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黄仕忠问:上大学时,你是怎么学的外语?

  □黄仕忠

  大学入学不久,外语分班,有英语测试,分出快、慢班。但这与我无关,因为我选了日语。

  我在1972年上的初中。初中时老师也教过英语,但只上了一两节课,就停了。高中时再没学。也没有教汉语拼音,但26个字母却是认全了的。那时很多人以“26个字母也认不全”为豪,就像人们总是大声说“我是大老粗”以示荣光。这意味着一定是工农出身,而与四类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无涉。我还会讲两句英语,一句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另一句“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万岁)”,是那时跟着姐姐学的。她读中学时,我还在读小学,听她说学了英语,在家里说过这两句,我觉得很新奇,一下子就记住了。

  我初中在新山学校,当时是“浙江省教育革命先进单位”,有很多人远道而来,参观取经。其中有从省城下放来的大知识分子。比我低一年级的郭润涛,就在那时见过杭州大学的姜亮夫先生,是偷偷去看的,“我记得他穿着大衣,戴着眼镜,镜片像墨水瓶底一样,一直坐在新祠堂的大厅上写东西。我是听别人说,他是姜亮夫。”省幼儿师范的老师来实习,很喜欢机灵聪明的润涛同学,之后也一直保持联系。新山学校是郭姓为主的新山大队办的,润涛是本村人,才有这样的机会,令我好生羡慕。但这样的“先进单位”,也只教了一节课英语,就没了。后来在“白米湾五七中学”读高中,半农半读,大半时间是采茶叶、护茶山,没开英语课。当时的说法,十分理直气壮: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作中国人!

  七七年恢复高考,不考英语;七八年加了英语,但只作参考,不计总分。我参加了考试,想着反正就是勾勾画画,总不能交白卷吧。结果我得了五分,看,这不还是有基础的嘛。(钱志熙批:你真聪明,还是去考了,我根本没想过去考,不然的话,或许也能拿个三、五分。[偷笑]。)

  不过要在大学里进英语班,不免心虚。所以毫不犹豫报了日语班。没想到,正是这选择,让我之后的求学道路十分顺畅。

  其实也是认真思考过的:学英语没什么用,英美是敌国,不可能去的,也不会与老外接触;听说日本人对中国研究很深,有许多书,将来也许有机会读;口语是不必要的,太浪费时间,能阅读就可以了。——这也代表了当时一名普通大学生所能拥有的视野。

  日语班是小班,大约二十人,年龄相差很大。何一枫、金树良等是老三届,学过俄语,是重头再学。大多数人日语都是零基础。老师姓何,是杭大俄语专业出身,一直教公共外语,因为取消了俄语课,才改教日语;日语原是她读大学时的副修课。

  我们用的是这本教材。

  当时没有正规教材,用的是“上海市业余外语广播讲座”版《日语》,封面是浅粉色的,大约是用樱花的颜色,内容浅显,开头是五十音图,正课也是从“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开始的。日语里有许多汉词,一看就认识,读音也都是从中国南方音变过去的,听起来与浙江东阳人说的方言差不多,难怪叫做“东阳(洋)鬼子”。

  虽说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但几节课下来,差距就拉开了。老大哥们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二岁,我们这帮小毛头,则是十六岁到十八岁,大家跟着读得两遍,就都记住了,但我们到第二课及第N课也还记得清清楚楚,老大哥们则记了又忘。何老师为人很温和,尽量平衡照顾大同学,小同学们就越发轻松了。

  广播教材太简单,我得给自己加码。课文就在上课时搞掂,平时则读别的。那时没有日语教材可买,即使有,大多只编出第一册,——这还是因为七七年恢复高考,为适合新形势而组织编写的,我就把校图书馆能查到的都借来读过。记得有一种理科版,天津出的,有很多理工科专业术语,我就只读课文,专业词汇就跳过去算了。这些教材有一个特点,内容都是讲中国的,要么是中国人写的文章,要么是日本人写中国的事情,似乎是为到中国来的日本人当翻译之用(中日建交后,从日本引进许多大型设备,有许多日本技术人员来做指导),并无为去日本生活而学的意思。文中夹杂大量中文译词,索然无味,读着还拗口,记还是不记,常让人为难。

  那时尝试过许多单词记忆方法。比较常用的一种,是每天睡前记十几、二十个单词,记过之后,躺倒便睡。早上醒来,先回忆一遍。凡是能回忆起来的,就基本上记住了。也不多背,此后主要借助大量的课文阅读,凡是再次出现并能回忆起意思的单词,经过两次复验,加深记忆,就能真正掌握了。后来读心理学著作,发现这符合心理记忆的原理,所以研究生时仍继续使用,似乎从来没觉得记单词是一件难事。

  我也买了这本书。

  自动加码后,日语课变得更加简单,进度太慢,听得让人直想睡觉。但班上人少,何老师在讲课中提出问题时,又经常先看我的反应,我也不能真的睡觉,于是学樊诗序同学用左手写字(他是天生的左手将)。左手笔划不易控制,得集中注意力,就不那么困了。体验到左手写字的艰难之后,对老樊的“左书”佩服得五体投地。

  很快,所有日语教材我都翻遍了,就去找日语系本科生的教材。那时“新日本语”教材只出版了前两册,三、四册只有油印本,但比图书馆的那些好多了。稍后,则有一些日汉对照的小册子出版,我买过一册《两分铜币》(黑岛传治著,吴俗夫注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3月)。

  大约79年的冬天,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稻畑耕一郎到杭大访问学习,有一天,一班的同学把他约来宿舍见面,倪建平来叫我,二班就只有我去了。当时拍了一张合影,是我个人第一张彩色照片。我请他在《两分铜币》扉页上签了名。

  一缕阳光,青春洋溢。稻畑拱着手,像个小炉匠。我在后排右二,和任平一样迎向阳光。(照片经张玲燕修复)

  记得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了他许多问题。有人问他会不会开汽车,他说不会,而且他穿的是一双布鞋,一副书生模样,大约并不能跟上日本年轻人的潮流。20多年后,我们在早稻田再见面时,他已经是头发斑白了。

  三年级时,见到七七级同学在复习考研究生,我像是忽然开窍,对呀,我也是可以考研究生的啊!如果考上,毕业分配就不用去求人,至少可以“缓期三年执行”。分析一下“形势”:专业课不难,难的是外语和政治。英语全国统一出题,据说极难;日语是小语种,各校自己出题,相对容易。政治课嘛,至少我向来比较听话,每堂课都认真听讲,考个及格应当没问题。这么一盘算,颇有胜算。

  结果不出所料,我顺利考上了,而且总分很高,因为日语考了89分!那时为照顾古代汉语与古代文学考生,外语降到45分,还是有人上不了线。我选学日语,只考笔试,真是小菜一碟。后来考博,升职称,外语也不需费神,可谓占尽便宜。

  读研究生之后,何老师继续教我们日语。我和志熙、一新去过她家,发现跟我的导师徐朔方先生是前后栋,她先生杨教授教英语,与徐先生是好友。多年后我回杭州见徐先生,先生还说:何老师一直夸奖你们,说你们都是她的得意学生。遗憾的是,我留在广州工作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见过她。

  之后又换成朝鲜族的李老师,他的日语口语很地道,让我的日语听力有较大的提升。

  到了新世纪,世界格局大变,我居然有了去日本的机会! 2001年4月到2002年3月,我赴日本创价大学作访问研究,得以遍访日本各公私图书馆,调查、著录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后来又多次访日,后续完成调查、复核,编成《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其中得意之处,是以往多见日本学者为中国所藏文献编目,我却是为日本所藏文献编了目录。又选择那些珍稀文献,分成数次影印出版,同时就有关问题作了研讨,出版了一本专著。

  在这项工作中,我的哑巴日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只是口语没学好,限制了我与日本学者的深度交流。

  比较得意的是,我曾用日语做过一次演讲,很成功!对象是创价学会所属北海道幼儿园的小朋友。时长约五分钟。我在前一天下午接到通知,代表中国教员作演讲,晚上花了几分钟时间拟了演讲内容,请创价国际科的轻部女士过目,她只改了一两个词,说可以了。大致内容是:我的儿子今年四岁,和你们年纪相同,他很希望到日本来,也欢迎你们到中国去,希望你们能成为朋友,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演讲结束后,国际科主任大为赞赏,说:黄先生,您的演讲别具风格,很有亲和力。同行的厦门大学日语系雷教授则在点头示意之后,微笑着对我说:昨天怕是准备了一宿吧?

  后来,我重访早稻田大学,正值文学部召开学术年会,请我发言。我先用日语作了问候与自我介绍,后面则仍用回中文。结束后,几位早大教授故作惊讶地说:我们都以为你是要用日语完成演讲了呢!

  遗憾的是,英语只是作为二外学过一点,应付了考试,就还给老师了。当我有机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交流时,却只能裹足不前,因为语言不通,不能在欧美国家生活,无法独立展开文献调查。

  幸好我的学生外语都很好,不仅能阅读翻译,也能自如交流。我想了很多办法,让博士生走出国门,所以我的学生大多有海外访问学习的经历。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要了解世界,要让我们工作跟上国际潮流,就必须走出去。外语作为交流工具,不可或缺。最近听到有人主张中国人不必学外语,我就只能呵呵了!

  各位老同学、老朋友,你还记得你大学时怎么学的外语吗?请说来听听,或许可以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经历,以及想法、做法,也有助于他们睁大眼睛看世界。

  一、老同学的回音

  吕立汉:读大一时先来个英语摸底考试,根据考试成绩进行分班,大致切了两刀,分成三段,成绩在上段的进英语快班,中段的入英语慢班,低段的学日语。

  钱志熙:@黄仕忠 我也是学日语。你学得比我好。樊诗序、杨星有基础,学得最好,我一直没认真学习,全靠考硕、考博逼出来。后来去日本三年,会话、阅读问题不大,写作还是没练。所以还是写不了日文。但我在汉字训读方面不错。

  黄仕忠:在大学时,没有收音机,更不要说录音机,所以完全没有口语训练。在日本时,到处去查资料,没有时间学也没机会讲,所以依然开不了口,写作更不用说了。好在翻查阅读了大量文献之后,某一天忽然觉得容易看懂了,不借助字典也能读个七七八八。最易读的是明治时候的古日语。当代的,汉字太少,没了拐棍,有大量外来词,就读不太懂了。

  许贺龙:@黄仕忠 我也是学日语的。 初中没开英语课,高中读的也是五七中学,忙着学农机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是名副其实的26个字母认不全。好在高考时对外语不作要求,根本就没有进外语考场。兄在文中引用的顺口溜,我记得的版本是:“我是中国人,何必学英文,不学ABCD,照样建设社会主义。”

  进大学时,恰逢中日关系的蜜月期,学校允许在英语和日语之间自由选择(也不是立汉兄说的由测试成绩决定)。我毫不犹豫地就选了日语,动机很简单:不输在起跑线上,日语是大家都没学过的。期间有学兄劝我改学英语,说是英语用处更大,而且慢班很容易赶上。但我还是不为所动。

  教我们日语的何老师确实很柔和,上她的课感觉轻松愉快。只是当时的教材太简单,而且也没有口语练习,以致学的完全是哑巴日语。后来读研究生也只好继续学日语。对当初的这个选择,后来还是有点后悔了,工作中与老外接触比较尴尬,和日本人交流听说能力不行,和其他老外交流只好当菜鸟。

  钱志熙:选择学日语,一是因为中学只上过一学期英语,等于一点基础都没有。二是看到那么多汉字“错别字”,觉得这不难,认为日语好学。上当就在这里,结果越学越难。到东大任教时,同事客气地说:终于来了一个会说日语的钱老师,又喜欢我们日本文化,不像前面的老师,到了日本只找中国的东西。可是他们从不跟我说日语,我只好每到周末,就到银座的画廊跟人说话。一个一个画廊地转。办画展的人,总是很热心地接待的。可也有一两回有点尴尬。有时说到一些较难懂的词,人家用英语来解释,这时有点不好意思。人家认为东大老师不可能不会英语。[捂脸]。

  方一新:当时学日语的有差不多二十人吧。感觉一个小教室里,坐了不少人。

  吕立汉:我们寝室除小军和我之外,其余5人都学日语。许大帅伊利哇啦念得最响,耳濡目染之下,我的英语口语不知不觉地就带上了日语口音。

  许贺龙:@吕立汉 我这东阳人不说东洋话,岂有此理?——那么我们寝室学日语的比例是4/7,估计是最高的!

  吴朝骞:@吕立汉 “人民公社”,日语跟温州话也挺像!

  钱志熙:“人民公社”跟温州话还不算像,跟缙云话像不像我不知道。跟温州话完全一样的一个词,就是“柱礎”的“礎”字,你用温州话念一下。就是地道的日语。 @吴朝骞

  董小军:1974年我上初中,所读学校叫慈溪县印刷厂五七学校,“文革”前是慈溪实验小学,之后设了初中部,即所谓的戴帽中学。没想到,学校竟然开了英语课,授课的是一位毕业于师范英语专业的女教师,可惜的是,只教了不到一个月就调走了。

  之后,来了代课教师,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女孩,奉化人,好像是学校一位老师的外甥女。女孩代两门课,英语和地理。一次上地理课,讲亚洲地理概况,她一边照着课本念“朝鲜最大的岛是济洲岛”,一边在黑板上写下“济洲鸟”三个字,后来,我们就叫她“奉化鸟”。她教英语,把字母C念作“西”,把W念作“特别刘”,这与之前那个师范毕业女老师教的读音完全不同,一听就是典型的宁波腔英语,于是这个代课老师有了另一个绰号:特别刘。

  又过了一段时间,发生了马振扶公社事件,学校干脆停了英语课。高考了,幸亏英语成绩不记入总成绩,但至今记得英语得了41分,好像蒙对的概率稍高了些。

  虞卓娅:学外语我很差。 你可问问沈澜。她当时每天规定自己背几十个单词,好像还挂在蚊帐上。我的外语基础几乎没有。而我的眼睛上大学之前就有毛病。我常常看不清英语单词里面是有一个S还是两个S,我看东西有叠影。中文问题不大,英语就麻烦了。我七八年高考,放弃了考英语。英语试场没去。我觉得,我当时应该选修日语的。因为杨星也是选修日语的,我还可以请教她。哎呀,我当时真笨!

  沈澜:英语从初中开始学的。尼克松访华后,英文就更流行起来,我们住的院子里有个男生,天天大着嗓门用英文唱“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 。高考时,英语成绩还可以,大学外语课自然就选了英语,学得一般般。没想到后来到了美国,大半辈子就在中英文两种语言中折腾。

  朱承君:关于学外语,我们这一级可谓天差地别,有已经当过英语老师的,也有目不识丁的。我输在了人生起跑线上。中小学时期没学过英语,应该认得26个字母,但读起来肯定是宁波口音,到大学从零起步。拼音也是如此。还有比我基础更差的吗?

  郑广宣:那时候在外语课上,我最讨厌有些基础好又学得好的,在老师面前说要加快进度、加深程度,因为原来的程度和进度我们都跟不上,一加快加深,咱还怎么学?但又不好公开反对,于是就想办法通过考试吧。所以到现在不仅只是说不了,也看不了,更听不了。

  朱承君:选择学英语,是因为不喜欢学日语;不喜欢学日语,是因为讨厌日语中有大量的汉字“错别字”。@黄仕忠

  郑广宣:@朱承君 第一次英语摸底考试,其中有一道题是默写26个字母,有一位同学问:老师,字母顺序颠倒了要不要紧?老师回答:最好不要颠倒,最好不要颠倒。你知道这位同学是谁吗?——@朱承君 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朱承君:关于学英语,忍不住还要补充一些:

  上大学时虽然英语零基础,但能迎难而上,昏天黑地背单词,后来的考试都能顺利过关。工作以后也没放弃,先后学过《跟我学》《英语900句》《新概念英语》和英国版的教材,以及英语改错等考试类教材,也看《中国日报》等。一度还练习英语写作,根据电脑学习软件给出的句式,每天写一小段文章。2000年后有电子邮件,就多次发给在加拿大的尚建姐和在美国的中学同学。

  后来参加中国社科院的经济法研究生课程,专业课全过了,但最终止步于英语。虽然也下了死功夫,但突然想明白了:我把大量精力放在英语上值得吗,获个硕士学位又不能加工资提职务,我干嘛要浪费时间,即使英语考试通过,事后还不全忘?因此毅然放弃。

  现在家里书柜里还收藏着学过的全部英语教材,不舍得扔掉,偶尔大脑中也会跳出几个英语单词,表明咱也是学过英语的。

  魏丁:小学三年级开始上英语课,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那种英语,开蒙算很早的吧。初中还跟着收音机学广播英语,但是始终没有学进去。高考英语卷子,大概得20多分?

  大学里以为有些基础,稀里糊涂的跟着去选了英语课,分在中级班,其实跟不上,学习很吃力,天晓得后来是怎么混过考试的。

  工作后还试图跟着《新概念英语》学,磁带和书都买了,但还是没学进去。

  后来读硕士,准备了躺平了,外语考试是看一部原版电影,恰好是看过的,熟悉的画面、熟悉的故事,连蒙带猜,就这么过来了。

  到芝加哥交易所培训。过海关时说No EngIish,把对方惹毛了,差点不让我入境。正式的培训有大陆过去的博士陪着,没有交流障碍。

  其实我应该蛮有语言天赋的,刚工作时跑遍所有的浙江县城,在台州和丽水,还有衢州,听着方言,我可以给杭州的同事当翻译。但是英语就是不行,不会说,说不会。

  这本事可能是被我爸占用了。他一个小城出来的初中生,居然在工作中自学了俄语、日语、英语,我上大学时,他还兼任了他们这个专业的全国性编译半月刊的编审。

  凌凌:初中的英语老师是县中学的老教师,教得比较认真。高考根本就没有时间复习英语,考最后一门英语是下午,中午吃好中饭,我大嫂(初中英语教师)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简单说了一下什么单数复数,什么倒装句,陈述句、疑问句,我们就上了考场。半个小时后这个考点所有考场就剩下我一个人。我本来想把时间坐完再交卷的,但我另一个考点的插队朋友考完了提前跑到我这个考场来,老师赶都赶不走,我只好提前半个小时交了卷,居然还有30分。入学想都没想就报了英语,分班测试考试后还分在了快班,前期很轻松,后期有点累。

  好像快到毕业的时候已经有了三级四级英语考试,可惜没有想到去考一下。后来给杭大对外教育系(部)的留学生教汉语,这些人的水平很低,我当年在农村教扫盲班、教小学的技巧刚好用上,当时学生很有好评。对外教育系的负责人就跟我说,你只要有3级英语的证书就可以调到我们这里来。那个时候有点后悔当初没有去考级了。

  我们当年学的英语没有听力课,很难跟人对话。2000年前后我在北京培训期间,和几个东北的老师一起爬长城,中途遇见两个金发碧眼的女老外,看看一大把年纪了,登山如履平地,东北一个体育老师就缠着他们问:你们几岁了,对方一脸茫然。我在边上一再提醒不要问年龄,东北老师不理解,坚持一路问同一个问题。我看看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用英语先说对不起,然后转述了那老师的问题。两女老外听我的转述才恍然大悟,然后一脸惊喜。我说完那句英语就一个劲冲到最前面,因为我其实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很怕对方以为我懂英语继续跟我交流,然后轮到我像个白痴一样一脸茫然。

  吕立汉:你当年学英语没有听力?[囧]。

  凌凌:@吕立汉,准确地说,我们当年学英语没有听力课。[捂脸][呲牙]。

  吕立汉:你当年学英语真的没了听力?[偷笑]

  吴朝骞:@黄仕忠 你记住的第二句英语,我们译成“祝伟人万寿无疆!”

  黄仕忠: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但是到现在还不会写。现在是学生帮我补的。[呲牙]。

  吴朝骞:@黄仕忠 说起学英语,一言难尽。中学四年、大学三年、干部进修班一年,除正式学历8年外,不知用了多少时间。但是,觉得和英语越来越远。我觉得是学习方法的原因。一句话,哑巴英语。

  我参加了两次高考,第一次不考外语,第二次不计总分,为省时间,选择放弃。进校后,英语测试考了60分,被分在英语快班。教材《许国璋英语》。

  任课老师李志华,非常尽职尽责。他进班的第一句话是:“my name is li zhi hua.”他用了很多方法提高我们英语水平和能力,如英语写作要求我们用英语思维,不要从中文转为英文;鼓励用英语写信,等等。

  我对英语的重视甚于其他专业课,投入了最多的时间和精力。大学期间还订了《北京周报》,买了很多英语读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英语广播等,架势很大,大学英语成绩比较好。但是越学越没有了信心,关键是听不懂!

  看出我的焦虑,同寝室的仕忠兄不止一次地鼓励我:外语没什么难的,我们都觉得围棋很难,你不是下得好吗?我觉得被英语语法绕得晕头转向,有心理阴影。我只要一开口,先想到时态、语法,然后怀疑自己对不对,然后不敢开口。一听英语,听到几个词语,也陷入语法怪圈,恶性循环。如此反复,失去信心。

  实际上工作后也有看英语读物,仅此而已。1998年第一次出国,随团的翻译说,你英语词汇不错,为什么不敢说话呢?我说,一个一个词语可以,整句就听不懂、不会说了。现在在家里也看美国电影,但离开英文字幕就看不太懂。也听英语歌,会唱几首熟悉的如《草帽歌》《我心永恒》等。

  退休后出国自己当翻译,没有用手机,购物、问路都自己先想好,再说话,人家听不懂呢再比划。

  主要是个人原因,同学中吴存存、沈澜等当年英语基础应该差不多,现在写作、沟通不在话下。

  黄仕忠:我读研究生时的理科同学,学的英语,口语不自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见了老外不敢开口。后来发现几个日本人哇啦哇啦在讲。一听,要是这个样子也行,那我也没问题!于是他也就大胆讲了,于是发现自己真的就可以讲了![呲牙]。所以,第一要胆大敢讲![偷笑]。

  吴朝骞:Where do correct ideas come from?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中学的英语我都记得。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包括纸老虎(pager tiger)等,特熟悉。

  魏丁:@吴朝骞 厉害的。[强]。

  吴朝骞:如果细究,我放弃参加研究生考试源于对英语的恐惧。我喜欢外国文学,如果英语不好还有希望吗?很绝望!

  黄仕忠:日本人根本讲不了标准英语,所以,你要是那时听过他们讲英语,一定早就冲破这个心理关啦。[偷笑]。

  吴朝骞:老大徒伤悲!

  黄仕忠:毛信徳老师据说不懂英语,但讲外国文学,活灵活现,后来编了一大套诺贝尔奖文集。那时老樊和青稚都考日本文学研究生,搞得我也心里痒痒的,差点跟他们一起报考了。[呲牙]。

  吴朝骞:毛信德老师这套书,我在新华书店看到过。人才啊!

  董小军:刚开学时,肯定还没有许氏《英语》教材的,所用好像是化学专业的教材,其中好多诸如实验室、试管、试剂之类的词汇。@吴朝骞

  吴朝骞:@ 牧野 是,有印象,记着什么显微镜等单词。

  吕立汉:是的,是一本理工科教材。

  吴朝骞:再讲一个故事。我在单位几次公务出国,都有翻译。有一次为减少开支,取消翻译,并指定我备注为翻译,跟我说没有关系只是走过场。因为有厅级干部,要报省外办审批。没有想到省外办临时决定要具体经办人对翻译进行口试。那时我正出差,省外办电话打过来,说了几句,就用英语问话。我没有听清楚几句,就猜着按照自己的准备,讲了出访任务、行程、人员、接待等。后来辗转听说,省外办经办人说,他怎么当的翻译?[偷笑]。

  尚建:我初中时很喜欢英语,还是英语课代表。但下乡三年全忘光了。还好高考英语不记分。进校后英语分班摸底考,有一题是“你有几个兄弟?”根本不记得“how many……”的句式,就写上what are your brother ,可译成“你的兄弟是什么”,当然分到慢班。

  张扣林也在慢班,他的英语也比较麻烦,有一次课堂上老师让他背英语单词Paper(纸),他说不知道。老师就启发地读第一个字母P来引导他。他说“P也不知道”。老师很失望的说:哦,那就没办法了。

  张扣林的表情是很认真很努力但实在不知道的样子,但我当时就认为他是装出来的。[偷笑]。

  钱家山:扣林同学擅长一本正经地装着。 @尚建

  尚建:好像是paper这个单词,也可能有误。但事情肯定无误。[偷笑]。

  张子帆:P也不知道![强][偷笑]。

  魏丁:P也不知道![强][偷笑]。

  沈澜:P也不知道![强][偷笑]。

  尚建:希望张班长自己记得,否则他要骂我了。

  张扣林:尚建提到的课堂上的糗事,我已无印象。[笑脸]。

  陈建华:关于外语,说多都是泪。尚建创造了一个名句“P也不知道”。——记住26个字母,的确拜P所赐。

  我读的农村初中,没开英语课,26个字母,大抵是通过数学老师教的,学代数,用得上。其中念得最多记得最牢的就是这个P。PPP,课上课下,大家当好玩,有的坏笑,有的撅PP,有的捂鼻子。顺带记住了ABC,还有大门、小门。

  “不学ABC,照样干革命”,马振扶一个喷嚏,全国都感冒,无论城里乡里。或许,记得26个字母已属多余。感谢短暂的“回潮”(邓小平1973年复出主持工作,在教育领域有许多举措,后被批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也称“右倾回潮”),高中居然还有英语课,老师是杭大外语系毕业的,绍兴人,一口绍普话。我都怀疑他的英语准不准。

  上高中晚了三个星期,是临时补的缺。其他课无所谓,于英语却须特别用点功,从This is a Book 、That is a Pan开始,起早贪黑追赶,两星期后,课堂上居然被老师抽中范读,配对范读的是一女生,父母都是教师,据说初中就学过。

  可惜,好景不长,英语课开了一个学期即停了。教英语的张老师改教“政文”——政治与语文的混血儿。临毕业,张老师布置大家写一篇作文,题目是:论“洋”。冷眼向洋看世界也罢,土洋结合也罢,任由自我发挥,写的内容不记得,但洋洋洒洒足有3000字。当然,无关英语。

  高考英语放弃,反正只是参考分。

  进大学选修外语,自认“没有英语基础”,选了日语,就此成了英盲。悔死。极度怀疑当初学校英语老师不足而日语老师富余,有意误导。

  张老师后来调回绍兴。最近几年常去看他,他夫俩是外语系同学,正宗英语专业。我说,此生读书最大遗憾,放着很好的英语老师,却没学会英语。

  我编过国际新闻,弄过互联网,也曾多次带团参团出访,试问哪一样不需要英语这根拐杖?

  2005年11月,出访美加考察网络媒体,我的团长我的团,特地安排一英语科班同事参团。这老兄是杭大外语本科、浙大英语研究生毕业,应该靠得住。哪知,上海美领馆签证,偏他被拒签。里头一金发美女签证官说他,你学了那么多年英语,为什么跟我不说英语说中文?抓瞎了。

  最后本团四人成行,都是英盲。那边有翻译好办。最担心的是航程中间,只有拜托代理公司做足功课,务必巨细无遗。

  但,囧事还是出现了。航班落地前发了人手一份入境单,是最新版本,与原先准备的不一样。咋整?两位团友对照快译通磨叽(那时尚无什么翻译软件),我则找到在东京转机时认识的一位留学生,请其帮忙快速指点翻译。最后,和快译通的结果两相对照,总算解决了入境单问题。

  入境口是温哥华。出关队伍很长,接站的等在外面。为保证不出意外,特地让一侦察兵出身团员瞭望,最后选定一貌似华人通关员口子排队,总算顺利出关。

  芝麻小事,囧也不囧!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啊。一句话总结:不学英语误终身!——对了,得补一句,那回P也不知道尚同学就在温哥华,要不然无论如何请她教两句当地实用英语,逛街用得着。

  任平:进初中,将我分到俄语班,虽然甲乙班是俄语,丙丁是英语,似乎俄语地位更高些,但入校后却发现我换到了丙班,是学英语。个中原因至今也不了然。

  后来发现,丙班的英语其实是实验班,是联合国教科文中国代表王承绪倡导学“伦敦音”的实验基地。配备的老师也是杭大外语系刚毕业的高材生史佩珍,史老师是杭大校花,曾经出演《青春之歌》的林道静,而陈坚是剧中演地下党领导人的。史老师教得实在是好,发音准确好听,又循循善诱,全班水平一下上升许多。也让我成了英语学习爱好者。

  学期中来了几位杭大外语系的实习生,因为也是年轻人,和我们成了好朋友,其中有一位涂小榕,见我喜欢英语,还送我二本课外读物:《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外国寓言选》。生词较少,很快读完了。涂还和我说起他喜欢哪位女同学,可惜被班长捷足先登了,他一个大二生,只能眼热。后来各奔东西,也没涂的消息。前年给老年大学上书法课,忽然有一“老年”学生上来叫我,说他是涂小榕,这才挂上钩。原来毕业后他在杭州某高校教英语,现在退休了。

  我的英语也一直荒废,大学毕业后有几次出国,恶补了一下,也免强用用。读研后英语教师抓得很紧,竟增加了很多单词。以至在澳洲和英国,也简单能说几句。德国人都会英语,房东老太太让我介绍一下中国文化和家乡,也结结巴巴对付了。德语太难了,性数格复杂,索性就不学。所幸讲书画,当场演示为主。[偷笑]。现在更不耽心,儿子美国回来,一般都应付自如。

  吴朝骞:@任平 能用英语结结巴巴介绍中国文化,在我看来已经“学霸”了。

  陈建新:大家说起学英语,都有一本血泪帐啊。[偷笑]。

  我学英语的时间加起来也很长。初中学过两年,现在还记得的除了颂词,就是1969年中苏交恶时学的:Do'nt move,Hand's up(不许动,举起手来)。在工厂跟着上海电台学过一册英语初级班教程,让我在高考中得了38分,英语分班时进了快班。

  吴朝骞对李志华老师说了很多好话,但实事求是说,他刚留校当教师,教学经验不足,没有慢班老师(忘记姓名了)教得好。后来我跟着一些同学转入慢班,英语考试还算好。但我知道自己远没有过关,原因还是缺少语言环境,简单说,就是没用。

  后来考研,也是投入很多精力复习英语,做了大量习题,自学了快速阅读法,居然通过了。但入学后的一年英语学习,还是很累,勉强通过。后来翻译《匹兹堡的秘密》很吃力,可惜这部浙江文艺出版社约的书稿因故无法出版,最后被编辑弄丢了稿子,非常恼火。读博的英语,更是在20分的听力考题上丢分而差点不能过关。投入这么多时间精力,最终还是夹生饭,可见学英语对我辈来说太难。[呲牙]。

  周羽强:说起大学学外语,真是一把辛酸泪。初中、高中都在“文革”时期,有英语课,那是革命的英语。至今能记得的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领袖万岁”之类的政治口号。1978年高考时,已经有六七年没接触过英语,几乎是“英盲”。好在高考时外语考试只作参考,不计入总分。如果不是这样,相信绝大部份像我一样的考生是不敢上考场的。

  跛脚进了大学,英语却是必修课,当然也可以选日语,但出于对鬼子的愤恨,我是断然不选的。被编入英语慢班则是必然。一上课就是许国璋的教材,头顿时大了,这起步那么高,我能跟得上吗?别无选择,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

  于是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死记硬背中,走路、坐车、睡觉前,发神经似的念念有词……如此这般,慢慢增加了单词量,我一般每天都要记近百个单词,但三、四天后又忘了大半,回过头来再背再写,直到眼花撩乱,头昏脑胀……然而还是进步不快。焦虑、自责袭上心头,自信心骤降。我对别的课程考试从来不怵,轮到英语课考试,就像上刑场一样的胆战……

  四年下来,我的成绩不错,几乎都是优秀,但英语只得了良好,已然不错,但自己明白,英语是跛脚出门的。

  工作后我有很多机会出国考察、拍纪录片等。走遍五大洲,每到之处,英语交流沟通是必须的,然而我只会用单词沟通,耽误事还闹出许多笑话。遗憾!谁让我英语跛脚呢!

  韩兆铭:我总觉得吾国学英语的方法不对,环境也没有。语言是需要环境的。

  陈建新:对,语言环境很重要。当然,现在年轻人条件比我们好。我进大学的年龄,差不多应该是研究生毕业的年龄。学语言最好是在中小学。

  樊诗序:我选学日语完全是因为朱淼华。高考前满打满算背会83个英语单词。进校没几天摸底考,朱淼华坐我旁边,初打量,眼镜、发型都很洋派。一看就是我难以企及的那种高人。最震慑我的是他流畅的书写(用余光瞟见)。而且用的还是碳素墨水!当时普通人都是用蓝黑墨水,只有牛人才用纯蓝墨水,更牛的则用碳素墨水。现在这哥们就这么牛,我即使会飞,也没P用。所以当即决定选学日语。

  学日语开始感觉挺好。背五十音图朗朗上口,见到学英语同学自称已掌握一万以上单词。不到一个月就去校图书馆阅览室看《赤旗报》。遇到马华亲切地叫声“八格”(马华,日语的标准读法)。但是,学到后来才发现学日语和掉进坑没多大区别。套用尚美丽的句式:P用的没有!

  方一新:我大学学的是日语;如果时光倒流,肯定改学英语;英语的使用范围多广泛啊,粗通了,走遍世界都不怕。而日语太窄了,除了去日本或夏威夷等地,几乎没用。

  当年之所以学日语,是因为在中学时代没好好学过英语,记得当时的英语教材很左,都是口号,觉得几乎跟零起点一样,与其从头学起,还不如换一种语言。更由于日语有“当用汉字”,看起来跟汉语有一定联系,发音也相对简单,觉得好学一些。哪知道这完全是假象——日语是入门简单,但越学越难,受能力和时间的双重限制,以至于我始终没有真正掌握,日语(外语)不行,是我一生的痛啊!

  大学时日语学了两年(还是更长?),但上课除了语法、虚词还是语法、虚词,会考试,但听和说都不行。因为我校公外的日语老师都是学俄语出身,改开以后才转学日语,但早过了学习外语尤其是听说的最佳年龄。老师自己都没有真正掌握口语会话,又怎么能让学生掌握呢?所以,我们是先天不足。

  但话说回来,本科教我们日语的何老师,“湖(福)建人”,上课非常认真,讲解细致,人也非常温和,和蔼可亲,令人顿生好感。记得我跟仕忠去过何老师家好几次,包括在读研期间和工作以后。

  后来一段时期内,日语仍然在断断续续地学,如硕士阶段学了1年半,博士阶段又学了至少1年,但跟本科一样,始终都在语法、虚词、惯用语等上面打转转,没有真正掌握,尤其是听说,就根本没入门。

  记得读硕期间,有位来自吉林朝鲜族的李老师,他的日语、韩语都很好,倒是汉语很一般,他建议从日语会话(听说)开始学起,先过听说关,再学其他;但他的提议没有得到公共日语教研室同仁的同意,大家还是满堂灌语法,不管应用。到头来,学生只有量的增加(学习时间),而缺乏质的提升,十分可惜。

  客观地说,学日语还是有好处的,除了我在专业方面,发现在日语里保留了很多古汉语词义,有时可以进行一些比较研究外,它对我的功利性作用还至少有二:第一,当年考硕时(考博也是),我们考日语的同学分数较高,超过考英语的同学不少,外语及总分上占了便宜。第二,我后来去过多次日本,那还是托了学日语的福;因为略懂几句日语,我就敢去日本,也敢用很蹩脚的日语跟日本人对话,无论是在超市购物,还是在路上问路,所谓无知者无畏,说的正是我啊。

  语言这东西,要常说常用,才有可能进步或至少不退步。自疫情以来,已经有两年多没出国了,日语也差不多要忘光了,不知何时才能像以前那样,去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外交流、度假?期待这一天早点来临。

  钱志熙:一新兄,硕士教我们的是李廷先(善)老师,朝鲜族人,如兄所言,他日语很好,但中文一般。而且教得很随意。我到温州工作后,因考博需要提高日语,给李老师写过信。他介绍我去找温大工作的他的学生补习。那位老师年龄和我差不多,倒很热情的。但我请教了一两次,不得要领,也怕太麻烦人家,还是归于自学了。因这个,有时怀念李廷先老师,也不知道他还健在否?希望他健康长寿。

  方一新:谢谢志熙兄,从兄这里想起李老师的大名。确实,当年他的教学法别具一格:我们读课文时,他不看课本,只是听,然后指出存在的问题。

  李老师当年身体就不太好,好像有支气管炎,在杭大新村的宿舍里,冬天装了一个煤饼炉取暖,有专门的烟道通到室外,因为南方冬天没有暖气,对李老师来说很难熬。这么多年没有联系了,一点都不知道他的近况了。

  钱志熙:也是我们不会学,其实是好机会。我本科、硕士、博士三段学日语,只有李老师是真正地道的日语专家。那时没认真学,现在想来挺可惜。他人很好,请我去过他家,也是筒子楼。

  方一新:是的,志熙兄说得对,我也是,没有抓住机会。

  钱志熙:老樊当年是日语课代表吧?

  樊诗序:是的。稻畑耕一郎就是我请到宿舍去的。当年冯雁峰每到考试时,一定会坐在我右边。(因为左边有手,不是最佳位置。)所以考试成绩经常与我并肩。后来我改变策略,先写几个错误答案。待小冯交卷后,再改回来。分数出来,小冯不解,一样答案怎么分数不同。我说上周我去何老师家拖地了。你呢?他半信半疑。[偷笑][偷笑]。

  钱家山下:——雁峰将信将疑,又看了老樊一眼,但老樊眼都不眨一下,一脸纯真而无辜的样子。雁峰盘算着那么给何老师家搬个煤饼也好。可老樊是课代表,与何老师熟,他连何老师家的门朝往哪边开都不知道,——于是就只好认了。[呲牙][呲牙]。

  钱志熙:你当年学得最好,何老师得意门生。请稻畑的事,有人争。[偷笑]。我能证明你是主请,那一盒饭也是你买的,你那时对着稻畑的殷勤笑脸我还记得。[偷笑]。只是还有一件事,想证实一下:系里姜新茂老师他们有没有就这事找过你?@樊诗序

  樊诗序:没有。姜新茂查问此事听说了。但确实没找过我。[呲牙]

  黄仕忠:姜老师找的是倪建平。老樊见好就收,急流勇退。建平则挺身而出,肋下只插了一把刀。

  岑宝康:学许国璋《英语》的时侯,读到一篇不知是英格兰或是苏格兰的乡下故事,说的是一个乡姑顶着一篮鸡蛋去集市售卖,她一路想着,卖了鸡蛋扯一块花艳的布料,缝成一条漂亮的裙子,到时肯定会有一个英俊的傻小子前来求爱……不料脚下一绊,打翻了整篮鸡蛋。

  倒并不在乎此文的故事性或什么的,而是陶醉于英语的表达方式和特有句式。对于从小浸润于中国文化的我来说,向来崇尚中国文化的典雅与幽深,所以选择了中文系。而英语的直白、明确、随性和幽默,同样深深地吸引了我。

  韩兆铭:都是英语分在快班,学得累死了。后来很羡慕学日语的同学,好像毫无压力。特别是黄长江所说考研占了大便宜。

  张子帆:记得当年大学英语课上,有一课讲马克思生平,课文描写马克思身材魁梧,用了两个单词:deep chest,老师请赖文洪同学翻译,老赖斟酌了一下,说道:胸肌发达!语毕,哄堂,记忆至今。不知老赖尚记否?

  陈建新:你还记得这样的细节。[偷笑][强]。

  董小军:老赖这个翻译已到“信雅达”的高度。

  杜文庆:@钱家山下 俺初高中都在一所完中就读,都有英语课。78年高考,最后一门课是外语。尽管不计入总分,尽管骄阳似火,俺依然参加了考试。只是考场里很冷清,包括俺在内才两三名考生,跟前面5门课的座无虚席相去甚远。入学后经摸底考试,俺被分到了快班。为此,近些年说到英语的时候,俺半开玩笑地对晚辈们说:“俺当年可是正儿八经学完许国璋《英语》四册的噢!”这口气有点像电视剧《围城》里方鸿渐说:“兄弟当年在剑桥的时候……”[捂脸]。

  樊诗序:所见略同。不去日本,P用没有。99年参加广电部一个团去澳洲。团里需要一个翻译助理,听说我是研究生毕业,团长一语定乾坤。就是你了。我不好意思说自己英语是零基础,只得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傍晚翻译陪我出去散步,只见路边别墅门口多半都立有牌子,上书英语,一个字都不认识。于是我问:小张,那第一个单词FOR是啥意思?小张看了我一眼,过了一会才说:樊老师,你问的单词恰恰是没意思的。我尴尬极了。

  走了一段路,他突然问:樊老师,听说你是北广毕业的?我知道他想说的是你一个研究生怎么会是英语小白呢?立刻回答:我的英语是请人代考的。

  同年又去香港考查凤凰卫视,走在大街上看到很多橱窗里都有Sell的字样,我就问同行的一个女主持人:怎么这家店有那么多的分店?她问:哪家店?我说就这家Sell啊。她笑得蹲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唉,都怪当年投错了门!归根结底还是怪自己自作聪明。[尴尬][尴尬]。

  周羽强:老樊说的事,正撞在我的枪口上。那年应沙特阿拉伯国邀请,浙江电视台组成五人摄制组去拍专题片,我是领队,老金是同组成员,真是很难得,老同学一起出国拍片。我们从香港出境,途径阿联酋迪拜转机,并没有在那过夜,所以不存在吃早餐的事,一路上老金说了很多笑话,其中有Again的笑话,我在飞机上验证了一把,逗得我们会心大笑,空姐一脸懵懂……What’s up?——真的笑话是有,待合适的时候再抖。

  童国樑:1970年秋,我在宁波一中时学了一年俄语,由何莹芝、黄乃强老师先后任教。一年后,初二时实行按居住区域编排,班级为排,年级为连,也常常野营拉练,很有些军事化色彩,俄语课则改作英语了。高中时,仍学英语。1973年,全国教育和各条战线全面整顿,重新强化教学,刮起“回潮风”。任课的王之浩老师教学严格,要求背课文,倒也记住了一些内容,如“The country wants independence, the nation wants liberation, and the people want revolution, which has become an irresistible historical trend.”(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到杭大后,编入英语快班,李志华老师任教,教学认真,对同学们和善,学习氛围宽松。第二学期用许国璋主编的英语教材,有些课文故事性较强,如《半夜鸡叫》《点金术》《熊》等都有印象。学英语要费很多精力,后来也没啥用得着,也就没有坚持学下去。

  吕立汉:初中时,英语老师是教俄语改行的,people与pupil不分,学生学习质量可想而知。高中时,老师是杭大外语系毕业的,我学得还行。在缙云中学任民办教师时,还代教过一个学期英语课。进大学后,坚持写英语日记,那是因为暗恋着缙云中学的前同事,与我同时考取了某大学的外语系,——这应该是我学习英语的一大动力源。[一笑]。

  报到当天晚上,摊开笔记本,装模作样,写了第一则英语日记。当时有一大汉在旁看见,说:“那么厉害啊!”就攀谈了几句,我问他尊姓大名,他拿起圆珠笔来,用左手工工整整写了“樊诗序”三个字,字体娟秀,与其长相形成极大反差,让我惊诧不已。后来老樊解释说,是我写英语日记吓着了他,他就用“樊氏左书”来自卫。

  第一学年,英语老师是李志华。他大学刚毕业,很年轻,经常抽同学上讲台听写,他见我的英语板书还规整,下课后问:“你是否教过英语?”我说赶鸭子上架代了一学期的课。这样,我就当上了英语课的课代表。有一次李老师还当堂念了我的英语作文,因而大受鼓舞。

  大一大二时,我学英语确实是用功的,在菜饭票上写英语单词这种事情也做过。买了不少相关书籍如《英语翻译技巧》等用以自学提高。大二时翻译了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喀布尔人》,给老师看。老师问:“是否想投稿发表?”我说只是练笔而已。大学毕业后,看到冰心的同题译作,将自己的习作对照着看,自以为在信达雅上还过得去。[憨笑]。

  大二时,向郑广宣兄吹牛:许国璋英语第二册教材内,任何一个英语生词,你都难不倒我。广宣说:“敢打赌吗?”我说:“赌啥?”广宣说:“赌一块红烧肉吧!我随机抽检20个词汇,拼写全对,我买你吃。错一个,你买我吃。”“成交!”结果,我赢了。红烧肉有没吃,倒忘了。

  但说实在话,大学期间,我的英语学得不咋滴,比小炯兄等差远了。关键在于词汇量怎么也突破不了5000大关。更重要的是,我暗恋的对象不爱我,失去了学好英语的动力。[又一笑].不过毕竟是用功过的,出国旅游,在特定的语境下,有些词汇还是能脱口而出,但仅此而已。

  钱志熙:今天准备专心写论文了,仍然忍不住打开本群。本来只想当个潜水员,看到立汉兄的发言,仍忍不住想说两句。一是第一次知道了他的暗恋事迹[偷笑]。二是他说“记得读大一时先来个英语摸底考试,根据考试成绩进行分班,成绩相对好的进英语快班,其余的根据个人志愿进英语慢班或日语班。”这事我真没印象了。但想一个古典,就是唐代宫廷里乐部人员的遴选与淘汰。凌廷堪《燕乐考原》卷一“案《通典》:‘坐部伎’即燕乐,以琵琶为主,故谓之琵琶曲。唐人极重之,太常选坐部伎无性识者,退入立部伎,绝无性识者,退入雅乐部。见香山诗自注。”这事与当年中文系外语分班绝类。[呲牙]。我们就是“绝无性识者”。[捂脸]。

  昨天我和朝骞兄说,我们学日语的,把你们学英语高的看一等,一新与仕忠也都同意我这个看法。日语我是学得中不溜,全靠考硕、考博逼着提高了一下。老樊日语学得好,仕忠背单词也比我认真。我总有点看不起日本鬼子。我没想到后来在日本呆了三年,会话阅读是基本上过关,写作不行。第一年在东大报了一个班,跟留学生一起学日语写作(他们是非得会写不可的,好多中国留学生跑到日本学中国文学,论文过不了,不是内容,而是日语写得不行),但上了几堂课,就又退堂了。因为毕竟是在那里当老师,即使一句日语不会也没关系,而且还会被人看得高一点。[呲牙]。

  话说回来,正如一新兄说的那样,当年没选英语,仍是终生遣憾。后来也有几次发心学英语,并且也有条件,但都坚持不下去。早年一位同学去美国时,要我给他写信,我说,我信封不会写呀,他说:信封上几个字有什么难的!他说得无心,我听了心好痛呀。[呲牙]。

  韩兆铭:英语是心中的痛。

  二、朋友们的回复

  孙立(中山大学。77级):提起英语口难开,慢班快班次第来。考试得过90分,实际水平相当菜!

  张宏生(香港浸会大学。77级):我1971年上中学,学校开设了外语课,但是,全年级10个班,选了3个班学俄语,我们班就在其中。四十年后到俄罗斯开会,某些场合还能对付着说上几句,就是那时打的底子。

  七七级考大学时不考外语,不必担心语种的问题,考上大学之后,就没法回避了。其实也没有选择,好像当时我们学校并不开设其他语种,大学外语只有英语。于是,在21岁那年,我就从ABC开始学起了英语。说来也巧,教英语的周老师原来是教俄语的,英语实际上是他的第二外语,这一点倒是让我觉得亲切,尤其是他的一些发音带着点俄语腔。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好教材,我记得,大一那年,我们的英语教材是油印的,内容则基本上都和政治有关,估计是太过匆忙,来不及编新的,所以我至今都能熟练地说出“超级大国”“霸权主义”这样的词汇。

  黄仕忠:对。你们七七级更没有教材。我在78年下半年入学,之后能找到的新出外语教材,大多只编出第一册,说明高考虽然恢复,教材却不是一下子可以跟上的。

  周大鸣(中山大学。77级):我学英文比较早,在初中就开始学了。因为是农业中学,没有专门的外语老师,老师是学俄语的底子,自学英语然后教我们。老师喜欢文学创作,他把文革的一些歌曲自己翻译成英文,上课教我们唱。翻译虽然不准,但是效果很好,大家都愿意学唱。如《东方红》《北京的金山上》等,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些。

  到高中,英文老师是过去教俄语的,教英文单词时常常教我们俄语发音,我仅记得一首英文的《国际歌》。高考没有外语,进大学英语摸底考试,好像还及格了,说明基本语法和词汇还是掌握了。但是发音一塌糊涂,这也影响听力。不幸,老师还是一位俄语老师教英文,老师是广州人,汉语我们也听不太明白。大学学的基本是哑巴英语。

  那时是死背单词,用纸条做了单词卡片,排队买饭时都背单词。后来,背词典,一本简明英汉词典都差不多背下来。毕业留校以后才开始听读训练,花很大的功夫纠正发音。我在职考的硕士和博士,硕士英语是全国考试,也顺利通过。

  1993年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专门找了一个中国人少的大学访问,目的就是提高英文水平。离开前,用英文到几个大学讲座,都很顺利。回来后参加博士入学考试,英文差不多考了满分。后来又兼职做英文刊物的主编,做了10年,阅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二外学的日语、法语,通过考试以后都忘了。

  廖可斌(湖南师大77级):初高中时曾短暂学过英语,大约是所谓邓小平“右倾回潮”时,教材也是“万岁”“北京的金山上”之类。我们还把英语读音用汉字标出来,现在还记得,后来才听说这是最有害的学外语方式。记得一次英语期末考试,就是考100个单词,50个汉译英,50个英译汉,一个一分。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肯定是不学了。当时湖南流行的口号是“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样干革命”。

  上大学后,看到有同学学外语,自己也找了一种老版《基础英语》自学,我认为这是编得非常好的一种英语教材,应该是上下册。学完后相当于许国璋编英语第四册水平。我又接着自学许编英语第五册,这套教材共8册,从第六册还是第七册开始,就不是许主编,而是一位陈先生主编的了。我学到第七册就有点吃力了。语法方面反复学的就是张道真主编的教材,特别重视短语和习惯用法。

  大学二年级开始开英语课,也是经过测试,分到快班。临毕业时,我觉得单词量和语法基础比较扎实,看钱歌川编的《英美散文选》和一些节选本英文小说没问题。考硕士时,很多专业很好的人,就因为外语考不好,不能录取。倒是外语专业的人,恶补一点其他专业的知识,就能录取,这成为当时研究生招生中的一种现象。

  当时硕士生招生外语考试是全国统考,我的外语成绩是92分,而许多外语专业毕业考其他专业的研究生者,外语只有80多分,可能他们都把精力放在恶补专业知识方面了。但是,我跟很多同龄人一样,学的是哑巴英语。当时想要有个录音机也不可能。记单词完全根据字母念,不管轻重音、连读。这样有利于记住单词,但念出来特别是念成句子,就不对了。我听不懂别人说,别人也听不懂我说。

  在杭大读博士时,是一个美国洋教授丁博敦教英语一年,他特别注意纠正我们的发音,提倡快速阅读,改变我们写作时用中文表达方式转写(Wordy)的习惯。我觉得自己的英语好像到了过关的临界点了。可上课结束后,又退回去了。这就是大家所谈的语言环境问题。——后来几次出境,每次都好像恢复一点了,回来就又退回去了。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78级):本科外语大家水平差太多。分了快慢班。在快班我学了大概一个月,通过考试,得以免修。于是每周省去四节外语课。不过,外语最终仍未真正运用自如。中大读博要求二外,我选择日语。只是混过成绩合格。后来根本没有用上,全部还给老师啦。

  吴义雄(中山大学。79级):我自过年以后,已经看了几个月的英文手稿,看到你这题目,觉得好像有感应似的。这些年来一直依靠英文资料做研究,所以总是感到自己的英文水准不够,需要提高,无奈已届耳顺之年,没办法。

  我也是到高中才学英语的,一位学俄语出身的老师教的。我七九年高考英语11分。到大学从头学,总算把26个字母大致读准了。后来因为希望考上研究生,所以很用功,考研时也算高分,所以读研时分到快班,一个学期通过,——也就是说不用再学了,就此抛荒。

  后来是80年代末被当时的出国潮所裹挟,在中大的“英语培训中心”强化培训大半年,然后联系出国、准备各种英文材料、考托福、GRE,这样折腾几年,国没出(拿到赴美签证的当天,决定放弃),英语却开始用起来了。

  漆永祥(北京大学。83级):说起外语考试,我是满腔仇恨,无处诉说。因为1983年外语百分之百计入高考总分,就被我幸运地遇上了。

  我当时连汉语拼音都不会,是临时学的,记得语文考了3分的一句话,把拼音写出汉字,我错了一个字,得了2分。英语基本没怎么学,上午考完好像是地理,中午自己糊弄吃完饭,帮我舅爷打土坯,舅爷说你不是在考大学么?我说下午考的我不会。干到时间差不多了,我就去考试,不到半个小时我要交卷,监考老师还不让交,浪费了好几分钟时间。结果考了29.5分,那真是大喜过望了,远远超出预料。

  到了大学,据说学校排公共英语课,排到历史系时,没老师了,说历史系学日语也不错,就给排日语了。我们用的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编的那套8册的日语教材,我想既然重新学一门外语,就努力学好,花了大苦功整完了前4册,我的最高光时期词汇量肯定是过万了,但口语不行是哑巴。这套教材一点都不实用,我至今想着应该状告教材编写者,因为例句多是废话,比如“你将来要做什么?我将来要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平时口语中哪里用得上!

  但我考硕、考博也算沾了小语种的光。中学那几句英语,从此忘得干干净净,自己也就被圈在古书中,不得翻身。此中得失,真不知是失的多还是得的多了。

  当年,我还经常被拎去做日语翻译,曾发表过翻译的日本学者池田温《日本人与敦煌学》,可算唯一的纪念。现在如下坡的驴,连单词也基本上全交给老师了。所以,我对外语水平高的人,体育运动员和音乐演奏家,都佩服得不得了,因为我好了一辈子体育和音乐,玩了好几样乐器,没有一样玩通的。现在坐在冰冷的几案上捉蠹鱼,我丝毫不抱怨,因为此中委曲,都是自家不中用,怨不得他人,唯闭门思过,仰面躺平而已矣!

  朱国华(华东师大):当时我们英语高考成绩记得只算参考,五十分还是多少。读大学时没人重视,大二的过了,就没啥英文课了。想去外语学院蹭课,据说管理严格,小班课,不让蹭。记得孔罗荪的公子孔海力老师给我们上了专业英语,就是翻译《伟大的传统》。

  陈文新:用中文注音!

  黄朴民(杭州大学78级):我虚长仕忠兄两岁,但没有上过高中,读初中时,英语课是开的,第一课,毛主席万岁,Long live Chairman Mao!第二课,毛主席万万岁!A long long live to Chairman Mao! 第三课,Workers、peasants and soldiers are our good teachers.(工农兵是我们的好老师)。还记得看过英语动画片《半夜鸡叫》,现在只记得其中的一句地主周剥皮的台词: Get up!Your lazy bones!(起来!你们这些懒骨头!)后来也自学了一点,记了千把个英语单词,还搞清楚了at、in、on这类介词的用法。

  高考时,英语考试,不计入总分成绩,我去试了一下,得26分。入学后,英语成绩摸底考,然后分班,全年级82人,根据摸底的成绩,分3个班,我居然混入快班。不过,语言方面,我的确是个笨人,投入多,效果差,考硕,不多不少得60分,惊险低空掠过。考博,也是卡着线过关。这是一门让我付出甚多而回报最差的课目,想起来,只有伤心,毫无欣喜!

  姚小鸥(中国传媒大学。78级):我学外语有故事。初中学的是俄语。高中不录取我,被调剂到一个职业学校学会计,半工半读,不学外语。

  文革中,和老同学相约学英语。花半年工资买过一架六管收音机(上海牌162型)。语言是口耳之学,光靠看书是不行的。1971年前后,借来几张旧英语唱片,请开封师院英语科毕业生(时为棉纺厂女工)指导听唱片学语音。但字母表没学完,来了位市委干部,自我介绍说是英语老师的姐夫,也是房东,他板着脸说,不许在他的房子里学外语,否则就没收唱机和唱片。他说,有人反映这房子里有年轻人在说外国话,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老师不教了,只好偷偷用收音机从国外的英语广播教学节目中学。当时对外语广播干扰特别厉害,不得不将声音调大,结果有邻居敲门警告,告知收听敌台的政治后果(感谢这位高邻没到派出所揭发)。

  因曾自学英语,高考时得70多分,是全系第一名,第二名59分,多数在30分以下。大二刚开学,我露了一手:和同学们一起外出时,碰到一对英国来的青年夫妇(在新乡师范学院当外教),我用结结巴巴、错误百出的英语和他们聊了一会儿,这可让同学们惊呆了。

  前些时见了几位同窗,闲聊时,谈到大学里学英语的事。某兄突然说,当年你和外国人的谈话,有关部门都有详细的纪录啊。——我听了大吃一惊。

  某兄说,有一次,查看材料时,偶然发现有我和外国人的几次谈话记录!

  我是一九七八年考上的大学,那时,已经改革开放了。政治上无知的我,常无所顾忌地找街头的外国人练口语。万没想到,竟然有这样的记录存在。

  胡晓真(台湾中研院文哲所):@黄仕忠 要是我学日语有您当年百分之一认真就好啦!

  黄仕忠:可是有什么用呢?俄语老师,广播业余教材,教材中都是革命口号与中文词汇,学了个哑巴日语,当然那时以为一生不可能出国去和日本人讲话的,——所以,这注定了我们这一代,也就混个这样啦。

  胡小真:再把您「丢」到日本去一年,最好旁边没有汉学家,很快就pera pera 了!我虽曾去京都访问一学期,但周围都是中文系朋友,于是日语一点没长进。

  黄仕忠:我在日本期间,也是一心只在我想找的文献上。等到文献找完了,也就失去再到日本的动力了。[呲牙]。

  胡小真:偶尔搁置学者身分嘛!就是要去一个没有文献,没有汉学家的地方!

  黄仕忠:那就太苦啦。学了也不知道做什么用。[呲牙]。既然我去日本主要是想获得资料,以及与汉学家交流,他们都会讲中文,何必那么辛苦!——于是什么也没学会。

  胡小真:是啊,是啊,所以我也在日本汉学家的照顾下,语言完全没进步。但现在看女儿靠自学都能读川端康成,跟人讲话,就觉得自己很笨呀。

  黄仕忠:陈正宏教授初次去日本,用的是复旦与庆应早年的合作项目,每月只有九万日元。复旦觉得这点钱,根本不够生活,就改一年期为半年期。陈教授大为生气,说,我就要一年的!宁可自己倒贴生活费。他到了日本,日本学者知道了他的情况,都想帮他,请他去做讲座。于是这家伙拼命查资料的同时,也是拼命学日语。居然三两个月后,可以用日语演讲了。之后更是如鱼得水。所以,人必须要逼到绝境,才能置于死地而后生吧。[呲牙] [偷笑]。

  胡小真:佩服、佩服!

  赵延芳(杭州大学73级):我学外语的过程,说来话长。“文革”前两年学俄语,当时还很有兴致,记了些单词和语法,学会一点普通交际会话,未及读点较长的像样课文,1966年夏就开始“停课闹革命”,1968年秋回乡务农五周年,七年中再没有同外语字母见过一面,几乎全都“还给了老师”。

  1973年进杭州大学时,我国和苏联已交恶,学校里就不开俄语课,只给开了一个英语班。我们当时没有教材课本,在图书馆旁的中文、历史楼阶梯大教室(处于现浙大西溪校区教学主楼位置)上课。学会了26个字母后,老师就开始教单词,但英语字母拼读规律同俄语有别,又由于眼睛近视,我看不清老师的发音口形,也看不清黑板,根本就没法跟读。那时,除了每月国家给的生活费以外,我再没有别的经济来源,每天还需省下一点饭菜票,期末到食堂退了钱,带上一二十元回去供家用,竟是无法置办一副眼镜。

  我们这个英语班从一开始就说是自愿修读,因为没有压力,也因多数学生年龄偏大,未到期末,就“淘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只剩了原先高中时学英语,有较好基础的极少数。我当然名列淘汰的极大多数之中。

  刘蕊(上海大学):我的英文是从小学开始学习的。读硕士时,舅舅建议我可以学习一下日语或者法语,因为日本和法国是汉学研究的两座重镇,或许以后会派上用场,于是便零零碎碎地学了起来。正式专注地学习法语是在博士一年级时。在老师机缘巧合的引导下,有了赴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访学的机会,于是在广州的法盟报了语言学习班,集中培训。未到巴黎前,信心满满,觉得自己的法语应该可以应付日常生活,结果一落地,面对真实的法国人讲法语,瞬间被现实狠狠地拍了脑袋,就像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讲标准的普通话一样,法国人的法语也有方音,且语速很快。后来在巴黎继续学习法语,但巴黎法盟的价格是国内法盟的三倍不止……但无论如何,学习一门新的语言,自己的世界就会多一扇窗。

  【回音壁】

  黄仕忠:记得列宁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人类所创造的所有财富,才能创造出新的文明。上天造物,将财富分布于世界各地,让人们用各种语言继承与创造。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整个地球已化为一个“地球村”,人们如果仍抱残守缺,独守一隅,便意味着落后,便要挨打。所以,外语不仅是一种沟通与交际的工具,也是吸取人类共同财富的重要津梁。如果我们不能充分利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就不可能完成具有超越性的创造,也不可能对人类文明有更多的贡献。英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更不是西方独霸的资源,而是人类共同体相互交流、创造世界新文明的通用工具。多一门语言,就多一扇帮助阿里巴巴打开财富之门的钥匙。我们这一代已经被耽误了,希望下一代人,不再重走我们的老路。

  当然,任何学习,都是辛苦的,这世上岂有不劳而获之事?

  朱承君:抛玉引砖,再砌砖墙。仕忠创造了一种写作新体裁。[强]。

  钱志熙:“砌砖墙体”,承君兄这词好。[强][强]。

  钱志熙:我初中在公社中学读,没英语课。高一上了一学期英语,学了国际音标和几个单词。当时河南一学生因英语没考好,写诗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英文。不学ABC,照做接班人。”结果被老师批评,投水自杀。这事件影响很大。印象中因这事停了英语课。

  百度资料:1973年7月,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一名15岁中学女生张玉勤,一次外语考试中,在答卷上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作中国人! ”因受老师批评,投河自尽。

  1974年1月,江青从《人民日报》内参上看到这个材料,声称“我要控诉”,王洪文也讲“对马振扶公社中学的负责人要判重刑”。19日,江青派迟群、谢静宜调查此事。3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现场调查报告”的文件(即中发[1974]5号文件),把这件事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2月,逮捕法办校长罗长奇、班主任杨天成,判处有期徒刑2年。1977年11月,河南省委决定撤销处分,恢复二人职务和待遇。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党组的建议,决定撤销1974年转发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指出各地类似马振扶中学的冤案,都应平反昭雪。(见百度百科: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

  王依民(杭大中文系77级):我是一向没有认真学英语,各种考试都靠蒙。近年重新学习,主要读小说,如《哈利波特》;以及各种少年读物,如“……小史”系列,“……简论”(所谓“牛津通识读物”)系列。遮目自娱,不求甚解。基本不会听说。

  李思成(北京大学2011级):虽然隔了几十年,场景却出奇相似:2011年入学北大时,也要分班英语教学,分四个等级,数字越大水平越高,班里一半以上是第三级,第四级和和第一级人数差不多,剩下的是第二级(我也在内)。后来发现,如果英语水平不够好,勉强进入高等级比较吃亏,反而是进第一级最划算,因为课程简单,分数较高(计算绩点时不参考难度等级)。

  潘璐(中山大学博士生):老师,我和您一样,英语是二外。我的外语学习经历要从初中谈起。当时厦门小升初都是划片区派位,只有一所学校是考试录取的,就是厦门外国语学校,我就去挑战了。顺利考入后,听说一个年级要选各十五名同学,分别以德语、日语为第一外语,我心想大环境都是学英语的,那学点不一样的,也许将来更有机会,于是选择了德语。就这么学习了六年,高考外语考的也是德语。

  其实当时学到高二就越发感到德语并不是自己喜欢的,学得有些痛苦,甚至羡慕学英语的同学,但也不敢冒险转到英语班去,害怕达不到高考水平。当时德语班同学的未来规划,一半是通过语言考试申请德国的大学,一半是通过保送就读国内大学的德语专业,而我因为不想大学再以德语为专业,是为数不多选择参加高考的。也庆幸那时候的果敢,让我最终可以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就读中文系。

  中学时虽有英语课,因为不是主修,课时很少,程度也有限。导致大学入学英语分级考试,基本题目都看不懂,很自然地被分到三级班(最差一级)。当时对自己的学业隐约有规划,了解到本科毕业要过英语四级,想保研要过六级,但学校规定一级班大一上学期可以考四级,二级班大一下,三级班大二上,而大三上学期就要面临保研申请,意味着我必须四级六级都一次通过,才能有机会申请保研。带着一点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意思,我每天背单词,刷卷子,后来真就顺利通过了四六级,保研直博。但也很惭愧,即便通过考试,也依然是哑巴英语,口语水平一般。

  读博以后,眼界不同,不再像从前一样把外语当作一门要学习要考试的科目,而是作为打开世界的窗口。要想和外国学者交流,学习其他国家最新的学术成果,语言是必不可少的,也时常想,要是外语能再好一些就好了。

  曾庆兰(中山大学硕士生):看到老师讲自己学外语的经历和收获,作为学生,我胡萝卜和大棒都接到了。老师结尾说现在有人说中国人不用学外语,我立马想到开头的以26个字母也认不全为荣,时移世易,对待外语的态度如此一致,两相对比之下,好讽刺。

  蒋思婷(中山大学硕士生):刚看到这个问题还有些惊讶,“怎么学的外语”是奇怪的问题,难道老师们上大学之前都不用学外语的吗?结果读完文章才了解,还真是上了大学才开始外语,而且还能选择不学英语。我们是初中开始学,而现在的小孩子小学就有外语教材了。期待着老师其他同学们的回音,会像照片一样直观地真切地投射时代的面貌,能感受到的不是教材式宏观上的时代背景,而是处于那个年代的充满生气的人们。谢谢老师!

  张益嘉(中山大学博士生):谢谢老师的分享,读完两版文稿,深感有趣。从小到大我都将学习英语看作是一门任务,听到“取消外语”的类似口号,也只想到会减轻学习负担,极少思考学习外语的真正意义。直到去日本后,发现出行、交流,样样离不开外语,即便手机的翻译app十分通用且便利,但也只能帮助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想要和外国人做稍亲近些的交流,都无法靠软件做到,这让我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也开始认真学习日语,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学习外语绝不止是掌握一个交流工具,更能借此了解他国的社会环境、风俗人情,广至政策制度,细至思维习惯,都可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慢慢体悟。所谓“不必学外语”之说,大概只停留在语言的交流功能,我想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林杰祥(北京大学博士后):我小学四年级(2000年)开始学英语,一直到高中,学英语主要以阅读听写为主,高考时英语需要考听说,就是除了听力之外,还要考口语,对着电脑听题后作答,大学之前应该算有点基础。大学学英语,主要是为了应对四六级考试,要练习听力,当时我看英语电影学英语,看电影时,演员每说一句,我就暂停,重复一遍,再到下一句,如此反复。此外每周五晚上会有英语角,有外国人参加,我参加过几次,有点收获,但是后来觉得嘈杂,便没有继续。硕士时有外教课,我上了一学期,真正比较多开口说英语,外教说我的英语有较重的美音,也许就是看电影的效果吧。

  廖智敏(中山大学博士生):想起老师的考博准考证上考的外语是“日语”,当时就觉得很厉害哈哈!最近我花几十块钱买了《新标准日语》初级教材,开始自学日语,因为想着作为老师的学生,不会日语好像说不过去 。不过现在我处在“老大哥们”的年龄了,从零开始,也是“记了又忘”。[破涕为笑]。

  钟钰婷(中山大学硕士生):我们这一代是学英语长大的。说句实话,从小到大,对英语没多少兴趣。但这又是必修,还得坚持。大学里我好像完美避开了各种大考中的英语考试:推免本校,可用最初的六级成绩就行;考博复试,清华是开卷考。——不过听说九月份开学就要闭卷考英语了,那么八月再挣扎下吧。

  研二时选修了梵语基础课,每周两次,只是抱着了解的态度上了十几周。选修,是因为《中国文学史》(三)里黄天骥老师有过一个观点,认为“旦”可能来源于梵语dan的译音。可能这对中古时期的文学研究有用,就去上了。虽然至今没有什么看法,但至少了解到梵语的语法和变化形态,让我对于印度的禁忌文化有一些直观感受,便也是收获吧。

  董诗琪(中山大学博士生):小学分普通班和实验班,实验班才有资格学英语,我进了实验班。上了初中,老师要平衡其他同学的进度,又从26个字母教起。我觉得无聊,没认真听;老师教新知识,也没在意。等真正发觉时,已差了一大截。所以中考时,英语反而成了弱项。高中时,请了家教,好不容易才有提高。但仍是哑巴英语教育,阅读和口语还不错,听力一塌糊涂。这次考雅思,还是听力分最低。后来又学了俄语,感觉记忆力确实不如以前了,也是记了又忘。而且俄语的语法和字母太容易和英语混淆。有段时间,我去图书馆查书,要登记我的读书卡,我居然一下子不知道英语的D怎么写了。

  记得小学时,有英语外教,教了不到一个学期就走了。外教不会说中文,根本管不住教室的纪律。毕竟是在四五线城市,工资又低。初中时,暑假里我去了一个英语外教班,那个外教很有意思,不会说中文,能用简笔画表达意思,小朋友们都超级崇拜他。可惜,最后考试,题目太难,得分都很低,家长们不是很高兴。后来外教回家,就没了外教。不过,接触英语早,我对口语发音倒是一直很自信。

  作者简介:黄仕忠,浙江诸暨人。1978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历本科、硕士,并留校任教。后往中山大学读博士,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戏曲和俗文学研究。曾获长江学者等称号。学术著作而外,有随笔《书的诱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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