼里，在老乡的印象中，像是裴德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记得刚入学的时候，有畜牧系的同学家长给儿子写信，地址写的是，密山县裴德公社八一大队牲口系，某某收，信居然还就是收到了。这所大学，周围不是山就是农田，的确符合毛泽东对农业大学的设想。想要种地，十分方便，但就是留不住人。我们入学之后，随着右派的逐步平反，一个又一个像点样的教师离开了学校，给我们讲课的老师，档次越来越低，可是我们的课业负担却没有因此而减轻——老师不好，反而负担更重，越是讲不明白的老师，留的作业就越是多。

　　大学四年，很少有人想到毕业会怎样，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即使学校不怎么样，毕业出路肯定也坏不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也是如此，一提到大学生，就是天之骄子，不捧杀不罢休。但是，临到毕业时，困扰就来了。各种迹象表明，我们的出路很糟，绝大多数人是要下基层的。当年我们系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农村，一小部分来自农场，还有一些则来自小城市和县城。严格地说，这些人没有一个乐意去农场做技术员的，即使是农村来的同学也十二分不乐意。这样的分配，对于多数非农场出身的同学来说，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对于我而言，虽然来自农场，但也不大想回去，当初参加高考，就是想脱离农场，现在回去，不等于蚂蚁搬家——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当时毕业，基本上按成绩分配，我的成绩，在全系排在中上等，以这样的成绩，最大可能，是去一个农机学校教书，如果不想去，那就只能下农场做农机技术员了。不管做什么，我都离不开农场，真是想起来就烦。幸亏，我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留校教党史。也不知是我上党史课(当年的三门政治课之一)的时候，太喜欢发言了，经常把老师的气势都压下去了，还是我讲近代史的时候，触动了谁的神经。反正，我们学校的马列教研室已经发话，要求留我了。

　　当年的党史，属于政治课。在我毕业的时候，经过了30年过度政治化的历史，中国人集体患了“政治讨厌症”，如果谁要是教政治、讲政治，在亲朋好友中都抬不起头来。我虽然在党史课上比较活跃，那是因为当时老师讲的偏于历史，其实心里一样讨厌政治。一边是我不喜欢，也不熟悉的农机事业，一边是我同样不喜欢的政治课老师的职业。选起来好难。

　　虽然这四年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人们思想变得很快，但我们学校地处北大荒的山沟里，消息闭塞，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在上学期间，中青报发起的潘晓讨论，我们学校几乎没有人参与，唯一的例外是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报社。但是，尽管如此，人面临就业抉择的时候，想得最多的，还是自己。马列教研室讲的学校的大局打动不了我，系里老师讲的国家利益，垦区的利益，我也无动于衷。满脑子，都是自己。

　　考虑再三，觉得回农场无疑是绝不可行的，算了，还是找个方便省事的职业吧。于是，我同意留校。从此，这个地球上多了一个不靠谱的马列教师，少了一个同样不靠谱的助理工程师。

　　其实，直到留校之日，我当初的职业设计，一直还是作家。也就是说，养过猪，当过兽医，又学了农业机械的我，居然还在做我的南柯大槐树下的作家梦。当初能接受学不喜欢的农机，说服自己的理由，就是反正要当作家的，多一种生活体验，岂不是更好？

　　毕业留校之后，同事们都看不起我这个学农机的。形势逼得我只有一条路可走——考研。查了一下目录，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才招党史专业的研究生，就胡乱报了人大。但是这一赌气，最终把我的作家梦给赌没了。从此，踏上了一条所谓学术的路。

　　(摘自8月24日《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