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下水文：西城区2019

　　西城初三期末语文统测的作文题是：“大家”。刚刚考完，我也来写一篇，凑个热闹。

　　大家

　　民国时期，大家辈出，灿若群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极度自信。

　　何以见得？不妨叙述几件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小事来证明。

　　先说陈寅恪。

　　德国留学回来，梁启超推荐他到清华国学院任教。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生气地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

　　当时的陈寅恪在国内属无名望、无著作、无学位的“三无”学人，但他却能得到梁启超的推荐，当然有真本事，他有一个“三不讲主义”广为传诵。“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在如今这个“教授满街走，大师多如狗”的时代，谁还敢说“三不讲”，不但自己的要反复讲，甚至要把别人的也抄袭来照搬来讲。

　　再说梁启超。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

　　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地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以上摘自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梁启超先生岂止有那么一点点学问，简直是大大地有。啥叫著作等身，看看《饮冰室合集》就知道，总字数有1400万字之多。今天就是复制粘贴，很多人也不可能写到1400万字吧，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一辈子都读不到1400万字，遑论写这么多字了。

　　接着说刘文典。

　　刘文典是西南联大教授，庄子研究专家。他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 这且不说，他在战争时期跑防空洞，有一次看见作家沈从文也在跑，很是生气，大声喊道：“我跑防空洞，是为《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跑什么？”学问大，脾气也大。当年当安徽大学校长的时候，和蒋介石对着干，试问今天有几个大学校长有这样的勇气。

　　再说说马一浮。

　　蔡元培刚就任北大校长，就立刻聘请隐居杭州、时年三十五岁的马一浮北上，担任文科学长。然后呢？马一浮回了一信，有八个字：“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啥意思，一句话，不好意思，上赶子不是买卖，老子不去。

　　今天有人如果被聘为北大教授，不但聘为教授，还要当文学院的领导，不但领导文学院，所有文史哲的人文学科都归他管，那还不得乐得屁颠屁颠地啊。连到某所国外的著名大学当一年的访问学者，回来都要吹一辈子，每节课都要拿出来说三遍的所谓教授不乏其人吧。

　　最后说熊十力，在他家里挂着一副对联：

　　道之将废也

　　文不在兹乎

　　这是那个时代大家的普遍文化自信，何来这种自信？或许可以用陈寅恪先生最著名的两句话概括。那就是：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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