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6000年医药文化史》大纲（5）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进本科
原标题：《华夏文明6000年医药文化史》大纲（5）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进本科
《华夏文明6000年医药文化史: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健康》
沈阳（编著）
2023年5月2日 北京
【本节介绍《华夏文明6000年医药文化史》在通史研究上的本科教育历史】
1.同 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的接触
第一次同非遗有关的专业人士交流，发生在2015年8月10日，是同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沈南燕秘书长，在北京首都机场T3候机室。
2015年8月11日上午“中巴经济走廊（新疆?克拉玛依）论坛今日开幕”，本人被会议邀请去做媒体总监兼总顾问，本人的任务是必须审核60多家主流媒体报道的所有材料。
会前一天，自已正在黑龙江省参加贝因美公司的牧场采访，接到参会任务时刚好回到了哈尔滨市已经是当天下午14时，才发现当天没有哈尔滨直飞克拉玛依的航班，只有先由哈尔滨机场飞到首都机场，再由北京转飞克拉玛依、才能够赶上当天下午5时（克拉玛依时差慢2小时）参会。
从首都机场候机处开始，在飞机降落克拉玛依前，看完了沈南燕秘书长团队让阅读的足足有一尺厚的纸质之及电子版的会议材料，约有50万字。飞机降落克拉玛依机场，大巴车把我们连同行李就直奔媒体报道会议会场。自己被安排坐在主席台上，台下是全国主流媒体及新疆本地共60多家采访记者，才知道自己成了这次会议媒体报道活动主讲人 。 会议开了4天，在那4天时间里，本人仅仅睡了10小时时间（幸好带足了维生素B2片和西洋参切片）。下面是本人当时写的报道及相片：
《中巴经济走廊（新疆?克拉玛依）论坛今日开幕》
（http://news.cntv.cn/2015/08/11/ARTI1439279050419788.shtml ）
光明网讯 8月11日上午，2015年中巴经济走廊（新疆?克拉玛依）论坛在新疆克拉玛依市开幕。来自中巴两国政府、企业、智库、社会组织、媒体机构等约300位参会代表围绕“共商中巴合作，共建繁荣走廊，共享和谐发展”主题展开讨论。该论坛旨在进一步落实总书记访问巴基斯坦系列成果，首次汇聚中巴双方各领域高级别人士，充分统筹联系官、产、学、研各方面资源，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走实做深，支持地方特别是企业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那次会议之后，光明网的同事开始举办每年一次活动。即《中国非遗年度人物》评选，是由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指导，光明日报社主办，光明网承办的推选宣传活动。每一年由各地政府部门推荐的100位候选人，经过网络海选投票、专家最后评选而选出来的十位“中国非遗年度人物”，应是能代表当前我国非遗保护发展成绩的标志性人物，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和社会关注度；对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具有导向性和示范性；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具有创新性和引领性。
2.医药学圈子里的非遗出版物
2014年开始，《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临床经典读本》（43本）和《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临床经典名著》（50本）两套丛书，主编是吴少祯（儿科博士）。购买了这两套丛书之后，本人就在想：这些材料的背景还不是国家或者世界相关机构，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6月1日生效）或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10月17日第32届会议通过）相关规则评选公示的，这么出版，行吗？
3.《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本科课程始于南开大学博物馆专业（1986年）
南开大学王玉哲（1913年-2005年）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先秦史专家，他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前言》（1989年7月14日作序）介绍说，“这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已列为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高校选编教材，198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表示接受该教材出版任务。为此，我们在讲义的基础上重新编写。旧讲稿为适应博物馆专业学生的需要，内容比较繁琐。现在，删繁就简，使本书读者对象扩大到一般文史工作者。”
此书第一章 《导论》开篇这样写道，“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是博物馆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开设此课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该专业的学生能够对中国古代的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状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从而为将来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奠定基础。实践证明，开设这门课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就是对于其他专业的同志，也有利于增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树立。”
王玉哲教授这7页内容，就引用了很多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著述，让我们感觉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在中国文化史学习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本人争取下一篇写这一点）。
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021年3月1日纳入普通本科专业设置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2年第一期（总第9期）发表了署名 朱佳 宋俊瑶文章，题目是：“一则迟到的书评----十三年后再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介绍说：
2021年3月1日，在冯骥才等专家学者的积极推动下，教育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式纳入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业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建设至此又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就在大家还沉浸在无比喜悦之中时，我们才突然意识到，早在十三年前，我国就已经着手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建设工作了。其中，最典型的标志之一，便是2009年由中国非遗研究领域学者苑利、顾军夫妇撰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一书的问世。
作为国内第一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为终极目标的学术专著，这本书凝聚了苑利、顾军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工作的多年心血，它全面而系统地阐明了两位学者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构想。
作者从四个方面介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该书的影响力：
一是高瞻远瞩，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没有不做的理由；二是云破天开，新学科照亮传统学解难以涉猎的领域；三是纲举目张，构建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基础的理论体系；四是知行合一，只有学科建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非遗保护的所有难题。
5.《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博士课程及成果
除了本科生开设物质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课程外，博士课程也及博士研究论文也结出硕果。
第一本博士课程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博士课程录》向云驹著（2013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系统地介绍了全球及中国的规制及发展，是一本体系完整的大纲式专著，书中的材料源自作者多年来推动我国这个领域工作经验，以及参与国际活动的体会。
《中国大遗址保护博士论文丛 （共九册 内含文化线路保护管理研究、国际化视野下的西安大遗址保护、大遗址的文化地理空间分析——以咸阳原为例、文化遗产地管理对策研究——以秦始皇帝陵为例、中国文化遗产展示体系研究、大遗址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文化线路保护管理研究、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是网上能够搜索到的博士论文。当然，可能不一定是这个非遗保护专业，不过，证明有足够多的博士在这个行业从事专门研究了，而且成果陆续出来。
6.中医药界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保护尚属初级
当本人第一次见到并且购买了部分《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临床经典读本》和《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临床经典名著》两套丛书之后，就一直琢磨一个问题：
按这两套丛书的“非遗”标识，及出版标准、出书速度，不用10年，中医非遗项目可以达到好几千项。幸好，事实上，这家出版社没有更多的类似的著作再以“非遗”标识出版.。目前，防止滥用“非遗”标识也依法列入了市场监管项目。
写本篇的目的：
一是普及一下文化学（物质和非物质）研究的新视角。希望大家多一个视野看中医药文化的悠久历史。中医药文化自信，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否则就没有向年轻一代好交代的故事可讲。
二是从这二个新视角，提醒一下医药界同志在涉及“非遗”标识使用时，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6月1日生效）或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第32届会议通过）相关规则规范使用。
三是解开扁鹊大夫真假问题认定源头，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这家成立于1957年，中国目前唯一的多学科和综合性的科技史专门研究机构，世界三大科学技术史专门研究机构之一，在2007年一位博士论文认定扁鹊为虚假、而且在2016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六十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论文选 第二卷 （地质、生物、医学、农学）》一书中，医学部分仅有的几篇文章选有此论文。教育部正是依据此文权威结论，在2016年以后的全国中小学课本中，把扁鹊大夫有关材料删除了。
网上攻击中医药的人，每一年都在翻新贴拿这事污化中医药史形象。而证明扁鹊存在的考古证据——成都老宫山考古是在2012年发掘，在2019年列入中国考古十大发现（论文集2011年才公开发表），2023年才发行相关的文化研究著作，牵头人还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退休了的研究员。本人一直纳闷：为何不见中医药史界的专家为扁鹊被踢出中国中小学课本一事平反呢？！
综上所述，在本人阅读过这四本相关专著（《全国首批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导师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集》、《中医药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新时代中医药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和《天津中医药文化传播发展报告（2016-2020）》）之后:
本人认为，我们的中医药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保护水平存在下列问题：
一是中医药综合性大学缺乏文化史机构
1949年以后的“六大”中医药学院，即：创建于1956年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和成都中医药大学，以及创建于1954年的南京中医药大学、和创建于1958年天津中医药大学，目前都已经是以中医药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即不是单纯创办初期的专科学院。
但是，这六所中国顶尖的中医药综合性大学里，目前仅北京中医药大学有一个中医药文化研究机构，是由毛嘉陵老师创办的中心（这是徐校长在这个中心成立8周年讲话介绍，并以此引以为豪），其他的五所中医药综合性大学还没有配套，开设非遗文化保护课程也都未见到教材出版发行。
二是中医药史的材料陈旧、更新慢
本人至今购买到中医药史教材超过50本（不重复），时间跨度从上世纪50年代到最近3年，基本上找不到老官山考古材料的介绍。
从上世纪1919年出版的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到2022年3月出版的李经纬《中医史（修订版）》长达103年的中医药通史也找不到老官山考古材料。
三是中医药文化史高端人才青黄不接
毛嘉陵教授与本人同年龄且都是1978年入学（他是中医专业，我是兽医专业），2021年也60岁正式退休离岗了，退出了中医药文化圈子，徐校长领导的北京中医药大学缺乏一套机制、让毛老师继续从事中医药文化史研究继续下去。
成都中医药大学对老官山出土文化材料的研究持续10年，最后几年的主要破题者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退休研究员。
李经纬老师在2022年3月出版《中医史（修订版）》时，已经91岁高龄，看到他老人家在《三版 序》最后落笔那二行字——“2020年3月举国上下抗疫之时，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时年九十一”，正常人在敬仰之余都会有一种感叹：我们的国家，还让这么大年纪的老人家为中医药文化通史操劳，接班人呢？！
这，就是本人在过去10年时间，跟踪我们医药文化研究和发展时发现的一个现状问题，值得相关的学界、主管机构高度重视。
此文持续写了15个小时左右，终于成稿，不过，它用了本人10年时间，算是有了一点收获。
感谢您的阅读并更正。
2023年5月3日12时08分第一稿写于北京家中
5月4日6时8分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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