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金融教育与投资经验对资产配置非理性行为的作用机制
金融知识在金融教育与投资者资产配置的非理性行为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1.提高投资者金融知识水平：知识渠道
已有研究发现，缺乏金融素养是个人投资者无法通过多样化投资有效分散金融市场风险的重要因素。
金融素养包括个人对经济常识、基本金融概念的了解，体现为投资者基于自身的金融知识储备，搜集与处理市场信息，从而做出明智判断和合理决策的能力。
可见，金融素养本质上涵盖了知识维度和能力维度。
本研究基于CIFES中投资者的基础金融知识测试和专业金融知识测试，参考尹志超等对金融知识指标的处理方法，运用因子分析构造投资者的综合金融知识指标。
金融知识的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金融知识水平的提升将减小投资者的持股单一化，促进投资组合分散化。
这与大多数研究金融知识与投资组合分散化的实证结果一致。
一方面，金融知识提高了投资者对市场风险和分散化投资的基本认识，出于降低投资风险和提高投资组合收益的考虑，投资者将尽量选择不同种类的金融产品。
另一方面，随着金融知识的提高，投资者将更积极地平衡其投资组合。
这种平衡体现为金融知识越高的投资者，在投资组合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将尽量减少惯性和趋势追逐，从而实现资产配置的有效分散。
Bianchi的研究也表明，金融知识水平较高的投资者，在对个人投资组合的动态调整过程中，将显著降低由市场波动导致的投资风险。
且资产组合的风险份额相对稳定，则其分散化程度相对稳定。
回归结果验证了金融知识在金融教育与投资者资产配置的非理性行为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2.提升投资者基本投资技能：能力渠道
单一化持股或资产配置集中化的投资者可能缺乏相应的金融能力，不了解金融产品与服务，无法有效运用各类金融工具以构建分散化的投资组合。
CIFES询问了投资者具备的投资技能，本研究将选择“能够使用分析软件，使用各项指标进行基础投资分析”的受访者视为具有基本投资技能的投资者，从而其“基本投资技能”赋值为1，否则为0。
近年来，依赖大数据技术的数字金融飞速发展，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服务成本，提高了金融机构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也从多个方面影响投资者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
首先，数字金融利用场景优势和模式创新弥补了传统金融交易高度依赖物理网点的短板，满足了处于欠发达地区的低收入和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
改善了居民的金融排斥状况，增加了居民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时间与空间便利性，从而提高了居民对金融市场的参与意愿；
其次，数字金融凭借技术与信息优势，极大地降低了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对金融信息的搜寻成本和对金融风险的评估成本，有助于提高投资者的金融决策效率；
再者，数字金融推动了金融产品的创新，催生了大量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出现，拓宽了投资者的金融产品选择范围，有助于投资者实现金融资产配置的多样化；
最后，数字金融在提高投资者风险承担水平方面也具有显著影响。
随着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数字保险和数字货币的不断普及，投资者置身于充满数字应用的场景中。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自身的风险阈值，提升了风险承担水平，这也将影响投资者对金融资产的有效配置。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采用中国投资者教育现状调查数据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进一步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投资者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并探讨金融教育与投资经验在数字金融发展不同的地区对投资者资产配置行为是否存在差异性影响。
我们首先对持股单一化指标重新度量，若投资者在2019年和2020年平均持有股票的数量为1-3只，则该投资者的持股单一化为1，否则为0；
其次，我们采用Guiso和Jappelli、彭倩等的方法构造“考虑资产间相关性”的“有效分散化”指标，评估投资组合的有效分散程度。
替换解释变量后，金融教育对持股单一化的估计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对投资组合分散化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
投资经验对持股单一化和投资组合分散化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依然显著。
前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投资者的金融教育指数，参考张玉玲等对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我们运用变异系数法建立新的金融教育指数。
该方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可避免主观权重确定法如专家打分法带来的人为干扰。
我们依据金融教育评价指标的当前值与目标值的变异程度进行赋权，若两者的差距较大，则赋予较高权重。
具体操作为：
首先，计算出投资者金融教育的资金投入、时间投入和接受各项金融教育内容频率的平均值；
其次，计算出上述评价指标的标准差；再者，依据均值与标准差构建变异系数；最后，所得变异系数分别除以变异系数总和，以此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值，并合成金融教育指数值。
投资者通过金融市场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是实现财产性收入增长和财富保值增值的重要方式。
在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财富管理需求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缺乏分散化成为了投资者资产配置中最突出的非理性行为。
单一资产持有引致极端风险积聚，阻碍了投资者实现持有金融资产以最大化收益的目标。
基于此，本文探讨了金融教育与投资经验是否有助于纠正投资者资产配置的非理性，并运用2020年度中国投资者教育现状调查的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我们的研究结论表明：
首先，投资者受金融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持股单一化，提高资产组合的分散化。
投资经验与持股单一化呈U型关系，与投资组合分散化呈倒U型关系，表明具备一定经验的投资者会通过分散化的资产配置以有效防范投资风险；
其次，投资者金融教育投入度和接受度的提升都将促进其选择多样化的持股方式和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投资组合。
且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教育对于资产配置行为理性的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那些在大学阶段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化金融教育的投资者中。
再者，金融知识和金融能力在金融教育影响资产配置行为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金融教育主要通过提高投资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和提升投资者的基本投资技能来促进资产配置的分散化，投资经验的传导渠道主要是投资技能的提升，表现出熟能生巧效应。
此外，在数字金融发展缺位的区域，金融教育对优化投资者资产配置的边际作用效果更佳。
最后，为克服模型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或反向因果问题，我们采用工具变量法估计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吻合。
且基于更换资产配置非理性行为指标、改变金融教育指数的构建方式、剔除大学阶段专业与经济/金融相关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也再次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价值投资理论的先驱格雷厄姆在著作《聪明的投资者》中指出了投资的三大原则“公司、市场先生和安全边际”，强调了三者的关键均是长期性。
投资大师巴菲特的现代价值投资理论也提出注重股票的内在价值，以合理价格买入，耐心等待企业成长，长期持有股票的“价值投资”精髓。
可见，价值投资策略的本质是树立长期投资理念。
然而，无论是针对成熟资本市场散户投资者的交易行为研究，还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资本市场个人投资者行为分析，结果都表明，个人投资者的过度交易行为突出。
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的股票年均换手率约为75%，每年所有现货和期货的交易量大约是世界贸易和投资总额的四分之一，现实中金融市场的交易是海量的。
从中国证券交易所的换手率数据来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市值换手率为193.44%，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市值换手率达456.16%。
可见，个人投资者呈现出频繁交易的特征，投资者的超高换手率无法仅以再平衡或对冲需求进行解释。
并且，这种“快进快出”的交易策略没有带来更高的投资收益，我国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市值为自然人投资者的0.76倍。
而机构投资者盈利金额为自然人投资者的3.6倍，个人投资者持有的资金规模大，但过度交易导致盈利能力较差。
综上，在现实金融市场中，投资者的交易异常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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