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允斌：刘少奇长子，为国家舍弃小家，后成我国第一代核化学专家
提起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很多人对他都是很陌生的，对于这个名字，大多数人没有什么记忆。
作为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的生命仅有短短的42载岁月。
但是在这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刘允斌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无愧于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炎黄子孙的身份。
刘允斌虽然是刘少奇的长子，但是父亲的身份并没有给刘允斌带来任何的优势和便利，反而在某种意义上造就了他坎坷崎岖的人生。
刘允斌是刘少奇和何宝珍所生的第一个儿子，1924年生于江西省萍乡市安源煤矿。
当时的刘少奇和何宝珍正在安源煤矿主持工人运动，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刘允斌的出生给了夫妻两人很多的欢乐。
但是就如同那个时代大多数的革命子女一样，分离，通常是这些革命家庭的主旋律。就在刘允斌出生以后不久，根据组织安排，刘少奇和何宝珍就要南下工作。
由于当时的斗争环境十分的险恶，而刘允斌此时尚不满一岁，夫妻两人带着儿子很不方便。
这时正巧刘允斌的二伯刘云庭来到安源，他一看何宝珍怀中的刘允斌十分的乖巧，便提议道，这个孩子毕竟是刘家的亲骨肉，不如由他带回宁乡炭子冲老家。
于是，就这样不满一岁的刘允彬就被带回了老家。
后来，在刘少奇和何宝珍在广州工作的时候，曾经短暂的把刘允斌接到身边，但是很快又被送回了老家。
但是母子两人谁都没有料到，这次见面竟然就成了两人的永别，此后，刘允彬再也没有见到过妈妈。
在那个时代，革命者的子女，某种意义上也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他们出生在革命者的家庭，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承担这样的痛苦和遭遇。
刘允斌一直被寄养在炭子冲六伯家中，但是六伯家庭境况也不好，生活很艰难，到5岁时，刘允斌就失去了童年的欢乐。
往往天刚蒙蒙亮，刘允斌就拿起牛鞭、背着箩筐、带着镰刀，一个人上山放牛。
这时候的刘允斌甚至比水牛还要矮上一头，就这样刘允斌一边放牛，一边割草，晚上再将草背回家喂猪。
中午的时候刘允斌饿了，就取出怀里带的山芋，就着喝几口山水，就算是中饭了。
刘少奇和刘允斌、刘爱琴每天当刘允斌放牛回家后，天早就黑了，这时他便自己摸黑到灶间，盛碗稀饭胡乱吃完，有时连这个也没有，就饿着肚子躺到稻草堆上过夜。
这时候刘允斌只有五、六岁，但是他在这个家里已经要像成人一样照顾自己了。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的过去，除了生活越来越贫困，似乎一切都没什么变化。
此时的刘允斌甚至都忘记了母亲和父亲的模样，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见到父亲，当然他也不知道这时候自己的母亲何宝珍已经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刘允斌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每天等待着爸爸妈妈来找他，他能做的就是每天默默的待在炭子冲，看着他的那头大水牛。
1938年的一天，六伯从外面回来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的父亲要接他到延安去。
这个消息，让刘允斌非常的兴奋。
自从自己懂事以来，从来没有离开过炭子冲这个地方，刘允斌向往外面的世界。
刘允斌不知道延安离炭子冲有多远，也不知道自己以后教会面对什么。
但是既然爸爸在延安，而自己又能离开这个充满苦难的地方，那他心里就是高兴的。
1938年7月，六伯陪刘允斌到了延安。
此时刘少奇早就等候在了门外，看着眼前这个怯生生的孩子，刘少奇心头一酸。
他上下仔细地打量自己的儿子，自从广州一别，自己戎马倥偬，就再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儿子，现在儿子来到身边，怎么不高兴呢！
离开自己的时候，儿子还是2岁的孩子，而现在的刘允斌已经成了一个14岁的少年。
刘允斌对刘少奇有点陌生，回头望了望六伯，六伯告诉他，这就是你的父亲。
刘允斌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爸爸，心里的感觉既高兴又害怕，张着嘴想叫却怎么也叫不出声来，刘少奇鼻子一酸，一把抱住自己的儿子，刘允斌才一声“爸爸”叫了出来。
来到延安后，来到了父亲的身边，刘允斌第一次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这个苦命的孩子，此时心中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快乐和至亲的关怀。
一年后，刘允斌和妹妹一起被送到了苏联去学习。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当时共产党组织把很多烈士孤儿和高干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
他们在苏联几乎都是学习理工的，回国后都在国防系统的保密单位工作。
刘允斌到苏联以后，来到了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开始了自己的学生生涯。
不过这却并没有结束刘允斌的苦难生活，纵然身在异国他乡，战火却又烧到了他的身边。
刘少奇和刘允斌（右一）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不宣而战，德军长驱而入，儿童院里从西欧来的大孩子穿上军装，开赴前线。
这时候的刘允斌已经是一个少年了，他也要求上前线打仗，但没获批准。
德国的入侵，把苏联拖入战争的深渊，国内供应严重短缺，儿童院的男孩都被被动员去捡废铁，女孩则参加做手套、缝军衣。
刘允斌和毛岸英则一起到军工厂参加劳动，制造枪支弹药，甚至到附近农庄参加收麦子、挖土豆。
但是在战争时期，苏联本国国民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更不要说这一群身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儿童了。
那时候挨饿受冻是常有的事，儿童院的这些孩子，人人面黄肌瘦，没有血色，刘允斌只能拼命的去做零工才能勉强度日。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夏天，苏联红军攻入德国境内，苏联国内的生活才逐渐的恢复了和平。
随后，苏联各大学相继复课，这时刘允斌已经高中毕业了，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入了莫斯科钢铁学院。
就在刘允斌大学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件大事改变了他的一生。
那时候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一直到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震惊了全世界。
这一下大大刺激了苏联，也大大的刺激了刘允斌。
在德国投降后，苏联迅速认识到核武器的重要性，于是马上开始原子弹研究工作，并在莫斯科大学开设了原子能专业。
但这是个十分保密的专业，非苏联人不能进入这个专业。
刘允斌此时已经认识到原子能对自己国家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此，刘允斌立志要投身于此。
但是恰如我们刚刚说的那样，这个专业只接收本国学生，刘允斌这样的背景是万万进不到这个专业的。无奈之下，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在钢铁学院学完一年之后，他决定退学，重新报考莫斯科大学化学系。
因为化学系有一个核放射化学专业与原子能有关，将来也可为原子能事业服务。
通过自己的努力,刘允斌终于如愿以偿考入这个专业学习，此后刘允斌开始了疯狂的学习。
刘允斌一直把苏联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这不仅因为他在很小就来到这生活、求学，更因为在苏联，刘允斌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和家庭。
刘少奇和刘允斌、玛拉那是1951年，刘允斌在莫斯科大学学习，他一向学习用功，每天都要学习到很晚，为了不影响宿舍同学的休息，他经常独自一人在校园或到校外学习。
这时刘允斌遇到了一个叫玛拉的姑娘。
玛拉也是一个好学上进的学生，她父亲是个红军老战士，母亲是教师，她是家中的独生女。
刘允斌天性开朗，又能歌善舞，这一切早被玛拉看在眼里。
有一次他们对面相遇，四目相对，玛拉对刘允斌温和地浅浅一笑，出于礼貌，刘允斌也点头致意，道一声好。
就这样，两颗异国青年的心就靠近了一步，慢慢地，他们各自的心就像小鹿一样地撞击起来了，彼此感到心里都像有股温泉在流动。
此后，他们接触的机会就多起来了。
图书馆、阅览室、校园树荫下和联欢会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玛拉和刘允斌都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学习，刘允斌对学习抓得很紧，在图书馆里他常常是第一个到，闭馆时又是最后一个离开。
玛拉看到刘允斌如此努力，感到有些心疼，于是便经常尽力照顾着刘允斌的身体。
后来刘允斌大病了一场，在异国他乡，多亏玛拉的细心照料，刘允斌的身体才渐渐恢复了健康。
就这样，两个人情投意合，逐渐的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刘允斌知道自己和玛拉结合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父母能接纳这个苏联姑娘么？会同意他们结合吗?将来自己是决心要回国的，玛拉能跟自己回去吗?她父母会不会拖她的后腿，还有玛拉在中国生活会习惯吗?
刘允斌决定趁暑假带玛拉回国一趟，因为自己已经在苏联生活了十几年，很想看看自己的家人，同时也让玛拉有个适应的过程。
刘允斌把这个意见写信告诉了父亲，父亲很快回信了，并对玛拉来中国表示欢迎。
就1950年，刘允斌在离开祖国11个年头以后，第一次带着女朋友玛拉踏上回国探亲之路。
刘少奇和王光美见到了久别的儿子和未来的媳妇，感到很高兴，破例举行家宴招待他们。
席上，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向刘允斌提出：“你将来学成之后，是要回国来的，不是家中需要你，而是祖国需要你。”
刘允斌听罢心中十分的感慨，父亲的话，更加坚定了刘允斌报效祖国的决心。
但是玛拉对于中国这个环境，却没有能够很好地融入，尤其是语言方面。
因为在苏联时，她和刘允斌都讲俄语，但到中国以后，刘允斌不能寸步不离陪在她左右，玛拉成天听着莫名其妙妙的汉语，犹如坠入云里雾中。
更主要的还是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上的差异，一个土生土长的苏联姑娘要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谈何容易。
不过在那时候，两人正处在热恋，因此也就没有在意。
刘允斌一家四口1952年，刘允斌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毕业了，不久刘允斌和玛拉结婚了，婚后生活十分美满幸福，刘允斌又继续深造考上莫斯科大学放射化学系的研究生。
这年，刘少奇第二次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
在莫斯科，刘少奇见到了刘允斌，并告诉儿子：“中国科学院已经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
刘少奇接着又说：“机构是有了，就是缺少人才。”
言外之意，就是希望他学成赶快回国，为国家报效。刘允斌听罢，心里也是十分的期待能够早日回国。
而就在刘允斌和玛拉结婚后的第二年，玛拉便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索尼亚，而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阿廖沙，这个四人小家庭，和和爱爱，生活十分美满。
当时刘允斌不抽烟、不喝酒，在家中体贴妻子，疼爱小孩，家务事抢着干，这在俄罗斯男子中是绝无仅有的。
玛拉身边所有的女同学，都对她羡慕不已。1954年，刘允斌研究生毕业后，来到了莫斯科化学研究所工作，担任高级研究员。
玛拉也取得莫斯科大学候补博士的学位，并且担任了一个教研室的主任，两个人和两个孩子，生活的十分的美满幸福。
而就在刘允斌的小家一切蒸蒸日上的时候，这时刘允斌接到父亲的来信。
信中的内容很简单：国家需要你。
说实话，刘允斌从来没有想要一辈子留在苏联，一直想回来报效祖国，但这时他已经成家，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自己做任何决定都不能不想到爱人和孩子，这是自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于是回到家中后，刘允斌试探性地问过玛拉：“愿不愿意到中国去?”
玛拉摇摇头，这个土生土长的苏联姑娘，此时没有办法陪伴刘允斌回中国。
这一点也是人之常情，毕竟这个苏联姑娘，很难对中国有强过苏联的感情。尤其在那个时候，中苏关系正处在微妙的关头，这一切对涉世未深的玛拉来说，都是不小的障碍。
但是，有一件事玛拉十分的清楚，那就是自己要想办法留住自己的丈夫。
于是玛拉想尽一切办法动员亲戚、同事、朋友来做刘允斌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以家庭为重，留在苏联。
甚至苏联政府，也知道刘允斌是个难得的人才，因此也派了高级官员主动出面劝说刘允斌留下来。面对苏联政府的竭力挽留，面对妻子的的劝说，刘允斌的内心十分的复杂。
刘允斌沉默了一会，才缓缓地说道：“我始终把苏联当成我的第二故乡，我在中国只生活了14年，而在这里却生活了18年，相比之下，我对这里比对我的祖国还要熟悉得多。我也非常喜欢这座美丽的城市，但我不能不回去，因为贫穷的祖国更需要我，就好像一个大病初愈的母亲更需要儿子强健的臂膀扶持一样，我的感情相信你一定能够理解。”
听到刘允斌这样的话，那位官员默然了。
而玛拉也明白自己是彻底失败了，她也明白了，无论如何自己也留不住丈夫的心了。
万般无奈之下，玛拉含着泪对丈夫说：“克林姆，你回去吧！”
玛拉抱住刘允斌痛哭一场，默默地为刘允斌准备行装，刘允斌则为这个小家庭安排好一切。
终于，在阔别祖国十几年之后，刘允斌从苏联回到了北京，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来到家门口的时候，刘少奇已经在门口迎接，刘少奇看到儿子，第一句话就是：“允斌，你回来了。”
这一句话出，饱含父亲对儿子的骄傲和想念。这十几年的岁月，饱含了父子二人太多的血和泪。
回国后的刘允斌很快的就投入到了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中。
当时刘允斌着手研究的课题是把原子弹爆炸物——核燃料从同位素中分离出来，并把它提纯。
要获得合格的核燃料是十分复杂的，几十年来，世界上多少国家的科学殚精竭虑，为合格的核燃料绞尽脑汁而不得其法。
可见刘允斌的工作与当时原子弹研制成败密切相关。
尤其在1962年8月，苏联撤走了全部苏联专家之后，所有的研究工作，都需要我们抹黑过河，从头开始。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包头著名的核燃料二厂建立了起来，这就是后来人们常称的“包头202厂”。
刘允斌也来到了202厂工作后，立刻成立了几个研究室，分别从事物理和化学实验、理论算、工艺试验、分析研究，研究工作很快入正轨。
所有的研究人员想到自己工作在原子弹研制中的重要性，一到实验室，就一头钻进工作中。
而刘允斌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乱蓬蓬的头发没有时间去理，一件蓝布大褂日夜不离身，晚上就和衣躺在实验室里，第二天一早起来接着干。
在研究所中，刘允斌性格开朗、为人随和，易与别人相处，当有人和他讨论问题时，从不把别人的话打断，总是仔细地听着，让对方把话讲完，才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他在室里声望很高，人人称赞。
在工作、学习、劳动中，他都走在前面，对同事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没有半点架子。
在研究所，没有人知道他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长子，只知道他是留苏回国的核专家。
刘少奇给子女们制定了一条规矩，即不管哪个子女在外上学或工作，都不许提或填写父母的真实姓名，就是为了不让单位领导特殊照顾。
直到后来人们在偶然的机会才知道他是刘少奇的儿子，是共和国主席的长子，大伙儿对刘允斌除尊敬之外，心中也更增加了一份亲切感。
回国后的工作虽然进展的十分顺利，但是恰如当年自己的父亲刘少奇惦念着自己一样，如今的刘允斌也十分的挂念身在苏联的妻子和孩子。
刘允斌回国以后，曾经出差加探亲回过苏联几次，每次回去，两个孩子一左一右围绕膝前，左一声“爸爸”,右一声“爸爸”,使刘允斌感到无比辛酸。
刘允斌拼命帮家里干活，轻活重活都抢着干，好像有使不不完的力气，要把今后的家务全部干完似地。
玛拉知道，刘允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内心实在太痛苦了。
刘允斌刘允斌和玛拉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一直争取玛拉来中国。
无奈随着后来中苏关系日益恶化，刘允斌和玛拉的关系也就不可能维持下去了。
最终，刘允斌和玛拉终于办理了离婚手续。
而对于这个儿媳妇和孙子、孙女，刘少奇也十分的关怀，在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典礼的时候，刘少奇还是抽出时间把玛拉的父母、玛拉和两个孩子全部请到一起相见。
刘少奇始终把玛拉的父母视为自己的亲家，把玛拉视为儿媳，把孙子、孙女搂在怀里。
他对玛拉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时，可以通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寻求帮助。”
他知道这桩婚姻的失败，其过错不在儿子和儿媳。
在这样的复杂的环境下，刘允斌为了国家这个大家，最终舍弃了自己的小家，也是无奈之举，而这也是当时很多投身沙漠的“两弹”研究者的一个缩影。
刘少奇也以能有这样一个出色的儿子而高兴。
离婚后的刘允斌虽然心中一直挂念着妻子和孩子，但是此时自己没有办法再去见他们，只能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
就这样，刘允斌在研究所开始了更疯狂的工作。
通过所有人的不懈努力，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了，喜讯传到202厂，刘允斌泪如雨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回想起自己十几年来，从莫斯科钢铁学院转学到莫斯科大学核化学系，多年苦读，并不惜抛妻别子回到祖国，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如今，自己的愿望终于实现，刘允斌感到内心从未有过的轻松。自己用自己的行动，切切实实地为国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让刘允斌，无比的自豪。
紧接着，中央决定趁热打铁，又发出号召：尽快研制氢弹。
刘允斌马上又投入到氢弹的研究工作中。
但是，这个时候，他却不知道一场政治风暴已经开始。
在这场风暴中，刘允斌的身份和经历，给他带来了无尽的苦痛和磨难。
对于刘允斌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了影响，这给他的身体和心理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他思考着自己的一生，想着自己这几十年的所做所为，可以说是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
但是此时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为国家和家庭做任何的贡献了。在某一天的夜里，刘允斌褪下手表，取下钢笔，把它们整齐的摆在写字台上，推开门，消失在了风雪中。
就这样，刘允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43岁。
就这样，一个正处在学术的巅峰核专家，生命就此戛然而止，留给了后人无尽的遗憾。
而当远在苏联的玛拉听到刘允斌去世的消息之后，几乎晕倒在当场。
自从刘允斌回国后，两人天各一方，分居两国，玛拉一个人默默地抚养着两个孩子，饱受分离之苦，含泪把索妮亚和阿辽沙培养成才。
玛拉一直挂念着刘允斌，但是由于两国的关系和其他原因，玛拉一直没能来中国。一直到1990年，玛拉才能再次来到中国，来到了八宝山刘允斌的墓前。
这一刻，玛拉魂牵梦绕几十年的思念再也控制不住。
看着刘允斌的墓碑，玛拉回忆起刘允斌在世的音容笑貌，留下了热泪。
而玛拉回国以后不久，就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而刘允斌留在苏联的一双儿女，女儿索妮亚爱好文学，后来从事文艺创作，是一位诗人。
而儿子阿廖沙就没有姐姐那样幸运，小时就与刘允斌分开，后来由于中苏交恶，影响所及，阿廖沙就一直隐姓埋名长达数十年之久，就连刘允斌去世的消息，母亲对他也守口如瓶，一直到20年之后他才知道。
刘允斌长子阿廖沙而后来，阿廖沙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苏联“国家航天指挥中心”工作，从事苏联极为机密的国际尖端技术研究。
此后长期以来，阿廖沙一直想和北京亲人取得联系，回中国寻亲。
无奈中苏两国关系尚未解冻，一直到1987年，他才得到刘家的消息。
1998年，在刘少奇诞辰100周年时，我国有关部门向阿辽沙发出邀请，请他回国参加纪念活动。
可是，阿辽沙在苏联国际尖端科研单位做了20多年的机密工作，按照苏联规定：必须要等到退役3年之后才可以出国，但当时阿辽沙还未退役。
不得已，阿辽沙选择了提前退役一途，希望中国之行能够早日实现。
2003年4月，阿辽沙和妻子终于踏上回中国的寻根之路，他们第一次到中国驻俄大使馆办理签证，当他说自己是刘少奇的孙子时，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大惑不解，惊讶万分。
因为当时大使馆工作人员频繁调动，弄不清他们的存在，有的工作人员或许还不知道刘少奇和刘允斌还有这么一个后代。
工作人员把他的护照拿进去核实了老半天，然后才出来告诉他：“事情弄清楚了，情况确实这样，确实是刘少奇的后裔。”
至此，世人才知道，刘少奇还有阿廖沙这样一位孙子。
办齐手续，阿辽沙和妻子就买好机票，直接飞往魂牵梦绕的北京，和奶奶王光美见了面。
阿辽沙和妻子在北京奶奶王光美身边住了几天，接着就到湖南老家炭子冲寻祖归宗。
此后，逐渐的阿廖沙就此定居在了中国。
在这位著名的航天专家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刘允斌的身影。
他的身体里流着炎黄子孙的血，这里，永远是他的根，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而人民，也不会忘记刘允斌和他的战友们，不会忘记他们默默的为国家，为人民所做的一切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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