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为诗，以文会友，韩愈在诗歌中抒发的不仅仅是自己

　　明诗话不仅从诗歌批评论的角度考察了韩愈诗歌的艺术特色，也从诗歌创作论的角度考察了韩诗创作过程中所体现的创作理论及其表现方式等，这是明代论诗家将韩愈诗歌创作过程中的具体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所进行的探索和研究。

　　

　　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反对骈文，提倡创作古文，虽并未完全革除骈文的存在，但为当时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创作的新思路，具有积极意义。韩愈擅古文，因此在诗歌创作上也经常使用散文的创作手法，即宋人提出的“以文为诗”。

　　“以文为诗”开拓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段，对于唐以后的诗人特别是宋诗创作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

　　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在唐代已经存在，但是直到宋代才首次被论诗家们注意到，提到创作理论这一高度。韩诗在宋代受到重视，其中最重要的推动者非欧阳修莫属，他对韩诗、韩文的喜爱与推崇直接影响了宋代一众学者。

　　欧阳修已经认识到韩愈以散文创作手法融入诗歌创作的这一实质，并且认为是值得肯定和欣赏的。但宋人亦有与欧阳修持不同观点的，明人单宇在《菊坡从话》中就记载了黄庭坚批评韩诗“以文为诗。

　　明代论诗家们都提到了“诗文辨体”的理论，就是说诗、文不同体。诗歌和散文在被创造的时候都是有自己特定的体式和创作手法的，二者是相互区别的，但创作者更应当认识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二者都是文人们抒情达意的一种载体，其存在目的是为了艺术表达的需要。论诗家们将韩愈与杜甫放在一起比较，韩愈是“以文为诗”，杜甫是“以诗为文”，这就是只注意到了诗与文的差异性。

　　同时，郝敬提出韩“以文为诗”是效仿于杜甫，这不免有些偏颇，韩愈这种特殊的创作手法是韩愈才高力大的体现。因韩愈擅古文，而且其古文创作在当时也取得了巨大的认同，因此不免在诗歌创作中也想将古文的创作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上去。

　　而且郝敬“诗近性情，文写胸臆”的说法更是片面的，诗歌同散文一样，也可直抒胸臆，从《诗经》中“赋、比、兴”的三种表现手法就可以看出诗亦有铺陈直叙的创作手法，这并不散文所独有的，诗歌可以抒情也可以叙事，并不是单一的。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自己重要的文学理论即“不平则鸣”，要想准确理解这一理论，我们首先要掌握“不平”的含义。序文的开篇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不管是自然界的事物还是人都一样，“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人或物受到冲击之后就会引起不平静的心情，这样的不平静既可以是喜或悲，悲也鸣，喜也鸣。无论是遭受不平等的遭遇而悲或是感受到国家的兴盛之喜，人都会自然而然的想要发出声音，从而激发文人的创作欲望。

　　司马迁谈到《诗经》就是古人抒发悲愤所作，像爱情片屈原、孔子、孙膑这些人都是遭受了现实境遇的磨难之后，才发愤著书立言，从而创作出传世佳作，正所谓“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由此可见，韩愈与欧阳修的理论应当是受到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感发而形成的。

　　

　　韩愈在这里所讲的“文”不仅指散文创作同时亦指诗歌创作，强调诗文创作忌讳抄袭、模仿前人所作，而应当出于自我创作，但是这一创作理论在运用之时也极其困难，对于诗人文学素养要求也很高。

　　韩愈在《答李翊书》就是说在诗文创作的时候，强调不使用陈词滥调是十分困难的，“诗忌蹈袭”这一理论同韩愈所提倡的“陈言务去”含义是相同的，这二者都是强调创作者作诗为文时的语言创新性与独特性，不应蹈袭前人之作，而应自出新意。可以说，韩愈这一诗学创作理论对改变明代当时诗风凋敝的现象有着积极作用。

　　明代初期，文化专制严重，出现了以“台阁体”为代表的诗学流派，使得明代诗学进入了发展禁锢期。明代中期，文化方面开始呈现复苏的迹象，出现了以“前七子”为代表的的诗学复古流派，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主张。

　　李梦阳作为“前七子”中的代表人物，他的诗学理论对于当时文人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提出没有学古之说，而是应学习古人“真诗”，此“真诗”即古人之精神，在诗歌创作上极力追求诗歌的幽深孤峭之意，企图于喧杂之中寻求空旷深远的诗境，要求诗人在长期孤寂之中保持静观喧杂之状，保持内心的清净、高远。

　　这种幽深孤峭的诗风只能是诗人内心的孤寂的体现，这就极大的削弱了诗歌观照社会的功效性。

　　明代论诗家们注重韩愈所言“诗忌蹈袭”、“陈言务去”之论，体现了明代诗人对当时复古之弊的的纠正。还有一些论诗家们没有人云亦云，他们认为韩愈虽然在作诗为文时提倡此论，但韩愈本人也说过，“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因此韩愈在进行诗文创作之时会有矛盾的一面，也并不是完全符合此创作理论的。

　　

　　历代诗话对众多作家的比较研究，是考察历代作家文学地位的重要参考依据，论诗人的历史地位，是历代诗话“作家论”的一部分。唐代是诗歌发展的繁荣期，出现了一批杰出诗人，首推以浪漫主义为代表的李白和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杜甫，韩愈论诗极其推尊二公。

　　杜甫作为唐诗史上著名诗人之一，集众家之长开启后代现实主义诗风。杜甫的诗歌成就，后代诗人几乎无人能及。杜甫在不同体制的诗歌中，又以律诗的创作冠古绝今，可以说杜甫的律诗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被视为唐代诗歌成熟的标志。明人诗话奉其为“千秋鼻祖”，韩愈亦不可追。

　　诗歌语言通俗流畅，风格朴素自然，富于民歌情调，看似平淡，而意味深长，前人赞之谢榛对比两句诗，从细节处认为此韩诗较杜诗意境更为深远。可见诗歌或者诗人因评价者所处的时代不同，加之论诗家们的个人喜恶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明诗话中对于韩杜的地位之争就具体诗篇出现的不同观点，体现了明代论诗家比较韩、杜地位的独特性，虽无定论，但亦可为后世参考。

　　诗学界关于韩诗与杜诗地位的争论，以韩愈《南山诗》和杜甫《北征》诗歌之较为代表，已成为历代诗家公案，从宋至清，关于此二诗多有争辩，也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说法。

　　韩愈的《南山诗》是模仿杜甫《北征》而成的五言大篇，诗歌采用汉赋铺陈排叙的创作手法，描写南山景物之新奇。杜甫的《北征》诗是一首长篇五言古叙事诗，诗人在诗中描写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所感，抒发了对于战乱环境下民生凋敝的忧国忧民。

　　

　　韩愈与孟郊交善，常有写给孟郊的诗作，韩愈《醉留东野》一诗有“低头拜东野”之句，可见其极推崇孟郊诗作，同时韩诗“怪奇”诗风与孟郊“艰涩”诗风多有相似。

　　清人刘熙载就指出韩愈与孟郊二人的诗歌都有“好难争险”的特点，但韩愈之诗更为“雄富”，孟郊之诗就更喜“清苦”，“昌黎、东野两家，诗虽雄富、清苦不同，而同一好难争险。惟中有质实深固者存，故较李长吉为老成家数”。

　　关于韩、孟二人诗歌的优劣，南宋诗人费衮在《梁溪漫志》一书中对韩诗之俗进行指摘，独推孟郊诗歌承袭汉魏作者之高古之气。

　　欧阳修论诗一向主韩愈，但他在此诗中评价韩、孟二人才力相当，他还进一步指出孟郊诗歌苦吟的特点和韩诗气势雄浑的特点，认为二者作诗为文时虽各有特色但“合奏乃锵锵”。

　　关于韩、孟二人的交往，明人诗话中亦多有载。明代论诗家俞弁就指出韩愈性格倨傲，但却唯独喜爱孟郊，在许多诗作中都极其推崇孟郊，可见二人友谊之深。

　　

　　韩愈与柳宗元二人后世将其并称为“韩柳”，二人为唐代著名文学家，又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借复古之名进行文学革新，承袭先秦两汉的散文，传播传统礼教。

　　在文学形式上力求语言创新，反对绮丽的骈文。二人的文学创作，各有短长，历代论诗家亦喜品评二人高低。

　　由韩愈诗句可见其对孟郊的推崇，竟可“低头拜”，还将孟郊比作杜甫而自比为李白，希望二人友谊长存，不要像李、杜二人一样分离，甚至希望孟郊作为飞龙穿梭在白云之间，如影随形。

　　元好问有《论诗绝句》，在此诗中他评价孟郊的诗歌根本不能和韩愈作比，孟郊因自身怀才不遇的经历而为其诗歌注入悲苦的情绪，作诗擅苦吟，因此孟郊与贾岛二人被称为“郊寒岛瘦”。

　　孟郊虽与韩愈诗都多怪奇，但韩诗之怪奇因其才高力大又显出雄浑广阔的意境来，而孟郊在意象选择上多用那些寒冷、幽僻的景物，元好问称其为“悲鸣”，因此孟诗之气势不如韩诗磅礴。元好问所喜爱的正是韩诗这种气势宏大的诗风，所以有此论断也不足为怪。俞弁由前人论诗家的评价来表明自己对于韩、孟二人诗歌的优劣品评，可见其亦肯定韩愈诗作而对孟郊之诗有所不喜。

　　作为明代后七子的领袖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明确提出了文学复古的主张，诗歌复古就是学习盛唐诗歌气势雄浑、真情自然的特点，虽然王世贞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作诗应当学习盛唐诗歌之风气，但他的真正理想其实在于学习汉魏古诗的古朴自然，即真正的文学复古。对于提倡古文运动的韩、柳二人，他自然就高度肯定。

　　王文禄认为韩诗高于韩文，而柳文高于柳诗，这一点似乎与明代学者对韩愈“诗不如文”的定位不大一致，他对韩愈之文气进行了肯定，又对柳宗元之才学进行了肯定，韩、柳二人各有所长。

　　但他又进一步指出世人皆以成败论英雄，感叹世之知柳者甚少，暗含其对柳宗元诗文的肯定。明人亦有对二人诗歌各作赏析，肯定韩诗气势宏大，柳诗则意境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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