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一件拐卖儿童案揭开外国教堂的阴谋，却让曾国藩身败名裂
1870年，一个叫武兰珍的人在天津迷拐了一个儿童后，被人抓住。在愤怒的乡民审问下，说是受法国教堂一个教徒的指示。
一时间，民众反洋教情绪高涨，工人停工，书院停课，士绅集合，纷纷跑到教堂前喧闹。天津的外国人个个心惊胆战，恐怕惹火上身。
天津知府前去处理，但并没有让愤怒的民众情绪缓和，反而更加剧了中法两国的矛盾。眼看暴怒法国人将军舰开到港口，朝廷紧急调派曾国藩前往天津。
谁知，作为疆臣之首的曾国藩却因此身败名裂，成为人见人骂的卖国贼！
同治八年（1869年），法国传教士在天津三岔口建了一座哥特风格的教堂，取名“圣母得胜堂”，附近的中国人则叫它“望海楼教堂”。
教堂规模宏大，建筑精美，在低矮的中国传统房屋中鹤立鸡群，显得非常另类且醒目。
与望海楼隔河相望的是仁慈堂，它是由五位法国修女建起来的慈善机构。因为专门收养弃婴和流浪的儿童，所以，很多老百姓叫它育婴堂。
1870年春末夏初，天津发生了旱灾。
俗话说，大灾伴大疫。育婴堂内很快就爆发了传染病，三四十名儿童接连死亡，修女们不得不雇人将尸体埋葬在荒地中。
可因为死的孩子太多，受雇的人又非常敷衍，草草埋了孩子后就离开了。
附近的野狗、野猫闻着味就寻了来，刨开薄薄的一层土，就叼出了孩子的尸体。
在鹰啄狗刨下，到处是残缺不全的尸骸，也引来的很多乡民的围观。
从此，外国传教士用中国儿童炼药的谣言就坐实了。
其实，在很早以前，外国传教士拐骗儿童，然后挖心、剔眼用来做药材的说法就流传甚广。
所以，当残缺不全的尸体暴露荒野的时候，天津人就觉得谣言已不再是谣言，而是事实！
但真正引发民众与传教士矛盾的，是1870年5月20日晚，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迷拐了一个儿童被抓后，说是受教堂中一个叫王三的人指示而引起。
压抑在人民心中的怒火终于被点燃，工厂停工，学院停课，所有人跑到教堂前要打要砸。
天津知府、知县认为事关重大，便带着武兰珍到教堂指认。可等所有教众一一传来后，并没有王三这个人。
众目睽睽之下，官员们一无所获，只能不了了之。
然而，等待官府制裁外国人的百姓接受不了这个结果，见朝廷官员什么也没说的走了后，便对教堂开始了打砸。
冲突慢慢扩大，盛气凌人的法国领事丰大业大为震怒，甚至在街上开枪打了知县刘杰。
虽然没打中，但却将矛盾升级。
愤怒的百姓一拥而上，将丰大业与随从活活打死。
暴动开始了，谁也阻挡不了！
失去理智的百姓闯入教堂，打死神父与中国仆役，领事馆、洋行，以及其他国家开设的书堂都被砸得一塌糊涂。
事后统计，在暴乱中打死外国人20名，法国传教士和修女11名，比利时人2名，俄国人6名，意大利和英国人各1名。
除此之外，还有无数中国教民以及仆役被打死，然而这些人的死亡并未得到官府的重视，连具体的统计数量都没有。
天津教堂案引发的暴动震惊了世界，八国公馆联合向清政府施压，法国的军舰甚至开到了大沽，鸣炮示威。
慈禧看着奏折头晕目眩，紧急派正在休病假的曾国藩前往天津。
曾国藩知道这是个烫手的山芋，但又不得不接下这个任务。
第一，他对待君主，一贯以诚自命，遇到任何事不推诿。
第二，作为朝中大成，为国分忧是分内之事。
更让曾国藩担忧的是，万一朝廷派一个无能之辈，激化了矛盾，引发战争，必定将国家推向灾难的深渊。
人还未到天津，天津的百姓早已得到消息。他们相信，曾国藩的到来，必定能扬我国威，赶走外国人！
可让天津百姓愤慨的事，曾国藩的公文《谕天津士民》中的主旨，不是驱赶洋人，而是先压一压自己心中的怒火。
一时间，百姓大失所望，曾国藩更是失去了民心。
贴出去的告示被人死了，还有人在告示所署曾国藩的名字上，挂上了白布。
来到天津后，曾国藩先将道、府、县三个首要领导撤职，然后彻查教堂残害儿童的谣言。
在将搜集洋人挖眼剖心证据的告示发出后，久久没有人到衙门呈报。
曾国发又派人问了当地很多人，但没有一个人亲眼见洋人残害儿童。
查来查去，查到的却是可笑的传闻。
曾国藩详细分析天津教堂案的原因，又听取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意见，为西方人做了一些辩解。同时，也为中国百姓说了几句话。
他说，百姓对外国人有强烈的反感，是因为有“五疑”。
总结说：百姓们经常听到挖眼剖心的谣言，有这五种可疑之处，已经非常愤怒。等到出现人贩子拐卖儿童和婴儿尸体残躯的事件后，自然怒不可遏。
曾国藩知道这道奏折肯定会被朝廷公布与外，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朝廷只公布了他为外国人辩解的部分，却将为百姓说话的“五疑”给删掉了。
很快，奏折上了报纸，朝野上下更是哗然一片。
一时间，曾国藩成了崇洋媚外的叛徒，人民的公敌！
京城中甚至出现了反曾运动，就连湖南人也不买账了，湘江士子冲入湖南会馆，把曾国藩亲笔题写的牌匾砸的粉碎，并要求开除曾国藩的会籍。
曾国藩被贴上卖国软弱的标签，朝廷为了挽回民心，将民众对朝廷的所有仇恨都转移到曾国藩身上。
是曾国藩软弱，不是朝廷软弱！
在去天津前，曾国藩已经病的很重。在给李鸿章的书信中，他说：“事关重大，义不敢辞。”
临行前，他就预测到自己很有可能会病死在天津，不一定能活着回来，所以给儿子们留下一份很长的遗嘱。
遗嘱中并没有对家庭财产的分割，而是将自己一生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心得又向儿子们交代了一次。
那就是一定要做到“不忮不求”。
不忮，就是克制自己的嫉妒心；不求，就是克制自己的贪心。
这两点看起来老生常谈，实际上，大多数人做到不到。
嫉妒经常出现在事业成绩差不多的人之间，贪心则人人都有。
曾国藩在遗嘱中强调，这两点不除，既难立品，又妨造福。希望儿子们克制这两点，做到心地感觉。
天津教案让曾国藩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再度回任两江不久，郁郁而终。
历史学家张宏杰在《曾国藩传》中说：“在清代重臣中，他是第一个主张对洋人以诚相待的人。”
在那个年代背景下，这种魄力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曾国藩的起点很低，一个秀才考了七次才中，祖上几百年都是平头老百姓。年轻的时候还有很多毛病，身体素质也并不是特别好。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通过不懈的努力，完成了脱胎换骨，达到了立功、立德、立信三不朽的境界。
他转变的这个过程多所有人来说，非常有启发意义。从曾国藩出发，我们可以更深刻的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史，了解晚清政治史和社会史。
多读一读《曾国藩传》，必定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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