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留洋二十年不带学历归，只因学问只在兴趣间

多年前，一部《陈寅恪的最后20年》，将研究冷门绝学的陈寅恪推向了神坛。

从民国学术的风骨与标杆，到充斥着八卦和琐事的传记文学，再到错漏百出、刻意拔高的网络段子。神化后的陈寅恪，已经离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渐行渐远。

离开这个世界50年里，他被附加了太多。其实，陈寅恪是个简单人，是个纯粹的“书虫子”。生前尚且不为名利所累，死后又何必拿各种框框扣住他呢？

读懂陈寅恪的经历，才能真正明白他的人生。

陈寅恪生于1890年，老家是湖南长沙。他出生的时候正值庚寅年，所以家人为他取名寅恪，“恪”为家族兄弟间的排辈。

陈宝箴家族合影（左起陈方恪、陈寅恪、陈覃恪、陈宝箴、陈封可、陈衡恪、陈隆恪）

这是一个家世显赫的书香门第。祖父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是戊戌变法中推行新政的风云人物。父亲陈三立与谭延闿、谭嗣同并称为“湖湘三公子”，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为“维新四公子”，官至吏部主事，是晚清著名的诗人，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

生在诗礼之家，陈寅恪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但与梁启超、王国维等同时代学术名宿不同，陈家家风开明，家中学堂采用的是现代教育，教授四书五经的同时，还开设了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

当时，陈三立与教师们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陈寅恪自幼便在这样一种宽松的教育环境中成长。陈寅恪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对他而言，读书从来都不是一件功利的事。

今天，人们觉得陈寅恪多少有些遗老遗少的晚清文人做派，殊不知，他很早就受到了洋风熏陶。出国留洋这件事，对他来说轻车熟路。

1902年，陈寅恪第一次出国，那年他才12岁。陈寅恪随长兄东渡日本，到弘文学院学习日语。此后两次赴日学习，直到1906年，陈寅恪因病回国，就读复旦公学。20岁后，他又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后来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于形势，才于1914年回国。

28岁时，陈寅恪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梵文和巴利文。学习了3年之后，他又由美国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以及蒙古语。

陈寅恪在德国

这种学遍东洋和西洋的经历，在那个大变革时代中亦不多见。可有意思的是，虽然出国游学二十多年，但是陈寅恪却未怀揣一张高级学位证书回来。倒不是他水平不够，而是他完全为了学知识而读书，不在乎这些“纸”。

看看陈寅恪在海外学的东西就会发现，“经世致用”这个词跟他几乎不沾边，冷得不能再冷的“死文字”倒是学了一大筐。他在留学期间的想法是，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多，他便去哪里读书。只要自己感兴趣，再冷门、再“无用”的知识，他也愿意去下一番苦功夫。

学位对他而言真就是一张纸，没什么价值，装到脑子里的知识，才是真真切切的收获。对他来说，政治、现实、权力甚至儒家的士大夫情怀，都只是过眼云烟，提不起兴趣。这种洒脱、非功利的学习态度贯穿了他的一生，是陈寅恪与其他同辈学者最大的差异。

他的骨子里或许只想做个扎进书堆的爱书人，然而实力却不允许他继续低调下去。1925年，36岁的陈寅恪回到国内，正赶上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得吴宓力邀，没有博士学位的他，破格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执教，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成为四大导师。

陈丹青画作《国学研究院》，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陈寅恪属于博闻强识型的，天生记忆力好，看过的知识基本都能留在脑子里，而且能随时调取。做到这点，确实是需要天赋。

1946年，吴小如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就读，选修了陈寅恪的《唐诗研究》课。吴小如每次见陈寅恪，必带去一堆问题。陈寅恪听过之后，总能语调轻缓、从容不迫地回答。特别是有些人物传记和典章制度，陈寅恪能随口列举出在新旧唐书的某卷某传或某志某条。吴小如回来检索时，十之七八都能找到答案，顿时佩服得五体投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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