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育儿的研究过程是怎么样的？蒙氏早教在其中占据什么位置？

　　已有的科学育儿研究主要围绕中产阶级母亲展开，是针对“母亲”的研究，以“科学母职”的概念为核心。各国学者们考察了科学母亲角色在自己国家不同时期的内涵变迁、建构过程以及对女性和整个社会的影响。

　　虽然学者们分析的国家不同，但是她们的发现有共通之处。在科学母职意识形态的内涵变化上，都转向了不仅要学习和了解科学育儿知识，还必须要遵从专家的意见。蒙氏早教又在其中占据着什么位置？

　　

　　利玛.迪.阿普尔在1995年提出了科学母职，这是一种意识形态，认为母亲需要专家的科学和医学建议才能健康抚养她们的孩子。她们不再是“育儿女王”，而成为了“科学的奴隶”。这导致虽然母亲需要继续为家庭和孩子负责，但在家庭健康等方面逐渐丧失发言权和决策权。

　　

　　在她看来，这些科学育儿知识背后体现了这些现代性的特征：1.依赖科学知识并遵从专家的指示。在科学育儿中，女性的传统育儿经验被贬低，被认为是不科学的，而科学和医学专家的知识却获得权威。教育家、社会评论员、医生、包括母亲自己都在宣传母亲需要学习科学和医学理念。

　　理想母职被塑造成需要经过认真学习和仔细消化现代知识的产物。在19世纪母亲还被鼓励自己去发现和评估育儿信息，但是到了20世纪上半叶，母亲却被告知不仅要学习科学和医学知识，还要遵从专家的指示。

　　

　　2.寻求自尊和社会认同。20世纪初，越来越多女性进入有偿劳动市场，现代设备如扫地机器人逐渐进入普通家庭，不断扩大的通讯运输网络促进货物流动，这都使得家庭主妇工作的重要性受到贬低。通过学习科学育儿知识，有助于家庭主妇将自己养育孩子的行为提升到一种职业的地位，获得了自尊和社会认同。

　　李杰昆在1999年发表的文章中梳理了韩国自朝鲜战争以来，科学母亲形象的变化。她将科学母亲角色划分为三个类型：50-60年代是关注孩子卫生和纪律的智慧母亲，60-70年代是强调管理孩子教育能力的竞争母亲，80年代是通过消费商业化的育儿知识来成为更好母亲的职业母亲。

　　

　　她认为，科学母职的意识形态有助于再现现有的性别等级制度，并有助于维持工业资本主义，是一种中产阶级家庭提高社会地位的意识形态，最终让女性始终处于被动、被评价、被约束的位置。在研究中，她发现科学母亲形象是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被建构的。

　　受科学育儿知识影响，这些母亲形象的现代性特征表现为：1.对科学知识的依赖。1961年韩国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地域流动增加，年轻人聚集到城市工作，城里的年轻母亲了解信息手段有限，不再能够获得关于儿童保育的传统信息来源，就被迫依赖科学育儿知识。

　　

　　另外随着经济增长，城市中产阶级出现，为了孩子的成功和家庭的繁荣，母亲会询问专家意见，使用科学的方法来培养孩子。随着80-90年代消费社会的到来，面对种类激增的育儿商品，母亲也需要足够的知识来做出选择。书籍杂志、广播节目、育儿课程等提供信息和建议的商业化产品迅速增加。

　　2. 争取社会地位。随着科学育儿知识的商品化，母亲从各种广告中获得商家所宣传的专业知识，购买了打着科学旗号的婴儿用品和玩具等，同时也被其中塑造的专业母亲形象——聪明、拥有专业知识、外表时尚、给孩子最好的——所吸引。

　　

　　为此中产阶级母亲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去购买知识和产品，并且试图将这些知识适当地用到自己孩子身上。并由此，通过阐述自己在育儿这项强度大、需要分析决策等高级能力的劳动中作出的特殊贡献，来获寻求自尊和抵制从属地位。

　　3. 工具理性。母亲被灌输且接受了专业母亲的形象，但是由于她们只是知识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科学知识的专家，如果不能获得全部或最新的知识，母亲们就会感到焦虑。这种焦虑随着商业化科学育儿知识的增加而增加。

　　

　　一个母亲越是努力成为一个所谓的“好母亲”，她就越难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她很难跟上这门学科不断增长的知识。这时科学育儿知识就从最初的手段，变成了目的。

　　以上都是外国学者关于科学育儿与现代性的研究,与她们相比，中国的现象存在相同点也包含一些差异。

　　

　　国内学者不仅同外国学者一样关注了科学母亲形象的变化，也讨论了育儿知识随时代的转变。在母亲形象方面，21世纪前，母亲形象主要被国家话语、性别话语、科学话语塑造成“国民之母”、“贤妻良母”、“科学母亲”（柯小菁，2011），好母亲应该提高自身素质，学习科学知识，为国教子。

　　

　　21世纪后，专家话语、商品话语也加入到对母亲的塑造中，在强化母亲“最佳养育者”角色的同时，督促母亲增进理性，遵从专家建议，并以孩子为中心，灵活运用育儿商品和服务（陶艳兰，2016）。母亲需要在孩子身上花费时间、金钱、知识、情绪（陈蒙，2018），必须成为符合现代性标准的全知全能的“教育妈妈”（金一虹，2013）。

　　

　　这强化和巩固了公私领域的性别分工，由于主要是中产阶级母亲在实行科学育儿，中下阶级的母亲因为无法符合标准化母亲的想象而被谴责为儿童诸多问题的根源（陶艳兰，2018）。在育儿知识方面，20世纪初中国流行的育儿知识不仅是“新的”、“西方的”，有时还混合“旧传统的”、甚至是“错误的”知识（柯小菁，2011）。

　　为了让孩子做好面对竞争社会的准备，20世纪80年代，杂志上开始流行促进智力发展的育儿知识，90年代则强调素质教育。到了21世纪，杂志提倡养育快乐的孩子，育儿知识集中在培养孩子自主性等地方（陶艳兰，2018）。

　　

　　国内研究中科学育儿体现出的现代性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认可西方价值观。要培养的“理想孩子”是独立自主的、快乐自由的个体。通过越来越民主化的亲子关系，母亲被建议要和孩子保持一种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关系，养育快乐的孩子，让孩子“成为他自己”。

　　除此以外，消费文化也因为全球化进程由西方向中国普及。母亲认可特定的商品和服务可以更好地满足孩子的需要，通过购买让养育孩子变得更轻松，也可作为阶级地位的一种展示。

　　

　　2. 依赖专家和科学知识。母亲在育儿中的作用被贬地位缺少理性的、只懂孩子身体不懂孩子内心的，因此她们需要遵从专家的指导，甚至还要了解和学习育儿理论知识，要变成“专家”，去研究孩子的特质，以便“找到真正适合他的养育方法”。

　　3. 工具理性。科学母职意识形态逐渐成为母亲内化的自我评价体系。不少中产阶级母亲的体力性家务劳动负担得以缓解，但丝毫没有放松在实践养育职责过程中发挥学习、规划、调研的能力。最终有的母亲由母职实践的经历为起点、调整自身的职业道路，养育也被附加了工具理性色彩（陈蒙，2018）。

　　

　　总之已有的研究科学育儿的相关文献，主要以各自国家科学母职形象的变迁为线索。讨论在建构过程中，社会阶层结构变化、核心家庭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政策话语、科学专家话语的参与。

　　蒙氏早教知识是科学育儿知识的一种，由意大利幼儿教育家蒙台梭利创造。是她对儿童进行研究观察后总结出的教育方法，得到了世界各地幼儿教育学家的普遍推崇和认可，且在中产阶级家庭极受欢迎。

　　

　　它主要强调在充分挖掘儿童潜能的基础上，帮助儿童形成自主、自信、独立、创新的内在。该教育方法对教育科学作出了不少贡献，且实际教学成果得到了一部分学者的科学验证。

　　在教育实践方面，当代美国儿童早期教育学家莫里森认为，蒙氏早教方法“得到一代又一代教育工作者的肯定，当代的很多教育方案都借用了她的思想。蒙台梭利对儿童早期教育方案与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蒙氏早教对儿童天性、发展的阶段和环境的教育角色提供了新的启示（袁梅，2015）。何宏灵（2009）等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学者选择对西安市某幼儿园新入园的2至3岁儿童进行观察研究，发现蒙氏教育法可较显著促进儿童的大运动、精细动作、语言和社交行为能力发育,从而有益于儿童的智力发育。

　　在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方面，蒙氏早教原则得到了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安吉丽娜·李拉德的认可。经过20多年的心理学研究，她于2005年发表了有关蒙氏教育科学性的最为系统的研究著作《蒙台梭利:天才背后的科学》。

　　

　　其中李拉德发现蒙氏早教的原则，得到了当代心理学研究结果的强有力支持。可见蒙氏早教知识可以作为科学育儿知识的一种代表，成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虽然蒙氏早教作为科学育儿知识的一种，以其科学性和独特的教育价值在世界诸多国家有着广泛应用和实践。但作为从西方传入我国的教育理念，不可避免出现与当地教育文化“水土不服”的现象（须晶晶，2021），主要表现为自由与束缚、自律与压抑的矛盾（王俊恒，2013）。

　　

　　蒙氏早教提倡尊重儿童的权利与自由，保证儿童在教育中处于主体地位，能够独立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但是中国传统教育以“标准答案”为目标，对孩子的个性回答有一定约束。

　　在蒙氏幼儿园的课堂上，孩子身心全然放松，自由但有秩序地活动者，不需要获得老师的允许。在传统课堂上，虽然也秩序井然，但每一个动作都是在老师允许下开始的。这背后透露出中西方不同的现代性内涵。

　　

　　来自西方的蒙氏早教以养孩子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为目标，通过养成“内在纪律”，实现公共领域的自律化。但中国传统教育是以维护公共秩序和集体利益为目标，虽然也实现了文明和理性，但以约束和压抑手段为主。因此中国引入蒙氏早教知识的时候，会面临知识再造的过程，需要针对中国化实践的困境寻求出路。

　　

　　孩子就是祖国的未来，科学的育儿更能使孩子健康的成长。本文统计国内外的科学育儿研究以及蒙式早教，就是为了让更多人去了解科学育儿，使更多的孩子得到更科学健康成长。你对科学育儿有哪些了解呐？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