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道德外语效应对社会从众的影响，以促进道德社会化的发展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之中的“德”便是道德，它被看作是人类道德品味与社会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
道德铭刻在每一个人身上，成为个体身份识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个体的行动，甚至决定着谁应当被信任。
正如“在法律所涉足不到的地方，是道德在起着作用”，道德及其决策看似抽象、遥不可及，实则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由于一些不可控的环境等外界因素，人们在道德决策过程中经常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最终不得不去选择一些事物而放弃另外一些事物。
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大背景下，每一个国家和政府都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困境：
不断增长的被传染人数和重症患者，有限的医疗与防护物资，再加上危急的状况，为了控制病毒的传播、降低病患的死亡率，面对无价而平等的生命。
是否应该舍弃一些人而把治疗与护理资源留给最可能从中受益最大的人，从而使整体健康最大化？这值得深思与探讨。
对以上这类问题进行回答的过程其实就是道德决策的过程。
简而言之，道德决策是个体基于一定社会制度与规范，根据自我道德价值导向，对某行为进行是非对错、正邪善恶评价，并作出判断与选择的过程。
一直以来，道德研究的重点之一便是探讨影响个体道德决策的因素。
主要包括个体因素如情绪、认知等，情景因素如困境类型、伤害程度还有语言等，社会因素如文化、群体信息等。
以致于外语特别是英语在国内迅速普及，提示我们不得不开始重视语言在道德决策中所产生的影响。
但是，当前有关道德外语效应的实证研究大多数都出自西方国家，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可能会引起不同的道德决策，其外语效应也可能存在着不同。
因此，不能照搬国外研究的结论，而应当进一步扩展此方面的研究，验证道德外语效应跨语言形式的普遍性，以紧跟道德外语效应在国际上的蓬勃发展之势。
再者，国内外探讨道德决策从众现象的研究开始兴起。
经验告诉我们，作为社会性动物，人们很少会单凭一己之见做出重要决策。
已有研究也发现，即使是道德决策，同样还是会受到来自群体中其他人意见或选择等信息的影响。
因此，研究以期通过三个分研究来探讨群体信息对道德决策及其外语效应的影响。
研究一使用被广泛认可的道德两难困境材料，要求非熟练中英双语者对不同语言描述下的道德两难困境进行决策判断。
从而探讨在以中文为母语、英文为外语的中国人群体中。
个体道德决策是否会受到描述困境材料的语言类型的影响，从而验证道德外语效应跨语言形式的普遍性。
研究二在道德决策材料之后为被试提供结果论或道义论群体信息以作参考，要求非熟练中英双语者在不同语言情景下进行道德决策。
研究三在道德决策材料之后为被试提供结果论或道义论群体信息的基础上，还提供相应的理性或情绪性论据理由以作参考。
最后，结合三个分研究，引入从众指数，进行综合分析。
道德决策
研究三项研究均表明，困境类型影响个体的道德决策，与非自我道德两难困境相比，个体在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中更倾向于作道义论决策。
Greene等人曾指出造成个体在自我道德两难困境和非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中道德决策差异的原因在于，人们的道德决策是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相互竞争的过程。
相比于非自我道德两难困境，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中无辜者的死亡更易激起强烈的负性情绪情感反应，使得个体在进行道德决策时情绪占主导地位。
为了避免这种情绪体验的出现，个体常常会放弃以一救五的结果论决策，而做不伤害无辜者的道义论决策。
从本质上来看，自我道德两难困境和非自我道德两难困境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伤害行为是否由个体亲手造成的，有研究显示，亲手造成的死亡伤害。
如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中的结果论行为，更容易激活与社会情绪加工有关的内侧前额叶和扣带后回，即给个体带来更为强烈的消极情绪体验。
而这种强烈的消极情绪更易引起“我不想杀任何人”的想法，并且阻止个体权衡困境背后的利益逻辑，从而减少了对成本效益的分析。
最终导致个体在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中更倾向于作道义论决策。
在道德决策过程中，人们往往不允许以伤害作为手段来获取最大利益，但却能容忍那些为了更有利的结果而造成的不可避免的附属伤害。
相较于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中无辜者被当做阻挡危险的工具，非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中无辜者的死亡属于危险转移后的附属伤害。
因此，个体对非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中的结果论决策与行为的容忍度会相对大一些。
研究一中实验2的结果表明，伤害程度会对个体道德决策产生影响，恰好论证了上述推论，显示了情绪因素在道德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从致伤困境到致残困境再到致死困境，个体对结果论行为合适度的评分不断递减。
具体来讲，所引起的伤害程度越大，结果论行为所带来的消极情绪体验也会随之增加。
与此同时，个体对成本效益的分析随之减少，最终导致个体对结果论行为更为抵触。
的确，在道德认知中，伤害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每当谈到道德，伤害是最为频繁被提及的，不伤害他人也被认为是人类道德中最基础的元素。
人类学研究还发现，伤害与道德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具有跨文化普遍性，无论是在大型的西方工业社会，还是在传统小国的寡民部落，甚至无论他们持有怎样的道德信念。
这一点都难以动摇，以致于伤害也被称为是道德冒犯的原型。
伤害行为会影响个体的道德决策实则是因为无辜者的痛苦唤起了人们的共情与同情心。
从致伤困境到致残困境再到致死困境，结果论行为下个体感知到无辜者的痛苦逐渐增加，其共情与消极情绪体验也随之增强，以致于对结果论行为更为排斥。
道德外语效应
结果表明，不同于非自我道德两难困境，在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中，无论是道德决策还是结果论行为合适度评价都受到了语言类型的影响。
具体表现为，与母语相比，在外语情景下，个体更倾向于作结果论决策，并且认为做出结果论行为更为合适，即出现了道德外语效应。
此外，致死困境属于自我道德两难困境的一种，道德外语效应同样出现，同样是亲手造成的伤害，当伤害的严重性降低时，外语效应依存。
当伤害的严重性和永久性都降低时，外语效应消失了。
在研究中，语言条件是被直接操纵的变量，所以可以直接得出使用不同语言导致了不同道德决策。
但是，如果上述道德外语效应这一现象仅仅是由于不同语言属性所导致的，那么在非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以及致伤困境之中没有理由不出现同样的效应。
再加上前人研究也显示，在众多语言中均一致存在道德外语效应。
所以研究认为，不能仅基于语言属性去解释这一现象，而应该从道德决策过程入手，深入探讨其内部可能。
从理论上来讲，道德决策过程中存在情绪因素和认知因素的共同影响，只是在不同情况下的主导影响因素有所不同。
致死困境属于自我道德两难困境的一种，致残困境是根据伤害程度对致死困境进行改编后的版本，从伤害的严重程度方面来讲，残疾稍逊于死亡。
但由于残疾的永久性特点，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其带来的身心疼痛非常人所能承受，许多终身残疾患者甚至长期处于一种生不如死的状态。
所以终身残疾所引起的情绪唤醒程度和死亡不相上下。
此外，相比于致死困境和致残困境，致伤困境中的伤害在严重性和永久性方面均降低，其情绪唤醒程度也随之被削弱很多。
因此，有别于非自我道德两难困境和致伤困境，自我道德两难困境、致死困境和致残困境都具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
即个体结果论决策行为给无辜者所造成的直接性伤害能带来更为强烈的负性情绪冲击，而道德外语效应就只出现在这些困境中。
这提示可以从情绪因素入手，而且，语言是情绪信息的重要载体，语言网络和情绪网络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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