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韦正：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史进程的生动例证｜持续关注大松山墓

　　“大松山墓群给我带来的感受，第一是墓葬数量非常大，排列非常有规则，延续时间非常长，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印象非常深刻，大松山墓群总体上是跟中华民族的文明的进程是一致的，是中华民族文化多元性、丰富多彩所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和他的团队来到大松山墓群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时，发现大松山墓群随葬了大量的装饰品，由此看出民族特色、地域特色非常强，感受到当地的文化丰富多彩。

　　韦正认为，这座全国罕见，西南最大的大松山墓群是云贵地区发现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墓葬群中最重要的一组，从学术意义上也是当之无愧，它深刻反映了贵州与中原地区的紧密联系。

　　截至目前，大松山墓群考古现场共清理墓葬2000多座，出土金、银、铜、铁、玻璃等材质各类文物4000多件套，这些文物不仅能够实证黔中地区的古人拥有较为稳定、和平、富足的生活，同时能够证明贵州早在汉晋时期，就与中原、沿海地区乃至海外地区在文化、贸易等方面产生的联系。

　　挖掘工作现场。

　　“西南地区自有繁荣，和‘小天地’所在，他的内部交通是畅通的。大松山墓群就很好地印证了当时的交通状况良好。”韦正说，从墓葬形式来看，当地特点是比较强的，但可以看到出土精美的瓷器应该不是贵州当地生产的，因为目前为止在贵州并没有发现相关的瓷窑遗址，而在广西、广东等地区却发现了相关的瓷窑遗址，它的瓷器形状跟大松山墓群出土的瓷器是比较相似的，可以说明高级的日用品、易碎品输送到贵州，在运输上不存在困难，充分说明当时的交通状况是不错的，在文化交流方面也是畅通无阻。

　　韦正由此得出结论，早在汉晋时期，贵州已经开始与中原、沿海地区乃至海外地区产生文化、贸易等方面的联系，大松山墓群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史进程的生动例证。

　　青瓷执壶（宋）。

　　通过对出土的文物的研究，可以说大松山墓群见证了汉晋至明代黔中地区社会文化中心逐渐转移至贵阳周边的进程，既体现出地域文化传统的长久延续，也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商贸、信仰、丧葬等情况。

　　“通过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相结合，我们就明显地看出来，两汉到魏晋的时候，西南地区的云贵区域，国家控制的中心或者治理的中心，在今天的云南省昆明附近。但是从东晋开始，我们就发觉这个中心，可能要发生转移了。”韦正说，大松山墓群考古发现出乎意料，改变了以前的认识，可能东晋仅是一个过渡时期，到南朝的时候，云贵高原的国家治理的中心，可能移到了今天的贵阳附近，这就是大松山墓群学术、历史、文化意义之外的政治意义所在。

　　通过出土的一些宝石和玻璃珠以及南朝陈太货六铢等，可以判断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域外等文化因素，是各地区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展现了西南边疆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画卷。

　　坟坝顶墓群出土玻璃制品（明）。

　　韦正认为，贵州的历史地位从两汉跟魏晋东晋南朝开始，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在唐代基本完成了，在六朝时期的云贵地区、贵州地区经济地位的提升，为唐宋时期的南方地区作为中国主要的经济重心奠定基础，同时与南海地区以及海外的联系也得到加强，所以我们要延长来看大松山墓群的意义。

　　文/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张云开

　　视觉/实习生 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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