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100丨筑波科学城的突围：从“科学乌托邦”到东方硅谷（第2期）
筑波科学城是日本政府尝试建立的第一个科学城，始建于1963年，坐落于离日本东京约60km的筑波山麓，距东京成田国际机场约40km。总面积284.07平方公里，是日本最大的、以基础科研为主的国家级科学研究中心，同时也是一个 “产、学、住”一体化的科技工业城市。
2000年前后，日本国内对筑波科学城仅针对基础研究、产学研合作少、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提出了批判和质疑，认为其未能像硅谷那样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为此科学城政产学研各方开始共同探索筑波科学城的转型之路，改变“科学乌托邦”的形象。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在随着城市发展策略的逐步调整日渐改善，产业发展逐步壮大，城市内在创新环境也在持续提升。筑波科学城扮演着以科研为核心的功能型新城角色，目前筑波已拥有 6个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奖得主，筑波大学也为各个研究机构输送了大量优秀后备人才。
▲筑波科学城的区位：2005年开通的筑波快线更拉近了筑波与东京的联系，为筑波科学城的发展提供了交通便利
-问题-
完全由政府主导，创新系统效率低
受美国硅谷启发，20世纪60年代，日本科技战略逐步从“吸收型”向“自主研究和创造型”转型，经济战略逐步从“贸易立国”向“技术立国”转型，政府从政策、计划、财政、金融等方面，对发展应用技术、基础研究、尤其是对高技术大力引导和支持，并着手实施筑波科学城计划。
然而，与同一时期美国硅谷和台湾新竹科技园相比，日本筑波科学城的“成绩单”却不甚理想。直到1998年，日本筑波科学城的GDP仅有50亿元，而美国硅谷却创造了超越其40倍的2340亿美元的GDP成就。
这一差距，主要是由于筑波科学城在政府主导模式下，在创新创业系统的构建上的效率落后于以技术主导的硅谷。
筑波科学城采用政府管理体制由首相办公室下面设立 “科学城推进本部” 来管理。日本政府直接介入整个筑波科学城的筹建过程，包括科学城的选址、人力筹措，并购买大量的城市建设土地来建设筑波科学城。筑波科学城的各类研究机构和教育设施，以及其它产业和公司，均由政府规划引进。
政府主导模式虽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高新技术产业自身的发展特点（如研发投入高、信息流动迅速、产品生命周期短等) 决定了刚性的、等级化的产业结构和政策扶持不可能适应灵活的全球竞争态势。筑波科学城在强烈的政府意志下投入大量资源搭建的框架却因缺乏内在动力而难以为继，依赖政府拨款而日益僵化的投资结构、科技成果难以及时转化为生产力、缺乏竞争从而创新氛围不够等都是该种模式下所面临的问题：
1. 缺乏创新激励机制，产业市场化程度不足
筑波科技城以国有研发平台为主体，研究资金也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这导致创新并不以市场为导向，而更侧重于基础理论的研究，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不能直接为企业所用，科研转化不足。
对比硅谷的发展，硅谷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与斯坦福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斯坦福积极鼓励创业和成果转化，提供了大量能够转化为效益财富的科技创新成果。斯坦福大学和硅谷联合出台过很多激励政策，例如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将其职务发明专利从学校转移到企业，学校视情况只提取收益的10%-15%，大大鼓励了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据统计，斯坦福大学科研项目有关的产值占硅谷总产值的50%以上。
2. 缺乏风险投资体制，企业持续发展活力不足
在政府资金支持下，以科研人员、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的创业团队，获取风险投资的动机也多是想获取更多研发经费，而忽视市场开拓和业务经营，存在风险企业持续发展活力不足的问题。以筑波大学和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为例，他们对各自体系内的风险企业缺乏对创业孵化方面的长远战略规划。由于风险投资体制缺位，筑波科学城投入与产出比例一度达到3.3:1。
而硅谷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与斯坦福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早期的创业者多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在硅谷还是斯坦福研究园时，是大学教授带领学生与当地的企业合作，将学术科研成果放在企业的实际生产中，孵化出新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硅谷内有超过六成的企业源于斯坦福大学的科研团队。
3. 运行机制封闭，创新网络缺位
筑波城内的企业群体是以独立的大公司为基础的分散的封闭系统, 企业普遍拥有自己的发展目标。各企业在企业内部独立地进行技术创新，与其他企业和地区缺乏正式和非正式的技术交流与协作。同时，企业内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导致企业间的人员流动几乎没有，由于缺乏企业间的信息流动导致其创新绩效并不尽如人意。然而，在一个竞争环境内，企业如果没有和市场充分交流，就不能持续跟随市场形势变化，影响发展。
对比之下，硅谷具有显著的技术和人才超流动性特征。硅谷企业的组织结构灵活，人员容易流动，企业组织依照适者生存的规则随时形成一个新组织以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硅谷企业与周边的大学、同行公会等联系紧密，与竞争者进行良性竞争并结成联盟，形成开放性、网络型的组织结构。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也通过非正式交流进行合作，共同创新，人才不仅仅为一家实体公司提供服务，而是为整个行业服务。
-突围-
不做“乌托邦”，强化与市场的联系
2000年前后，意识到发展滞后的日本政府启动致力于科学城转型与再发展的“新筑波计划”。因此，2000年前后，筑波科学城迈入“再创阶段”。
简单来说，筑波的变革，是从纯粹的“科学乌托邦”中走出来，进而与产业、城市乃至市民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为了打好“翻身仗”，1995年，日本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并于1996年确定了“科学技术基本规划”，将筑波科学城定位为信息、研究、交流的核心位置。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1998年，按照筑波科学城建设法，原有的“研究学园地区建设计划”及“周边开发地区整备计划”进行了全面修订。2001年将国家级研究机构均转型为独立的管理机构，健全了机构的创新机制，消除了国有科研机构的制度惰性等。
筑波科学城从 2000 年前后的转型期开始，用20年时间初步构建起创新创业服务生态系统。期间，日本政府从战略规划、专项经费等方面为筑波科学城创新创业服务生态系统构建提供诸多扶持。在2011年，筑波科学城的发展也从“再创阶段”跨越到了新的“国际战略综合特区建设阶段”，2011年日本政府认定筑波为国际战略综合特区，旨在建设世界尖端技术研究机构及人才聚集地。因此这至今20年的变革也包括了推动筑波科学城走向国际化的目标。
▲2010年制定的“新筑波计划”目标
为了改善产业环境和完成发展目标，除了国家政策支持外，筑波科学城内的变革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增强自主性，鼓励大学和科研机构将创新成果转化
作为创新牵头者，筑波大学大胆鼓励教师和学生以科研成果为基础进行创业。在2002年提出了教师可以兼职创业并兼任公司董事长的制度改革，且对教师占公司股权比例不设限制，这大大激发了教师的创业热情。例如，Cyberdyne公司的山海嘉之教授占有Cyberdyne公司高达86%的股份。筑波大学还与民间咨询服务机构合作助力筑波地区的优秀成果转化聘请专业的科技服务机构对研究类技术进行市场转化和筛选，对“种子成果”提供投融资和创业经营等方面的产业化支援。
在新的管理制度与科技政策的支持下，科研机构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截止2020年，作为筑波科学城四大核心机构之一的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主创的风险企业达到149家。在筑波科学城，企业与筑波大学及各类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通过联合研究和合同研究，解决技术需求，跨越了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
2. 强化科学城内孵化器的角色和功能
1999年以后，筑波研究交流支援中心（日本政府主导建设的科技服务中心）将创新创业扶持作为核心业务进行重点打造，在风险企业孵化和培育上重点投入，向孵化器转型。中心提供的特色服务包括: 专门为前沿基础领域技术创新风险企业提供协同工作室；面向中小企业搭建的合作平台。特别是支援中心成立的 Bio Tsukuba——筑波生物风险企业合作网络，集合了拥有生物领域分析测试技术的11 家会员企业，这些企业利用各自技术优势互相扶持，共同接单，业务获得较好发展。支援中心还组织各种业务洽谈会，对接风险企业的技术优势与大公司的需求，帮助风险企业推广企业产品。
除了政府主导的创新服务平台，筑波科学城的创新生态系统中社会组织的角色也不容忽视。筑波全球创新推进机构（TGI，独立法人机构），主要功能首先是以筑波国际战略综合特区产业化项目为依托系统推进科学城高精尖成果产业化，TGI每年从提交申请的项目中筛选种子项目提交至筑波国际战略综合特区，本着“只求精不求多”的原则，从 2011年至今，TGI 只设立了生物医学资源新药研发、战略性城市矿山开发等8个高精尖产业化项目，以保证项目高端化和孵化成功率。2015年TGI开设筑波科技一站式咨询窗口(TTC) ，面向区域内外的企业需求，提供一站式技术咨询服务，建立科研机构间的横向合作机制，进而加强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解决单个科研机构无法满足企业需求的难题。TGI 还主导搭建了研究人才数据库、科研设施共享平台等8个公共研发资源共享平台。
3. 加强内外部交流，构建国际化优势
把筑波打造成为日本的国际学术活动、科研交流的主要据点。主要做法是让科学城内的机构与日本国内外的研究机构保持密切频繁的交流关系，吸引国外研究人员在此驻留。人才交流上，筑波城2万的科研人员中，外国学者超过5000人，分别来10多个国家，更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和科研产出。企业和机构间，以“筑波研究支援中心”、“茨城沙龙”、“筑波大学尖端跨学科领域研究中心”等机构为主体，有数百家非正式研究交流组织都会在此开展技术交流活动。
公开展示创新成果，有效提升了科学城的社会影响大陆综艺力。筑波科学城每年召开国际科技博览会、国有研究机构成果展示会以及科学技术周等活动。随着在筑波国际会场举办的七国集团（G7）茨城·筑波科学技术大臣会议等大型国际活动的开展，筑波作为国际科学技术基地的作用得以越来越好地发挥出来。
-亿翰观点-
虽然筑波科学城已经通过多年发展和变革，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目前科学城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主导模式存在活力不足等问题，长期依靠政府推动和政府资助难以形成可持续的良性系统，今后还需经过漫长的发展期和成熟期，例如如何推动企业从创业期转向发展期和飞跃期，持续吸引外部投资等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筑波科学城在发展上遇到的问题，对我国科学新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因为我国的新城发展都以政府主导，需要吸取筑波城的经验教训，重视市场化的力量，战略性的创新可以由国家主导，民间的创新可以交给民间。筑波科学城在变革中尝试推动市场化的行为，包括激励大学机构人员创新创业、强化孵化器功能、构建国际化优势等，都是值得我国正在崛起中的新城借鉴的宝贵成功经验。
参考资料：
日本筑波科学城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模式研究，孙艳艳 张 红 张 敏（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战略情报研究部）；
大学科技园创新生态系统融合发展模式研究：硅谷、筑波科学城和清华科技园之比较，钟之阳 蔡三发；
日本筑波科学城发展的启示研究，王海芸（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
附：筑波科学城现况介绍
▲图片来源：北京规划自然资源 愿闻其详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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