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公务员的考试宝典:必须“以德服人”,文化知识必须基础过硬

  学而优则仕,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当中,这句话一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纵观古今,其实学仕之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萌芽。

  在《礼记》中有记载:“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也就是春秋时期的官员可以向王推荐有能的人,而这些人会在王面前进行辩论,等辩论结束后才会根据结果确定官职。

  换言之,春秋时期的选拔用官制度,已经出现了一丝丝苗头,只不过由于当时的识字率实在是太低,这个制度最终没能一直延续下去。

  但是在数百年后的汉朝,却诞生了现代考试制度的雏形,汉朝的公务员们不仅文化知识要过硬,甚至连人品都是考试对象。

  

  汉朝官员

  春秋各国制度纷乱,秦朝一统天下却短命,因此在汉朝建立之后,如何建立一个稍显公平的封建制度,便成为了重中之重。

  在很多制度上,汉朝虽然借鉴了秦朝的经验,但在选拔用官上,刘邦却是推陈出新,建立了独特的制度——征辟制。

  这种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征”,也就是皇帝直接向当事人聘请做官,比如刘邦在定太子前,就曾经亲自聘请过秦朝的博士商山四皓出山,这种就叫做征。

  另外一种“辟”,则是由有资格的朝廷官员向当事人聘请做官,这种制度就比较常见,各郡的太守也往往会利用这个制度,在当地扶持一些自己的心腹,方便处理政事。

  

  刘邦

  不过虽然征辟制度好用,但却不是完全没有限制的,为了防止滥用,刘邦就曾经下诏明确,必须要有德、有能的人才能接受征辟,并且受征辟的人不能太老。这几个基本原则一直被贯彻到了东汉时期,直到刘秀复汉后,才有了新的发展。

  在刘秀复兴汉朝后,出于稳固统治和分衡手下世家大族的需要,便在征辟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依照《汉书》记载“方今选举,......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

  在刘秀之后,征辟制度不再只是由官员和皇帝自说自话,而是转为考试制度,依照德行、明经、明法、政略四门考试科目的成绩定下排名。

  

  刘秀

  这其中的德行,就是通过试题考验道德品质,判断考生是否廉洁敢言;明经就是通晓儒术经典;明法就是了解法律,并依照法律决断案件;政略则是兵法,用于选拔军队人才。

  但这和后世科举制不一样的是,科举制有着明确的答案和规范,并且排名是总体排名,一旦落后便是不中。可征辟制却不一样,虽然有四科考试,但四科却是独立排名,并且答案不一。

  也就是说,即使考生其他三科都泯然于众人,但只要有一科极其优秀突出,那也是可以被提拔为官的。

  而征辟制在两汉之间,一直都是重要的选拔制度,为汉朝的强盛鼎立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前期的确也为两汉贡献了大量人才。

  

  考试

  然而一个制度的长期实施,必然会被人找到其中的漏洞并驾驭牟利。征辟制的优势在于只看最长处,讲究人尽其才,并不设置标准答案,而弊端也恰恰出自这里。

  由于古代的生产力水平低下,能够有足够时间钻研学术的,大多都是世家门阀,因此在两汉时期门阀豪族一直都是尾大不掉,连朝廷任命的官员都得和他们打好招呼达成共识,才能完成自己的政务。

  而征辟制没有客观答案,世家子弟的见识又广于寒门,因此到了东汉时期,征辟制早已被玩坏,成为了地方豪强们争权夺利,扶持子弟当官的工具。

  当然,世家大族依靠制度漏洞获取利益和权力,皇帝自然也不会将权力拱手相让。为了遏制世家大族的扩张,除了征辟制之外,又有另外一个选拔制度成为了汉朝的主流。

  

  考试

  察举制始于西汉汉文帝时期,当时汉朝因为征战问题,早已处于国力衰弱时期,汉文帝因此在政事上讲究无为而治,与民相安。为此,汉文帝迫切需要更多的人才来达成恢复国力的目标。

  因此察举制便应运而生,汉文帝只需提出自己的选拔标准让各地官员按照标准推荐人才,此后皇帝再对推荐上来的人才亲自面试,最后授予官职。

  由于这个标准如何完全是由皇帝个人判断,因此在文景时期,标准更加偏向品德方面,因此文景时期通过察举制上任的官员,大多都是道德高尚之辈。

  等到汉武帝时期,察举制便得到了更加的完善,也一跃成为了寒门子弟最佳的升职之路,因为察举制当中最重要的“孝廉”便是出自汉武帝之手。

  

  汉文帝

  顾名思义,孝就是孝顺,廉就是廉洁,廉这方面继承于汉文帝的思想,而孝这方面,则是来自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对儒家思想的提炼,《孝经》一书开篇,就曾提到过“孝,德之本也”,可见在儒家学说当中,孝顺是一切道德的根本。

  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察举制也逐渐发展出了自己所独有的科目。比如汉元帝时期,就增加了明法科和廉吏科,专门负责选拔法律领域的专业人才和地方官吏当中廉洁有功的人。

  简单来说,察举制以人品道德为最基础的核心,再增设各种各样的考试科目,从中选拔出具有道德名望又有才能的人为官。

  一般来讲,只要有官员看重你并将你提名为“孝廉”后,这个人就可以免试先到朝廷担任郎官,主要负责看守宫殿,保护皇帝及宫中眷属的安全。

  

  官员

  而在这段时间当中,郎官便有了与皇帝经常见面的机会,一旦能够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才能,便能飞上枝头变凤凰,因此在汉武帝之后,担任孝廉郎是一件非常荣誉的事。

  只不过郎官只是虚职,想要成为正式的官身出外任职,还是需要经过正式的考试和观察。

  简单来说,就是郎官是试用期,想要转正拿到官职,那就得参加考试并夺得好名目,同时皇帝还是根据你日常的表现和考试成绩综合评判,最终给你定个官职。

  一旦你多次参加考试都没有获得成绩,或是你的日常表现有所欠缺,那皇帝便可将你重金遣送回乡为吏或是继续留用当郎官,以观后效。

  

  汉武帝

  当然,由于早期的察举制制度没有考试,只需要考察当事者的品德,因此在察举制盛行之后,也出现了不少走后门的选手,通过重金或关系贿赂打通当地官员的渠道,获得当年的察举名额就能入朝做郎官。

  而当郎官后,又没有合适的退出机制,即使再不争气,也能换来个当地小吏的身份当当,因此在察举制后期,所谓的孝廉就有了不少滥竽充数的家伙。

  为了解决这个新的问题,皇帝自然是再次结合时代的智慧,为制度上的漏洞打上了补丁。

  而这个补丁,也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全国性选拔考试制度——阳嘉新制。

  

  官员

  132年,东汉汉顺帝在发觉察举制和征辟制都已经无法满足选拔人才的要求后,便对两者都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其中征辟制的改革不大,主要还是集中在察举制上,由于当年是阳嘉元年,因此这个新制度,也被称之为阳嘉新制。

  根据新制度的要求,孝廉郎必须要满40岁,而且到了都城,还需要先参加考试后才能成为郎官,算是从根本上截断了各地家族往里塞人的利益。

  毕竟40岁在古代已经算是高龄人士,大多数世家大族的人在这个年纪早已是子女满堂,衣食无忧,没有了奋斗的斗志。

  而需要先考试,也避免了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进来混饭吃。在这种条件下还能满足两项要求的,那自然都是真的有真才实学和高远志向的人,那让他们进来也无不可。

  

  考试

  而孝廉入都城后,考试的项目也有了客观的标准,一类是考“诸生章句”,也就是各种儒学经书知识,大多都是对经书的穷究,只需要提出自己的见解即可。

  第二类则是“文吏笺奏”,考试内容就类似如今的公务员遴选和法考混合,需要孝廉针对一些典型案例进行法律分析并用公文格式写出来上奏。

  在考完之后,皇帝还会要求尚书省的官员对合格的考生进行审查和复试,专门挑出有疑问的地方质问,如果考生答不上来,那么就有拾人牙慧的嫌疑,最后被遣送回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阳嘉新制已经有了如今公务员考试的雏形,先笔试后面试,而面试时将政审和考验能力放在了一起。

  

  曹丕

  并且阳嘉新制还规定各地官员不能随意举荐,而是要让被举荐者担任郡内的职务,干满一年之后再查看今年的政绩表现,最后才定下是否能被举荐为孝廉入都城参考。

  这方面,也颇似后世公务员考试的资格审查,要满足条件后才能报名参加。

  而阳嘉新制的实施,也使得汉朝的察举制得到了新的活力,选拔了不少的确有德又有才的官员。但更多的,还是有才低德甚至是有才无德的人。

  因此针对阳嘉新制的争论,从汉顺帝开始,一直持续到了三国时期都没有终止。直到曹丕篡汉后,阳嘉新制对于察举孝廉的年龄限制就被彻底废除,而考试制度虽然被保留了下来,但也是名存实亡,并不像建立之初那么严格。

  

  曹丕

  再加上曹丕篡汉后,采纳了陈群的意见提出了九品中正制,世家大族不需要依靠孝廉制度就能凭借家族门第获得职位,因此察举制除了给寒门子弟做人情之外,就再没有选拔人才的机会。

  而曹丕去世曹叡继位后,又要求“贡士以经学为先”,自此,察举孝廉彻底成为了一般世家的竞技场,寒门子弟再无出头之日,察举制早已是名存实亡。

  

  曹丕

  从汉朝建立开始,汉朝的选拔任官制度就在不断地推陈出新。

  征辟制、察举制、阳嘉新制都是为了解决阶级固化而推出的办法,但在察举制出台之后,汉朝终于解决了秦朝留下的人事问题,将当时社会制度中重视军功的风气转变为了重视道德与法律,这背后与儒家成为了汉朝支持的学说脱不开关系。

  不过可惜的是,察举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还是被世家大族钻了漏洞,哪怕是阳嘉新制为其修补了部分缺陷,却已经是积重难返。

  最终导致朝廷话语权被世家大族所把控,九品中正制也取代了察举制,使得魏晋时期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荒唐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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