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好美,可惜被初恋毁了

  

  1927年,民国文化圈被两则香艳的传言刷屏了。

  这一年,30岁的徐志摩签下了民国第一份离婚协议书,潇洒地与发妻张幼仪解除了11年的婚姻,然后携新婚妻子陆小曼泛舟西湖,一路莺莺燕燕羡煞旁人。

  几乎与此同时,两百公里外的江苏松江(新中国成立后划归上海),狭长逼仄的弄堂里,昏黄的油灯下,22岁的戴望舒写出了成名作《雨巷》: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徐志摩手挽的佳人活色生香,这首《雨巷》中的“丁香姑娘”,倒也不是荷尔蒙正旺的戴望舒无处宣泄的性幻想,而是现实中令他一见倾心的女神--施绛年。

  没有人能想到 ,这段本应被传为文坛佳话的恋情,却为戴望舒人生的后半场埋下了悲情的种子。

  

  那条散发着丁香气息的雨巷,被世俗和欲望拧织成一张无形的巨网,终其一生,他再未能从中走出过。

  01

  网络上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梗: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也可能是唐僧。

  搁戴望舒身上,竟毫无违和感。

  戴望舒,1905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原名戴梦鸥,“望舒”是他成年后的笔名,出自屈原的《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

  

  不得不说,那年月的文化人确实有两把刷子,不管是本名还是笔名,都取得极其清丽脱俗。“梦鸥”,梦醒时分惊起一滩鸥鹭,“望舒”,极目远望云卷云舒,可比如今烂大街的“梓涵”、“子睿”内涵多了。

  可这个文艺范儿十足的名字,令戴望舒一度自卑到尘埃里。

  因为幼年患过一场天花,戴望舒那原本就黝黑的脸上,留下了坑坑洼洼的麻坑,再加上他身形伟岸,往人堆里一站,就像竖了一块污渍斑斑的广告牌。

  这副尊容配上“梦鸥”这名字,就好比学渣取名“天才”,叫花子名叫“首富”,叫人尴尬得恨不得用脚趾头抠出个两室一厅。

  幸运的是,在那个民生凋敝的年代,外表低配的戴望舒,拥有一个高配的童年。

  他的父亲戴立诚是杭州火车站的一名职员,每月领着固定且丰厚的薪水,母亲卓佩芝出身书香门第,通晓大量文学典故,闲时常给儿子灌输文化素养。

  有了父亲的财力支持,母亲的言传身教,江南浓郁的人文熏陶,戴望舒一路茁壮成长,处处显露出学霸的影子。

  8岁上小学时,戴望舒就拥有了私人阅读空间,传统古典小说读腻了,就拿《水晶鞋》《木马兵》等外国童话换换口味。

  17岁那年,他发表了处女作新诗,结识了张天翼、施蛰存等一众文学青年,还像模像样地创办了诗社。

  第二年秋天,戴望舒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一并考入的,还有他的诗友兼同乡施蛰存。

  

  日子一长,两人便处成了铁哥们儿。施蛰存虽然生于杭州,但家人在离上海不远的松江置办有房产,赶上放假他经常可以回家,有时也邀戴望舒去家里打打牙祭。

  有一次,戴望舒前往施蛰存家,迎面看见一位清秀高挑的少女,眉宇间隐约有一缕幽怨清冷的气质,他顿时心中一怔:

  糟糕,是心动的感觉!

  02

  这女孩正是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年方十八。

  这次谋面后,戴望舒心中如小鹿乱撞,满眼都是施绛年的影子,可一看到镜中自己那张不忍直视的脸,他又退缩了。

  

  最终,在荷尔蒙的催化下,敏感而自卑的戴望舒,使出了文艺青年最擅长的招数--写情诗:

  凄绝的寂静中,你还酣睡未醒。

  我无奈踯躅徘徊,独自凝泪出门。

  啊,我已够伤心。

  情诗寄出后,戴望舒久久没能等到回应,便主动跑到了施家。这一次,他不仅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女神,而且还和对方聊上了。

  一番交流后,戴望舒发现眼前这个明艳的少女如同一团热烈的火焰,点燃了他情感世界里的那片荒漠。

  戴望舒前往施家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后来连施家的狗都看出了他的来意。好在施家长辈并非传统守旧的人,对于年轻人的婚恋,他们不干涉,不强求,顺其自然就好。

  可此时的施绛年,态度颇值得玩味,面对戴望舒的表白,她既不表态也不拒绝,反正女孩的心思你别猜,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已经过了青春期的戴望舒,当然没这份耐心去猜对方的心思。捱过了无数个寂寞空虚冷的夜晚后,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借助文字的力量,勇敢地向施绛年下达了爱情通牒:

  愿我在最后的时间将来的时候看见你,

  愿我在垂死时用我的虚弱的手把握着你。

  一部阳光的青春偶像剧,愣是给演成了生离死别的苦情戏,这可给恋爱值为零的施绛年吓蒙了:“他真要是死了,我岂不是背负着恶名愧疚一辈子?”

  在施蛰存的劝解下,施绛年总算表态:“嫁你可以,但前提是你得拿到一张洋文凭,寻一个体面的工作!”

  此时的戴望舒在文坛上已经崭露头角,原本他是无意赶时髦混洋文凭的,但为了施绛年,他毅然踏上了前往法国的轮渡。

  那一天,是1932年10月8日。看着前来送别的施绛年,戴望舒不舍中又多了几分期盼。

  汽笛声响起,轮渡缓缓驶出了码头,湿冷的海风吹散了女友的倩影,也吹散了戴望舒的思绪。

  

  在法国留学的那几年,戴望舒的日子颇为清苦。白天他在学校读书,晚上栖息在狭小阴暗的阁楼里,闲暇时还给报社翻译文稿,以换取微薄的生活费。

  对恋人的承诺,对爱情的憧憬,成了他坚持下去的唯一理由:

  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

  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

  她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

  桃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

  他不知道的是,他这用情至深的诗句,在他那有着天青色心的羞涩恋人眼里,还不如几个铜板有意义。

  03

  原来,就在戴望舒还在为几顿饭钱奋斗时,施绛年那边却是一派风花雪月。

  她本就对这个满脸麻子的大个子很无感,之所以许下婚约,不过是念在哥哥的面子上,不愿与他过多纠缠罢了。

  戴望舒走后的第二年,施绛年便结识了新男友,对方是个冰箱推销员,能说会道一表人才,不会写诗,但能挣很多钱,这对于她而言,足够了。

  很快,有好事者便将“丁香姑娘”移情别恋的故事搬到了报纸上,字里行间极尽了春秋笔法,硬是编排出了一场狗血的情变大戏。

  

  远在海外的戴望舒,在当地的华人报纸上看到了这则消息后,当即头晕目眩。

  他随即请求校方开除他,这样无厘头的请求,校方当然不会同意。

  眼见无法奏效,戴望舒又使出了撒泼耍混的招数,旷课逃学辱骂师生,目的只有一个:开除我,越快越好!

  1935年5月,戴望舒如愿回到了国内,他第一时间找到施绛年,打算向她问个明白。

  可当对方挽着一个陌生男人的臂弯出现在他面前时,向来敦厚的戴望舒,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当众朝施绛年挥了一记耳光。

  这一记耳光,不仅撕尽了彼此最后一丝体面,也彻底打碎了“丁香姑娘”文艺女神的美丽滤镜。

  多情自古空遗恨,好梦由来最易醒。与施绛年决裂后,戴望舒日渐消沉,这令同为诗人的好友穆时英看不下去了。

  他安慰戴望舒道:“施蛰存的妹妹算什么?不过一个空有其表的花瓶而已,我妹妹那才是蕙质兰心的女神!”

  在穆时英的引荐下,戴望舒见到了小他12岁的穆丽娟。

  果然,穆时英没有骗他,眼前的穆丽娟相貌端庄,性格温柔气质优雅,和《雨巷》里的丁香姑娘如出一辙。

  情场上被虐得遍体鳞伤的戴望舒,在穆丽娟眼中成了为爱披荆斩浪的勇士,他那惊艳文坛的才情,也成了她引以为傲的资本。

  1936年6月,上海,新亚饭店,戴望舒和穆丽娟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和所有新婚燕尔的夫妻一样,那段时间,戴望舒幸福得冒泡,经常大半夜起来作诗:

  我是从天上奔流到海,

  从海奔流到天上的江河,

  我是你每一条静脉,

  每一个微血管中的血液,

  我是你的睫毛。

  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

  然而,也是那一年,卢沟桥上隆隆的炮声,掀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也将这桩完美的婚姻搅得支离破碎。

  04

  上海沦陷后,戴望舒只得携妻女前往香港避难。

  虽为避难,一家人的生活质量倒未见下降。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戴望舒租下了一座名为“林泉居”的小洋楼,又请了两名保姆照料全家的饮食起居,日子滋润到飞起。

  在此期间,戴望舒还联合了一众文学青年创办了《新诗》月刊,将文化事业搞得有声有色,“林泉居”也因此成为香港文人眼中的打卡圣地。

  

  可能有人要问了,两年前还灰头土脸的戴望舒,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土豪了?

  这个问题,需要结合时代背景来回答。

  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收入水准几乎达到自清代以来的巅峰。据史料所载,三十年代,普通小学教师的月薪达四十元,大学教授级可达两百六十元。

  我们所熟知的鲁迅先生,1926年出任厦门大学国学院教授时,月薪高达四百元,成为专职作家后,每月收入达五六百元。

  而在当时的大城市,一个普通人早出晚归,月收入也不过三块,仅够买40斤大米。

  戴望舒在文坛上的影响力虽不及鲁迅,但迁居香港不久,他就被《星岛日报》聘为报社主编,收入绝对碾压绝大多数人了。

  只可惜,会写诗能挣钱的戴望舒,却不是合格的父亲,更难称得上好丈夫。

  很长一段时间里,戴望舒醉心于创作事业,对妻女少有嘘寒问暖,这令穆丽娟逐渐心灰意冷。

  除此之外,戴望舒与施绛年的往事,也成了她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1938年,一部名为《初恋》的电影热映,其主题曲《初恋女》也随之触动了观众的心弦,一度传遍了大街小巷。

  “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别的梦中忘记你,现在就是我每天在灌溉着蔷薇,却让幽兰枯萎。”

  巧合的是,歌词的作者,正好是戴望舒,这不禁令穆丽娟内心一阵酸楚:“原来他念念不忘的,是施绛年那朵蔷薇,我只是坐等枯萎的幽兰。”

  不知戴望舒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写下了这暧昧朦胧的歌词,但可以确定的是,那段时间,《初恋女》的旋律游荡于香港的每一处角落,唯独不包括戴望舒的家。

  因为从那里传出的,是无休止的争吵与谩骂。

  1940年6月,在日伪机关出任文职的穆时英,遭到国民党锄奸团的特务暗杀。哥哥的死讯传来,穆丽娟痛不欲生,终日以泪洗面,而戴望舒此时的反应,妥妥的钢铁直男:“一个汉奸而已,死了就死了,你哭丧个什么劲?”

  不仅如此,因为与大舅哥政见不合,戴望舒还极力阻止穆丽娟回上海奔丧。

  忍无可忍的穆丽娟,一怒之下,带着女儿回到上海,决心与戴望舒分道扬镳。

  

  一路追到上海的戴望舒,始终联系不到妻子。就在此时,效力于日伪政府的胡兰成托人带话给他:“你留在上海办报纸,我帮你找到穆丽娟。”

  戴望舒虽为一介文人,却颇有民族气节,他看不上胡兰成这类汉奸文人,也不屑于为日伪政权摇唇鼓舌,当即一口回绝。

  随后,戴望舒服下了大量安眠药,打算告别这一地鸡毛的现实。所幸,到访的朋友发现了已经昏迷的他,这才将其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05

  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

  

  因为被人举报发表过宣传抗战的诗歌,戴望舒遭日本宪兵抓捕,在狱中受尽了折磨。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向侵略者屈服,而是以墨代血,写下了以死明志的《狱中题壁》:

  当你们回来,

  从泥土掘起他伤损的肢体,

  用你们胜利的欢呼,

  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着太阳,沐着飘风,

  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

  这曾是他唯一的美梦。

  几个月后,经好友保释,历经九死一生的戴望舒得以出狱。

  经此一难,他患上了严重的哮喘,身体每况愈下。几乎同一时间,他那失踪已久的妻子穆丽娟,正与《宇宙风》的主编周黎庵打得火热。

  1942年,穆丽娟与周黎庵登报结婚。次年,她与戴望舒签署了离婚协议。也就是说,戴望舒惨遭日军酷刑时,他苦苦追寻的妻子,正和别的男人卿卿我我。

  对于一个丈夫而言,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经历了两次爱人出轨的戴望舒,一度心如死灰,直到他经人介绍,结识了香港美女杨静。

  时年17岁的杨静,比戴望舒小21岁,生得明眸皓齿,一颦一笑,隐约有几分施绛年的影子,令戴望舒极为倾心。

  尽管遭父母竭力反对,恋爱脑附体的杨静,最终还是冲破了层层阻挠,与戴望舒登记结婚。

  此时已是中年人的戴望舒,无论是出于阅历还是心境,都很难令他对这样的小女生心生情愫。

  或许,繁华落尽,他只是希望有个人陪在他身边排解寂寞,或许,他只是需要一名年轻貌美的女人替他疗愈情感的创伤。

  

  而情窦初开的杨静,还是个对爱情充满憧憬的天真少女。

  这样的结合,注定是一场悲剧。

  06

  随着两个女儿相继出生,杨静已为人母。还不到20岁的她,仍不改少女心性,经常出门跳舞游乐,与戴望舒争吵不休。

  抗战结束后,戴望舒携妻女回到上海,然后在暨南大学谋了份教授的差事。

  由于物价飞涨,他每月的薪水购买力缩水,一家人挤在弄堂的老房子里,生活很是拮据。

  这时,前妻穆丽娟生下的女儿也投靠了戴望舒,看着越来越清苦的日子,杨静的心思开始动摇了。

  

  与戴望舒结识前,杨静是印刷所里的抄写员,很大程度上,她选择嫁给这个和自己父亲年龄相仿的男人,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想寻一张供她后半生安稳的长期饭票。

  1948年5月,戴望舒被人诬陷为汉奸,为躲避抓捕,他随即携全家回到了香港。

  从小衣食优渥的杨静,再也忍受不了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没多久,她出轨了隔壁一位姓蔡的年轻人,并于当年年底向戴望舒提出离婚。

  纵有万般不舍,戴望舒还是含泪成全了杨静,大女儿归杨静,小女儿归他。

  这时的戴望舒,哮喘病已十分严重,每走几步都要咳嗽不止,尽管后来动了一次手术,但也无济于事。

  1950年2月28日夜晚,戴望舒病情复发。为减轻痛苦,他加大了平时注射的麻黄素剂量,随后便昏迷不醒,待人发现时,早已撒手人寰,时年45岁。

  那一年,江南的丁香花盛开依旧,但那个守候在雨巷的诗人,永远都不会出现了。

  就如同好友评价他:“他永远都走不出那条幽深的雨巷,因为在一个不可能的丁香姑娘身上,他浪费了一生的时光。”

  

  不是所有的初恋,都值得怀念,不是所有的记忆,都值得缅怀。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事,看着看着,就淡了。

  作者:沧海明月生。拾文化(ID:shiyafengshe),以理性的姿态看待人和物,以文化的底色,传达情感、新知、文化和生活。文化改变生活,信仰照进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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