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地理学诸概念辨析

　　当下的世界格局正处于加速调整之中，新冠疫情、大国博弈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对现有的国际体系格局产生剧烈冲击。如今见诸学术界以及各类媒体舆论场域的“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人类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等概念俨然成为时髦用语，随之而来的是对这些概念关系理解上存在着一些“模糊和混乱”，亟须正本清源。

　　作为政治学和地理学的交叉学科，“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都主要研究政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世界认知与空间权力，都将“国家间的竞争”“争夺和保卫领土的斗争”“人类政治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视为其最为关切的重要论题，因此二者有一些交叉和相似性。“政治地理学”是否等同于“地缘政治学”？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今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聚讼不休的话题。

　　要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得从地理学思想史角度入手。从时间维度来看，“政治地理学”的概念要先于“地缘政治学”出现。19世纪末德国人类学家拉采尔是讨论这个论题绕不开的人物。1985年出版的由弗林特和泰勒合著的《政治地理学》是美国大学权威的政治地理学教材，该教科书将拉采尔称为“政治地理学之父”，原因是他在1897年出版了《政治地理学》（Politische Geographie），这一部书被认定为“政治地理学”学科奠基之作。

　　

　　可按照现代学科划分，早在拉采尔出版《政治地理学》十五年前，他一直是以“人类学”，或者“人类地理学”的研究在欧洲学界声名鹊起。1882年至1891年期间拉采尔著述出版的皇皇大著两卷本《人类地理学》和三卷本《人类的历史》——分别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关注“人类的各种关系、在人类向社会和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研究人类”，被视作现代“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奠基之作。由此可见：现代学科建制“粗略”地将“政治地理学”视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不如说“人文地理学”孕育了“政治地理学”的萌芽，从时间顺序上看，“人文地理学”更先于“政治地理学”出现。

　　有新的文献考证：更早使用“政治地理学”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古典经济学家杜尔哥。18、19世纪欧洲自然主义思潮流行，1750年杜尔哥受到孟德斯鸠极大影响，《论法的精神》运用“新的地理知识”，使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证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生理、心理、气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此影响下，杜尔哥发表《关于政治地理学的论著纲要》，后被友人以政治地理学（Géographie politique）为题收录在《杜尔哥文集》，这篇不长的文章奠定了拉采尔“政治地理学”的基本论题。

　　考证“政治地理学”的理论源头可见：字面意思上的“政治地理学”考察对象是政治因素对“地理”的影响，但从概念的实际内涵来看，其讨论的是“地理”等一系列因素对“政治”的影响。也就是说，“政治地理学”并非字面上“政治”地理学，而是“地理”政治学。从西学东渐史上看，大量近代西方地理学著作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从日本传入的“政治地理学”概念直接等同于“人文地理学”。

　　清末史学家陈黻宸在《地理学：地史原理》中按照字面意义解“人文地理学”：“所谓合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物理学、心理学及一切科学、哲学、统计学而为地理学者。”而谭嗣同则对这门西洋学问的“政治品质”看得更为真切：“西人分舆地为文、质、政三家”，即天文家近于天文地理学，质家略同于今日之地质学，政家相当于人文地理学。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地理学家科恩撰写的“地缘政治学”教科书《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中又将拉采尔称为“地缘政治学之父”。作为曾任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的科恩理当知晓，德国所谓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概念系拉采尔《政治地理学》提出两年后（1899年）由瑞典人契伦率先提出。科恩所指的“地缘政治学之父”恐怕“另有所指”。

　　希腊学者斯托詹诺斯在《地缘政治学的起源与拉采尔：驳拉采尔的地理决定论神话》中考证，德国最早使用“地缘政治学”这一概念的是1903年的德国地理学家西格尔，故而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鼻祖应是西格尔。巧的是，1903年拉采尔修订《政治地理学》时，增加了一个副标题：“或诸国家及其贸易和战争的地理学”。这一副标题即明确解释“政治地理学”的内涵：讨论“地理学”的“政治”，即“国家，抑或民族之间的交往与战争。”由此“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的面貌开始模糊不清，起码在瑞典—德国地缘政治学（政治地理学派）看来，无论是“政治地理学”，还是“地缘政治学”，其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将国家作为地理有机体，或者空间现象的理论”。

　　这一思想的深刻影响在毛尔对于“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两个概念的使用上可见一斑。毛尔将1925年出版、讨论政治与地理关系的教科书取名为《政治地理学》（Politische Geographie），1935年此书再版更名为《地缘政治学的本质》（Das Wesen der Geopolitik），两部书名的细节处变化体现了作者对“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概念理解之发展。曾在二战期间服务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哈特向指出，“在政治地理学的领域，地理学被用于特殊的目的，并超出求知的范围，因此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学在政治上的应用”。

　　由此可见，“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人类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同出一源的事实注定了这些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纠缠不清、相似难辨，但几门学科研究的核心内容都是“国家意志对于地理空间的作用”，现代学科建制若是在历史渊源与现实实践中对其强行细琐区分考察——恐怕是过于学究的做法，不如将其视为人文学科的奠基性学科之一，以此构建具有世界史视野、中国问题意识的“政治”地理学。

　　（作者系重庆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作者：方旭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