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躯赴国难 视死忽如归——爱国情怀是抗战精神的核心灵魂

　　爱国情怀是一种朴素的情感，是对祖国不离不弃的眷恋和义不容辞的担当。抗战时期，中华儿女众志成城，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中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尊卑高下，抱定了“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决心，抱定了血战到底、抗战到底的信念，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篇章。

　　爱国情怀凝聚起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使国共两党坠入10年内战之中。此时的国民党内部，也是派系重重、四分五裂，先是宁汉对立，继之又有宁粤对立，蒋桂战争与蒋冯阎大战，更是将中国推向了战争的深渊。

　　自明治维新以来对中国充满侵略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趁乱入侵中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客观上纵容了日寇对中国的入侵。日寇又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上海与华北，最终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将战火燃向全中国，使得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保卫华北”“保卫中华民族”成为炎黄子孙的头等大事。

　　1931年，肩负民族希望的中国共产党人率先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全民族团结起来抗日救国。1932年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1935年，中国共产党人捐弃前嫌，又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大旗，通电全国抗日。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热忱，得到了全体中国人的拥护。“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在民族兴亡千钧一发之时，爱国情怀成为一种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真诚觉悟，并得以凝聚和壮大。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处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团结一心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也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爱国情怀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牺牲精神

　　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自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千千万万家庭为了抵抗日寇视死如归，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首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庄户人家曾写下这样一副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抗战到底”。这是中华儿女怀着对国家的挚爱，发出的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怒吼，是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宣言。

　　在山东，国民党专员范筑先的一个儿子战死后，他又将长子和两个女儿送到延安，自己在聊城保卫战中身负重伤，仍率部血战，直至与700名守城军民全部殉国。

　　在忻口会战中，国民党第九军军长郝梦龄战死于抗击日寇的沙场。牺牲前，郝梦龄将军在家书中写道：“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便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既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称赞郝梦龄等是中国人民“崇高伟大的模范”，证明“中华民族绝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

　　在太行山上，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指挥反“扫荡”壮烈牺牲；狼牙山巅，八路军五壮士舍身跳崖；白洋淀畔，八路军冀中军分区指挥员孔庆同只身掩护战友撤退，当敌人围上来的时候，他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新四军第十六旅旅长罗忠毅在突破日军包围的战斗中身先士卒，血洒疆场。短短两个多月时间，新四军第六支队谢继书、谢继祥、谢继良兄弟3人在与日寇作战中先后壮烈牺牲。眼看自己的3个儿子全部为国捐躯，英雄母亲含泪忍痛说：“我和儿媳要把4个孙子培养成人，让他们长大后精忠报国！”

　　正如当时的一篇报纸社评写道：“今天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达到。”全体中华儿女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爱国情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洗刷了近代中国屡遭外来侵略的民族耻辱，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创造了重要条件。

　　抗战时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历史证明，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精神力量，在任何危急关头始终是全民族的共同意志。

　　这种共同意志积淀于千百年来的民族血脉之中，体现在国难当头时无数仁人志士的行动之中。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当时，她在一首诗里抒发了自己为抗日不惜牺牲一切的情怀：“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抱着这种为国捐躯的决心，1935年，时任东北抗联团政委的赵一曼因重伤被捕，至死不屈。临刑前，她高唱《红旗歌》，从容就义，“民众的旗，血红的旗，收殓着战士的尸体，尸体还没有僵硬，鲜血已染红了旗帜……”

　　台儿庄会战前期，防守藤县的122师官兵死伤殆尽，师长王铭章阵亡。消息传来，藤县县长周同悲痛万分：“抗战以来，只有殉土的将领，没有殉职的地方官，我要做第一个为国牺牲的地方官。”说完，周同便登上城墙坠城自尽。

　　当我们重新翻阅这些历史的细节，无数英烈面对滴血的屠刀和发烫的枪炮，面对凶残的外来侵略者，表现出的坚定与从容、刚烈与无畏，深深震撼着我们的心。这种舍生取义、共同御侮的生动场景，这种贯穿着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有力地支撑起全民族的希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史诗。

　　作者：李松林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院长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