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留洋二十年不带学历归,只因学问只在兴趣间

多年前,一部《陈寅恪的最后20年》,将研究冷门绝学的陈寅恪推向了神坛。

从民国学术的风骨与标杆,到充斥着八卦和琐事的传记文学,再到错漏百出、刻意拔高的网络段子。神化后的陈寅恪,已经离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渐行渐远。

离开这个世界50年里,他被附加了太多。其实,陈寅恪是个简单人,是个纯粹的“书虫子”。生前尚且不为名利所累,死后又何必拿各种框框扣住他呢?

读懂陈寅恪的经历,才能真正明白他的人生。

陈寅恪生于1890年,老家是湖南长沙。他出生的时候正值庚寅年,所以家人为他取名寅恪,“恪”为家族兄弟间的排辈。

陈宝箴家族合影(左起陈方恪、陈寅恪、陈覃恪、陈宝箴、陈封可、陈衡恪、陈隆恪)

这是一个家世显赫的书香门第。祖父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是戊戌变法中推行新政的风云人物。父亲陈三立与谭延闿、谭嗣同并称为“湖湘三公子”,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为“维新四公子”,官至吏部主事,是晚清著名的诗人,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

生在诗礼之家,陈寅恪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但与梁启超、王国维等同时代学术名宿不同,陈家家风开明,家中学堂采用的是现代教育,教授四书五经的同时,还开设了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

当时,陈三立与教师们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陈寅恪自幼便在这样一种宽松的教育环境中成长。陈寅恪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对他而言,读书从来都不是一件功利的事。

今天,人们觉得陈寅恪多少有些遗老遗少的晚清文人做派,殊不知,他很早就受到了洋风熏陶。出国留洋这件事,对他来说轻车熟路。

1902年,陈寅恪第一次出国,那年他才12岁。陈寅恪随长兄东渡日本,到弘文学院学习日语。此后两次赴日学习,直到1906年,陈寅恪因病回国,就读复旦公学。20岁后,他又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后来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于形势,才于1914年回国。

28岁时,陈寅恪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梵文和巴利文。学习了3年之后,他又由美国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以及蒙古语。

陈寅恪在德国

这种学遍东洋和西洋的经历,在那个大变革时代中亦不多见。可有意思的是,虽然出国游学二十多年,但是陈寅恪却未怀揣一张高级学位证书回来。倒不是他水平不够,而是他完全为了学知识而读书,不在乎这些“纸”。

看看陈寅恪在海外学的东西就会发现,“经世致用”这个词跟他几乎不沾边,冷得不能再冷的“死文字”倒是学了一大筐。他在留学期间的想法是,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多,他便去哪里读书。只要自己感兴趣,再冷门、再“无用”的知识,他也愿意去下一番苦功夫。

学位对他而言真就是一张纸,没什么价值,装到脑子里的知识,才是真真切切的收获。对他来说,政治、现实、权力甚至儒家的士大夫情怀,都只是过眼云烟,提不起兴趣。这种洒脱、非功利的学习态度贯穿了他的一生,是陈寅恪与其他同辈学者最大的差异。

他的骨子里或许只想做个扎进书堆的爱书人,然而实力却不允许他继续低调下去。1925年,36岁的陈寅恪回到国内,正赶上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得吴宓力邀,没有博士学位的他,破格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执教,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成为四大导师。

陈丹青画作《国学研究院》,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陈寅恪属于博闻强识型的,天生记忆力好,看过的知识基本都能留在脑子里,而且能随时调取。做到这点,确实是需要天赋。

1946年,吴小如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就读,选修了陈寅恪的《唐诗研究》课。吴小如每次见陈寅恪,必带去一堆问题。陈寅恪听过之后,总能语调轻缓、从容不迫地回答。特别是有些人物传记和典章制度,陈寅恪能随口列举出在新旧唐书的某卷某传或某志某条。吴小如回来检索时,十之七八都能找到答案,顿时佩服得五体投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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