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出乎意料的“文坛江湖” ｜周五上新
师承关系，是古代文人关系网中的重要一环，也是社会伦理中的重要内容。早在先秦时期，《荀子·礼论》即有云：“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进而形成“天地君亲师”的传统观念，足见“师承关系”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梳理一个时代重要文学家的社会关系，图画由种种社会关系所构建的“文坛江湖”，对于理解作家个案、纵观文人群体以至还原文学生态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步。
宋代帝王号称“与士大夫共治”，文人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因此“文坛江湖”的合流或纷争，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也远超前代。在这一方面，宋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前辈、时贤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如沈松勤先生的《北宋文人与党争》《南宋文人与党争》两部著作，张剑、吕肖奂、周扬波三位先生的《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王水照先生《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等。
对于“师承关系”的专门关注，虽偶见高水平论文发表，却始终缺少一部整体观照的专著。近日，汪超先生的《北宋士人师承与文学》（以下简称“汪著”）由中华书局出版，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北宋士人师承与文学》，汪超 著
拜读“汪著”，第一印象是“出乎意料”。如果由我本人执笔“北宋文人师承关系”的研究，大概率会选择将“晏（殊）门”“欧（阳修）门”“苏（轼）门”“二程门”“王（安石）门”等著名师承门派“分而治之”，由师门个案构建整个研究框架。而“汪著”并没有选择这种略显老套的研究思路，而是扣住“社会人际网络”这一范畴，将“师承与文学”这一话题提炼为六大问题：北宋文坛师承谱系观念、北宋师承关系的确立及其演变、地方文人与文坛中心的互动、师承谱系拓展的社会网络、师生日常活动与师门交流、忆昔述古与师门统序的绵延。这种以问题为导向，不拘泥于对具体对象做全面展示的写法，首先体现了“汪著”在学术范式创新方面的努力。
其次，具体谈“汪著”的优长之处，我总结为四个方面：
其一，追源溯流，影写观念。宋代是文教大兴的时代，由于科举考试录取名额远超前代，这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上升渠道，促使全社会对“读书举业”的重视程度得到空前提高，“师道”观念自然也随之日益彰显。然而，正如汪著所言：“师承观念、师法实践都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其渊源有自。”虽然中唐韩愈在《师说》中有“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喟叹，以及所描绘的“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的现实，为我们呈现了一副“师道中衰”的图景，但并不意味着“师承谱系观念”就此断绝，至宋人则另起炉灶重建“师道”。
《韩愈文集汇校笺注》
“汪著”将“北宋文坛师承谱系观念”追溯至先秦两汉时期，引述《礼记》《吕氏春秋》《韩诗外传》《荀子》等多种史料，证明“师、道合一”观念源远流长，而汉代已将“师法”与“家法”相联系，形成了“师承谱系”的门派观念。通过这样细致的历史梳理，“汪著”进一步呈现的北宋士人对学有师承的重视、对师徒名分的恪守等特点，自然都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对“师承观念”的追溯与影写，一方面展现了“汪著”宏阔的历史眼光，另一方面则彰显了对观念本质的精准把握。
其二，钩沉细节，生动呈现。下沉至“生活史”，还原纷繁复杂的古人生活本相，是近年来古典文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生活史”研究之所以能够成为热点，应当是因为此前我们过于关注“宏大”的历史叙事，总是试图对历史事实进行概括性、规律性的提炼。“汪著”在对历史事实的还原方面，也选择了还原“生活史”的路径。
如在对“北宋师承关系的确立及其演变”的论述中，“汪著”为我们呈现了影响师生能否确立师承关系的多方面因素：师长的学问、声望自然是首要因素，但经济实力、地域远近，也是学生择师的重要参考；而师长选择弟子，也往往会从家庭条件、学习趣尚、学习态度、传承意识等多方面进行考量；而师承关系确立后，也并不意味着牢不可破，“汪著”同样注意到“有些师生因政治观念、追逐目标、现实际遇等原因，也会出现恩淡义薄的情况”。师生之间的聚散离合，正是古人所面对的生活现实，“汪著”从多方面挖掘史料中的细节，将这种“生活现实”还原在我们眼前。
又如对“师生日常活动与师门交流”的呈现，除了我们以往常常关注的师生同门之间的诗文赠答、奇文共赏等学术、文艺活动，更旁及“馈赠嘉物，索求名产”等物质往还，让我们在了解宋代师生交流之精神共鸣的同时，也能在有关礼品酬赠的种种史料中感受到鲜活的烟火气息。这种对“生活史”细节的生动呈现，是“汪著”的一大亮点。
[宋]黄庭坚《松风阁诗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其三，关注互动，展现人脉。对于古代士人而言，拜师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与写作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借老师的身份地位进入“士林”，跻身文人士大夫的“关系网”。因此，“师承关系”所带给士人的人脉资源，其价值有时甚至远在求学问道之上。正如“汪著”所点明的：“对士人而言，社会关系网络如何建构，如何扩大，如何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一直都是重要的话题。”在探讨“师承谱系拓展的社会网络”的相关问题时，“汪著”不仅看到老师在人脉资源方面对学生的奖掖与提携，也关注到学生的“呼朋引友，介绍相识”对师长扩大自身影响力的促进作用，这种师生双方在拓展社会网络方面的相互助益，是“汪著”时刻关注师生“互动”所获得的创见。
此外，“汪著”的眼光也没有停留在师生之间，同门学子之间的“互动”，也是其探讨的重要内容，如苏轼推荐学子拜访同为欧阳修门下的曾巩、杨时介绍乡党弟兄向同为二程门下的游酢问学等，可以说是对师生、同门之间通过“互动”去搭建、拓展人脉关系网络的全面展现。
同时，“汪著”所探讨的“师承谱系拓展”，也并非局限于“师承关系”本身，而是进一步延展至“师承关系”中衍生出的“师门姻亲关系”。“师承关系”与“姻亲关系”属于两种社会关系范畴，但是所谓“社会关系”的实际面貌，一定是复杂的、交叉融合的，不可能存在判然有别的关系属类。“汪著”能够看到“师承关系”与“姻亲关系”的交集，根源依然在于其关注“互动”的眼光，因为“互动”不仅存在于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群体与关系范畴本身，也是在不断的“互动”之中。由此，便不得不佩服“汪著”之敏锐。
欧阳修调侃王拱辰，《清平乐》剧照
其四，不废文学，诗史互见。“汪著”以“师承与文学”为题，其落脚点自然应该是文学。古典研究中虽有“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但具体到特定课题上，则依然存在学科分属。在与古代历史紧密相关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如何坚守“文学本位”，一直是学界所重视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古典文学研究著作都能够做到对丰富而鲜活的史料细节进行爬疏与呈现，但偶尔会出现过度醉心于历史叙述而丢失文学本位的现象。所幸，“汪著”并没有出现这样的迷失，在对诸多有关“师承关系”的历史事实进行还原考察后，都会最终落脚于“文学意义”。如对“师门姻亲关系”的探讨，最终归结于其“文学、学术意义”；又如前文提及的师生之间的礼品酬赠，“汪著”也没有仅停留于呈现史实，而是进一步探讨与之相关的诗歌创作模式，以及此类作品的文学史意义。
而最为精彩者，当属有关“师生日常活动与师门交流”的论述中，对“同题创作与师门群体的文学交流”之探讨。在这一话题之下，“汪著”主要以苏门为研究对象，不仅全方位还原了“同题创作”的召集、写作、研讨等多方面细节，更探明这种规模庞大的“集体力量”对作品传播的增益效果。
《苏轼文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如果说“汪著”对“同题创作”的论述体现了“以史证诗”的研究思路，对“忆昔述古与师门统序的绵延”这一问题的探讨，则更多体现为“以诗证史”。在这一章中，“汪著”关注到“写真赞”与“追悼文”这两种与“师承关系”紧密相关的文体，不仅对其文体特点、艺术标准、写作手法等文学本位问题展开论述，更关注到这些作品在社会关系中“凝聚师门”的价值。总的来说，“汪著”既通过爬疏多种史料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细节，又没有丧失作为一部文学研究著作的“文学本位”，实可谓“诗史互见”。
再次，“汪著”虽有种种优长，但其遗憾之处，也是比较明显的，集中体现在《地方文人与文坛中心的互动》一章。本章所关注的宋代文人“执文就谒”现象，其论述内容多有溢出“师承关系”者，如所举张观向太宗“献所业文”进而获“赐进士及第”例、晏几道以小词上晏殊旧部韩维例、柳永谒见孙何例，皆非“师承关系”视域下的“执文就谒”。宋代科举实行“糊名”“誊录”制度，士人诸种“行卷”活动的直接目的，相对于唐代来说确实有从直接“求取名声”转向“拜师求学”的迹象，但应该并不是主流。这是因为，宋代科举虽然录取名额远超唐代，但除了名次靠前者能直接进入京朝官行列，其余皆入“选海”，要真正出人头地，须经历严酷的“磨勘”考核，同时还需凑齐五份达官贵人的“举状”，即所谓从“破白”到“合尖”的过程。因此，以求取“举状”为目的的谒见行为，应该才是宋代的最常见形式。在这一问题上，“汪著”显然处理得过于简单模糊，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当然，这些“遗憾”是本章置身于“师承关系”这一总论题下所呈现出的问题，并非该章节本身存在的缺陷，如果将其视为一篇独立的研究论文，依然不失为佳作！
最后，由“汪著”开辟的学术路径，我们可以期待更多的相关研究成果。
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深入诗论、文论、词论，尝试对师门文学批评互动进行更为细节的展示。如黄盼《论苏门词学批评的互动及其意义》一文，即通过对比苏门文人的论词观点，发现“他们不仅在具体词学批评活动中使用相近的审美范畴如‘清’和‘高’，在‘寄托’和‘动人’等理论上存在相近观点，而且不同的评论者往往做出相似评语。”“汪著”在这方面也有所涉及，如论及师出二程门下的文人多采取消极文艺观等，但可进一步探讨展开的空间依然很大。
另一方面，在宏观历史层面，“师承关系”与其它社会关系范畴如学术流派、文人集团、政治党派之间有着怎样的联动关系，以及在文献与文化传承方面，“师承关系”对别集编刻与笺疏、总集编选等活动的影响等问题，都是可以进一步大展拳脚的领域。
总之，《北宋士人师承与文学》一著，可谓优长明显，瑕不掩瑜，且有为宋代文学文化研究开疆拓土之功劳。
《北宋士人师承与文学》
汪超 著
简体横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5888-5
58.00元
（统筹：一北；编辑：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