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宏年：中国边疆学发展趋势前瞻的思考
作者：孙宏年
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中国边疆研究经历了千年积累、百年探索，19世纪中叶以来出现3次学术高潮，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提出并开始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探索。30多年来，专家学者们发表大量成果，以学科建设的实践推动“中国边疆学”构建，但对其研究对象和学科名称、基础、目标、定位等关键性问题仍见仁见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在争鸣、交流中缓慢前行。
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这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下简称“三大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我国学术界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笔者拟借鉴前人成果，围绕中国边疆学发展趋势，提出浅见，恳请方家指正！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边疆历史自主知识体系为基础，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加快构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同时仍存在着知识分散化、碎片化的突出问题，尚未建构起系统化、自主化的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应以“三大体系”建设为理论基础和支撑，“三大体系”建设应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中心内容。
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同样要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中心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为构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著书立说，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但是学者们尚未构建起中国边疆学系统化、自主化的知识体系，甚至对于“边疆”这个核心概念的认知仍存在明显差异，缺少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学术基础。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呼吁“夯实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基础”，强调中国边疆学“是哲学社会科学中一门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知识体系”，包含“中国边疆”和“独立知识体系”两个要素，边疆研究的理论或知识基础，决定了中国边疆学所具有的独立性。
孙宏年《中国西南边疆的治理》
建构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边疆历史自主知识体系为基础。当代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坚定不移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定不移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旗帜和灵魂，必须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不断深化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各领域研究，稳步建构中国边疆学系统化、自主化的知识体系。
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以中国边疆历史自主知识体系为基础，实现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的知识体系有机融合。中国边疆历史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正如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强调的“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在中国边疆历史自主知识体系基础上，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包含“中国边疆从无疆无界，到有疆无界，到有疆有界发生、发展的全部历史”，覆盖“国家边疆治理从无到有、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全部进程”；其空间格局涵盖我国所有边疆地区，时间脉络上覆盖中国边疆由古至今的全时段；通过对边疆历史和边疆现实多层次、宽领域的学术考察，揭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诠释国家历史疆域与国家领土形成演变的时代轨迹，凝练边疆治理与边疆发展历史嬗变的内在精髓。”
二、中国边疆学作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加快构建其学科体系，努力成为“新兴交叉学科”的一级学科
经过30多年来的努力，我国学术界从不同学科推动“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但是目前“中国边疆学”仍未成为教育系统“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里的“一级学科”，因此学术界、教育界更加关注“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属性、定位。
在教学科研的实践中，我国学术界以“中国边疆+某某+学”或“边疆+某某+学”的形式命名“中国边疆学”或“边疆学”，提出“中国边疆学”“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经济学”“中国边疆安全学”“中国边疆社会学”“一般边疆学”等多种名称，进而把“边疆学”分别对应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国家安全学、社会学等多个“一级学科”之下，与此同时“中国边疆学”是“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成为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的共识。
20世纪90年代，马大正、邢玉林等专家就开始探讨“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属性、定位问题。1992年，邢玉林发表《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提出并论证“中国边疆学”的概念和学科名称、性质及体系框架，认为“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综合的、交叉的、边缘的学科”。1998年,马大正、刘逖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修订版）中呼吁：“创立一门以探求中国边疆历史与现实发展规律为目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这就是肩负着继承和开拓重任的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1999年,马大正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但也包括自然科学的部分内容”；因为中国边疆学研究方法具有多学科交叉、结合的特点，“中国边疆学不仅成为一门学科群体，而且是一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
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
进入21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及学科建设出现“新高潮”，我国学术界先后出版《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学概论》《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边疆学构筑札记》等著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民族研究》《中国藏学》和《中国边疆学》（辑刊）、《华西边疆评论》（辑刊）《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发表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各领域研究的一系列高质量论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组织探讨中国边疆学学科及相关问题，云南大学、南京大学等院校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了二级学科“边疆史地”或“边疆学与边疆工作”。在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实践中，专家学者们在“中国边疆学”概念、定位上逐步达成共识。2014年，周伟洲指出“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特别是21世纪国内学者对构建现代中国边疆学学剩的不懈追求下，目前在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框架上已经达成共识”，这些共识“虽然在表述上有所不同和个别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但其基本含义或精神是一致的”，其中之一就是“中国边疆学是研究中国历史及现实中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的一门综合、交叉的学科。它既是基础学科，也是实用的学科”。2016年，马大正在《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进一步指出：“中国边疆学既是一门探究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规律、中国边疆治理理论和实践的综合性专门学科；又是一门考察中国边疆历史发展轨迹，探求当代中国边疆可持续发展与长治久安现实和未来极具中国特色的战略性专门学科。中国边疆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应定位于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的一级学科。”中国边疆学“应定位于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的一级学科”，这反映我国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的共识和呼声！
周平主编《中国边疆政治学》
正是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为中国边疆学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座谈会上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下一步要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这为中国边疆学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边疆学作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要突出优势、补齐短板、创新发展、完善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
郑汕《中国边疆学概论》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机遇，国内相关院校采取多项措施，加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比如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启动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中国边疆研究所的“中国边疆学”被列入登峰战略“优势学科”建设资助项目。经过五年的学科建设，中国边疆研究所依托“优势学科”中国边疆学，坚持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并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整合科研力量，持续深化中国古代疆域演化规律和中国历代王朝治理边疆的得失研究，跟踪研究中国边疆安全、稳定和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先后出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国边疆稳定和发展研究》《对外关系、和谐边疆与中国战略定位》等17部学术专著，组织撰写《清代国家统一史》《中国边疆学通论》等专著，发表重要论文152篇；不断完善学科布局，引进青年人才，科教融合发展，以博士后流动站、中国边疆历史系为平台，培养后备人才；出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中国边疆学》《中国边疆学年鉴》《边疆蓝皮书：中国边疆发展报告》，创办微信公众号“今日边疆学”，连续召开多届中国边疆学论坛、中国边疆研究青年论坛等学术会议，打造“期刊+辑刊+年鉴+皮书+学术论坛+公众号”的中国边疆学“学术平台集群”，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
邢广程主编《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国边疆稳定和发展研究》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做出部署：“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这无疑给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又提供了新的机遇，即作为新兴“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要加快构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培育壮大中国边疆学人才队伍。近年来，我国教育主管部门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推进新文科、新工科建设，这有助于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我国学术界关注新文科背景下的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一些专家学者探讨了相关问题。笔者认为，国家重视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教育主管部门推进新文科建设，都将大大加快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国边疆学发挥优势，将为国家安全、民族团结、边疆发展提供更有力的学术支撑，进而“有为而有位”，实现学科建设的“提质升级”，在可以预期的时期内能够“成长”为新兴交叉学科中的一级学科。
三、多学科融合，守正创新，加快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
我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千百年来疆域辽阔、民族众多，边疆地区历史与现实都有其复杂性，因此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都需要多学科融合，中国边疆学只有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才能不断创新、发展。对于中国边疆学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1999年马大正就指出“中国边疆学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包括传统的历史学、地理学，还因为考古学、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语言学、心理学以及某些技术学科的介入，中国边疆学不仅成为一门学科群体，而且是一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
21世纪之初,专家学者们对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中国边疆学的认识更加深入，2007年方铁指出“中国边疆学是研究中国边疆地区历史与现状的学科，……中国边疆学涉及诸多学科，如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地理学、宗教学、哲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外交学、法律学、军事学、地缘政治学、心理学、环境学、生态学、遥感学，等等”。这在十余年后,2020年11月“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此给予回应和支持，即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通、文科与理工农医交叉融合，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实现自我的革故鼎新。”
多学科融合、“文科与理工农医交叉融合”的认识继承了中国边疆研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优良传统，又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边疆研究持续发展的经验，促进了中国边疆学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在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各领域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与跨学科研究、多学科融合密不可分：一是多学科融合，深化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中国边界问题及其演变是中国边疆研究的重大问题，1987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2014年10月起更名“中国边疆研究所”）就确定工作重点为倡导并推动三大研究系列研究——古代中国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的研究，组织国内专家编撰多卷本《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开展地区性的边界变迁史、近代不平等条约与边界问题、近代边疆危机与边疆社会变化等多界面、多层次的专题研究。经过近30年的探索与努力，2007年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问世,该书全面系统论述了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历史，包括中俄、中蒙、中阿、中印、中巴、中尼、中锡、中不、中缅、中越、中老边界的变迁，论述了澳门问题、香港问题、南海诸岛问题、台湾和钓鱼岛等岛屿问题的历史，探讨了中国与邻国边界的形成、演变和近代界务交涉及边界变迁情况。该书研究领域涉及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和中国与有关各国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民族等方方面面，综合运用了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地图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
二是多学科结合，深化中国边疆“传统领域”的研究，“老问题”取得新成果。比如明清时期舆图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三大实测全图”——《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图》《乾隆内府舆图》——实测、绘制，其中有边疆地区的信息，清代外交官胡惟德翻译的《西藏全图》。这些地图及相关文献在当时就受到官方、民间的关注，《西藏全图》原图由法国人窦脱勒依绘制，清代外交官胡惟德翻译，为彩色摹绘本，未注比例，77×152厘米，附有《西藏印度通道图》。该图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川制造局绘图所据胡惟德译图摹绘。这一地图绘成后就发给西藏官员参考，驻藏大臣有泰在《驻藏日记》记载，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1905年6月28日）“靖西送到驻俄胡馨吾（惟德，浙江归安人）星使咨送具奏西藏彩印图八份”。这里的“靖西”应当是指设在今天亚东的靖西同知，胡馨吾（惟德）“咨送具奏”的“西藏彩印图”就是法国人绘制、胡惟德翻译的《西藏全图》。
有泰《有泰驻藏日记》
这些地图及相关文献是我们研究西藏史地乃至中国西部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运用历史学、地理学、地图学、测绘学、宗教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及地理信息的数字化方法。对于《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图》《乾隆内府舆图》，我国学术界长期关注，复旦大学专家韩昭庆带领一批青年学者，运用历史学、地理学和地理信息数字化方法进入研究,取得一系列新成果。此外，康熙时期派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等人进藏测绘，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楚儿沁藏布”（tshul khrims bzang po）乃此人藏文法名，华言“善戒”；“兰木占巴”则为藏传佛教格鲁派格西学位“兰占巴”（rab'byams pa）——等人的测绘成果直接影响到1719年《皇舆全览图》的增订。台湾地区学者孔令伟发表了《钦差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清代西藏地图测绘与世界地理知识之传播》，结合藏、满、汉、法文等多语种史料，综合运用历史学、语言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考察康熙、雍正年间的钦差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之事迹，指出其曾于蒙养斋学习欧洲数学知识，后以驻京达喇嘛的身份参与《西洋新法历书》藏文译本的校勘工作。1716至1718年他曾作为钦差，经西宁、拉萨乃至冈底斯山进行测绘调查，最终经由昌都、甘孜返抵成都，其测绘成果直接影响了一七一九年《皇舆全览图》的增订，促成18世纪东西方知识界对喜马拉雅地区的地理认知。一七二〇年代他曾往来于拉萨、西安与打箭炉之间，负责为清朝管理边疆情报、地方税务以及族群关系。在对楚儿沁藏布生平事迹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揭示清代中国的西藏测绘与资讯网络，曾直接推动十八世纪喜马拉雅地理知识的全球化以及欧亚资讯网的整合。
三是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相关数据库的建设开启中国边疆研究“云时代”，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增添“新动能”“新平台”。近年来，我国各院校、专家学者在数据库建设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主要有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平台”“古旧地图数据库”，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开发的“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开放平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数字清史实验室”建设，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开发的“中国历史地图地理信息系统”，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院与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合建的“学术地图发布平台”，四川大学学者霍仁龙主持的“近代西藏地图资料数据库”建设，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学者赵耀龙开发的“藏传佛教寺院时空数据库”，等等。这些数据平台都为深化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提供丰富的数据、信息，为构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提供了新路径、“新动力”。
当然，这些数据库建设处于初级阶段，中国边疆学综合运用数据库、多学科融合的研究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今后一定时期仍需要持续推进：一是中国边疆学各领域研究立足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三维数字化等技术和方法，与各类专题数据库建设结合，特别是与中国历史地理数据库、中国历代自然灾害数据库、中国海洋历史数据库、中国出土文物数据库、丝绸之路历史信息数据库等专题数据库结合，融入其中；二是通过数据大平台的构建与运行，为各领域研究提供大数据支持，使项目成果实现可视化、便检索、易互动，最大程度提升学术创造力与影响力。
四、多平台、多机构深化合作，组建“学术共同体”，协同攻坚，加快构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党和国家对我国学术界的边疆研究提出新要求，社会各界普遍关心我国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开放、发展和繁荣，学术界对于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充满期待。面对这些要求、期待，我国学术界亟须加强协作，合作攻关，加快构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
一是中国边疆学作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三大体系”建设任重道远，学术界需要加强交流、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推动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
二是中国边疆学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亟待深化，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维护国家统一、促进边疆发展提供更多“学术智慧”。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做出“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重要部署，这就需要学术界深入边疆地区实地调研，从多学科、多领域加强研究、献计献策。
三是国内外档案、文献资料的挖掘、使用仍然不够充分，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亟待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亟需要加强，这些都需要国内多学科、多个院校协同合作。
四是中国边疆学研究者组建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中国边疆学会”，并与国外机构、同行专家加强交流，逐步增强我国学术界的国际学术话语权。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强调“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这就要求我国学术界增强使命感，加快组建边疆研究、教学机构、平台、专家学者的全国性“学术共同体”，尽快形成中国边疆研究学术研究、对外交流的合力。我国学术界在国际交流中既能够“请进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与国外同行专家交流互鉴，促进人类优秀文化的发展；又要“走出去”，把我们的学术成果推介出去，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以中国学术界的“智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上所述，中国边疆研究在经历了千年积累、百年探索之后，第三次学术高潮仍在持续，当前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已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我国边疆地区及周边形势发生新变化，党和国家对边疆研究提出新要求，社会各界更加关注边疆地区的安全、发展与繁荣，这些都需要中国边疆研究、教学工作者提供“学术智慧”，可以是说得“天时”。我国各省区一些高校、科研机构陆续成立边疆研究、教学机构，或设置以边疆研究方向的博士点，可以说是得“地利”。中国边疆研究、教学工作者普遍对构筑“中国边疆学”充满期待和热情，普遍呼吁构建中国边疆学、加快其“三大体系”建设，并积极行动，或著书立说，或培养人才，这就体现了“人和”。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就为构筑“中国边疆学”而呼吁：“创立一门以探求中国边疆历史与现实发展规律为目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这就是肩负着继承和开拓重任的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当前，“天时”“地利”“人和”汇聚，我国边疆研究者不忘初心、抓住机遇、凝聚共识、协同协作，加快构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中国边疆学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应有贡献，“有为才有位”，中国边疆学在“三大体系”建设的实践中“提质升级”，“成长”为新兴交叉学科中的一级学科已为期不远！
作者孙宏年，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边疆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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