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回望湖北高考40年
一样的高考，不一样的故事。
高考恢复40年，它悄然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也随着岁月变迁，留下了时代的印记。
那些年，他们所经历的高考有着怎样的故事？一年一度的高考到来时，楚天都市报记者采访了几名不同年代的高考考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高考故事。
人物名片
戴建业，60岁，湖北麻城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首届高考生。
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代文学学科组长、学术带头人，被学生誉为“华师名嘴”。
【上世纪70年代】
录取时不公布分数
得知考上大学双手直颤抖
1977年的那个秋天，在家乡初中代课的“回乡知识青年”戴建业，看到《人民日报》上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大喜过望。离高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边工作边复习，早晚就只想一件事：上大学。
同一考场年龄差别大
谈起考前复习，戴建业回忆说，当时不少人是背水一战，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他的一位大学同学在备考时，吃饭、上厕所都拿着书，还在睡觉的蚊帐里挂了张大号中国地形图，利用睡觉前后的时间，将其背得烂熟于心。一个月时间里，他也从结实的小伙子变成了皮包骨的“小老头”。
走进考场时是寒气逼人的冬季。让他印象很深的是，当时和自己一起参加高考的人年龄差异挺大，小的只有十六七岁，大的三十多岁都有孩子了。
监考老师把考场纪律宣读完毕后，提醒大家：“现在请你们每个人把自己的手伸向课桌的前方，从下面的抽屉里取出试卷，准备答题。”原来，为防止作弊，考试之前，工作人员将所有课桌全部调换了一个方向。原本安静严肃的考场，也因大家纷纷起身取卷子而弄出阵阵声响。
“虽然有机会高考心里很高兴，但我出身不好，不相信自己会被大学录取。”戴建业说，考完后他还照常工作。
录取时不公布分数
1978年初，村里干部突然通知戴建业去体检，说他过了录取线。“头天父亲逝世，次日接到体检通知。”当时的他是悲喜交加。
戴建业说，当年的高考录取，不公布分数，不公布录取线，开始只有一个初录名单，通知体检，然后政审，最后由录取学校发通知。接到华中师范学院（即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的录取通知书时，他的手颤抖得厉害，太激动了。
“同年考取大学的几个同学，都是读理科，只有我读的文科，还报的师范学院。”他说，当时的文化环境里，还是有些瞧不起教书先生。再加上自己入学后，家里没有了挣钱糊口的顶梁柱，只有多病的母亲和念中学的弟弟，他的心理压力很大。
一度提出退学申请
在班级中，因为大家听不懂他的方言，与同学们交流也困难，他变得郁郁寡欢。久而久之，连对看书和写作都没了兴趣。
因为各种不适应，入学几个月后，戴建业甚至向学校提出了退学申请。“第一次的退学理由，是读不好中文，但当时期中考试刚结束，我门门优秀，老师觉得非常吃惊，没有批准。其实我当时是想回去复读，报考理科。”他说，没过多久，自己又第二次提出了退学申请，班主任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
“幸运的是，当时的班主任刘兴策老师待人热情、细心、和蔼，每次和我谈心，都让我倍感温暖。”在老师们的劝导、鼓励下，他把精力集中到了专业知识和英语学习上，再加之天天跑步锻炼，最终走出了阴影。
人物名片
杨和平，51岁，毕业于红安一中，1983年考进清华。
现为北京一公司高管。
【上世纪80年代】
高考前还有预选考试
苦读只为跳出农门吃商品粮
回忆起33年前的高考，杨和平感慨万千：“那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代。对于农村学生来说，拼命苦读，就是为了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改变自己甚至家族的命运。”
高考前的预选很残酷
当时，正式高考前，还有一次预选考试。“大部分的学生在预选中被刷下来，没资格参加高考。”杨和平说，他所在的红安一中是县里最好的高中，也只有近一半的人通过了预选。
预选离正式高考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预选前，学生们的情绪更紧张，因为竞争很残酷。”杨和平和其他很多同学一样，打开小灯在寝室“开夜车”，是常有的事。通过预选后，大家的心情相对轻松起来。
两年制高中的最后高二生
“我就是高二高考的，如果当时没考好，还会继续读高三再参加高考。”杨和平介绍道，1983年以前，高中还是两年制，他高考那年，正好是高中由两年制改成三年制。即便是三年制后，在上世纪80年代，也是允许高二学生参加高考的。
作为理科生，他当年的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物理、化学、生物。语数是120分满分，生物50分满分，其它四科100分满分。
“老师们都特别负责，除了课外义务辅导我们的学习，考前还会找我们每一个人谈心，帮大家减压。”他说，考试的过程，与今天无二。只是那个时候，很少有考场作弊的现象。考场上，只有两名监考老师，一前一后坐着，没有任何监控设备，大家都默默地答卷。
考清华村里连放3天电影
高考成绩出来，杨和平所在的高二班考得非常好。“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周文涛，非常牛的老师，后来他被调到了华师一附中。全省理科前10名，有3个在我们班。省状元张家干就是我同班同学。”杨和平自豪地介绍道。
入学通知书，是杨和平从村里走了七八公里到最近的邮局自取的。“打开信封，看到盖章的那张纸，真的特别激动。”他是红安永和镇杨仲八湾的第一名大学生，而且一下子考上了清华。为表庆祝，村里连放了三天电影。
人物名片
黄臻，毕业于武汉二中。1992年15岁参加高考，被武汉大学少年班录取。
现居武汉，创办有IT和教育公司，是儿童教育研究专家。
【上世纪90年代】
15岁跨入武大少年班
高考是她的美好记忆
6岁那年，在学校图书室看到一本书——《少年大学生的秘密》，让小小的黄臻心里萌生了读少年班的梦想。
15岁，她顺利圆梦了，成了武汉大学少年班最后一届的学生。
智力超常的“小老师”
5岁上小学，三年级参加奥数比赛，到五年级时，黄臻已将六年级课本自学完毕。
“吃不饱”的她，干脆跳过了六年级，并且以全校第一、语文数学都满分的成绩，通过小升初考试。
在武汉二中读高一时，班主任让她担任物理习题课的“小老师”，每周在讲台上给同学们讲一节课。
“学习对我来说非常快乐，比较轻松，尤其是数理化。”黄臻坦言，高一暑假，为参加数学竞赛，她把高中数学和物理课本都提前啃完了。
高二刚上了一个月课，她就有点不耐烦了，“讲的内容我全部都懂。”一天早自习时，她跟班主任胡瑞云提出希望跳级，当天上午的课间胡老师就回复她，已经跟高三年级主任商量好了。不仅如此，胡老师还把物理实验室的钥匙给她：“如果连高三的进度都嫌慢，你可以不用上课，直接去实验室自习。”
高中曾在教室里养鸭子
插班到高三后，比同学们小3岁的黄臻是个调皮鬼。
淘气的她还在教室养起了小鸭子，班级的气氛也被她带活跃了。“白天养在课桌里，下课放出来在教室散步，我还时常带它到操场上玩呢。”她说，因为自己是走读生，晚上，她就把鸭子委托给寄宿的同学，养在寝室。“直到有一天，那位同学跟我说，小鸭子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跳楼了。我猜是鸭子死了，他怕我伤心，特意编的笑话。”
高考报名时，学校老师转了三四趟公交车，到武汉大学帮她报了少年班。“当时高考，我是丝毫没有压力的，一是因为成绩还可以，二是因为有后路，若实在没考好，还可以来年再正常参加高考。所以我的高考记忆是很美好的。”
武大少年班的最后学生
1992年是武大少年班最后一年招生，此后就停办了。“我们那一届录取了13人。”黄臻说，学校对少年班的学生很优待，正常高考学生是6人一间宿舍，少年班三四人一间，宿舍还有电视和体育器材。
在学习上，要求却格外严格，“大一我们不分专业，但所有科目的课程都按各个专业最高要求来上。比如数学，一般只上高数基础，而我们要学数学分析。”大一结束时，他们再选专业，跟其他进校的学生一起，重新读大一。所以他们的大学读了五年。
毕业后，黄臻创办IT公司，公司稳定后，她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香港读了硕士、博士，回大陆到中国科学院做儿童教育心理学博士后，研究儿童心理成长，终于找到了“真爱”，“以前读少年班时遇到的困惑，也在此找到了答案。”
记者了解到，自中国科技大学1978年试办少年班起，1985年，教育部又批准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12所重点院校试办少年班。多年后，因为各类争议，高校少年班逐渐停办，到目前，国内开设少年班的仅剩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与东南大学三所高校。
作为亲历者，黄臻认为少年班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而是因材施教的一种尝试。对于少数孩子来说，掌握高考所需的知识确实不需要12年时间，少年班给了这类学生更多的学习机会，但只给学习知识的机会是不够的，心理成长上的支持和教育同样不可或缺。
人物名片
金方剑，29岁，华师一附中2005届毕业生，通过自主招生考试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后赴美读研，在北京工作。
【2000年代】
打破一考定终身
自主招生让他圆梦清华
到了高三上学期，金方剑才第一次听说“自主招生”这个词，事实上，这一政策从2003年起已开始试点。于是，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名了，去争取享受高考加分优录的政策。
当时金方剑的成绩在年级一直名列前茅，还担任着班级班长，是学校文学社的社长、学生科学院的院长，文字功底不错。高一还拿过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一等奖。
2005年1月，他到清华大学参加了自主招生考试。笔试考的语数外以及理综，语文和英语都只考写作，数学、理综的题目有点类似竞赛，比高考题目难。面试的内容是自我介绍，以及学科特长考核，“面试官念三道数学题，让我口答。当时我反应比较快，10秒就能答出一道题。”
两个月后，金方剑收到了清华的“免高考录取”通知，提前踏进了名校。不用备考到最后，高考前两个月，他考了驾照、出门旅游了一趟，还看了自己感兴趣的许多书。“我正常高考也有希望进清华，但考试总有意外，当年也有一些成绩优异的学生发挥失常啊。”他觉得自己很幸运，自主招生给他多开了一扇门。
十多年来，自主招生打破高考“一考定终身”，让一些原本无缘名校的“偏才”、“怪才”脱颖而出，拓宽了重点高校录取新生的多样性。2003年时不足两千人，如今每年约10万人，中国越来越多的高考生像金方剑一样，通过自主招生进入名校。
人物名片
郭丹雅，21岁，毕业于襄阳四中，2014年高考，588分，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就读。
【2010年代】
读免费师范生
将来当个孩子王
如今培养一个学生读完大学，少则三五万，多则近十万元，但郭丹雅的选择，不仅让她进入名校，还让父母基本不为她读大学花钱。
从2007年秋季起，国家在北京师范大学等六所部属师范大学开始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之后推行范围陆续扩大。高考前，郭丹雅从老师口中得知国家“免费师范生”政策，虽然自己家庭并不算贫困，但一想到又能读名校，又能省学费，她还是有些心动。
郭丹雅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就觉得老师是神圣的职业，并且喜欢校园工作环境。2014年高考成绩出来，郭丹雅毅然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学前教育专业，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
大学期间，学校减免了她四年的学费，每个月还有600元的补助，加上自己获得的奖助学金，勤工俭学等收入，郭丹雅在学校基本不需找父母要钱。郭丹雅坦言，免费师范生虽然能减免一大笔费用，但对上大学后专业调整、就业服务协议有严格限制，所以她建议想报考的高中毕业生，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
在学校，郭丹雅发现选择免费师范专业的大多还是女生，比如她所在的学前教育专业大二有13个学生只有一个男生。而且，班上只有极少数同学家庭贫困，大多数同学还是有志于此，才选择读免费师范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