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研读：13
古代史研读：13-15世纪，欧洲“发现”与“想象”中的东方中国——中国和欧洲，地处亚欧大陆东边和西面，由于地理交通上的阻碍，二者的文化相对独立地形成和发展起来，中国与欧洲在一开始并未意识到彼此的存在。直到后来，伴随着游牧民族的口耳相传和间接的贸易往来，通过神话和传言对现实的渲染，欧洲人对中国有了初步认知，但此时欧洲人印象中的中国还处于模糊阶段。
13世纪开始，前所未有的中西交通通畅阶段到来，心怀各异目的的欧洲商人、传教士和冒险家们踏上了找寻中国的旅途，这一阶段是欧洲行旅记游文本书写的集中时期，不同书写角度的文本相互印证，互为参照，共同发现和想象一个欧洲视野的中国形象。
13-15世纪的欧洲正处于中世纪末期的大变局阶段，社会各领域的巨变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欧洲社会历史发展动向，欧洲正以动荡变革的姿态呈现在世界版图之中。首先，在1227年，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被一些领导者谴责为异端邪说，这暗示着知识危机的到来，其次，1309年，教皇克雷芒五世在阿维尼翁定居。
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位在非罗马城市定居的教皇，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教会出现危机，之后，在1315年，农业发展不足，粮食歉收，使欧洲出现较大规模的饥荒现象，反映出欧洲当时的经济存在一定问题。
紧接着在1337年，英法为争夺法兰西统治权而爆发了“百年战争”，使阶级矛盾尖锐、党派林立，内忧外患使欧洲政治方面出现危机。在1347年，欧洲黑死病的传播，夺走了众多百姓的生命，使欧洲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有人认为，中世纪晚期欧洲面临的危机实际上是由于1347-1349年发生的严重大瘟疫引起的，但实际根据历史发展、结合相关研究发现，欧洲危机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中，瘟疫横行只是其中一部分因素。
然而除了瘟疫导致人口大量流逝之外，欧洲早已被经济、政治、宗教等危机困扰，党派林立、市场萎缩、经济下滑、耕地不足等诸多现实问题，使当时欧洲整体上弥漫着悲观失望的情绪。
在13-15世纪这一历史时期，欧洲最初的航海者在远航探索过程中意识到地球上的海洋实际上是相互连接的统一整体，这一发现对欧洲未来影响尤为深远。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界限逐渐被打破，极大激发了人们对于未知地域的好奇心和无限想象。
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两百年前，欧洲探索航行就已开始。14世纪初期，来自威尼斯和热那亚的一群冒险者经过众多磨难，花费数年时间进行远航，曾经穿越过大西洋到达加那利群岛。
14世纪中期，通往大西洋彼岸的贸易路线被打通，15世纪时期，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航海探索将亚速群岛及佛得角归入自己的管辖范围。好奇心驱使、传教热情高涨、对财富的渴望等诸多因素共同构成了一系列航海探险之旅的动机，但其中最主要的驱动力是当时欧洲人对于商业利润的渴求，促使他们不惜冒险到海上追逐财富。
15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形成了世界远洋贸易的航线，海上贸易往来日趋频繁，到了16世纪，新航路开辟使得原有的贸易路线发生巨大转变，地中海经济中心地位逐渐衰退，大西洋和印度洋成为新的经济中心，全球化贸易和商品交换为欧洲资本主义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大多数时期都并不安宁，14世纪则尤为动荡不安，思想心态也发生重大变化，人们对原有的价值观和信念产生怀疑，原有的乐观主义精神逐渐被怀疑论和幻灭感取代。在知识分子中，13世纪主流思想中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相结合的愿景已经消失，人们的热情逐渐下降。
与许多过渡时期一样，14-15世纪也是动荡不安的历史阶段，表现为人们在中世纪鼎盛时期逐渐丧失对原有欧洲文明的信心，乐观主义逐渐幻灭，极端社会行为日益膨胀。英法百年战争使得政权不稳，社会统治动荡不安，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经常渲染疯狂、怪异和死亡的色彩。
大多数人只感受到解体和毁灭的力量，但伟大的创造力仍在发挥作用，它以其丰富多彩的成就在“中世纪欧洲”和“现代欧洲”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一直被乔万尼·薄伽丘、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杰弗里·乔叟、克利斯蒂娜·德?皮桑、弗朗索瓦维等作家所推崇的中世纪文化在这一时期得以存活，此后还在继续传承和发展，便是这种非凡创造性的集中体现。
此时的欧洲思想心态与文化观念是在这种绝望与希望交织中得以提升和转变。总体来看，此时的欧洲社会开始躁动不安，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无论是内部变革还是外部探索，都在暗自酝酿、逐步爆发，欧洲正以循序渐进的姿态感知着社会变动带来的震颤以及外部世界喷涌的热浪。
欧洲中世纪的人们对遥远的东方充满了好奇与遐想，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使节的东方之旅便是对这些遐想的求证，他们的旅行书写成为欧洲人认知东方世界的绝佳材料。基于东方财富的狂热追求与在自由精神的感召是欧洲游历者“到东方”的内驱力，实则还有诸多外部动力助推他们不远万里踏上了前往中国的征程。这里着重剖析欧洲游历者“到东方”的多重外部驱动力。
13世纪，蒙古族征服侵略活动主要涉及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第一次在蒙元帝国的怀抱里聚合在一起。蒙古各大汗国基于政治、经济与军事的要求，积极对外开拓海路交通、建立通讯驿站，促进了当时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日后中西方关系的构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助推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地区的交往。
元朝盛世时发达的交通网络极大程度地为欧洲人访华提供有利条件，而元朝后期战争频发、政权几经更迭，动荡的局势使中西方的陆路交通受到影响。随着蒙古帝国的衰败，中西交通的诸种支撑条件随即消失，商人和传教士的东方游历之旅也暂时退出中欧交流交往的历史舞台。
明朝末年到清朝初期，欧洲传教士、商人或使节才逐渐恢复中国旅途，在交通路线的选择上则多以海路为主。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寻找到到达印度的航线，1519年，麦哲伦横渡大西洋，穿越美洲到达了东印度群岛，至此，通向东方的海上航线被全部打通，中西交流由此进入新阶段。陆路和海路的联通使中西交流成为可能，为欧洲游历者的“朝圣之旅”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撑条件。
商人为追求财富，积极向东探寻。据元朝著名学者王恽曾记载，1261年5月，有“发郎国遣人来献卉服诸物”，途中经过两个海域，一个是逾月，一个是替月可度，他们在上都停留已有三年时间。忽必烈喜其远来，回赐金帛极为优厚。这里的“发郎国”即欧洲的泛称，根据时间推断他们于1258年就出发前来中国，“二海”可能是指地中海和黑海。此次出使未见于欧洲史籍记载，那么很可能实际上只是商人来访。
西域商人在元代商业中占有重要地位，除上述所记载的商人外，意大利卢卡隆戈的企业家彼得也在此阶段的商业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他通过元朝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成为当地有名的富商。
据历史文献记载，当时泉州设立的天主教堂中还提供便于商人储放物品的货栈，可以侧面反映出当时欧洲有不少商人来泉州经商。
约在14世纪40年代，裴哥罗蒂曾在《通商指南》一书中记载了他到中国经商的所见所闻，并且根据实地考察，在了解各地区商务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对应该在当地贩卖什么货物、使用什么运输工具、日常所需旅费有多少、中国城市商品价格和货币兑换率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梳理，并着重提到了杭州和大都的商业情况。
总的来说，通过书中一系列的详实记载和描述，很大程度上可以证明，此时的欧洲商人确实有往来于中国进行商业贸易的经历，且商品交易的聚集点主要在经济繁荣的杭州和大都。以上种种皆可印证，此时的欧洲商人群体已开启东方之行，商业贸易成为助推欧洲商人络绎不绝前往东方的重要动力，他们渴望探访中国、并期望以此获取更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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