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办教育，培养经济管理人才

时间：2023-01-31

　　原创刘俏马化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020年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建院三十五周年，也是创始院长厉以宁先生九十周岁华诞暨从教六十五周年。为了记录厉先生传道授业和教书育人的历程，叩问学院创业时期的初心使命和奋斗历程，并以此勉励后学持续努力、不断前行，学院编撰了《兼容并蓄终宽阔：厉以宁社会实践纪实》《一生治学当如此：厉以宁经济理论述评》两册文集以纪念。

　　本文节选自《兼容并蓄终宽阔：厉以宁社会实践纪实》第一章，本篇的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马化祥。

　　文 | 刘俏马化祥

　　“我们所做的是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又能适应世界潮流的现代工商管理的教育体系……到现在为止，我们总算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任务还是很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厉以宁

　　在学院30周年院庆盛典上的讲话

　　此时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可以说正值华年，已过“而立”，奔向“不惑”，扛着思想先锋的大旗，冲在管理教育探索改革的前沿，志在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又能适应世界潮流的现代工商管理的教育体系”，像极了奔跑的追梦者。

　　但这并非一次轻松的“跑酷”。不少国内最优秀的一拨学子慕名而来，与她并肩而战，众多管理学者、商业精英以她为荣，从这里出发，希望去改变企业、生活、社会，甚至世界——在这近三万平方米的地方，承载着无数希冀。所以，准确来说，这更像是一场任重道远的马拉松，漫长、艰辛，闪着荣光。

　　如果追溯北京大学兴办商学教育的历史，你会发现，这场马拉松从1898年就已开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平凡的一年，6月11日，清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 “变法”，建立京师大学堂是其中的重要举措。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不到一个月，7月3日，京师大学堂成立。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京师大学堂最初的课程设置包括十门 “通学”，即经学、理学、文学、体操等为必修课；英法俄德日五门外国语言，学生须各选一门；还有十门“专门学”，如数学、矿学、农学、商学等，学生读完三年通学结业后，可选修一两门。

　　可惜，历经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变故，京师大学堂停办。直至1902年，清政府重建京师大学堂，设速成、预备两科，并在预备科所辖之政科内设立商学科，1909年正式设商科。三年后，京师大学堂改名国立北京大学，曾翻译经济学开山之作《国富论》的严复出任首任校长，开始建立经济学门。

　　1919年，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任职的第三年，这年他改学门为学系，经济学门因此成经济学系，由留学美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的马寅初任第一任系主任，最早在国内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也在这里担任经济学教授。同年，北京大学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这一运动被视作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30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这年年底，一位19岁的青年来到湖南沅陵，在一家消费合作社当起了会计，他“很高兴自己能从此参加到祖国建设大军的行列中”，他就是厉以宁。

　　厉以宁出生于南京，名字中的“宁”字便是南京的简称，4岁时举家迁往上海，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上海租界，厉以宁一家于1943年又迁往位于湖南省的湘西边城沅陵，寄读于湖南省著名的雅礼中学（当时它由长沙迁到了沅陵）。那时的他醉心文学，曾熟读过《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很小的时候就能背诵出许多首古典诗词，爱读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的作品，也“总把沈从文的小说当作枕边读物”，还以“山外山”为笔名撰写小说，小说被连载于学校的壁报上。

　　厉以宁高中时代

　　没想到，这位文学青年却阴差阳错踏入了经济界，成为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并创办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而这得从1951年厉以宁决定参加高考说起。为方便起见，当时厉以宁委托雅礼中学的同学、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赵辉杰代他报名。赵辉杰觉得厉以宁做过会计，又有文学功底，便替他做主将北京大学经济系作为他的第一报考志愿。这年的8月下旬，厉以宁接到了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随即便乘火车由长沙至武汉再转北京。

　　“湘水自多情，欢腾送我行。无穷留恋意，伴逐霞云起。何处不逢春，春光不待人。”透过车窗看着湘江的平堤沙岸、山上的娇红艳紫，厉以宁不禁赋词一首《菩萨蛮·别长沙》。当时急忙奔向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他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自此便紧紧与北京大学交织在了一起。

　　一、暴风雨前的燕园经济系

　　20世纪5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经济系可以说群星璀璨，汇集了陈岱孙、周炳琳、赵逎抟、罗志如、陈振汉等大师级人物，他们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留学美、英，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回国任教的知名教授。

　　但在厉以宁进入北京大学的第一年，几乎与这些大师无缘，因为“教授们几乎都随着土地改革工作队去了广西”，“大学一年级，实际上只上了一个学期的课，与经济学有关的只有三门课，即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经济地理和会计学……当时，我和其他同学都以为浪费了时间，没有学到什么。抱怨是有的”。

　　这一情况在1952年8月北京大学迁到西郊燕园以后得以改变。

　　看着如今北京大学周遭的热闹景象恐怕很难想象，当时自燕园东去，几乎全是农田村舍，“篱外尽塘泥，院内枝头挂鸭梨。咯咯鸣声惊下蛋，柴鸡，啄土聊充腹内饥”。彼时的北京大学经济系因政府在1952年仿效苏联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在经济学领域独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学说，只剩下经济学专业（当时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专业），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同时研修中外经济史、中外经济思想史（学说史），并进行西方经济学（当时称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介绍和批判。

　　“苏联作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在经济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享有无上的权威。从理论界到政府官员，从学富五车的老教授到充满朝气的年轻学生，都多多少少将苏联学术界与理论界的主导观点视作正确无误的教义，俄语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大学生的外语必修课。”当时的厉以宁也不例外，大一时，他在香港的《经济导报》上发表了篇万字长文“波兰经济新面貌”。

　　和众多青年一样，铆足了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干劲，厉以宁也一心希望参与到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事业队伍中的一员。他在笔记本上写下：“每一代都有它自己要做的事；我们不必埋怨我们这一代：我们不但应该活到东方黎明的时候，而且还活到让我们的敌人看见了我们的黎明。生命中还有什么更多的东西要等待么？特别是当一个人可以拍拍胸脯，问心无愧地说：‘我也曾参加了这一伟大的斗争，我也曾把微末的贡献给予了他。’”这是俄罗斯思想家赫尔岑的一段名言。

　　而对于一位学生来讲，自己当下能做的事莫过于学习；对于当时的厉以宁来讲，最能吸引学生的，除了在教室上课时能聆听名师授课外，还有一处，就是藏书丰富的北京大学图书馆。

　　因此，大学四年中的八个寒暑假，厉以宁都没有回家，而是泡在图书馆。旁人或许不知，他曾在这层层叠叠的书架中有过怎样的奇思妙想、心潮澎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可以说已成为厉以宁青春、成长历程中一个“符号”，以至于回忆大学生时期，他会感慨：其中包括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度过的多少日子！

　　日子久了，连当时图书馆的“常客”赵逎抟先生也感到很奇怪，在座的都是教师，怎么这个20岁出头的学生一有空就来？也缘此，厉以宁和赵逎抟先生渐渐熟悉起来。北京大学迁到西郊燕园后，经赵逎抟先生推荐，厉以宁又认识了住在赵逎抟先生楼下的周炳琳先生。周炳琳先生专攻西方经济史，学识渊博，成为把厉以宁引进西方经济史领域的恩师，甚至影响了他毕业留校以后的治学方向。

　　赵逎抟（左）厉以宁（右）

　　再后来，厉以宁慢慢接触到陈岱孙、陈振汉、罗志如、张友仁等老师，他们指引着厉以宁在经济学说史、经济史、计划经济等方面的学习和积累。厉以宁曾在1985年写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到，如果说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老师们的教诲……他们是我在经济学领域内从事探索的最初引路人。”至今厉以宁都认为，罗志如先生当时曾提到的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和兰格围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否有效运行所展开的论战，对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初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仍十分有启示。“罗志如先生只是提出了问题，他自己没有对此评论，但我却从中发现了一个道理，即在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是否存在着第三条道路。”

　　可以说，在燕园的这三年，是平静的。在厉以宁印象里，那时学习压倒一切，老师认真讲课，对学生重在启迪，也容许学生有不同意见或不同意教师的观点；同学们都爱挤在图书馆，一吃完晚饭，就到图书馆去抢座位。当时系里提出“不要让一个同学掉队”，所以大家一起往图书馆走，做习题时相互帮助。当时的考试是口试为主……先考完的同学都聚在门外，一个同学一口试完，刚出考场就有一些同学马上围上来，问这问那，或安慰，或祝贺。

　　在此期间，厉以宁还参加了由学生组成的资本论、统计学等研究小组，并被推举为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小组组长。同时，又忙着与赵辉杰合译费拉托娃著《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经济观点》《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当时厉以宁曾用诗词这样形容那段时光：“花间里，舞影起，映南窗，依旧学生本色译书忙。”

　　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静，这三年过后，很难设想以后20多年内还能否有如此学习环境。

　　二、风云变幻20年

　　尽管被陈振汉先生称赞“成绩优异，名列前茅”，厉以宁在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到经济系资料室工作，对这位一心想在经济学科研领域大施拳脚的年轻人来说，这并非理想岗位。不过，厉以宁1955年在《大学毕业自勉》中写道：“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

　　恐怕厉以宁当时也没想到，这份资料室的工作一做就是20年。

　　到了1985年，在毕业30周年之际，厉以宁把这首七绝扩展为《鹧鸪天·大学毕业自勉》：“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

　　在此期间，厉以宁利用资料室的便利，大量阅读了当时经济系珍存的西方经济学著作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不仅接触到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系统学习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渐渐掌握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他常告诫学生，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尤其是英文论文，在看的过程中把它们转化成一篇篇读书笔记，多年积累会成为非常可观的学术资料。而且，写读书笔记要用自己的话来写，英文论文不要逐字逐句翻译，而是要用自己的话来概括作者的意思，这本身是一种重新创作的过程。而他自己每天清晨起来，写作三页（1200字）左右，然后再干其他，已成习惯。

　　据了解，北京大学经济系曾办过一个内部的油印刊物《国外经济学动态》，介绍国外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新动向，每期约三万字，共刊印了30多期，其中近90％的稿件是由厉以宁编写。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厉以宁翻译了共约200多万字的经济史著作，有些译作后来得以出版，如波梁斯基的《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惠勒的《美国自动化经济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出版）、琼图洛夫的《外国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与马雍合译，1964年译完，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等。

　　“我始终认为，研究学问必须有扎实的基础，我在资料室工作的这段经历，使我获益不少。可以说，它是我大学毕业后的又一个知识积累阶段，它使我在大学所学的东西得到了进一步充实，视野进一步拓宽。”厉以宁说。

　　不过更准确地说，资料室这20年光阴中，“不光包括知识的积累，还包括人生经历的积累”。

　　1957年之后，厉以宁去开山修渠、深翻土地，忍受过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和浮肿，参加过农村社教，还先后在京郊海淀公社草场大队、昌平县太平庄农场及北京大学校园内进行三年“劳动改造”。“我的许多资料，包括妻子、家人的照片，都被损坏了，”厉以宁回忆，“仅参加劳动的时间加起来就有近十年的时光。但是，我经历的这一切，它磨炼了我的意志。”

　　1969年，为响应当时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包括厉以宁在内的北京大学1500多名老师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即“五七干校”，进行农垦劳动与生活。“即使在刚到鲤鱼洲时，看见逃荒的农民生活穷困，孩子骨瘦如柴，我仍坚持认为这是政策出了问题。我没有提到体制的高度来分析这些现象。”但三年多后到离开鲤鱼洲时，厉以宁的思想已发生了转变，“从这时期，我已经感觉到，中国农村的贫困、中国经济的低效率和落后，不是干部的不称职或强迫命令作风的问题，也不是政策多变或政策决定者个人判断失误的问题，而是更具有根本性的体制问题。”

　　厉以宁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农场

　　如果说，这是次思想觉醒的话，那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持续至70年代中期的这段特殊国情，使厉以宁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有了亲身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任何一个不曾亲自经历这段时期的经济工作者所不可能具有的：“在大学阶段，我曾对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提出的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第三条道路的观点产生了兴趣，但‘文革’中的经历使我看到了苏联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种种弊端，也发现了兰格理论的局限性。这些感受可以说是在经历了那一系列磨难后的最大收获。多次下放，使我看到农村的贫困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于是，对建国以来，尤其是‘大跃进’以来的经济政策、方针、路线感到怀疑，发现自己在大学阶段所学的那套东西同现实的距离是那么的大。中国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看来不能再依靠计划经济的模式了。”当然，这些思考在当时是不能公开的。但就像当时的环境不能阻碍他思考一样，也不能阻止他作为一名老师进行“传道解惑”。

　　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取消了全国高考，直到1970年大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重新开始招生，后来人们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其中，北京大学经济系1970、1974、1975级工农兵学员就曾由厉以宁带着，“边劳动边学习”。

　　用北京大学经济系1975级学生李深清的话来说，“学生们在困惑迷茫和莫名其妙的状态下学习，老师们在受歧视被管制的状态下教学”。他记得自己入学第三天，就被送到“教育革命基地”大兴分校京郊大兴县“天堂河”农场。他所在的小组共12名学生，被从江西鲤鱼洲召到京郊大兴县继续“劳动改造” 的厉以宁是该组的“包教”老师。

　　那时的厉以宁，在夏天常常一身搭配不太协调的短衣长裤，配一双不知穿了几年的塑料凉鞋；到了冬天，则是一件陈旧的灰色“人字呢”中长外衣、一条厚厚的棉裤；手中常年提着一个变质发硬的“人造革”提包，里面装着笔记本、眼镜、喝水用的玻璃瓶子。李深清对那件“人字呢”外套格外印象深刻，因为厉以宁常用衣袖擦黑板，那袖口就成了那件衣服最倒霉的部位，也是直接贡献于教学的用具。

　　有时是阴雨天不能下地干活，有时是在饭后的夜晚，厉以宁就在农家炕头上为学生讲授经济学课程，尽管当时牙痛、感冒不断，口腔经常溃疡起泡，尤其是在皮各庄那一个月里受尽了苦头。农舍里只有一个25瓦的电灯泡、一支蜡烛，供电时就用电灯照明，停电时就点蜡烛，十二个同学围着老师，有的坐在炕上，有的坐在土坯凳子上，“这种情景就像搞地下活动”。为了使资料数据准确，厉以宁常步行数公里，换乘多次公交车，到北大资料室查找核实，来回匆匆。

　　“我首先是一名教师。”厉以宁说。他曾把自己的经历简单地总结为“读书、教书、写书”，且把“教书”当作一个最重要的中间环节。尽管日后他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但直到近90岁还坚持给学生上课。

　　三、北大成为经济学教学的中心

　　的确，在成为一名知名经济学者之前，厉以宁首先已成为一位名师，一位影响了不计其数年轻学子的启蒙导师。如果说是“时势造英雄”，那这就要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说起。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并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既然苏联式的计划经济道路已被证明行不通，国人又开始急切思考：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路径是什么？市场经济是否可行？……那是一个充盈着理想和探索的年代。

　　但也是个迷惑与彷徨弥漫的时间段。“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北京大学经济系1982级研究生屠光绍记得，刚入学时，“主要经济学的教材是沿袭多年的、反映计划经济体制原则和精神的政治经济学教程”。这也不奇怪，因为自1952年开始独尊“计划经济学说”，加之20年间变革不断，受过现代经济学教育、系统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凤毛麟角，国内许多高校在高考恢复后急需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却没有师资。

　　北京大学经济系1980级学生张新华也曾在“老师的小册子”一文中回忆道，或许是禁锢太久的缘故，这几拨历尽千辛万苦、从天南地北迈进神圣殿堂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又是那么的“苍白”和“千篇一律”，而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和“忧国忧民”之心显得既急且躁。或许是由于封闭得太久，或许是因为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这扇大门才刚刚打开，面对社会思潮中“计划”和“市场”，我们这些大学生思想上产生的更多是迷惑与彷徨……“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第一代大学生需要重新“启蒙”，需要一次现代化知识和现代经济学思想的“启蒙”。

　　现在来看，这场思想启蒙已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萌动。

　　当时的北京大学经济系有以陈岱孙为代表的老先生，又有以厉以宁为代表的中坚教师力量，已成为国内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中心，不少高校送教师来此培训“现学现卖”。1979年的厉以宁已被评为副教授，加之这20年间一边在资料室潜心钻研西方经济学，一边在“劳动改造”中磨砺、思考，此时的他已经对西方经济学了如指掌，且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有着自己系统的思考和见解，决心探索一条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新路——从1978年和恩师罗志如先生开始撰写《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起，厉以宁就把所有制问题放在了首要位置，意识到所有制改革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换具有关键意义，必须以新型所有制取代传统所有制。1980年，厉以宁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就业座谈会上首次提出“股份经济”，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当时1700万“回城” 青年和320万无业的“留城”青年的就业问题……

　　如果说当时的北大是经济学教学的中心，厉以宁无疑是中心的“焦点”。他关于经济学的讲解、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思考和分析，像是在初醒的清晨中发出的巨响，对当时甚至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冲击。

　　《西方经济学概论》是国内最早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之一，也是一本很特殊的教材。看过的人会发现，教材中一部分章节是讲西方经济学概念，由厉以宁编写，“但如果你完全讲西方经济学概念那就不对了，所以他就‘批判’，这还是有当时的时代原因的。”秦宛顺回忆，“批判”完后紧接着的一章就是数学推导，由秦宛顺、靳云汇夫妇编写，如此循环。

　　这本书198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在四年前已开始进行编写。1979年2月，秦宛顺、靳云汇夫妇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调至经济系。几乎已经完成《西方经济学概论》初稿的厉以宁找到他们，希望他们能为这本书中的经济概念、理论写相应的数学推导。“厉老师特别敏锐，而且眼光很远大，他不保守，很开放。当时他就主张我们数学要和当时的经济结合，用数学工具、数学语言来描述经济，”秦宛顺说，当时的经济教材还是“苏联那一套东西”，“那时候如果谁要提数学和经济结合就是要受批判的……他能够勇敢地用数学来描述经济，这在当时别的学校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显然，那时北京大学的经济系已经悄然变革。1978年，北京大学成立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当时我们意识到光是经济政治学不能解决经济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成立了这个教研室，把统计、会计、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等都囊括其中进行教研。”曹凤岐说。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建立后，相关领导提出以此为依托建立一个管理专业。

　　于是，从1978年开始筹备，到了1980年，当公众还在为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争论不休，当国内其他高校尚无专门的管理学科时，北京大学经济系已将目光投向在市场化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企业家，招收了第一批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提前走进了经济管理教育领域，这是北京管理学科的首次尝试。尽管当时的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并不受重视，但它已经开始萌芽、生长。

　　据秦宛顺回忆，在国民经济管理专业教学初期，他与靳云汇老师共开设了三门课，投入产出分析、数理经济、计量经济，在新的教学计划中开始将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纳入，数学和经济完全交融在一起，这在当时以经济史为长的北京大学经济系，甚至在全国高校中还是件新鲜事，听数理经济的学生有时都排到了门外。

　　每次上课，厉以宁必定会提前10分钟到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一堂课中主要涉及的几个问题，即课程的大纲，讲课时往往开门见山，“非常讲究逻辑和条理，同时又深入浅出，生动形象。他对一个问题的分析往往从大处着手，以逻辑和分析见长，条分缕析，抽丝剥茧，引人入胜”。在北京大学经济系1991级研究生武亚军看来，“看厉老师的著作、听厉老师讲课，都是一种享受”。有学生回忆，平时厉以宁的课，不提前用饭盒袋或书本占座，不提前赶到，那是抢不到位置的。更何况是“浓缩的都是精华”“传播的都是思想”的讲座。

　　1984年12月某晚，北京大学经济系1983级本科生张一弛和几位同学吃完晚饭后，便向位于学校西门附近的办公楼礼堂走去，厉以宁老师的讲座7点钟开始，按计划他们会提前10分钟到达。办公楼礼堂分楼上楼下，约有千余个座位，张一弛心想：“礼堂那么大，我们出发这么早，一定能找到前排比较好的座位。”当他们一行人到达礼堂时，一下子被惊呆了——听讲座的人排队已经排到了二楼礼堂的门口外面，从前面的人头缝隙望过去，里面每个座位都坐上了人，邻近窗户的通道上大家或站或坐已经挤满了人，连坐席区间隔的通道上也挤满了听众。刚才来的路上有说有笑的，现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下子都愣住了。“显然，进去是不可能了，更不要说几个人一起在前排入座了。这时由于礼堂观众席已经水泄不通了，已经开始有听众从后台上了主席台上去找地方。这一颇具创新意义的举动启发了我们这些进不去只能在礼堂门外仰望别人后脑勺的听众。于是，我们几个同学开始各自为战，向后台入口拥去。当我随着人流赶到后台时，发现后台的地板上已经挤满了人。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在人缝中挤出一个可以下脚的地方，然后席地向下坐去，依靠身体的重力，依靠要坚决听到老师讲座的毅力，当然还要依靠我自己与邻近同学的人体的弹性，才终于拥有一个自己的一席之地。”

　　那次讲座，是关于如何用股份制思想来解决当时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难题之一——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厉以宁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和他一贯的风格一样，开门见山，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围绕股份制思想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作用讲了10个方面的问题，逻辑缜密，丝丝入扣。

　　厉以宁教授在讲授课程

　　张一弛至今仍然清晰记得很多片段，如利用股份制的融资机制为国有企业利用外资创造条件和渠道，来改善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的选拔和任命的质量，特别是厉以宁当时就强调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即使没有社会资金、外资进入企业，企业的股份100％仍为国有，那也要比原来的情况好，因为股份制后国有企业的管理要通过公司的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来任命和监督公司的高层管理者，这样能解决没有人对国有企业负责的问题等。在当时国家和学术界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思路尚未明确之时，厉以宁这些听起来“很超前”的经济思想对台下的张一弛是一次深刻的震撼。25年后，厉以宁凭其这一发源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课堂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等贡献获“2009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曾有位师兄和我交流，厉老师真正塑造了那一代许多青年学子的基本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包括北大的，北京的，各地的……”北京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1983级学生孟万河在《如同漫漫冬夜里的火炬，既明亮，又温暖》一文中写道，“在众多学子的心目中，厉老师是那个时代里，在北大、在北京，乃至全国经济界、思想界、知识界的一面改革旗帜，一个思想先锋。”

　　四、成立经济管理系和管理科学中心

　　改革开放进行到1985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已突破一万亿元，在1979年到1983年平均每年递增7.9％的基础上，1984年比上年增长14.2％。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表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总形势很好，不是一年好，而是连续几年好，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的前景，已经开始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从1979年开始，在农村展开了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束缚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同时，我们在城市改革中也进行了许多试验和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和重要经验。1984年，从正确解决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入手，在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建筑业体制、商业体制、外贸体制、金融体制、计划体制，以及在进一步发展城镇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城市经济开始出现多年未有的活跃局面。”

　　为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1985年5月25日，北京大学经济系整合成为经济学院，下设经济学系、国际经济系，以及由“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转变而来的经济管理系，“培养既懂宏观又懂微观的复合型管理人才”。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成立了管理科学中心，标志着学校恢复了商学院系科的建制，并在该中心内设立管理科学专业。厉以宁担任经济管理系主任、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

　　说起管理科学中心，这是个学校直接领导的交叉学科学术研究型机构，当时学校强调在发展基础学科的同时要发展跟国家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应用学科，特别是前沿交叉学科。同一时期，北京大学还成立了信息科学中心、生命科学中心和材料科学中心。时任校长丁石孙回忆：“我当校长后成立这些中心的大目标，是想突破北大的框框，改变系里原来的传统。”管理科学中心主任为丁石孙，副主任有厉以宁、陈良焜、王恩涌。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立前一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批准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当时对经济改革最全面的阐述。它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也提出了为全面扩大市场铺路的改革措施。决定采纳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宣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搞不搞计划经济，而在于是否实行公有制，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共同富裕。这次会议既标志着中国改革从以农村为重点转向以城市为重点，也意味着思想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同年，厉以宁在安徽马鞍山市作《关于城市经济学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直接论述了中国所有制改革问题，包括企业发行股票、职工入股、组建公司集团、居民成为投资者和创业者等设想。报告记录整理稿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刊登后，不到一个月就在全国不胫而走，几乎被全国所有大中城市的媒体转载和刊登，并在经济界及社会其他各界引发热议。

　　与经济学系、国际经济系可以在原有的办公区域办公不同，新成立的经济管理系连独立的办公室都没有，老师们基本上在家里、图书馆或在各自所在的教研室办公；开会，则是在静园四院北侧的一间废弃的水房，最初不知是谁将水龙头砸掉，在屋子里放上一张长条桌，以及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张沙发和几把椅子，便成了经济学院的会议室，后来变为了经济管理系的常用开会地点。

　　在“水房”会议室开会（厉以宁，右三）

　　有一张1986年于“水房”会议室拍摄的照片可以为我们重现当时的场景：一张长条桌几乎就占了一半的空间，五位老师围坐在桌子周围，中间的就是厉以宁。此时，若是坐在里面的人想要出来，其他人就必须要站起来侧身让路才行。当时经济管理系青年教师曹凤岐记得，那一年，学校为各个学院和系安装电话，这间办公室竟无处摆放，于是只好放在他家里。学校有什么通知，曹凤岐就骑着自行车到每一位老师家中通知，因为经济管理系的几位老师家中大都没有电话。直到1990年，曹凤岐在水房外面的杂物间里收拾出一间9平方米的办公室，招收了系里第一位行政办公人员范平，才终于有个像样的办公室。范平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装修”办公室，找来装修工人建了一面墙，安装了玻璃，购置了两张办公桌、几个柜子、一个保险箱和一个装文件的铁皮柜。然而，当时简陋拥挤的环境似乎并没影响他们。从照片中看，已经是系副主任的曹凤岐此时正在发言，一旁的厉以宁正微笑着侧望着他。如今已经无从得知他们当时具体在讨论什么，可以确定的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便是从这处“水房”起步，厉以宁、陈良焜、曹凤岐、张国有等初创者恰如照片中挂在墙上的《奔马图》所示般，正昂扬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经济管理系成立那天，系里10余位教师齐聚“水房”，厉以宁到场干净利索地宣布了系的组成结构，原来的国民经济教研室变为三个教研室，分别为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数量经济教研室、经济核算教研室，并当场就宣布曹凤岐为系副主任，朱善利为系主任助理，以及三个教研室的负责人。

　　当听到厉以宁请自己任经济核算教研室负责人时，当时不到三十岁的王立彦吓了一跳。“厉老师我哪儿做得了这个？”王立彦记得厉以宁当时现场解释道：“你大胆干，其他老师都会支持你的。经济管理系以后要讲效率，要讲新学科建设，要让年轻人多担当责任。”

　　在厉以宁的带领下，经济管理系在初创期大胆启用新人，逐步让一部分优秀本科、硕士毕业生（那时还没有博士）留校任教，并从校内其他系以及清华、人大、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等地方引进新的教员。后来留在光华管理学院工作的骨干教员相当一部分是建系前后留下或引进的，包括朱善利、蔡曙涛、梁钧平、刘力、江明华、王立彦等人。

　　刚成立时的经济管理系只设立了一个专业，即国民经济管理专业，但真正的管理是对企业的管理，一群宏观经济研究者开办的管理系，并不为人所看好，甚至有人声称北京大学没有管理专业。于是在1986年，作为经济管理系副主任的曹凤岐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申报设立企业管理专业，1987年企业管理专业正式招生，再后来又增加了财务学专业。这三个专业分为全日制和在职制两个类别，分门别类进行培养。

　　这里的在职学生，便是指函授班学生。同样是自1986年始，由杨岳全教授牵头经济管理系开始办函授大专班。高中毕业且有实践经验的人均可报考，经过三年学习授予北大专科学历证书，后来又增加了专升本函授班，在全国十几个省市设立函授站，委托当地的大专院校代为招生，经济管理系派优秀教员前去授课。“当时我们的函授班很受欢迎，因为当时很多人高中毕业后没有上大学的机会，我们办学又很认真，全国各地对我们的函授都很认可，学员报名踊跃。”曹凤岐说。函授班在开办的十多年中，培养了几千名管理学学生。

　　除了师资、专业建设，厉以宁对教学质量抓得很紧，反复叮嘱大家备好课、讲好课，让有经验的老教师帮带年轻教师，让教师互相听课、共同商量教学方法等。张国有记得，当时厉以宁让各教研室修订专业培养计划，特别强调要考虑好各专业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在制订培养计划时要考虑未来发展对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

　　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过去六年多，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基本方针。“那时还有个大问题，就是物价改革。我记得邓小平同志当时说，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厉老师已经看到了中国发展的趋势，并在思考和推动股份制改革的问题。厉老师特别强调在培养计划中要考虑未来发展对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张国有回忆。根据厉以宁的要求，三个专业的培养计划都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各门课程都修订了教学大纲，配备相应的教师研讨课程及教学方法，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经济管理系的教材、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以及对中国问题的探讨等，“在全国都是新颖的、领先的”。

　　作为系里第一位行政人员，范平会列席每周一次的班子会议。厉老师、系副主任以及主任助理一起讨论系里的重大决策，而很多时候会议都是在厉老师的家里召开的。范平回忆说，厉老师通常不主持会议，而是提出一个讨论的话题，让大家平等地发言。他非常关心学院的发展和教师队伍的建设，但对于学院的事务总是在关键时刻把握方向，从不会在细节上做太多控制。厉老师“无为而治之”的理念奠定了学院的良好风气。系里的老师都非常敬佩厉老师，心里的纠结或是私事都愿意去找厉老师聊。

　　最让范平印象深刻的是，厉老师从不要求她去严格管理行政人员，而是营造氛围让大家自觉做好工作。即使是学院的教授做课题或者出国出访也会每次带上不同的行政人员，让大家都有机会成长进步。范平说：“厉老师在我心目中是最好的领导，和他一起工作非常舒服愉快。”

　　在经济管理系迅速成长的同时，另一端的管理科学中心也在不断发展。

　　管理科学中心致力于推动针对复杂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在王其文看来，厉以宁与秦宛顺夫妇当年合著《西方经济学概论》便是学科结合的最好证明。管理科学中心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跨学科重新选择未来研究方向的可能性，一大批优秀的本科生即使在本科阶段没有机会接触经济类学科，也可以通过在管理科学中心读硕士研究生，从而顺利进入经济管理领域。从1985年到1993年，管理科学中心培养了近百名硕士生，其中不少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商界乃至政界的佼佼者。而另一方面，中心汇集了很多学科背景不同的学生，又进一步促进了学科的交叉、对话和融合，进而也推动了教学相长。

　　与清华大学等工科院校侧重于系统工程管理不同，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的管理科学建设更加侧重于工商管理和以经济学作为基础。“我们在开始建设管理学科的时候，除了工程的内容以外，更加偏重企业管理、企业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政策这一块。”龚六堂说。这从管理科学中心所承担的国际、国内研究课题中也可略窥一二，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原农业部、原国家林业局等课题研究项目。

　　40多年来，以厉以宁为代表的光华学者围绕着改革开放的许多重大问题孜孜不倦开展研究，在他们的努力下，许多重大研究成果在管理科学中心酝酿、成形、落地。“这些研究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在龚六堂看来，扎根中国大地，把握中国国情，紧紧围绕中国经济和商业实践开展研究，是以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光华人留下来的宝贵传统。而这，也是光华管理学院未来能够继续在国内外商学界独树一帜、引领时代的至关重要的原因。直到1993年，北京大学成立了工商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中心便完成了它的使命，回归到纯粹的科研上来。

　　五、创立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在管理学科发展这条路上，北京大学虽说是“起了个大早”，但却“赶了个晚集”。

　　以工科著名的清华大学在1984年就已经成立经济管理学院，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都在探索培养工商管理硕士，即MBA。而此时，北京大学的厉以宁等致力于发展管理学科的学者关于设立管理学院、申办MBA学位的提议，多次被质疑、搁置。

　　所谓MBA是指工商管理类硕士研究生学位，旨在培养能够胜任工商企业和经济管理部门高层管理工作需要的务实型、复合型和应用型高层次管理人才，如企业高管、职业经理人、创业者等。与经济领域其他类型的硕士研究生侧重于理论学习、学术研究不同，MBA教育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专业教育，特别强调在掌握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商业案例分析、实战观摩、分析与决策技能训练等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因此，MBA的招生对象一般为有工作实践经验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和工商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

　　MBA教育最早起源于美国。一般认为，美国最早的管理学院是1881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设立的The Wharton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mics，而工商管理硕士培训计划（MBA Program）要晚些，诞生于哈佛大学。最初的管理教育并不受人重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迎来蓬勃发展期。“二战”后的美国经过调整和恢复，迈进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市场广阔且活跃，企业对管理人员的需求也迅速膨胀。与市场相呼应的MBA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也成为美国教育的重点，每年授予的MBA学位数量超过授予硕士学位总数的20％。据统计，美国500强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等高层主管，绝大多数为MBA。可以说，MBA教育为美国培养了众多的优秀工商管理人才，创造了美国经济发展的神话和奇迹。

　　中国第一批MBA诞生于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期间。1984年4月27日，美国总统里根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说：“我很高兴地宣布，两国已一致同意成立一个新的特别训练班，毕业生将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这一学位将由纽约州立大学授予。”早些时候，邓小平同志访美期间，也曾表示，希望美国能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培养一批高级管理人才。

　　当年7月，中美合作培养MBA计划的招生在全国铺开；9月，440名精通外语、有三年实践经验的青年人才被选拔出来，获准应试；10月，440人中仅留下40人入学进行语言、管理知识培训等。通过GMAT考试后，39人进入由美国人全程管理的MBA的学业训练，并于1986年夏天赴美实习一学期。这39人的出国培训经费，几乎用掉国家经委全年出国费用的一半；赴美实习，其所在单位还需为其提供二万元左右的学杂费，按照他们当时每月55元的工资来算，这相当于他们约30年的工资。这39人也被誉为“中国经济管理黄埔一期”学员。

　　然而次年9月，《中国青年报》收到了一封一位来自首批中美合作培养MBA计划学员的“呼救信”——“我们，38名高级工商管理硕士，虽年纪轻轻，却无用武之地。报国无门，苦恼不堪”，“为培养我们，国家耗资百万，我们历尽艰辛。然而，培养与使用完全脱节”……这39名MBA有2／3的学员回到原单位后，有的转回原岗位继续搞课题研究，有的去厂里做翻译，所学知识毫无用武之地。不是没有人想另寻出路，但因原单位不同意调离，被户口、档案和党团关系等因素卡在原单位。据此，1987年12月，《中国青年报》发出了一篇报道“命运备忘录”，首次披露这种人才浪费的现象。见报当天，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就过问了此事，不久国家教委、科委、人事部和经委下文要求对这批人能用就用，不能用就允许他们流动。

　　但中国需要MBA。19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初期，新中国成立前的企业家所剩无几，而且年事已高，难有作为。一批个体工商户、小业主最早在市场中摸爬滚打，挣得一份家业并由此扩大生产经营规模，逐年积累而形成第一批民营企业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又在乡镇企业成长起一批农民企业家。他们当年都是乡镇企业的负责人或骨干，带着样品和订单，走遍城乡。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乡镇企业商品市场终于形成了，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终于被打破了。

　　但这些自发成长起来的“草根”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命运备忘录”一文中提到，据1982年调查：我国县团级以上企业领导中，懂得管理的不到1/3，而具有科学管理知识的人员只占15.2％；另外有一次简单的考试摸底测定：我国工商贸等7个行业的520名厂长、经理，企业管理知识平均及格率只有60％，即使有大学学历的企业领导，也有20％不及格。

　　“中国需要一大批社会主义企业家，需要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应该有战略眼光，有创新与实干精神，有组织能力与经营管理能力。在经济改革过程中，要保护企业家，让他们充分施展才能。”厉以宁在20世纪80年代多次呼吁要重视、保护企业家，在他看来，“没有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精神，即使改革了所有制，建立了股份制的企业，建立公司财团，建立了新型的公有制企业，经济仍然缺乏生机。”

　　“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优秀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美国通过卓越的商科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但当时中国没有MBA这样的学位机制，我们需要这样新的教育体系来摆脱人文学科的意识形态限制，不再使用各种学术标准来机械衡量商学教育。”曹凤岐说。因此，1990年前后，厉以宁、曹凤岐等开始呼吁设立管理学院，培养工商管理人才。然而就在厉以宁等在努力争取设立管理学院时，又一件事情发生了。1990年，教育部审批通过9所高等院校开设试点MBA学位项目，这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没有北京大学。在此之前，这几所高校成立了一个MBA 组织联络小组，在上海召开会议商量申报MBA学位的问题。曹凤岐得到这个消息，在没有接到邀请的情况下，独自带着经济学院和经济管理系的材料到上海参会。在众人瞠目之时，曹凤岐将复印的材料散发在了会场。

　　“为何不邀请北大参加会议？为何申报MBA项目不让北大参加？”曹凤岐问当时会议的联络小组有关领导。

　　然而对方一句话就让曹凤岐有些汗颜：“北大有管理系，却并无管理（他们理解的管理是理工科的管理科学、管理工程专业），你们宏观经济的学者如何开设卓越的管理学科？”

　　“我们有企业管理专业啊！”

　　“靠学术研究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实践经验，能成为企业家吗？”这些质疑虽刺耳，却让曹凤岐难以驳辩。

　　几乎同时，从1989年到1991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些“回潮”，从思想和政治领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扩大到经济改革领域，理论界对股份制理论的批判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股份制是典型的私有制、私有经济，鼓吹股份制就是搞私有化，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有着“厉股份”之称的厉以宁首当其冲，一直追随厉以宁研究股份制改革的曹凤岐也不能幸免：申请教授资格不被通过，开设的股份经济课被迫停开，出版的《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也被批判。也因此，厉以宁、曹凤岐设立管理学院和申办MBA的建议一度陷入僵局。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针对股份制相关问题，他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要坚决地试。”这年春节前两天，厉以宁被广东省委、深圳市委请到广州、珠海、深圳作了4场学术报告，还在佛山、中山举行了两次以企业家为主的座谈会。股份制改革试点在各地普遍铺开。

　　1993年3月初，厉以宁、曹凤岐等赴香港征求证券法第四稿的修改意见。而此时，包括北大校长吴树青、副校长罗豪才等在内的主要校领导都在香港，与李嘉诚沟通争取修建新图书馆的1000万美元捐赠事宜。厉以宁、曹凤岐心里一动，平时没有机会和这么多校领导同时沟通，此时不正是一个和校领导面谈建立管理学院、申报MBA学位的好机会吗？二人商量后，由曹凤岐去面见校领导。曹凤岐回忆，次日晚，经过整整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讨论，让曹凤岐没想到的是，校领导们还真的被说通了。那晚，曹凤岐兴奋难眠。

　　回校后，就如何筹办工商管理学院，吴校长多次到经济管理系来同厉以宁、曹凤岐沟通，包括学院的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就连中文名字是叫“北京大学管理学院”还是“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都是经过认真讨论的，英文翻译是用“business” 还是“management”也是反复斟酌，最后定为“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以突出学院的特色，即培养复合型的工商管理人才。

　　1993年，国家教委又批准了11家MBA试点院校，全国共有24家院校可以招收MBA学员。第二批批准的试点院校中，北大名列第一。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于1994年招收了第一批MBA学员，共计50人。同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电教中心，以原来的经济管理系和管理科学中心为基础，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正式成立，厉以宁担任首任院长，曹凤岐、王其文、张国有、董文俊为副院长。巧合的是，这天恰为15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日期。从改革开放初年成立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到建立经济管理系和管理科学中心，再到成立工商管理学院，光华的开创者在15年间的坎坷曲折，怕是后来者难以想象。

　　香港著名企业家曾宪梓在成立大会上回想起自己当年艰难的创业经历，面对眼下新成立的管理学院，激动万分，在临近演讲结束，颤声高呼：“我支持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成立！”

　　观众席掌声雷动，担任会议主持人的曹凤岐说：“好，感谢曾宪梓先生的动人演讲……”

　　“不行，我还没说完呢！”曾宪梓急忙打断，“我要资助办学，捐助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100万港元！”

　　事后，厉以宁和曹凤岐开玩笑地说：“你看你，人家没说完你就打断人家，你这一句话差点搞没100万啊！”

　　六、敢当！冠名光华管理学院

　　尽管有这100万港元，但对于一个新学院的建设来讲远远不够。

　　刚成立的工商管理学院，没有独立的办公楼，只能蜗居在法学楼四层的一部分房间，每个教研室一个小房间，每位教员一把折椅，一张办公桌共用。各个系也没有办公室，开会时只能临时找个地方围坐在一起。学校每年给他们下拨的经费才10万多元，根本无法维持学院的正常运转。前几年，世界银行捐赠给学院的30台电脑每年仅维修费、保养费用加起来就需要10多万元。

　　最令人心痛的是师资短缺，全院只有50名员工，因条件差已先后有3名教师下海经商去了，也有几位学成归国的博士慕名前来北大求职，他们的要求只有一个——有房子住。工商管理学院拿不出来，只能眼看着他们另寻他处。

　　但很快，工商管理学院迎来了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1994年初，光华教育基金会总干事、台湾润泰集团董事长尹衍樑听说北京大学要办管理学院，便通过北大校方与厉以宁取得联系，探讨支持管理学院办学事宜。当时44岁尹衍樑在台湾已是一位传奇的商界领袖，将生意从其父创办的纺织、染织企业扩大到建筑、地产、零售、金融、生物医药等领域，润泰集团成长为台湾第九大企业集团，曾取代家乐福成为大陆零售百货业冠军的大润发便是隶属于润泰集团。到1995年时，尹衍樑在台湾TOP100富豪排名榜上已经名列第20位，但这位亿万富翁却志在医疗、教育，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毕业的他在36岁时又取得了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博士学位，在他的名片上印的是博士、台湾大学教授与俄罗斯外籍工程院院士。

　　1989年，尹衍樑在目睹了当时大陆的办学条件后决定资助教育，在国学大师南怀瑾的建议下出资设立了“光华教育基金”，旨在“光大中华文化”，促进祖国教育事业发展。但在那个年代，一位来自台湾的商人在大陆资助办学并非易事。尹衍樑曾先后两次到北大商谈“光华奖学金”，也因此，尹衍樑此前曾多次来北大参加奖学金颁发仪式，按照他的话来说，从那时起，“彼此印象都很良好”。

　　厉以宁在接到尹衍樑的消息后，当即表示可以深入商讨合作办学事宜。很快，尹衍樑便带着台湾政治大学管理学7位教授来访。据尹衍樑回忆，第一次会谈比较不愉快，双方各坐一边：北京大学这边是经济学、经济史等经济类专家；台湾政治大学均为管理类专家，包括会计、营销、统计、营运管理等。结果，谈到后面双方基本上就是各抒己见。但当时尹衍樑就拍板，“相同的两个东西有合作的必要？没有合作的必要。就是因为不一样，互补性很强……如果能够结合得很好的话，我们就是整个华人地区，甚至是全球最好的管理学院”。3月底，双方就利用两岸的优势互补创办高水平商学院一事达成共识。当时厉以宁曾赋词《太常引》：“红楼旧影，未名新曲，桃李满园栽，携手育英才，岂不是悠哉悠哉！”

　　然而当时光华教育基金会也提出了一些条件，如学院需冠名为光华管理学院，在北京大学校内建设学院大楼，但大楼产权属于光华基金会，学院的院长、教授由基金会来聘任等。在大陆的体制下，这显然已经超出北京大学可以接受的范围。就此，双方的谈判持续了半年之久，“每一次谈都会回到原点。他们说尹先生你就出钱盖个楼就好了，剩下的他们自己搞，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的结论都是这样”，尹衍樑当时担心，“（北大）自己搞会回到原来那种老的经济学科思路上，所以我就坚决不同意”。

　　有次，尹衍樑很不客气拍了桌子：“每一次谈都回到原点，不谈了。”说完，起身要走。

　　这时候，吴树青校长拉住尹衍樑的手说不能走，“现在马上就要吃晚饭了，我们到勺园去吃个晚饭”。

　　也就是在这次席间，吴树青校长坦诚沟通了资助办学条件，提出“我们只能同意工商管理学院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以及学校建立双方人员共同参加的董事会，您可以出任董事长”。尹衍樑当时就同意了，他相信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最符合他的资助条件、最具资助价值，也相信时任院长厉以宁，并发自内心地称自己是厉以宁的追随者和支持者。最终，他决定资助学院1000万美元。

　　北京大学、光华教育基金会签署合作协议

　　1994年9月18日15点，在北京大学勺园宾馆，北京大学、光华教育基金会正式签署合作协议。照片中的签字者为吴树青（左）和尹衍樑先生。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旨在办成一所世界一流的管理学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海峡两岸首次联合办学，光华管理学院也是新中国公立大学中第一个成立董事会的学院。

　　这当时在国内可以算是一件吃螃蟹式的“新鲜事”，也因“光华管理学院”这一名字闹出了不少尴尬和风波。

　　“光华管理学院？这是所民办培训学校吗？” “你们和北大什么关系？” “是不是一个‘野鸡’ 大学？”……在更名后进行招生时，不少考生、家长疑虑，以至于王其文和另一位招生老师不得不请学校出具材料证实它是北京大学下属学院，去一些著名中学游说优秀的中学生报考。和现在各省区市高考状元争相报考光华的境况相比，可以说有天壤之别。

　　当时，甚至有光华管理学院的老师都不太乐意在名片上加上“光华”二字。直到1997年，还有人就此事告到了中央高层，罗织了北京大学“卖牌”“卖院”“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等罪状。为此，北京大学特意提交了一份《关于我校光华管理学院的情况汇报》：

　　“学院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是对光华教育基金会资助办教育的肯定，世界上许多学校以资助者的名义冠名是一个通例。而且，光华管理学院借用的是一个教育基金会的名字，不是人名。‘光华’一词在光华教育基金会的简介中用以表明其宗旨是‘光大中华文化’。我们认为这是可取的，所以，当时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为学院题词‘发展管理教育，光大中华文化’。”

　　“关于光华管理学院的教育主权和领导权问题。我们可以负责地说，光华管理学院的教育主权和领导权是牢牢地掌握在我校手中……在协议中明确规定光华管理学院是北京大学的二级学院。其含义是学院受北京大学的领导，学院的最终人事权任免与聘任权在北大校长；学院的行政、人事、教学、科研、外事、学生、保卫等工作直接受学校有关部门的领导；学院设中国共产党党委、共青团团委、工会，并正常开展工作。两年来也正是这样实践的。光华教育基金会及尹衍樑先生没有以任何形式和理由影响学校布置的各项工作在光华管理学院的落实……”

　　这份汇报由教育部随即递交中央，这场风波才渐渐平息下来。

　　事实上，虽说光华管理学院成立了董事会，但一次会议都没开过，尹衍樑表示自己充分尊重厉以宁的决策权，“我认识他以后就觉得他身上有一个道德的馨香之气，人的谈吐各方面都非常的好”。由光华教育基金会出资，从1994年开始建设的光华管理学院1号楼，从设计、规划到施工，尹衍樑也统统没有直接过问，“我只是接到厉老师的信，告诉我总计划多大、量体多大、需要多少钱、什么时候需要钱，我就按照工期和计划表提前把钱打进来，钱全部都是提前到位”。

　　一边建楼，一边建院。学院成立后，尹衍樑带了四个特大号的皮箱来北大，里面装的都是台湾的会计、统计、营销、工业管理等方面的教科书，因为那些教科书在北京找不到；此外，还聘请台湾大学的教授来为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授课，包括时任台湾大学会计学副教授朱立伦。1995年秋，朱立伦一进教室就吓了一跳：“原以为是几十个人，没想到来了一两百学生，全部挤在教室里面，同学们非常热情，也非常认真。我对北大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年后，他在访问北京时，还特意来到光华管理学院看望当年的同事、朋友，并与学院师生进行了座谈，他说：“相信未来我们一定是整个世界最顶尖的管理学院。”

　　这也是尹衍樑最初资助这一学院的初衷——要办一所最好的管理学院，培养一流的人才，在各个领域发挥正向的影响力，带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有北大学生在一次座谈会上问他：“你是个商人，请问你办学的投资报酬率怎么算？”尹衍樑答道：“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在我个人来讲，我不会从北大拿一个子儿放进我的口袋里面，我只会源源不绝地支援，所以我个人的报酬率是负数，绝对不是正数。但是我有一个精神上的报酬率，这个报酬率是各位同学毕业以后对学校做出的贡献，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我把它们当作是我的精神利益报酬率。这个报酬率是无限大的。”

　　1997年9月7日，光华管理学院1号楼正式落成，共6层，面积达11400平方米，学院每位教员都有了独立办公室，且每人配备了一台电脑、一部电话——后来，光华管理学院又建起了2号楼、两栋学生宿舍。如此待遇，在北大，甚至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在竣工仪式上，“前来祝贺的人们欢聚在大楼西面的来宾席，席前盛开着迎宾的鲜花；光华学生身着新装，他们脸上的笑意春风显露出作为光华人的骄傲和自豪。”《光华管理通讯》上的一篇文章写道。

　　后来，1号楼前摆上了一块“敢当石”。“敢当！”尹衍樑看后感慨：“厉老师如果不‘敢当’，这个事情根本不能推，这不光是钱的问题。只有厉老师有这样的肩膀、有这样的眼光，他看到这些事情。我只是在后面支援他、跟随他、追随他，帮助他实现他的愿望。”如今，光华管理学院的成就可以说远超他的想象，他常说，“成立光华管理学院是他一生最得意、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七、办世界一流的管理学院

　　但正如厉以宁在光华管理学院1号楼奠基仪式上所讲，大楼的建成将从根本上改善光华管理学院教学科研和其他条件，为学院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提高科研水平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也为学院全体师生员工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环境。但是大楼的兴建并不意味着学院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更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步入国内、国际一流管理学院的水平。在他看来，“衡量一个学院的水平，就要看能否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出高水平的成果，这取决于教学、科研和应用几个方面水平的高低，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教师”。

　　尽管到1995年，光华管理学院现有在职教师中有教授12人、博士生导师8人、副教授10人，既有厉以宁、闵庆全、陈良焜等卓有成绩的教授，又有一批颇有建树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但仅靠建院时期的教师自力更生是不可能在数量上或专业结构上满足国际一流商学院的要求的。因此建院伊始，厉以宁就把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工作的重点，“我们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建立并保持一支高水平、高效率的教师队伍”。

　　再次开风气之先，光华管理学院开始了大跨步的改革。一言以蔽之，就是“走出去，请进来”。

　　关于“走出去”，光华管理学院利用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合作项目，在1998-2003年间共把30多位中青年教师送到该学院交流学习。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如刘力、梁均平、姚长辉、张一弛、刘学、张志学、江明华等，在学成归来后成为了学科发展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中坚力量。

　　“请进来”则是从国内外聘任延揽优秀师资。当时的光华管理学院办公、教学条件的极大改善对很多教师形成了极大的吸引力，加上学院坚持“开放式”办学，吸引了不少来自海峡两岸高校的老师来授课，还有海归博士来学院任教。因此，当你在1998年及以后在国外许多著名管理学期刊或国际网站上看到光华管理学院的招聘广告就不必感到惊讶。

　　但这些海归人才的待遇，的确让当时的人们吃了一惊——自2000年光华管理学院实施“456”政策后，该学院全职海归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的年薪分别达到4万、5万、6万美元，甚至一位海归讲师的年薪就可达到32万元人民币，高出时任院长厉以宁的工资许多，并且不分职称，每人还可以拿到科研启动经费、住房补贴等共计5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那时，北大附近一套15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约80多元万人民币，不少教师便趁此机会在北京买了房安了家。

　　即便新引进的海归教员与老职工的工资差距巨大，当时二者之间也没有产生巨大的矛盾。为什么这一政策在光华能推行？在王其文看来，首先以厉院长为首的教授，远见卓识地看到光华管理学院要想在新世纪再上大台阶应该吸引人才，而不是“过日子”，普通人是不一定能看得见的，这个很重要。当时，有一则光华管理学院的“招聘工作计划书”中这样写道，仅仅靠北大的牌子和一座漂亮的大楼，并不能保证我们成为一流的商学院。如果我们不能在二三年内吸引到更多一流的新教师来学院任教，使管理学院的师资队伍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将可能沦为国内第二流甚至第三流的管理学院，更不用说与国外一流的商学院相比了。而另一方面，王其文认为，这离不开尹衍樑先生的支持，“每招聘一位海归人才，厉老师签字，尹先生就打50万安家费。如果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学院创收的话，那时的财力也办不到”。

　　果然，此政策一出，即得到了众多海外人才的积极回应。不过与当时国内高校的传统招聘程序不同，光华管理学院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进行，先看申请人的推荐信，请国际上一流的同行进行评议；再把候选人请到学校来“路演”，介绍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学术贡献等，系里面的教员都会参加；此外，候选人还要与相关专业的教师单独面谈，但并不是只看应聘者的教学能力，更重要的是看对方是不是优秀的学者，能不能创造新知。在充分地讨论和分析后，招聘小组提出决策，然后提交学术委员会最后决定，全程公开透明。在1999年之后，招聘的讲师、副教授均采取合同聘任制，在职三年后若学校满意可续约，六年内不升即走。到了2004 年，光华管理学院的老师中，超过一半是海外博士。10个系主任中，8个是国外毕业的博士，分别来自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国际名校。

　　在进行师资改革的同时，光华管理学院开始大力发展应用型专业和方向。建院伊始，光华管理学院有国民经济管理、企业管理、财务学、会计学、市场营销等本科专业，有国民经济管理、企业管理、统计学、管理科学和MBA等硕士研究生专业及国民经济管理博士生专业。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现代化管理的需要，1995年厉以宁在“勇于探索开拓创新”一文中就提到，在未来几年内将重点增加和发展应用型专业和方向，准备设立经济信息管理、货币银行等本科和研究生专业与方向；将重点研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环境下，企业的机制变革、经营策略、财务、会计、产品开发、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及相关的组织行为、企业文化等，同时继续进行与宏观、中观经济管理有关的研究，比如经济运行、金融、证券、期货等（转自《光华管理通讯》）。

　　到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中国企业及企业家将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市场上的大公司同台竞争、合作。此时的中国企业家尽管拥有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但在对国际市场规则的理解、企业管理理念等多方面与国际存在很大差异，他们迫切需要弥补相关知识，接受现代化管理教育。

　　1990年，在厉以宁、张维迎等人的倡导、推动下，光华管理学院与凯洛格商学院在国内联合推出了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项目）及高级经理培训项目，旨在为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培养真正国际一流的高层管理人员，将西方最先进的管理理念与中国企业管理环境融为一体这在当时的国内也是个大胆的尝试，EMBA项目在1999年的中国是不存在的，因为EMBA项目尚未得到教育部的批准。

　　“但是我们开始做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需要一大批受过一些系统的专业知识的训练的优秀的中国企业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绝大多数高层管理没有这个训练，所以这是我们光华的使命，在那个时候我们启动这个项目非常艰难，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并且现在变成了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项目。EMBA在所有教育项目中的改革力度是最大的，它对未来教育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张维迎在光华管理学院EMBA十周年庆典暨新春论坛上致辞时讲道，“为什么我们能够成功？我们有理念，光华管理学院永远做正确的事情，因为我们相信任何正确的事情，只要我们坚持去做，我们就能够成功。”

　　2001年，中国加入WTO，国门正式向世界敞开。2002年，EMBA项目得到教育部的批准，被列为国家正式教育项目。因此光华管理学院EMBA项目前几期的学生也获得了“追加”的正式学位。至今，在光华管理学院还挂着一张于2006年拍摄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06届EMBA毕业留念，里面有700多个学员，其中包括1999年至2002年入学的学员。目前，光华管理学院EMBA已经拥有了8000多名中国商界精英校友。

　　厉以宁先生题词

　　时至2020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在成立35周年时，已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商学院、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学院。创始院长厉以宁已年满九十，但仍坚持在给学生上课，他多年来的讲授和实践早已深深熔铸于光华的使命里。任凭世界喧嚣与浮华，光华人坚守“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肩负着为国家改革做贡献的社会责任。正如厉以宁院长对学院的寄语：“中国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我们面前，还有一系列改革正等待我们去完成。改革已经进行到了攻坚阶段，必须知难而进。光华管理学院应该、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希望光华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人才，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