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金融生态助力广东高质量发展

　　■任志宏

　　省委“1310”具体部署成为“再造一个新广东”的新航标，改革、开放、创新成为不断巩固发展的最关键优势，奋力实现“十大新突破”需要适时提高制度供给质量。其中全面优化金融制度供给，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率和水平尤为重要。当前金融需求在变，金融供给更要适时迭代升级，全面满足多样化、多元化、多层次、多维度的金融需要，从金融“活水”要素供给层面上升到金融“生态”环境优化的制度提升层面。由此，广东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需要在三个方面继续发力。

　　打造全生命周期的优质金融服务场景

　　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意味着金融供给要针对于企业生长周期的不同阶段，提供全链条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现有的金融供给大都集中在金融中服务阶段，即针对企业经营生产过程的现状提供满足企业日常融资需求相关的服务，即便有更进一步的也无非停留在一系列相关的衍生服务方面。以科创型企业为例，企业的金融供需特征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相比具有颠覆性的差异，客户对于金融服务及时、精准、精细方面服务的能力和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科创型企业生命周期已经大大压缩，创新更加频繁，资金供需规模迭代传统的资金需求模式。创新的范式和创新的规律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跨界创新其每一项技术落地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当前广东，不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市场的各项改革，都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切实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投融资服务体系，为新经济赛道谋划新金融服务出发，以新的产融逻辑设计新金融产品，进一步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全力助推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

　　金融服务个人全生命周期实践应用更为突出。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的提出者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这一理论前提就是理性消费者将效用最大化原则贯穿于一生，根据其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其支出消费，而不取决于个人的现期收入。这一理论较好解决了收入与支出较大的波动性并有效耦合问题，把握好个人和家庭不同的周期特点，合理分配家庭收入才能够实现消费的稳定。个人在单身期、家庭建立期、家庭成长期、家庭成熟期和养老期具有不同的金融需求特征。这一理论对于当前如何恢复个人消费能力和激发消费意愿，提高有效需求并提供理性而科学的金融消费产品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提供全方位的敏捷金融服务体系

　　金融的本质，是有限时空约束下，金融资源配置效能提升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中国数字化、网络化以及智能化领先水平极大提升了相关金融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促进了、、、等新兴行业的蓬勃发展和场景的应用落地。移动互联的迅速发展大大改变了社会的运转方式，同时也使移动互联技术在金融产品创新、业务模式变革等方面的应用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态势。

　　市场重构变化和重新竞争、分型以及客户需求的迭代，迫切需要金融生态服务场景也加以升级变化。场景化、个性化、数据化和沉浸式成为金融场景发展主线。数字化能力建设更成为金融服务建设的神经中枢，加快实现优质高效和便捷金融服务成为金融机构纷纷抢夺的技术和业务蓝海。金融行业也在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积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金融业务的深度融合，并延伸成为企业数字化变革重要的产业升级和产业重构发展平台。金融机构自身也需要全面应对数字化转型，不论从核心系统还是局部应用链条，积极探寻安全、效率和成本的最优组合边界，使传统的服务框架进一步走向开放并在竞合中实现整体升级，同时也为金融高效服务实体经济打牢了坚实的技术数字底座。

　　新兴技术驱使金融服务更加具有敏捷性、高效的特点。敏捷金融服务思维正成为数字金融服务战场的主题和主线。广东金融高质量发展既有其多样和多元的需求倒逼，也有浪潮裹挟下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不断深度融合发展的丰富供给。未来，需要通过数字化手段使流程短链、层次简明进一步成为金融服务克服复杂、冗长决策痛点的有效破解方式和途径。

　　构建全覆盖的普惠金融服务机制

　　价格低廉应该成为广东高质量发展下普惠金融供给产品的最突出特征。加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普惠金融意味着高效获取金融要素和金融服务的同时，又能享受低廉的服务价格。系统性金融改革应该对降低企业融资价格有着明确的目的和要求，普惠金融的最根本含义就是要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其相关的服务价格。从国际经验上看，由于金融的独有特征，至今都尚未很好解决的金融负外部性特征，使得提供低廉金融价格成为世界性难题，备受推崇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尤努斯创办的孟加拉乡村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普惠金融供给的价格机制问题。相信广东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金融发展道路上，有基础也有可能解决好这一金融资源分配价格问题。

　　融资服务价格居高，有其制度和机制方面的共性问题。普惠金融的正外部性效应匮乏，普惠金融发展的底层资源是数据加工，数据加工的核心环节又是风险模型分析，这又是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问题。只有从本质上强化金融机构数字化应对解决能力，提高融资和服务效率，才能真正降低融资价格。另外一个问题也应引起关注，社会应以强大的正外部性抵消其中小企业降低融资成本的负外部性，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科学合理进行社会利润分配和成本负担机制设计。有数据显示，当前金融机构降低1个百分点，将为社会释放出1万亿的金融制度性红利。广东与全国一样，金融机构利润构成的主体仍然是存贷利差等垄断专营性利润，广东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进一步缩小金融机构的垄断性业务利润而进一步加大其科技和技术服务利润比重，通过技术向善导向使金融服务惠及最需要的群体中来，直抵普惠金融的本源性问题。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