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前的中日关系，看中国人眼中的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态度
前言：
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最早可上溯至秦汉时期。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中日两国的关系在不断冲突与交融之中日益紧密，随之而来的便是不断更新、进化的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
在清人僵化的日本观的影响下，始终未能形成正确的对日认识，及至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步入近代社会，中日两国始终未能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未能对邻邦日本形成正确的认知，是导致近代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重要原因。
一、两国的历史背景
雄踞东亚地区的中国与日本，两国一衣带水，比邻而居，在历史上便产生了极为密切的关系，据有文字记载的已有两千余年。
在两千余年的交往中，既有古代日本遣唐使的西渡求学，也有近代中国人的留学日本。
两国政府与民间的交往，不断加深着两国人民对彼此的认知，推动着两国间各自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古代中国于日本之政治制度、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社会风俗等方面的认识——即日本观，既一脉相承又多有变化。迄于明末，中国人事实上已形成了较为全面的日本观。
明清易代之际，基于“华夷之辨”思潮的盛行，中日两国在对彼此的定位与认知方面发生了奇异的冲突，进而导致了鸦片战争以前清代中国人日本观的停滞。
受这一时期清代中国人的日本观影响，中日交流总体上以贸易往来为主，甚少涉及政治、文化领域，这与晚清时期中日关系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鸦片战争以前清日交往进行的研究，多集中于清日贸易及飘风难夷，基本未曾提及这一时期清代中国人活动的指导因素——其日本观，这无疑制约了清代中日关系史的发展。
清代流传于世的私人著述中，不乏涉及中日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认识。如诗词唱和、信件往来、民歌民谣、酬送书画、物产民俗的流入等，对在文化交流中清代社会产生的变化进行研究，对于清代中国社会风俗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清朝之前中国人对日的印象
中日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从有史籍可考的时代算起，已有约两千年的历史。而从考古学来考察，则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古代中国人对日认识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过程。
这一过程既受到其时中日关系这一现实背景的影响，也与历史上长期积淀下来的前人固有印象相关。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铸成了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
1、魏晋时期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逐渐成型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人通过与日本的交往，逐渐对日本列岛的具体位置有了一定认识。
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日本观，主要持传统华夷观的立场，认为日本为东夷之一，分属中国藩属，中日往来即是朝贡与册封。随着往来的日益密切，中国人的日本观逐渐成型，对日本的地理与方位、政治、经济、日本人及其社会风俗、生活风俗慢慢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2、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中日交流更为频繁，双方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一时期的日本经过推古天皇改制而大大加深了封建化进程，民族意识也随之觉醒，遂自称为“日本”。
隋代中国人虽仍以“倭”视之，但随着中日的频繁交流，对日本逐步深入的了解，唐代中国人已逐渐接受了“日本”的称呼，并进而形成了相关观念。
隋唐时期的中国人继承了前代的日本观，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中日的交往而不断做出调整与突破，这是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不断成熟的时期。
3、宋元时期
唐昭宗乾宁元年，第十九任遣唐使菅原道真引用在唐学问僧中灌的报告，上奏宇多天皇，建议停派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这一建议。此后直至明朝建立，中日之间几乎再无正式的使节往来。
元朝统一中国之后，元世祖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双方因而进入战争状态。这一时期的日本也因镰仓幕府覆灭、南北朝公武政权对立而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
纵观这一时期，中日之间不再以官方层面的交往为主流，民间交往成为了主流；而交往的中间人也由双方的使节转变为僧人或商人。这导致了宋元时期中国人的日本观也发生了部分变化。
4、明朝时期
明朝建立伊始，明太祖朱元璋便开始致力于恢复与周边国家关系。。洪武二十年，宰相胡惟庸向日本借兵意图谋反之事为明太祖所知，朱元璋因此对日本深恶痛绝，将日本列入“不庭之国”并写入《祖训》，实质上将日本踢出了朝贡体系。
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人眼中，日本仅仅是一个朝贡国而已，其地位与占城、安南相当，与日本的交往也仅仅是将其纳入朝贡体系这一国际交流的正轨而已，当日本没有恪守本分，便以拒绝其朝贡为手段，将之从当时的国际间的交往中排除。
到明代中后期与日本人打过交道的这些官员眼中，日本人狡诈贪婪已是一种共识。在明代中后期的中国人眼中，日本是狡诈、贪婪、残忍的寇盗形象，其形象总体上以丑化为主。
纵观清朝之前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不难看出其特点有三：其一为其认知群体由皇帝、官员不断扩大至商人、市农平民。
其二为日本观内涵由对中日关系的认识与日本地位观、日本地理与方位观、日本政治观、日本文化风俗观而逐步扩大，出现了日本人形象观，而相关观念的内容亦不断深入。
其三为发展历程始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成熟于隋唐，于宋元一度有所退化，但在明朝时已臻至古人认知的极致，总体上在继承中不断深化、不断发展。
这三个特点表明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继承前代观念的基础上结合时情发展而来。清代以前中国人的日本观如此，鸦片战争前清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亦如此，不会脱离历史发展的规律。
三、鸦片战争前的日本观及其影响
清代中国人的日本观，建立于这一时期特殊的对日交往形式之上，受清政府实际需求的影响，深具时代特色。
而清人分为五大类的日本观，亦在潜移默化中改造着清王朝的对外政策、清人的外交视域。
统观鸦片战争前清代中国人的日本观，当可发现其立足于时代背景之下所存在的特点。
清代中国人所承袭自前人的日本观，不仅在不同群体之中对立严重，就是在同一群体之中亦是大相径庭。这一认知特点是由对日认识途径所决定的。
他们的日本观与从事海贸的中国商人群体、从事日本研究的民间学者群体的日本观由异曲同工之妙。
同处官员群体，绝大部分官员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既无认知日本的意愿，也无认识的途径，因而其日本观完全是前朝相关观念的翻版。
与从事中日交往实务的同僚的日本观差异性极大，其差异性几可与市民、农民群体内部的绝大多数与民间学者的日本观的差异相提并论。
这种群体与群体之间，群体内部之间的矛盾之处是时人日本观的一大特点。
中日两国锁国的大环境下，清代中国人的对日交往渠道有限，因而只能将力量集中于最迫切需要的方面。中日贸易开通后，由商人群体负责采办。商人的本性逐利，远赴长崎后绝不可能仅满足于铜料一项的贸易，贵金属、手工艺品、长崎附近的海产成为了另外的选择。
清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与当时社会背景深深交缠，特点鲜明的清人日本观，影响着清王朝的对日外交政策。
其有利之处在于能够推动清王朝的统治者采取务实的态度处理中日交往过程中实际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贸易信牌问题；其弊处则在于束缚了清代中国人的域外探求精神，使得清人的眼界日益缩小，导致对外政策也日趋保守、落后，如对日商的限制、对琉球藩属国为日本所控制的漠视等。
将之放入两千年来中国人认识日本的过程这一大背景下，与前代中国人的蓬勃探索结成的果实相比，鸦片战争前清代中国人的日本观总体上处于倒退之中。
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国门，惊醒了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直到步入近代，中国人才重拾域外探求的传统，重新认识一洋之隔的邻国——日本。
清代中国人的日本观根植于其时社会实际的需要，其使命就在于辅助时人解决中日交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清代中国人的日本观，深受其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满清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后，始终未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因为日本方面没有对清王朝的示好作出积极回应的缘故。
日本拒绝加入以清王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而清王朝也不可能与日本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所以有清一代，对中日关系的认识是处理中日交往的核心指导思想，影响着清政府对日政策的制定。
为解决中日交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清王朝在政治、外交、经济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这些政策深受时人日本观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问题的解决。但清人的日本观是一种僵化、落后的观念，与时代相脱节，构建于这一观念之上的对日政策是一种短视的政策，在时代发展中愈发僵化、保守，导致清人不再积极构筑对外关系，进而加强了对清人日本观的负反馈。
总结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中日两国近两千年之间的交往不绝于书，而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亦遂着日益紧密的中日交往而愈发深刻。
清代中国人的日本观是古代中国人对日认识的绝唱，其诞生与发展无不深受前朝影响，并在时代大背景下酝酿出独有的特点与影响。
长期秉持着僵化、功利性的日本观，清代中国人域外探索的精神与视野日趋萎缩，这导致了清人的对日政策保守而落后，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清代中国人的固有对日印象。
这一恶性循环在清王朝经历了鸦片战争，步入近代后仍牢牢根植于决策层，成为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全面落后于日本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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