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贡献
【摘要】：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它培育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北大进步师生和校友，在各地的建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大学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五四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基础。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等学府。它为我国培育了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一批北大师生和校友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参与了各地共产党小组的创建活动，在建党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中心和五四运动策源地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追根溯源，首先得从蔡元培改革北大说起。1916年12月，著名教育家、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为此，他上任伊始，就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是陈独秀。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并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由此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陈独秀受聘北大，《新青年》也随迁北京，实现了《新青年》与北大的结合。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高一涵等相继参加编辑工作，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者为核心的革新营垒，推动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与此同时，校长蔡元培和其他北大师生王星拱、杨昌济、周作人、傅斯年等也加入撰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鲜明地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了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孔学。以思想解放为使命的新文化运动，通过批判孔学，动摇了儒家正统思想和专制主义理论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传播的闸门，从而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正是这场思想解放的潮流，不仅在思想上启迪了一代青年，而且推动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去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新的途径，成为他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土壤。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之时，俄国于1917年11月发生革命，一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协约国于1919年上半年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但这次和会是在第一次大战中取胜的几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把持下进行。中国政府因战时参加后来战胜的协约国一方，也派代表参加和会。在会上，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等希望和要求。但是，不仅这些要求都被拒绝，会议竟然规定战败国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来，学生中久已郁积的愤怒一下子爆发出来。在北大学生发起并积极活动下，5月4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三千余人集齐于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北洋政府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进行了镇压，但被捕学生仍斗志昂扬。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和遭到军阀政府镇压的消息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6月5日，上海七、八万工人总罢工。在全国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三罢”斗争的压力下，北京政府6月11日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务，释放被捕学生，于6月28日拒签《巴黎和约》，五四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①]五四运动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蓬勃兴起，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做了准备。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和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没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诞生也就无从谈起。而在中国，第一个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系统地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李大钊。
北京大学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基地。北京大学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从李大钊开始的。李大钊于1918年1月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政治学系、史学系教授。1918年11月底，李大钊在中央公园发表《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讲，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向中国人民介绍布尔什维主义，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
当人们对于俄国十月革命还多抱漠然态度以至疑虑悲观的时候，李大钊却率先发出欢呼声。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专门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情况，说：“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土(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②]表面上看，李大钊在这里论述的是俄国革命，是中国之外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他内心时时思考和关心的是中国的社会现实。他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与革命思潮的传播中，敏锐地意识到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变革的征兆。他指出：俄国革命所引起的世界革命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③]自1840年以来，无数优秀人物所艰苦探索的救国之道，终于由李大钊率先揭示而明白：真正要解决中国的救亡与复兴问题，中国先进分子必须信仰马克思主义，依之建立革命党组织，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1919年9 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第六号上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该文中，李大钊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介绍唯物史观的部分里，指出：“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接着，他指出：“与他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文章在介绍了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资本集中等原理后指出：“资本主义是这样发长的，也是这样灭亡的。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那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现今各国经济的形势，大概都向这一方面走。”文章还明确指出：“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④]
北京大学率先在中国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在中国的高校中，北京大学最早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课程，向学生讲授。从1920年10月起，李大钊先后在北大史学系、政治学系等系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现代政治”“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编写了《唯物史观》和《史学思想史》等专著和讲义，开中国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之先河。
今天保存下来的几份北大学生试卷反映了李大钊的授课效果。如1923年北大政治系二年级的学生贺廷珊，在“唯物史观”试题“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中，就阐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称“自有马氏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历史界开一新纪元，也是影响于史学上的最大之点”。在对各种唯心史观略作做批判后，他写道：“马氏真不愧为纪元人。”[⑤]从这份试卷上，可见答题者对唯物史观理解很准确，李大钊为这份答卷给出了评了“玖拾伍分”的高分。由此可见李大钊讲授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果。
北京大学最先成立了中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 发起成立进步社团并加以指导，是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重要渠道。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北京大学进步学生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何孟雄、黄日葵、王复生等19人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得到北京大学校方的支持，校长蔡元培不仅在该会的成立大会上讲话，并批准由学校拨给两间房屋供其使用。[⑥]据此，研究会建立了“亢慕义斋”图书室。“马克斯学说研究会”成立伊始就购买了英、德、法三种文字的马克思全集各一套，到1922年2月，“亢慕义斋”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⑦]至今，北大图书馆保存着封面盖有“亢慕义斋图书”印章的8本德文文献，这是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在北大乃至全国传播的见证。
在李大钊和邓中夏、罗章龙、王复生等积进步学生的推动下，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会员迅速发展，1921年有50余人，1922年有150余人，1923年发展到250人左右。[⑧]成员中以北大师生最多，一批骨干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会为北方地区的建党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同时，1920年12月，李大钊和北大政治系学生徐六几、郭梦良、费觉天等9人又公开发起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希望“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⑨]这说明，李大钊是在与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比较中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该会的活动，同样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潮在全国传播的兴起。
北京大学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基地
由于李大钊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和组织活动，北京大学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南陈北李，首创党组。1920年春，就在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之时，共产国际向中国派来了使者维经斯基一行。维经斯基的到来，加快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步伐。在天津北洋大学俄籍教授柏烈伟的引见介绍下，维经斯基到北京大学拜访了李大钊。李大钊和维经斯基在热烈交谈和讨论之后，又介绍他到上海去会见原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其后，陈、李二人通信不断，商讨创建中国共产党之事，北大青年教师张申府和学生张国焘则来往京沪，传递信息和意见。当陈独秀为取名“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征求李大钊意见时，李大钊明确回答应定名为“共产党”。[⑩]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组织——上海共产党小组。随后，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建立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在北大红楼图书馆李大钊主任室成立。小组最初成员为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1920年11月改为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支部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支部成员共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张太雷、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女）等15人，其中张太雷为北大校友、缪伯英是北京女高师学生，其他都是北大师生。
李大钊指导北方各省建立党团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共产党北京支部成立以后，李大钊作为北京地区的负责人，不仅领导北京一地的革命活动，而且高瞻远瞩，派出不少党员或“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会员，到他们各自的家乡或其他地方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建党建团活动。如山东党组织的创建，就是王尽美数次来到北大拜访李大钊，李大钊给予指导，由此推动山东党组织在一大前即1920年冬就成立。又如山西，1921年至1922年之间李大钊派高君宇多次回到太原，在太原推动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山西党组织。而在陕西学生李子洲、魏野畴等毕业回家乡工作时，李大钊专门与他们谈话，指导他们如何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开展建党建团工作。在东北，他先后派罗章龙、陈为人、楚图南等早期党员去宣传革命主张，逐渐开展当地的建党活动。在江西，他通过北大学子袁玉冰利用寒暑假回家的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袁玉冰的带动下，江西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著名的革命烈士方志敏即为其会员，他们先后都成为江西党团组织的负责人或骨干。[?]
北大师生、校友的建党活动。实际上，在陈独秀于上海、李大钊于北京的建党活动之外，北大师生、校友还参与了其他地方的建党活动。在此列举如下： 1920年冬，毛泽东与何叔衡等筹备创建湖南共产党小组。1918年冬至1919年春，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书记员。1921年1月，陈独秀在广州指导重建广州共产党小组，其成员有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均为北大校友。1921年春，旅法共产党小组在巴黎建立，其成员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等。负责人张申府原为北大哲学系讲师。而在前述上海共产党小组中，除陈独秀外，还有沈雁冰（茅盾）、袁振英和李季等3人亦为北大校友。
在各地党组织成立之后，创建一个团结、坚强、统一的全国性共产党组织必然提上了日程。1921年3月，李大钊在《曙光》杂志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在该文中，李大钊呼吁中国的C派朋友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大团体，以进行中国的大改革。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的政党诞生了，中国革命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据统计，在中共“一大”前，共有8个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其中6个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是北大的师生或校友；共有党员58（旧说为53）人，其中在北大入党的师生13（旧说11）人，在北大学习及工作过已离校的校友10人，两项合计共23（旧说21）人，约占党员总数的40%左右。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13人中，有北大的学生和校友5人，占代表总数的38.5%。从这几个数字可以看出北大在建党时期的重要地位和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王孝挺、黄文一主编《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注释：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9年1月）《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2卷，第364页。
[③]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2卷，第367页。
[④]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6卷第5号、6号，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3卷，第14页、15页、20页、39页、5页。
[⑤]贺廷珊 “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试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⑥]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0页。
[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6日。
[⑧]王孝挺、黄文一主编《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⑨]《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4日。
[⑩]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张申府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页。
[?]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113页。
来源：《前线》
文字：杨琥（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
编辑：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