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的藩镇割据——德宗“建中用兵”得失
“泾师之变”发生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十月。奉命前往淮西讨伐李希烈的泾原兵在途经长安时因不满犒赏粗薄发动叛乱，攻入京城，德宗不得不狼狈逃亡奉天。
天子两度播迁，出奔奉天、兴元
安史之乱后藩镇兵作乱已经是常有的事了，但是大多数仅限于藩镇内部。可是泾原叛卒是直接攻入京师，驱逐皇帝。
王夫之曾说“盖河北之势不能不乱者，代宗积坏之下游也，而于德宗则为偶起之波涛”。与河北的“四镇之乱”一样，“泾原兵变”完全是中央朝廷由于举措失当，偶然引起的军士暴动。
从一个小小的暴动，到占据长安拥立朱泚，到德宗出奔奉天以及山南，到各方势力介入，都是当时客观政治军事形势一步步造成的。
从建中四年(783)冬兵变爆发，到贞元元年(785)八月李怀光自杀，唐中央政权流亡了将近两年。
而在河南、河北战场还要同时面对跋扈的幽州卢龙、淄青平卢和不可一世的淮西李希烈，最后在“泾师之变”后造成了一朝四王、三天子(卢龙朱滔称冀王、魏博田悦称魏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平卢李纳称齐王；德宗、朱泚称秦帝、李希烈称楚帝)的局面。
似乎比安史之乱还要严重，但是唐政府主要政府机构和职能并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这与安禄山破潼关进长安时群臣如鸟兽散相比已大为不同。
同时，地方的漕运和财政依然正常运转，镇守江南财赋重地的韩滉“及建中年冬，泾师之乱，德宗出幸，河汴骚然，滉训练士卒，锻砺戈甲，称为精劲.......江南，两浙转输粟帛，府无虚月，朝廷赖焉”。
各地的勤王之师和军资基本能够正常运达。地方诸镇也大多能自守封疆，起码名义服从唐中央的调遣。
建中的削藩战争已经使大河南北沦为一片战场。德宗“南行襄汉之诛，北举恒阳之伐”，穷兵黩武的政策使河北四镇和李希烈与唐中央濒临决裂。
而“泾师之变”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打破了看似铁板一块的河北四镇联盟。一方面原本就自恃甚高的幽州节度使朱滔，在获知其兄称帝于长安，自己获封皇太弟后，更加凌驾于其他诸镇之上。
另一方面，一直就不甘于朱滔之下的成德军节度使王武俊更加不满，为最后贾林说王武俊合兵李抱真提供了契机。最终使河北藩镇集团出现了裂痕，加速了河北战事的结束。
实际上“四镇之乱”中，真正有着不臣之心的只有朱滔，他内联河朔诸镇，外结回纥，“四镇之乱”中被推为盟主。但是成德，魏博并非诚心为乱，如王武俊所说“我本忠义，天子不省”，德宗打破了河朔藩镇子孙相传，不输贡赋的旧例，起兵是为了维持安史之乱以来河北藩镇的半独立特权。
而对于真正要推翻唐中央政权，臣服于朱氏，破坏了河朔藩镇心照不宣的势力均衡，这对于一直以来与幽州平起平坐的其他三镇在心理上是无法接受的。而河北战事的结束，也使朝廷能够集中力量于关中平叛。
唐朝中枢二元制的确立
德宗曾作为天下兵马元帅平定安史之乱，也曾亲眼所见鱼朝恩作为观军容使贻误战机，掣肘诸将导致九节度使溃败相州。所以以中兴之主自诩的德宗从即位以来一直是比较疏远宦官的。
希望用自己培植和提拔的私人势力代替宦官来制衡代宗大历以来一些不好控制的功臣宿将。如用白志贞掌神策军，用杨炎排挤刘晏等。
但是“泾师之变”中外朝官员的表现和随身宦官窦文玚、霍仙鸣的忠贞保驾让德宗失去了最后的选择，只能走回祖父、父亲的即位时的老路——重用宦官，疏远宿将。
“兴元元年(784)冬十月，戊辰，令中官窦文玚，王希迁监左右厢神策军都知兵马使”。尽管神策军名义上还有领军的大将军，将军，但是这只是德宗碍于人情物意的一种策略。
这意味着唐中期以后真正有战斗力的宫城禁军——神策军落入宦官之手，而宦官此时尚听命于皇帝。
可以说这一事件完成了安史之乱以来唐中央拥有一只独立的、有战斗力军队的愿望，也使得唐廷有了初步制衡地方藩镇骄兵的资本。
这实际上已经有了专权之“实”。而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也不同于肃代时期，原来大多数临时差遣的使职已经成为了定式。
为了制衡外朝的使职官固定化，也迫切需要曾经以内侍知外朝政务的宦官们有正式的固定职衔，才能与之制衡，方便皇帝进行控制。同时，在经历了肃代两朝宦官命运的沉浮之后，宦官集团也开始认识到：
若想长久富贵，避免重蹈李辅国、鱼朝恩的覆辙，不仅要“固宠”，还要“固权”。
必须要在内部形成合力，为皇帝所用，共同制衡外朝宰相集团。
“贞元十二年(796)六月，特立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以帅禁军，乃以窦文玚、霍仙鸣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加骠骑大将军。
自此窦、霍权倾天下，名将如李晟、马燧、浑瑊、韦皋等，名相如李泌、陆贽、贾耽，皆受宦官之掣肘。
其后藩帅多出自神策军，台省清要亦多奔走宦官之门，宰相遂不能违拒宦官意图以为政事。
在“泾师之变”的推动下，安史之乱之后一直半遮半掩的宦官政治正式进入唐代的政治舞台，宦官专权正式有其“名”，宦官政务性使职也开始固定并逐渐形成制度。
政略与战略得失
卢杞有口才，巧言令色，得登相位。既为宰相，险贼浸露，贤者娼，能者忌，稍有忤己，必要置于死地。
卢杞用杨炎以冤死刘晏，然后以计逐杨炎。同为宰相的颜真卿、张镒，材裕忠懿，为德宗所倚爱，卢杞设计使之出外宣慰，致死于贼手。
杜佑判度支，德宗甚宠礼，卢杞短毁百绪，讫贬苏州刺史。故宰相李揆有雅望，卢杞畏其复用，遣为吐蕃会盟使，卒于道路。
平卢李正己反，其所属各刺史多不欲从贼为逆，徐州刺史李洧，首以徐州归朝廷，以使者未先白卢杞，卢杞怒而沮解之，不使之建立招徕他州功，致有徐州之战，多贼之势，久讨无成。
于是希望唐朝速亡者有人；有人为叛而随之挺乱者更大有人在。忠义塞膺，良士痛骨，其结果，叛者几遍天下之半，天子播迁，宗庙国库尽失于贼。
代宗时对强横藩镇一味姑息，留下了很坏的历史影响。德宗继位之初，欲革前弊，在李惟岳袭位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欲维护朝廷威信，这是值得赞许的。
但是，他在对待藩镇问题上，缺乏充分的军事与政治准备，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和政治策略，因而施政无一定之规，朝三暮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又听不进正确的意见，固执己见，使得这一时期削平叛镇的战争，没有达到所期望的目的，反而危机四起，使唐朝的统治几乎崩溃，其教训非常深刻。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1、不设战场主将，讨伐军缺乏统一指挥。如在河北战场上，对马燧与李抱真二人都无明确谁是主将，二人又有宿怨，致使田悦战败后，二人都顿兵不追，使其从容退回魏州，作好防御准备。
当时田悦部将李长春有归降之意，田悦败回魏州时，李长春闭门不纳，“以俟官军”，如果唐军紧追不舍，田悦肯定覆灭无疑。
后来，德宗发现二人不合，仍不采取措施，只派中使为之和解，实则无济于事。最后幸而李晟面责马燧，使之感悟，马、李二人才和好共事。
在河南战场，李勉为主将，其调兵遣将用兵作战，朝廷只宜规定其任务，不宜限制如何达成任务。朝廷命令李勉救襄城是规定其任务，李勉欲用攻魏以救赵的方式达成任务，是战场主将之职责。
而朝廷中使居然以违诏命而追赶其将，使出征的二将改变了其主将赋予的行动。回军途中，结果中了埋伏，死伤大半，襄城之围遂不可解。
不信任军事将领，却轻信不懂军事的文臣意见。在灵武、盐夏军队入援奉天时，不听浑瑊的建议，走乾陵道，却听卢杞意见走漠谷道，致使援军中伏大败，奉天几乎陷落。
2、言而无信，赏罚不明。德宗在平定李惟岳时，宣布得李惟岳首者，即以其官爵授予。但王武俊、朱滔灭李惟岳后，德宗不兑现前言，致使二将怨恨而生反叛之心。
李怀光千里率军解奉天之围，功勋卓著。德宗本应亲自接见，厚加封赏，却听信卢杞谗言，命他直接攻取长安，不必来奉天朝见。使李怀光认为自己为奸臣排挤，遂与唐廷离心离德，造成了“旧寇未平，新患方起”的混乱局面。
3、未将军事打击和政治手段密切结合起来。王夫之说：
“唐自安史以后，称乱者相继而起，至于德宗之世，而人亦厌之矣。故田悦、李惟岳、朱滔、李怀光之叛，将吏士卒皆有不愿从逆之情，抗凶竖而思受王命。”
唐廷本应利用这种趋势，采取灵活的手段，将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结合起来，以达到彻底平叛、长治久安的目的。
然而，唐廷往往反其道而行之，不重视对叛镇的分化工作，对可以争取的力量也未能积极争取；甚至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致使一叛未平，一叛又起；不善标本兼治，从政治上凝聚人心，巩固军事胜利成果，堵塞乱源，求得久安。
古人云：“兵之胜败，本在于政。”德宗朝叛事屡兴，战争频仍，不惟军事不力，更在其“德”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