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黄仕忠问：上大学时，你是怎么学的外语？
□黄仕忠
大学入学不久，外语分班，有英语测试，分出快、慢班。但这与我无关，因为我选了日语。
我在1972年上的初中。初中时老师也教过英语，但只上了一两节课，就停了。高中时再没学。也没有教汉语拼音，但26个字母却是认全了的。那时很多人以“26个字母也认不全”为豪，就像人们总是大声说“我是大老粗”以示荣光。这意味着一定是工农出身，而与四类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无涉。我还会讲两句英语，一句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另一句“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万岁）”，是那时跟着姐姐学的。她读中学时，我还在读小学，听她说学了英语，在家里说过这两句，我觉得很新奇，一下子就记住了。
我初中在新山学校，当时是“浙江省教育革命先进单位”，有很多人远道而来，参观取经。其中有从省城下放来的大知识分子。比我低一年级的郭润涛，就在那时见过杭州大学的姜亮夫先生，是偷偷去看的，“我记得他穿着大衣，戴着眼镜，镜片像墨水瓶底一样，一直坐在新祠堂的大厅上写东西。我是听别人说，他是姜亮夫。”省幼儿师范的老师来实习，很喜欢机灵聪明的润涛同学，之后也一直保持联系。新山学校是郭姓为主的新山大队办的，润涛是本村人，才有这样的机会，令我好生羡慕。但这样的“先进单位”，也只教了一节课英语，就没了。后来在“白米湾五七中学”读高中，半农半读，大半时间是采茶叶、护茶山，没开英语课。当时的说法，十分理直气壮：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作中国人！
七七年恢复高考，不考英语；七八年加了英语，但只作参考，不计总分。我参加了考试，想着反正就是勾勾画画，总不能交白卷吧。结果我得了五分，看，这不还是有基础的嘛。（钱志熙批：你真聪明，还是去考了，我根本没想过去考，不然的话，或许也能拿个三、五分。[偷笑]。）
不过要在大学里进英语班，不免心虚。所以毫不犹豫报了日语班。没想到，正是这选择，让我之后的求学道路十分顺畅。
其实也是认真思考过的：学英语没什么用，英美是敌国，不可能去的，也不会与老外接触；听说日本人对中国研究很深，有许多书，将来也许有机会读；口语是不必要的，太浪费时间，能阅读就可以了。——这也代表了当时一名普通大学生所能拥有的视野。
日语班是小班，大约二十人，年龄相差很大。何一枫、金树良等是老三届，学过俄语，是重头再学。大多数人日语都是零基础。老师姓何，是杭大俄语专业出身，一直教公共外语，因为取消了俄语课，才改教日语；日语原是她读大学时的副修课。
我们用的是这本教材。
当时没有正规教材，用的是“上海市业余外语广播讲座”版《日语》，封面是浅粉色的，大约是用樱花的颜色，内容浅显，开头是五十音图，正课也是从“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开始的。日语里有许多汉词，一看就认识，读音也都是从中国南方音变过去的，听起来与浙江东阳人说的方言差不多，难怪叫做“东阳（洋）鬼子”。
虽说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但几节课下来，差距就拉开了。老大哥们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二岁，我们这帮小毛头，则是十六岁到十八岁，大家跟着读得两遍，就都记住了，但我们到第二课及第N课也还记得清清楚楚，老大哥们则记了又忘。何老师为人很温和，尽量平衡照顾大同学，小同学们就越发轻松了。
广播教材太简单，我得给自己加码。课文就在上课时搞掂，平时则读别的。那时没有日语教材可买，即使有，大多只编出第一册，——这还是因为七七年恢复高考，为适合新形势而组织编写的，我就把校图书馆能查到的都借来读过。记得有一种理科版，天津出的，有很多理工科专业术语，我就只读课文，专业词汇就跳过去算了。这些教材有一个特点，内容都是讲中国的，要么是中国人写的文章，要么是日本人写中国的事情，似乎是为到中国来的日本人当翻译之用（中日建交后，从日本引进许多大型设备，有许多日本技术人员来做指导），并无为去日本生活而学的意思。文中夹杂大量中文译词，索然无味，读着还拗口，记还是不记，常让人为难。
那时尝试过许多单词记忆方法。比较常用的一种，是每天睡前记十几、二十个单词，记过之后，躺倒便睡。早上醒来，先回忆一遍。凡是能回忆起来的，就基本上记住了。也不多背，此后主要借助大量的课文阅读，凡是再次出现并能回忆起意思的单词，经过两次复验，加深记忆，就能真正掌握了。后来读心理学著作，发现这符合心理记忆的原理，所以研究生时仍继续使用，似乎从来没觉得记单词是一件难事。
我也买了这本书。
自动加码后，日语课变得更加简单，进度太慢，听得让人直想睡觉。但班上人少，何老师在讲课中提出问题时，又经常先看我的反应，我也不能真的睡觉，于是学樊诗序同学用左手写字（他是天生的左手将）。左手笔划不易控制，得集中注意力，就不那么困了。体验到左手写字的艰难之后，对老樊的“左书”佩服得五体投地。
很快，所有日语教材我都翻遍了，就去找日语系本科生的教材。那时“新日本语”教材只出版了前两册，三、四册只有油印本，但比图书馆的那些好多了。稍后，则有一些日汉对照的小册子出版，我买过一册《两分铜币》（黑岛传治著，吴俗夫注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3月）。
大约79年的冬天，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稻畑耕一郎到杭大访问学习，有一天，一班的同学把他约来宿舍见面，倪建平来叫我，二班就只有我去了。当时拍了一张合影，是我个人第一张彩色照片。我请他在《两分铜币》扉页上签了名。
一缕阳光，青春洋溢。稻畑拱着手，像个小炉匠。我在后排右二，和任平一样迎向阳光。（照片经张玲燕修复）
记得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了他许多问题。有人问他会不会开汽车，他说不会，而且他穿的是一双布鞋，一副书生模样，大约并不能跟上日本年轻人的潮流。20多年后，我们在早稻田再见面时，他已经是头发斑白了。
三年级时，见到七七级同学在复习考研究生，我像是忽然开窍，对呀，我也是可以考研究生的啊！如果考上，毕业分配就不用去求人，至少可以“缓期三年执行”。分析一下“形势”：专业课不难，难的是外语和政治。英语全国统一出题，据说极难；日语是小语种，各校自己出题，相对容易。政治课嘛，至少我向来比较听话，每堂课都认真听讲，考个及格应当没问题。这么一盘算，颇有胜算。
结果不出所料，我顺利考上了，而且总分很高，因为日语考了89分！那时为照顾古代汉语与古代文学考生，外语降到45分，还是有人上不了线。我选学日语，只考笔试，真是小菜一碟。后来考博，升职称，外语也不需费神，可谓占尽便宜。
读研究生之后，何老师继续教我们日语。我和志熙、一新去过她家，发现跟我的导师徐朔方先生是前后栋，她先生杨教授教英语，与徐先生是好友。多年后我回杭州见徐先生，先生还说：何老师一直夸奖你们，说你们都是她的得意学生。遗憾的是，我留在广州工作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见过她。
之后又换成朝鲜族的李老师，他的日语口语很地道，让我的日语听力有较大的提升。
到了新世纪，世界格局大变，我居然有了去日本的机会！ 2001年4月到2002年3月，我赴日本创价大学作访问研究，得以遍访日本各公私图书馆，调查、著录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后来又多次访日，后续完成调查、复核，编成《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其中得意之处，是以往多见日本学者为中国所藏文献编目，我却是为日本所藏文献编了目录。又选择那些珍稀文献，分成数次影印出版，同时就有关问题作了研讨，出版了一本专著。
在这项工作中，我的哑巴日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只是口语没学好，限制了我与日本学者的深度交流。
比较得意的是，我曾用日语做过一次演讲，很成功！对象是创价学会所属北海道幼儿园的小朋友。时长约五分钟。我在前一天下午接到通知，代表中国教员作演讲，晚上花了几分钟时间拟了演讲内容，请创价国际科的轻部女士过目，她只改了一两个词，说可以了。大致内容是：我的儿子今年四岁，和你们年纪相同，他很希望到日本来，也欢迎你们到中国去，希望你们能成为朋友，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演讲结束后，国际科主任大为赞赏，说：黄先生，您的演讲别具风格，很有亲和力。同行的厦门大学日语系雷教授则在点头示意之后，微笑着对我说：昨天怕是准备了一宿吧？
后来，我重访早稻田大学，正值文学部召开学术年会，请我发言。我先用日语作了问候与自我介绍，后面则仍用回中文。结束后，几位早大教授故作惊讶地说：我们都以为你是要用日语完成演讲了呢！
遗憾的是，英语只是作为二外学过一点，应付了考试，就还给老师了。当我有机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交流时，却只能裹足不前，因为语言不通，不能在欧美国家生活，无法独立展开文献调查。
幸好我的学生外语都很好，不仅能阅读翻译，也能自如交流。我想了很多办法，让博士生走出国门，所以我的学生大多有海外访问学习的经历。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要了解世界，要让我们工作跟上国际潮流，就必须走出去。外语作为交流工具，不可或缺。最近听到有人主张中国人不必学外语，我就只能呵呵了！
各位老同学、老朋友，你还记得你大学时怎么学的外语吗？请说来听听，或许可以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经历，以及想法、做法，也有助于他们睁大眼睛看世界。
一、老同学的回音
吕立汉：读大一时先来个英语摸底考试，根据考试成绩进行分班，大致切了两刀，分成三段，成绩在上段的进英语快班，中段的入英语慢班，低段的学日语。
钱志熙：@黄仕忠 我也是学日语。你学得比我好。樊诗序、杨星有基础，学得最好，我一直没认真学习，全靠考硕、考博逼出来。后来去日本三年，会话、阅读问题不大，写作还是没练。所以还是写不了日文。但我在汉字训读方面不错。
黄仕忠：在大学时，没有收音机，更不要说录音机，所以完全没有口语训练。在日本时，到处去查资料，没有时间学也没机会讲，所以依然开不了口，写作更不用说了。好在翻查阅读了大量文献之后，某一天忽然觉得容易看懂了，不借助字典也能读个七七八八。最易读的是明治时候的古日语。当代的，汉字太少，没了拐棍，有大量外来词，就读不太懂了。
许贺龙：@黄仕忠 我也是学日语的。 初中没开英语课，高中读的也是五七中学，忙着学农机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是名副其实的26个字母认不全。好在高考时对外语不作要求，根本就没有进外语考场。兄在文中引用的顺口溜，我记得的版本是：“我是中国人，何必学英文，不学ABCD，照样建设社会主义。”
进大学时，恰逢中日关系的蜜月期，学校允许在英语和日语之间自由选择（也不是立汉兄说的由测试成绩决定）。我毫不犹豫地就选了日语，动机很简单：不输在起跑线上，日语是大家都没学过的。期间有学兄劝我改学英语，说是英语用处更大，而且慢班很容易赶上。但我还是不为所动。
教我们日语的何老师确实很柔和，上她的课感觉轻松愉快。只是当时的教材太简单，而且也没有口语练习，以致学的完全是哑巴日语。后来读研究生也只好继续学日语。对当初的这个选择，后来还是有点后悔了，工作中与老外接触比较尴尬，和日本人交流听说能力不行，和其他老外交流只好当菜鸟。
钱志熙：选择学日语，一是因为中学只上过一学期英语，等于一点基础都没有。二是看到那么多汉字“错别字”，觉得这不难，认为日语好学。上当就在这里，结果越学越难。到东大任教时，同事客气地说：终于来了一个会说日语的钱老师，又喜欢我们日本文化，不像前面的老师，到了日本只找中国的东西。可是他们从不跟我说日语，我只好每到周末，就到银座的画廊跟人说话。一个一个画廊地转。办画展的人，总是很热心地接待的。可也有一两回有点尴尬。有时说到一些较难懂的词，人家用英语来解释，这时有点不好意思。人家认为东大老师不可能不会英语。[捂脸]。
方一新：当时学日语的有差不多二十人吧。感觉一个小教室里，坐了不少人。
吕立汉：我们寝室除小军和我之外，其余5人都学日语。许大帅伊利哇啦念得最响，耳濡目染之下，我的英语口语不知不觉地就带上了日语口音。
许贺龙：@吕立汉 我这东阳人不说东洋话，岂有此理？——那么我们寝室学日语的比例是4/7，估计是最高的！
吴朝骞：@吕立汉 “人民公社”，日语跟温州话也挺像！
钱志熙：“人民公社”跟温州话还不算像，跟缙云话像不像我不知道。跟温州话完全一样的一个词，就是“柱礎”的“礎”字，你用温州话念一下。就是地道的日语。 @吴朝骞
董小军：1974年我上初中，所读学校叫慈溪县印刷厂五七学校，“文革”前是慈溪实验小学，之后设了初中部，即所谓的戴帽中学。没想到，学校竟然开了英语课，授课的是一位毕业于师范英语专业的女教师，可惜的是，只教了不到一个月就调走了。
之后，来了代课教师，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女孩，奉化人，好像是学校一位老师的外甥女。女孩代两门课，英语和地理。一次上地理课，讲亚洲地理概况，她一边照着课本念“朝鲜最大的岛是济洲岛”，一边在黑板上写下“济洲鸟”三个字，后来，我们就叫她“奉化鸟”。她教英语，把字母C念作“西”，把W念作“特别刘”，这与之前那个师范毕业女老师教的读音完全不同，一听就是典型的宁波腔英语，于是这个代课老师有了另一个绰号：特别刘。
又过了一段时间，发生了马振扶公社事件，学校干脆停了英语课。高考了，幸亏英语成绩不记入总成绩，但至今记得英语得了41分，好像蒙对的概率稍高了些。
虞卓娅：学外语我很差。 你可问问沈澜。她当时每天规定自己背几十个单词，好像还挂在蚊帐上。我的外语基础几乎没有。而我的眼睛上大学之前就有毛病。我常常看不清英语单词里面是有一个S还是两个S，我看东西有叠影。中文问题不大，英语就麻烦了。我七八年高考，放弃了考英语。英语试场没去。我觉得，我当时应该选修日语的。因为杨星也是选修日语的，我还可以请教她。哎呀，我当时真笨！
沈澜：英语从初中开始学的。尼克松访华后，英文就更流行起来，我们住的院子里有个男生，天天大着嗓门用英文唱“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 。高考时，英语成绩还可以，大学外语课自然就选了英语，学得一般般。没想到后来到了美国，大半辈子就在中英文两种语言中折腾。
朱承君:关于学外语，我们这一级可谓天差地别，有已经当过英语老师的，也有目不识丁的。我输在了人生起跑线上。中小学时期没学过英语，应该认得26个字母，但读起来肯定是宁波口音，到大学从零起步。拼音也是如此。还有比我基础更差的吗？
郑广宣：那时候在外语课上，我最讨厌有些基础好又学得好的，在老师面前说要加快进度、加深程度，因为原来的程度和进度我们都跟不上，一加快加深，咱还怎么学？但又不好公开反对，于是就想办法通过考试吧。所以到现在不仅只是说不了，也看不了，更听不了。
朱承君：选择学英语，是因为不喜欢学日语；不喜欢学日语，是因为讨厌日语中有大量的汉字“错别字”。@黄仕忠
郑广宣：@朱承君 第一次英语摸底考试，其中有一道题是默写26个字母，有一位同学问：老师，字母顺序颠倒了要不要紧？老师回答：最好不要颠倒，最好不要颠倒。你知道这位同学是谁吗？——@朱承君 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朱承君：关于学英语，忍不住还要补充一些：
上大学时虽然英语零基础，但能迎难而上，昏天黑地背单词，后来的考试都能顺利过关。工作以后也没放弃，先后学过《跟我学》《英语900句》《新概念英语》和英国版的教材，以及英语改错等考试类教材，也看《中国日报》等。一度还练习英语写作，根据电脑学习软件给出的句式，每天写一小段文章。2000年后有电子邮件，就多次发给在加拿大的尚建姐和在美国的中学同学。
后来参加中国社科院的经济法研究生课程，专业课全过了，但最终止步于英语。虽然也下了死功夫，但突然想明白了：我把大量精力放在英语上值得吗，获个硕士学位又不能加工资提职务，我干嘛要浪费时间，即使英语考试通过，事后还不全忘？因此毅然放弃。
现在家里书柜里还收藏着学过的全部英语教材，不舍得扔掉，偶尔大脑中也会跳出几个英语单词，表明咱也是学过英语的。
魏丁：小学三年级开始上英语课，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那种英语，开蒙算很早的吧。初中还跟着收音机学广播英语，但是始终没有学进去。高考英语卷子，大概得20多分？
大学里以为有些基础，稀里糊涂的跟着去选了英语课，分在中级班，其实跟不上，学习很吃力，天晓得后来是怎么混过考试的。
工作后还试图跟着《新概念英语》学，磁带和书都买了，但还是没学进去。
后来读硕士，准备了躺平了，外语考试是看一部原版电影，恰好是看过的，熟悉的画面、熟悉的故事，连蒙带猜，就这么过来了。
到芝加哥交易所培训。过海关时说No EngIish，把对方惹毛了，差点不让我入境。正式的培训有大陆过去的博士陪着，没有交流障碍。
其实我应该蛮有语言天赋的，刚工作时跑遍所有的浙江县城，在台州和丽水，还有衢州，听着方言，我可以给杭州的同事当翻译。但是英语就是不行，不会说，说不会。
这本事可能是被我爸占用了。他一个小城出来的初中生，居然在工作中自学了俄语、日语、英语，我上大学时，他还兼任了他们这个专业的全国性编译半月刊的编审。
凌凌：初中的英语老师是县中学的老教师，教得比较认真。高考根本就没有时间复习英语，考最后一门英语是下午，中午吃好中饭，我大嫂（初中英语教师）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简单说了一下什么单数复数，什么倒装句，陈述句、疑问句，我们就上了考场。半个小时后这个考点所有考场就剩下我一个人。我本来想把时间坐完再交卷的，但我另一个考点的插队朋友考完了提前跑到我这个考场来，老师赶都赶不走，我只好提前半个小时交了卷，居然还有30分。入学想都没想就报了英语，分班测试考试后还分在了快班，前期很轻松，后期有点累。
好像快到毕业的时候已经有了三级四级英语考试，可惜没有想到去考一下。后来给杭大对外教育系（部）的留学生教汉语，这些人的水平很低，我当年在农村教扫盲班、教小学的技巧刚好用上，当时学生很有好评。对外教育系的负责人就跟我说，你只要有3级英语的证书就可以调到我们这里来。那个时候有点后悔当初没有去考级了。
我们当年学的英语没有听力课，很难跟人对话。2000年前后我在北京培训期间，和几个东北的老师一起爬长城，中途遇见两个金发碧眼的女老外，看看一大把年纪了，登山如履平地，东北一个体育老师就缠着他们问：你们几岁了，对方一脸茫然。我在边上一再提醒不要问年龄，东北老师不理解，坚持一路问同一个问题。我看看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用英语先说对不起，然后转述了那老师的问题。两女老外听我的转述才恍然大悟，然后一脸惊喜。我说完那句英语就一个劲冲到最前面，因为我其实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很怕对方以为我懂英语继续跟我交流，然后轮到我像个白痴一样一脸茫然。
吕立汉：你当年学英语没有听力？[囧]。
凌凌：@吕立汉，准确地说，我们当年学英语没有听力课。[捂脸][呲牙]。
吕立汉：你当年学英语真的没了听力？[偷笑]
吴朝骞：@黄仕忠 你记住的第二句英语，我们译成“祝伟人万寿无疆！”
黄仕忠：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但是到现在还不会写。现在是学生帮我补的。[呲牙]。
吴朝骞：@黄仕忠 说起学英语，一言难尽。中学四年、大学三年、干部进修班一年，除正式学历8年外，不知用了多少时间。但是，觉得和英语越来越远。我觉得是学习方法的原因。一句话，哑巴英语。
我参加了两次高考，第一次不考外语，第二次不计总分，为省时间，选择放弃。进校后，英语测试考了60分，被分在英语快班。教材《许国璋英语》。
任课老师李志华，非常尽职尽责。他进班的第一句话是：“my name is li zhi hua.”他用了很多方法提高我们英语水平和能力，如英语写作要求我们用英语思维，不要从中文转为英文；鼓励用英语写信，等等。
我对英语的重视甚于其他专业课，投入了最多的时间和精力。大学期间还订了《北京周报》，买了很多英语读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英语广播等，架势很大，大学英语成绩比较好。但是越学越没有了信心，关键是听不懂！
看出我的焦虑，同寝室的仕忠兄不止一次地鼓励我：外语没什么难的，我们都觉得围棋很难，你不是下得好吗？我觉得被英语语法绕得晕头转向，有心理阴影。我只要一开口，先想到时态、语法，然后怀疑自己对不对，然后不敢开口。一听英语，听到几个词语，也陷入语法怪圈，恶性循环。如此反复，失去信心。
实际上工作后也有看英语读物，仅此而已。1998年第一次出国，随团的翻译说，你英语词汇不错，为什么不敢说话呢？我说，一个一个词语可以，整句就听不懂、不会说了。现在在家里也看美国电影，但离开英文字幕就看不太懂。也听英语歌，会唱几首熟悉的如《草帽歌》《我心永恒》等。
退休后出国自己当翻译，没有用手机，购物、问路都自己先想好，再说话，人家听不懂呢再比划。
主要是个人原因，同学中吴存存、沈澜等当年英语基础应该差不多，现在写作、沟通不在话下。
黄仕忠：我读研究生时的理科同学，学的英语，口语不自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见了老外不敢开口。后来发现几个日本人哇啦哇啦在讲。一听，要是这个样子也行，那我也没问题！于是他也就大胆讲了，于是发现自己真的就可以讲了！[呲牙]。所以，第一要胆大敢讲！[偷笑]。
吴朝骞：Where do correct ideas come from?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中学的英语我都记得。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包括纸老虎（pager tiger）等，特熟悉。
魏丁：@吴朝骞 厉害的。[强]。
吴朝骞：如果细究，我放弃参加研究生考试源于对英语的恐惧。我喜欢外国文学，如果英语不好还有希望吗？很绝望！
黄仕忠：日本人根本讲不了标准英语，所以，你要是那时听过他们讲英语，一定早就冲破这个心理关啦。[偷笑]。
吴朝骞：老大徒伤悲！
黄仕忠：毛信徳老师据说不懂英语，但讲外国文学，活灵活现，后来编了一大套诺贝尔奖文集。那时老樊和青稚都考日本文学研究生，搞得我也心里痒痒的，差点跟他们一起报考了。[呲牙]。
吴朝骞：毛信德老师这套书，我在新华书店看到过。人才啊！
董小军：刚开学时，肯定还没有许氏《英语》教材的，所用好像是化学专业的教材，其中好多诸如实验室、试管、试剂之类的词汇。@吴朝骞
吴朝骞：@ 牧野 是，有印象，记着什么显微镜等单词。
吕立汉：是的，是一本理工科教材。
吴朝骞：再讲一个故事。我在单位几次公务出国，都有翻译。有一次为减少开支，取消翻译，并指定我备注为翻译，跟我说没有关系只是走过场。因为有厅级干部，要报省外办审批。没有想到省外办临时决定要具体经办人对翻译进行口试。那时我正出差，省外办电话打过来，说了几句，就用英语问话。我没有听清楚几句，就猜着按照自己的准备，讲了出访任务、行程、人员、接待等。后来辗转听说，省外办经办人说，他怎么当的翻译？[偷笑]。
尚建：我初中时很喜欢英语，还是英语课代表。但下乡三年全忘光了。还好高考英语不记分。进校后英语分班摸底考，有一题是“你有几个兄弟？”根本不记得“how many……”的句式，就写上what are your brother ，可译成“你的兄弟是什么”，当然分到慢班。
张扣林也在慢班，他的英语也比较麻烦，有一次课堂上老师让他背英语单词Paper（纸），他说不知道。老师就启发地读第一个字母P来引导他。他说“P也不知道”。老师很失望的说：哦，那就没办法了。
张扣林的表情是很认真很努力但实在不知道的样子，但我当时就认为他是装出来的。[偷笑]。
钱家山：扣林同学擅长一本正经地装着。 @尚建
尚建：好像是paper这个单词，也可能有误。但事情肯定无误。[偷笑]。
张子帆：P也不知道！[强][偷笑]。
魏丁：P也不知道！[强][偷笑]。
沈澜：P也不知道！[强][偷笑]。
尚建：希望张班长自己记得，否则他要骂我了。
张扣林：尚建提到的课堂上的糗事，我已无印象。[笑脸]。
陈建华：关于外语，说多都是泪。尚建创造了一个名句“P也不知道”。——记住26个字母，的确拜P所赐。
我读的农村初中，没开英语课，26个字母，大抵是通过数学老师教的，学代数，用得上。其中念得最多记得最牢的就是这个P。PPP，课上课下，大家当好玩，有的坏笑，有的撅PP，有的捂鼻子。顺带记住了ABC，还有大门、小门。
“不学ABC，照样干革命”，马振扶一个喷嚏，全国都感冒，无论城里乡里。或许，记得26个字母已属多余。感谢短暂的“回潮”（邓小平1973年复出主持工作，在教育领域有许多举措，后被批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也称“右倾回潮”），高中居然还有英语课，老师是杭大外语系毕业的，绍兴人，一口绍普话。我都怀疑他的英语准不准。
上高中晚了三个星期，是临时补的缺。其他课无所谓，于英语却须特别用点功，从This is a Book 、That is a Pan开始，起早贪黑追赶，两星期后，课堂上居然被老师抽中范读，配对范读的是一女生，父母都是教师，据说初中就学过。
可惜，好景不长，英语课开了一个学期即停了。教英语的张老师改教“政文”——政治与语文的混血儿。临毕业，张老师布置大家写一篇作文，题目是：论“洋”。冷眼向洋看世界也罢，土洋结合也罢，任由自我发挥，写的内容不记得，但洋洋洒洒足有3000字。当然，无关英语。
高考英语放弃，反正只是参考分。
进大学选修外语，自认“没有英语基础”，选了日语，就此成了英盲。悔死。极度怀疑当初学校英语老师不足而日语老师富余，有意误导。
张老师后来调回绍兴。最近几年常去看他，他夫俩是外语系同学，正宗英语专业。我说，此生读书最大遗憾，放着很好的英语老师，却没学会英语。
我编过国际新闻，弄过互联网，也曾多次带团参团出访，试问哪一样不需要英语这根拐杖？
2005年11月，出访美加考察网络媒体，我的团长我的团，特地安排一英语科班同事参团。这老兄是杭大外语本科、浙大英语研究生毕业，应该靠得住。哪知，上海美领馆签证，偏他被拒签。里头一金发美女签证官说他，你学了那么多年英语，为什么跟我不说英语说中文？抓瞎了。
最后本团四人成行，都是英盲。那边有翻译好办。最担心的是航程中间，只有拜托代理公司做足功课，务必巨细无遗。
但，囧事还是出现了。航班落地前发了人手一份入境单，是最新版本，与原先准备的不一样。咋整？两位团友对照快译通磨叽（那时尚无什么翻译软件），我则找到在东京转机时认识的一位留学生，请其帮忙快速指点翻译。最后，和快译通的结果两相对照，总算解决了入境单问题。
入境口是温哥华。出关队伍很长，接站的等在外面。为保证不出意外，特地让一侦察兵出身团员瞭望，最后选定一貌似华人通关员口子排队，总算顺利出关。
芝麻小事，囧也不囧！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啊。一句话总结：不学英语误终身！——对了，得补一句，那回P也不知道尚同学就在温哥华，要不然无论如何请她教两句当地实用英语，逛街用得着。
任平：进初中，将我分到俄语班，虽然甲乙班是俄语，丙丁是英语，似乎俄语地位更高些，但入校后却发现我换到了丙班，是学英语。个中原因至今也不了然。
后来发现，丙班的英语其实是实验班，是联合国教科文中国代表王承绪倡导学“伦敦音”的实验基地。配备的老师也是杭大外语系刚毕业的高材生史佩珍，史老师是杭大校花，曾经出演《青春之歌》的林道静，而陈坚是剧中演地下党领导人的。史老师教得实在是好，发音准确好听，又循循善诱，全班水平一下上升许多。也让我成了英语学习爱好者。
学期中来了几位杭大外语系的实习生，因为也是年轻人，和我们成了好朋友，其中有一位涂小榕，见我喜欢英语，还送我二本课外读物：《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外国寓言选》。生词较少，很快读完了。涂还和我说起他喜欢哪位女同学，可惜被班长捷足先登了，他一个大二生，只能眼热。后来各奔东西，也没涂的消息。前年给老年大学上书法课，忽然有一“老年”学生上来叫我，说他是涂小榕，这才挂上钩。原来毕业后他在杭州某高校教英语，现在退休了。
我的英语也一直荒废，大学毕业后有几次出国，恶补了一下，也免强用用。读研后英语教师抓得很紧，竟增加了很多单词。以至在澳洲和英国，也简单能说几句。德国人都会英语，房东老太太让我介绍一下中国文化和家乡，也结结巴巴对付了。德语太难了，性数格复杂，索性就不学。所幸讲书画，当场演示为主。[偷笑]。现在更不耽心，儿子美国回来，一般都应付自如。
吴朝骞：@任平 能用英语结结巴巴介绍中国文化，在我看来已经“学霸”了。
陈建新：大家说起学英语，都有一本血泪帐啊。[偷笑]。
我学英语的时间加起来也很长。初中学过两年，现在还记得的除了颂词，就是1969年中苏交恶时学的：Do'nt move,Hand's up（不许动，举起手来）。在工厂跟着上海电台学过一册英语初级班教程，让我在高考中得了38分，英语分班时进了快班。
吴朝骞对李志华老师说了很多好话，但实事求是说，他刚留校当教师，教学经验不足，没有慢班老师（忘记姓名了）教得好。后来我跟着一些同学转入慢班，英语考试还算好。但我知道自己远没有过关，原因还是缺少语言环境，简单说，就是没用。
后来考研，也是投入很多精力复习英语，做了大量习题，自学了快速阅读法，居然通过了。但入学后的一年英语学习，还是很累，勉强通过。后来翻译《匹兹堡的秘密》很吃力，可惜这部浙江文艺出版社约的书稿因故无法出版，最后被编辑弄丢了稿子，非常恼火。读博的英语，更是在20分的听力考题上丢分而差点不能过关。投入这么多时间精力，最终还是夹生饭，可见学英语对我辈来说太难。[呲牙]。
周羽强：说起大学学外语，真是一把辛酸泪。初中、高中都在“文革”时期，有英语课，那是革命的英语。至今能记得的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领袖万岁”之类的政治口号。1978年高考时，已经有六七年没接触过英语，几乎是“英盲”。好在高考时外语考试只作参考，不计入总分。如果不是这样，相信绝大部份像我一样的考生是不敢上考场的。
跛脚进了大学，英语却是必修课，当然也可以选日语，但出于对鬼子的愤恨，我是断然不选的。被编入英语慢班则是必然。一上课就是许国璋的教材，头顿时大了，这起步那么高，我能跟得上吗？别无选择，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
于是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死记硬背中，走路、坐车、睡觉前，发神经似的念念有词……如此这般，慢慢增加了单词量，我一般每天都要记近百个单词，但三、四天后又忘了大半，回过头来再背再写，直到眼花撩乱，头昏脑胀……然而还是进步不快。焦虑、自责袭上心头，自信心骤降。我对别的课程考试从来不怵，轮到英语课考试，就像上刑场一样的胆战……
四年下来，我的成绩不错，几乎都是优秀，但英语只得了良好，已然不错，但自己明白，英语是跛脚出门的。
工作后我有很多机会出国考察、拍纪录片等。走遍五大洲，每到之处，英语交流沟通是必须的，然而我只会用单词沟通，耽误事还闹出许多笑话。遗憾！谁让我英语跛脚呢！
韩兆铭：我总觉得吾国学英语的方法不对，环境也没有。语言是需要环境的。
陈建新：对，语言环境很重要。当然，现在年轻人条件比我们好。我进大学的年龄，差不多应该是研究生毕业的年龄。学语言最好是在中小学。
樊诗序：我选学日语完全是因为朱淼华。高考前满打满算背会83个英语单词。进校没几天摸底考，朱淼华坐我旁边，初打量，眼镜、发型都很洋派。一看就是我难以企及的那种高人。最震慑我的是他流畅的书写（用余光瞟见）。而且用的还是碳素墨水！当时普通人都是用蓝黑墨水，只有牛人才用纯蓝墨水，更牛的则用碳素墨水。现在这哥们就这么牛，我即使会飞，也没P用。所以当即决定选学日语。
学日语开始感觉挺好。背五十音图朗朗上口，见到学英语同学自称已掌握一万以上单词。不到一个月就去校图书馆阅览室看《赤旗报》。遇到马华亲切地叫声“八格”（马华，日语的标准读法）。但是，学到后来才发现学日语和掉进坑没多大区别。套用尚美丽的句式：P用的没有！
方一新：我大学学的是日语；如果时光倒流，肯定改学英语；英语的使用范围多广泛啊，粗通了，走遍世界都不怕。而日语太窄了，除了去日本或夏威夷等地，几乎没用。
当年之所以学日语，是因为在中学时代没好好学过英语，记得当时的英语教材很左，都是口号，觉得几乎跟零起点一样，与其从头学起，还不如换一种语言。更由于日语有“当用汉字”，看起来跟汉语有一定联系，发音也相对简单，觉得好学一些。哪知道这完全是假象——日语是入门简单，但越学越难，受能力和时间的双重限制，以至于我始终没有真正掌握，日语（外语）不行，是我一生的痛啊！
大学时日语学了两年（还是更长？），但上课除了语法、虚词还是语法、虚词，会考试，但听和说都不行。因为我校公外的日语老师都是学俄语出身，改开以后才转学日语，但早过了学习外语尤其是听说的最佳年龄。老师自己都没有真正掌握口语会话，又怎么能让学生掌握呢？所以，我们是先天不足。
但话说回来，本科教我们日语的何老师，“湖（福）建人”，上课非常认真，讲解细致，人也非常温和，和蔼可亲，令人顿生好感。记得我跟仕忠去过何老师家好几次，包括在读研期间和工作以后。
后来一段时期内，日语仍然在断断续续地学，如硕士阶段学了1年半，博士阶段又学了至少1年，但跟本科一样，始终都在语法、虚词、惯用语等上面打转转，没有真正掌握，尤其是听说，就根本没入门。
记得读硕期间，有位来自吉林朝鲜族的李老师，他的日语、韩语都很好，倒是汉语很一般，他建议从日语会话（听说）开始学起，先过听说关，再学其他；但他的提议没有得到公共日语教研室同仁的同意，大家还是满堂灌语法，不管应用。到头来，学生只有量的增加（学习时间），而缺乏质的提升，十分可惜。
客观地说，学日语还是有好处的，除了我在专业方面，发现在日语里保留了很多古汉语词义，有时可以进行一些比较研究外，它对我的功利性作用还至少有二：第一，当年考硕时（考博也是），我们考日语的同学分数较高，超过考英语的同学不少，外语及总分上占了便宜。第二，我后来去过多次日本，那还是托了学日语的福；因为略懂几句日语，我就敢去日本，也敢用很蹩脚的日语跟日本人对话，无论是在超市购物，还是在路上问路，所谓无知者无畏，说的正是我啊。
语言这东西，要常说常用，才有可能进步或至少不退步。自疫情以来，已经有两年多没出国了，日语也差不多要忘光了，不知何时才能像以前那样，去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外交流、度假？期待这一天早点来临。
钱志熙：一新兄，硕士教我们的是李廷先(善）老师，朝鲜族人，如兄所言，他日语很好，但中文一般。而且教得很随意。我到温州工作后，因考博需要提高日语，给李老师写过信。他介绍我去找温大工作的他的学生补习。那位老师年龄和我差不多，倒很热情的。但我请教了一两次，不得要领，也怕太麻烦人家，还是归于自学了。因这个，有时怀念李廷先老师，也不知道他还健在否？希望他健康长寿。
方一新：谢谢志熙兄，从兄这里想起李老师的大名。确实，当年他的教学法别具一格：我们读课文时，他不看课本，只是听，然后指出存在的问题。
李老师当年身体就不太好，好像有支气管炎，在杭大新村的宿舍里，冬天装了一个煤饼炉取暖，有专门的烟道通到室外，因为南方冬天没有暖气，对李老师来说很难熬。这么多年没有联系了，一点都不知道他的近况了。
钱志熙：也是我们不会学，其实是好机会。我本科、硕士、博士三段学日语，只有李老师是真正地道的日语专家。那时没认真学，现在想来挺可惜。他人很好，请我去过他家，也是筒子楼。
方一新：是的，志熙兄说得对，我也是，没有抓住机会。
钱志熙：老樊当年是日语课代表吧？
樊诗序：是的。稻畑耕一郎就是我请到宿舍去的。当年冯雁峰每到考试时，一定会坐在我右边。（因为左边有手，不是最佳位置。）所以考试成绩经常与我并肩。后来我改变策略，先写几个错误答案。待小冯交卷后，再改回来。分数出来，小冯不解，一样答案怎么分数不同。我说上周我去何老师家拖地了。你呢？他半信半疑。[偷笑][偷笑]。
钱家山下：——雁峰将信将疑，又看了老樊一眼，但老樊眼都不眨一下，一脸纯真而无辜的样子。雁峰盘算着那么给何老师家搬个煤饼也好。可老樊是课代表，与何老师熟，他连何老师家的门朝往哪边开都不知道，——于是就只好认了。[呲牙][呲牙]。
钱志熙：你当年学得最好，何老师得意门生。请稻畑的事，有人争。[偷笑]。我能证明你是主请，那一盒饭也是你买的，你那时对着稻畑的殷勤笑脸我还记得。[偷笑]。只是还有一件事，想证实一下：系里姜新茂老师他们有没有就这事找过你？@樊诗序
樊诗序：没有。姜新茂查问此事听说了。但确实没找过我。[呲牙]
黄仕忠：姜老师找的是倪建平。老樊见好就收，急流勇退。建平则挺身而出，肋下只插了一把刀。
岑宝康：学许国璋《英语》的时侯，读到一篇不知是英格兰或是苏格兰的乡下故事，说的是一个乡姑顶着一篮鸡蛋去集市售卖，她一路想着，卖了鸡蛋扯一块花艳的布料，缝成一条漂亮的裙子，到时肯定会有一个英俊的傻小子前来求爱……不料脚下一绊，打翻了整篮鸡蛋。
倒并不在乎此文的故事性或什么的，而是陶醉于英语的表达方式和特有句式。对于从小浸润于中国文化的我来说，向来崇尚中国文化的典雅与幽深，所以选择了中文系。而英语的直白、明确、随性和幽默，同样深深地吸引了我。
韩兆铭：都是英语分在快班，学得累死了。后来很羡慕学日语的同学，好像毫无压力。特别是黄长江所说考研占了大便宜。
张子帆：记得当年大学英语课上，有一课讲马克思生平，课文描写马克思身材魁梧，用了两个单词：deep chest，老师请赖文洪同学翻译，老赖斟酌了一下，说道：胸肌发达！语毕，哄堂，记忆至今。不知老赖尚记否？
陈建新：你还记得这样的细节。[偷笑][强]。
董小军：老赖这个翻译已到“信雅达”的高度。
杜文庆：@钱家山下 俺初高中都在一所完中就读，都有英语课。78年高考，最后一门课是外语。尽管不计入总分，尽管骄阳似火，俺依然参加了考试。只是考场里很冷清，包括俺在内才两三名考生，跟前面5门课的座无虚席相去甚远。入学后经摸底考试，俺被分到了快班。为此，近些年说到英语的时候，俺半开玩笑地对晚辈们说：“俺当年可是正儿八经学完许国璋《英语》四册的噢！”这口气有点像电视剧《围城》里方鸿渐说：“兄弟当年在剑桥的时候……”[捂脸]。
樊诗序：所见略同。不去日本，P用没有。99年参加广电部一个团去澳洲。团里需要一个翻译助理，听说我是研究生毕业，团长一语定乾坤。就是你了。我不好意思说自己英语是零基础，只得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傍晚翻译陪我出去散步，只见路边别墅门口多半都立有牌子，上书英语，一个字都不认识。于是我问：小张，那第一个单词FOR是啥意思？小张看了我一眼，过了一会才说：樊老师，你问的单词恰恰是没意思的。我尴尬极了。
走了一段路，他突然问：樊老师，听说你是北广毕业的？我知道他想说的是你一个研究生怎么会是英语小白呢？立刻回答：我的英语是请人代考的。
同年又去香港考查凤凰卫视，走在大街上看到很多橱窗里都有Sell的字样，我就问同行的一个女主持人：怎么这家店有那么多的分店？她问：哪家店？我说就这家Sell啊。她笑得蹲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唉，都怪当年投错了门！归根结底还是怪自己自作聪明。[尴尬][尴尬]。
周羽强：老樊说的事，正撞在我的枪口上。那年应沙特阿拉伯国邀请，浙江电视台组成五人摄制组去拍专题片，我是领队，老金是同组成员，真是很难得，老同学一起出国拍片。我们从香港出境，途径阿联酋迪拜转机，并没有在那过夜，所以不存在吃早餐的事，一路上老金说了很多笑话，其中有Again的笑话，我在飞机上验证了一把，逗得我们会心大笑，空姐一脸懵懂……What’s up？——真的笑话是有，待合适的时候再抖。
童国樑：1970年秋，我在宁波一中时学了一年俄语，由何莹芝、黄乃强老师先后任教。一年后，初二时实行按居住区域编排，班级为排，年级为连，也常常野营拉练，很有些军事化色彩，俄语课则改作英语了。高中时，仍学英语。1973年，全国教育和各条战线全面整顿，重新强化教学，刮起“回潮风”。任课的王之浩老师教学严格，要求背课文，倒也记住了一些内容，如“The country wants independence, the nation wants liberation, and the people want revolution, which has become an irresistible historical trend.”（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到杭大后，编入英语快班，李志华老师任教，教学认真，对同学们和善，学习氛围宽松。第二学期用许国璋主编的英语教材，有些课文故事性较强，如《半夜鸡叫》《点金术》《熊》等都有印象。学英语要费很多精力，后来也没啥用得着，也就没有坚持学下去。
吕立汉：初中时，英语老师是教俄语改行的，people与pupil不分，学生学习质量可想而知。高中时，老师是杭大外语系毕业的，我学得还行。在缙云中学任民办教师时，还代教过一个学期英语课。进大学后，坚持写英语日记，那是因为暗恋着缙云中学的前同事，与我同时考取了某大学的外语系，——这应该是我学习英语的一大动力源。[一笑]。
报到当天晚上，摊开笔记本，装模作样，写了第一则英语日记。当时有一大汉在旁看见，说：“那么厉害啊！”就攀谈了几句，我问他尊姓大名，他拿起圆珠笔来，用左手工工整整写了“樊诗序”三个字，字体娟秀，与其长相形成极大反差，让我惊诧不已。后来老樊解释说，是我写英语日记吓着了他，他就用“樊氏左书”来自卫。
第一学年，英语老师是李志华。他大学刚毕业，很年轻，经常抽同学上讲台听写，他见我的英语板书还规整，下课后问：“你是否教过英语？”我说赶鸭子上架代了一学期的课。这样，我就当上了英语课的课代表。有一次李老师还当堂念了我的英语作文，因而大受鼓舞。
大一大二时，我学英语确实是用功的，在菜饭票上写英语单词这种事情也做过。买了不少相关书籍如《英语翻译技巧》等用以自学提高。大二时翻译了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喀布尔人》，给老师看。老师问：“是否想投稿发表？”我说只是练笔而已。大学毕业后，看到冰心的同题译作，将自己的习作对照着看，自以为在信达雅上还过得去。[憨笑]。
大二时，向郑广宣兄吹牛：许国璋英语第二册教材内，任何一个英语生词，你都难不倒我。广宣说：“敢打赌吗？”我说：“赌啥？”广宣说：“赌一块红烧肉吧！我随机抽检20个词汇，拼写全对，我买你吃。错一个，你买我吃。”“成交！”结果，我赢了。红烧肉有没吃，倒忘了。
但说实在话，大学期间，我的英语学得不咋滴，比小炯兄等差远了。关键在于词汇量怎么也突破不了5000大关。更重要的是，我暗恋的对象不爱我，失去了学好英语的动力。[又一笑].不过毕竟是用功过的，出国旅游，在特定的语境下，有些词汇还是能脱口而出，但仅此而已。
钱志熙：今天准备专心写论文了，仍然忍不住打开本群。本来只想当个潜水员，看到立汉兄的发言，仍忍不住想说两句。一是第一次知道了他的暗恋事迹[偷笑]。二是他说“记得读大一时先来个英语摸底考试，根据考试成绩进行分班，成绩相对好的进英语快班，其余的根据个人志愿进英语慢班或日语班。”这事我真没印象了。但想一个古典，就是唐代宫廷里乐部人员的遴选与淘汰。凌廷堪《燕乐考原》卷一“案《通典》：‘坐部伎’即燕乐，以琵琶为主，故谓之琵琶曲。唐人极重之，太常选坐部伎无性识者，退入立部伎，绝无性识者，退入雅乐部。见香山诗自注。”这事与当年中文系外语分班绝类。[呲牙]。我们就是“绝无性识者”。[捂脸]。
昨天我和朝骞兄说，我们学日语的，把你们学英语高的看一等，一新与仕忠也都同意我这个看法。日语我是学得中不溜，全靠考硕、考博逼着提高了一下。老樊日语学得好，仕忠背单词也比我认真。我总有点看不起日本鬼子。我没想到后来在日本呆了三年，会话阅读是基本上过关，写作不行。第一年在东大报了一个班，跟留学生一起学日语写作（他们是非得会写不可的，好多中国留学生跑到日本学中国文学，论文过不了，不是内容，而是日语写得不行），但上了几堂课，就又退堂了。因为毕竟是在那里当老师，即使一句日语不会也没关系，而且还会被人看得高一点。[呲牙]。
话说回来，正如一新兄说的那样，当年没选英语，仍是终生遣憾。后来也有几次发心学英语，并且也有条件，但都坚持不下去。早年一位同学去美国时，要我给他写信，我说，我信封不会写呀，他说：信封上几个字有什么难的！他说得无心，我听了心好痛呀。[呲牙]。
韩兆铭：英语是心中的痛。
二、朋友们的回复
孙立（中山大学。77级）：提起英语口难开，慢班快班次第来。考试得过90分，实际水平相当菜！
张宏生（香港浸会大学。77级）：我1971年上中学，学校开设了外语课，但是，全年级10个班，选了3个班学俄语，我们班就在其中。四十年后到俄罗斯开会，某些场合还能对付着说上几句，就是那时打的底子。
七七级考大学时不考外语，不必担心语种的问题，考上大学之后，就没法回避了。其实也没有选择，好像当时我们学校并不开设其他语种，大学外语只有英语。于是，在21岁那年，我就从ABC开始学起了英语。说来也巧，教英语的周老师原来是教俄语的，英语实际上是他的第二外语，这一点倒是让我觉得亲切，尤其是他的一些发音带着点俄语腔。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好教材，我记得，大一那年，我们的英语教材是油印的，内容则基本上都和政治有关，估计是太过匆忙，来不及编新的，所以我至今都能熟练地说出“超级大国”“霸权主义”这样的词汇。
黄仕忠：对。你们七七级更没有教材。我在78年下半年入学，之后能找到的新出外语教材，大多只编出第一册，说明高考虽然恢复，教材却不是一下子可以跟上的。
周大鸣（中山大学。77级）：我学英文比较早，在初中就开始学了。因为是农业中学，没有专门的外语老师，老师是学俄语的底子，自学英语然后教我们。老师喜欢文学创作，他把文革的一些歌曲自己翻译成英文，上课教我们唱。翻译虽然不准，但是效果很好，大家都愿意学唱。如《东方红》《北京的金山上》等，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些。
到高中，英文老师是过去教俄语的，教英文单词时常常教我们俄语发音，我仅记得一首英文的《国际歌》。高考没有外语，进大学英语摸底考试，好像还及格了，说明基本语法和词汇还是掌握了。但是发音一塌糊涂，这也影响听力。不幸，老师还是一位俄语老师教英文，老师是广州人，汉语我们也听不太明白。大学学的基本是哑巴英语。
那时是死背单词，用纸条做了单词卡片，排队买饭时都背单词。后来，背词典，一本简明英汉词典都差不多背下来。毕业留校以后才开始听读训练，花很大的功夫纠正发音。我在职考的硕士和博士，硕士英语是全国考试，也顺利通过。
1993年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专门找了一个中国人少的大学访问，目的就是提高英文水平。离开前，用英文到几个大学讲座，都很顺利。回来后参加博士入学考试，英文差不多考了满分。后来又兼职做英文刊物的主编，做了10年，阅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二外学的日语、法语，通过考试以后都忘了。
廖可斌（湖南师大77级）：初高中时曾短暂学过英语，大约是所谓邓小平“右倾回潮”时，教材也是“万岁”“北京的金山上”之类。我们还把英语读音用汉字标出来，现在还记得，后来才听说这是最有害的学外语方式。记得一次英语期末考试，就是考100个单词，50个汉译英，50个英译汉，一个一分。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肯定是不学了。当时湖南流行的口号是“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样干革命”。
上大学后，看到有同学学外语，自己也找了一种老版《基础英语》自学，我认为这是编得非常好的一种英语教材，应该是上下册。学完后相当于许国璋编英语第四册水平。我又接着自学许编英语第五册，这套教材共8册，从第六册还是第七册开始，就不是许主编，而是一位陈先生主编的了。我学到第七册就有点吃力了。语法方面反复学的就是张道真主编的教材，特别重视短语和习惯用法。
大学二年级开始开英语课，也是经过测试，分到快班。临毕业时，我觉得单词量和语法基础比较扎实，看钱歌川编的《英美散文选》和一些节选本英文小说没问题。考硕士时，很多专业很好的人，就因为外语考不好，不能录取。倒是外语专业的人，恶补一点其他专业的知识，就能录取，这成为当时研究生招生中的一种现象。
当时硕士生招生外语考试是全国统考，我的外语成绩是92分，而许多外语专业毕业考其他专业的研究生者，外语只有80多分，可能他们都把精力放在恶补专业知识方面了。但是，我跟很多同龄人一样，学的是哑巴英语。当时想要有个录音机也不可能。记单词完全根据字母念，不管轻重音、连读。这样有利于记住单词，但念出来特别是念成句子，就不对了。我听不懂别人说，别人也听不懂我说。
在杭大读博士时，是一个美国洋教授丁博敦教英语一年，他特别注意纠正我们的发音，提倡快速阅读，改变我们写作时用中文表达方式转写（Wordy）的习惯。我觉得自己的英语好像到了过关的临界点了。可上课结束后，又退回去了。这就是大家所谈的语言环境问题。——后来几次出境，每次都好像恢复一点了，回来就又退回去了。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78级）：本科外语大家水平差太多。分了快慢班。在快班我学了大概一个月，通过考试，得以免修。于是每周省去四节外语课。不过，外语最终仍未真正运用自如。中大读博要求二外，我选择日语。只是混过成绩合格。后来根本没有用上，全部还给老师啦。
吴义雄（中山大学。79级）：我自过年以后，已经看了几个月的英文手稿，看到你这题目，觉得好像有感应似的。这些年来一直依靠英文资料做研究，所以总是感到自己的英文水准不够，需要提高，无奈已届耳顺之年，没办法。
我也是到高中才学英语的，一位学俄语出身的老师教的。我七九年高考英语11分。到大学从头学，总算把26个字母大致读准了。后来因为希望考上研究生，所以很用功，考研时也算高分，所以读研时分到快班，一个学期通过，——也就是说不用再学了，就此抛荒。
后来是80年代末被当时的出国潮所裹挟，在中大的“英语培训中心”强化培训大半年，然后联系出国、准备各种英文材料、考托福、GRE，这样折腾几年，国没出（拿到赴美签证的当天，决定放弃），英语却开始用起来了。
漆永祥（北京大学。83级）：说起外语考试，我是满腔仇恨，无处诉说。因为1983年外语百分之百计入高考总分，就被我幸运地遇上了。
我当时连汉语拼音都不会，是临时学的，记得语文考了3分的一句话，把拼音写出汉字，我错了一个字，得了2分。英语基本没怎么学，上午考完好像是地理，中午自己糊弄吃完饭，帮我舅爷打土坯，舅爷说你不是在考大学么？我说下午考的我不会。干到时间差不多了，我就去考试，不到半个小时我要交卷，监考老师还不让交，浪费了好几分钟时间。结果考了29.5分，那真是大喜过望了，远远超出预料。
到了大学，据说学校排公共英语课，排到历史系时，没老师了，说历史系学日语也不错，就给排日语了。我们用的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编的那套8册的日语教材，我想既然重新学一门外语，就努力学好，花了大苦功整完了前4册，我的最高光时期词汇量肯定是过万了，但口语不行是哑巴。这套教材一点都不实用，我至今想着应该状告教材编写者，因为例句多是废话，比如“你将来要做什么？我将来要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平时口语中哪里用得上！
但我考硕、考博也算沾了小语种的光。中学那几句英语，从此忘得干干净净，自己也就被圈在古书中，不得翻身。此中得失，真不知是失的多还是得的多了。
当年，我还经常被拎去做日语翻译，曾发表过翻译的日本学者池田温《日本人与敦煌学》，可算唯一的纪念。现在如下坡的驴，连单词也基本上全交给老师了。所以，我对外语水平高的人，体育运动员和音乐演奏家，都佩服得不得了，因为我好了一辈子体育和音乐，玩了好几样乐器，没有一样玩通的。现在坐在冰冷的几案上捉蠹鱼，我丝毫不抱怨，因为此中委曲，都是自家不中用，怨不得他人，唯闭门思过，仰面躺平而已矣！
朱国华（华东师大）：当时我们英语高考成绩记得只算参考，五十分还是多少。读大学时没人重视，大二的过了，就没啥英文课了。想去外语学院蹭课，据说管理严格，小班课，不让蹭。记得孔罗荪的公子孔海力老师给我们上了专业英语，就是翻译《伟大的传统》。
陈文新：用中文注音！
黄朴民（杭州大学78级）：我虚长仕忠兄两岁，但没有上过高中，读初中时，英语课是开的，第一课，毛主席万岁，Long live Chairman Mao！第二课，毛主席万万岁！A long long live to Chairman Mao！ 第三课，Workers、peasants and soldiers are our good teachers.（工农兵是我们的好老师）。还记得看过英语动画片《半夜鸡叫》，现在只记得其中的一句地主周剥皮的台词: Get up！Your lazy bones！（起来！你们这些懒骨头！）后来也自学了一点，记了千把个英语单词，还搞清楚了at、in、on这类介词的用法。
高考时，英语考试，不计入总分成绩，我去试了一下，得26分。入学后，英语成绩摸底考，然后分班，全年级82人，根据摸底的成绩，分3个班，我居然混入快班。不过，语言方面，我的确是个笨人，投入多，效果差，考硕，不多不少得60分，惊险低空掠过。考博，也是卡着线过关。这是一门让我付出甚多而回报最差的课目，想起来，只有伤心，毫无欣喜！
姚小鸥（中国传媒大学。78级）：我学外语有故事。初中学的是俄语。高中不录取我，被调剂到一个职业学校学会计，半工半读，不学外语。
文革中，和老同学相约学英语。花半年工资买过一架六管收音机（上海牌162型）。语言是口耳之学，光靠看书是不行的。1971年前后，借来几张旧英语唱片，请开封师院英语科毕业生（时为棉纺厂女工）指导听唱片学语音。但字母表没学完，来了位市委干部，自我介绍说是英语老师的姐夫，也是房东，他板着脸说，不许在他的房子里学外语，否则就没收唱机和唱片。他说，有人反映这房子里有年轻人在说外国话，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老师不教了，只好偷偷用收音机从国外的英语广播教学节目中学。当时对外语广播干扰特别厉害，不得不将声音调大，结果有邻居敲门警告，告知收听敌台的政治后果（感谢这位高邻没到派出所揭发）。
因曾自学英语，高考时得70多分，是全系第一名，第二名59分，多数在30分以下。大二刚开学，我露了一手：和同学们一起外出时，碰到一对英国来的青年夫妇（在新乡师范学院当外教），我用结结巴巴、错误百出的英语和他们聊了一会儿，这可让同学们惊呆了。
前些时见了几位同窗，闲聊时，谈到大学里学英语的事。某兄突然说，当年你和外国人的谈话，有关部门都有详细的纪录啊。——我听了大吃一惊。
某兄说，有一次，查看材料时，偶然发现有我和外国人的几次谈话记录！
我是一九七八年考上的大学，那时，已经改革开放了。政治上无知的我，常无所顾忌地找街头的外国人练口语。万没想到，竟然有这样的记录存在。
胡晓真（台湾中研院文哲所）：@黄仕忠 要是我学日语有您当年百分之一认真就好啦！
黄仕忠：可是有什么用呢？俄语老师，广播业余教材，教材中都是革命口号与中文词汇，学了个哑巴日语，当然那时以为一生不可能出国去和日本人讲话的，——所以，这注定了我们这一代，也就混个这样啦。
胡小真：再把您「丢」到日本去一年，最好旁边没有汉学家，很快就pera pera 了！我虽曾去京都访问一学期，但周围都是中文系朋友，于是日语一点没长进。
黄仕忠：我在日本期间，也是一心只在我想找的文献上。等到文献找完了，也就失去再到日本的动力了。[呲牙]。
胡小真：偶尔搁置学者身分嘛！就是要去一个没有文献，没有汉学家的地方！
黄仕忠：那就太苦啦。学了也不知道做什么用。[呲牙]。既然我去日本主要是想获得资料，以及与汉学家交流，他们都会讲中文，何必那么辛苦！——于是什么也没学会。
胡小真：是啊，是啊，所以我也在日本汉学家的照顾下，语言完全没进步。但现在看女儿靠自学都能读川端康成，跟人讲话，就觉得自己很笨呀。
黄仕忠：陈正宏教授初次去日本，用的是复旦与庆应早年的合作项目，每月只有九万日元。复旦觉得这点钱，根本不够生活，就改一年期为半年期。陈教授大为生气，说，我就要一年的！宁可自己倒贴生活费。他到了日本，日本学者知道了他的情况，都想帮他，请他去做讲座。于是这家伙拼命查资料的同时，也是拼命学日语。居然三两个月后，可以用日语演讲了。之后更是如鱼得水。所以，人必须要逼到绝境，才能置于死地而后生吧。[呲牙] [偷笑]。
胡小真：佩服、佩服！
赵延芳（杭州大学73级）：我学外语的过程，说来话长。“文革”前两年学俄语，当时还很有兴致，记了些单词和语法，学会一点普通交际会话，未及读点较长的像样课文，1966年夏就开始“停课闹革命”，1968年秋回乡务农五周年，七年中再没有同外语字母见过一面，几乎全都“还给了老师”。
1973年进杭州大学时，我国和苏联已交恶，学校里就不开俄语课，只给开了一个英语班。我们当时没有教材课本，在图书馆旁的中文、历史楼阶梯大教室（处于现浙大西溪校区教学主楼位置）上课。学会了26个字母后，老师就开始教单词，但英语字母拼读规律同俄语有别，又由于眼睛近视，我看不清老师的发音口形，也看不清黑板，根本就没法跟读。那时，除了每月国家给的生活费以外，我再没有别的经济来源，每天还需省下一点饭菜票，期末到食堂退了钱，带上一二十元回去供家用，竟是无法置办一副眼镜。
我们这个英语班从一开始就说是自愿修读，因为没有压力，也因多数学生年龄偏大，未到期末，就“淘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只剩了原先高中时学英语，有较好基础的极少数。我当然名列淘汰的极大多数之中。
刘蕊（上海大学）：我的英文是从小学开始学习的。读硕士时，舅舅建议我可以学习一下日语或者法语，因为日本和法国是汉学研究的两座重镇，或许以后会派上用场，于是便零零碎碎地学了起来。正式专注地学习法语是在博士一年级时。在老师机缘巧合的引导下，有了赴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访学的机会，于是在广州的法盟报了语言学习班，集中培训。未到巴黎前，信心满满，觉得自己的法语应该可以应付日常生活，结果一落地，面对真实的法国人讲法语，瞬间被现实狠狠地拍了脑袋，就像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讲标准的普通话一样，法国人的法语也有方音，且语速很快。后来在巴黎继续学习法语，但巴黎法盟的价格是国内法盟的三倍不止……但无论如何，学习一门新的语言，自己的世界就会多一扇窗。
【回音壁】
黄仕忠：记得列宁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人类所创造的所有财富，才能创造出新的文明。上天造物，将财富分布于世界各地，让人们用各种语言继承与创造。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整个地球已化为一个“地球村”，人们如果仍抱残守缺，独守一隅，便意味着落后，便要挨打。所以，外语不仅是一种沟通与交际的工具，也是吸取人类共同财富的重要津梁。如果我们不能充分利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就不可能完成具有超越性的创造，也不可能对人类文明有更多的贡献。英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更不是西方独霸的资源，而是人类共同体相互交流、创造世界新文明的通用工具。多一门语言，就多一扇帮助阿里巴巴打开财富之门的钥匙。我们这一代已经被耽误了，希望下一代人，不再重走我们的老路。
当然，任何学习，都是辛苦的，这世上岂有不劳而获之事？
朱承君：抛玉引砖，再砌砖墙。仕忠创造了一种写作新体裁。[强]。
钱志熙：“砌砖墙体”，承君兄这词好。[强][强]。
钱志熙：我初中在公社中学读，没英语课。高一上了一学期英语，学了国际音标和几个单词。当时河南一学生因英语没考好，写诗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英文。不学ABC,照做接班人。”结果被老师批评，投水自杀。这事件影响很大。印象中因这事停了英语课。
百度资料：1973年7月，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一名15岁中学女生张玉勤，一次外语考试中，在答卷上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作中国人！ ”因受老师批评，投河自尽。
1974年1月，江青从《人民日报》内参上看到这个材料，声称“我要控诉”，王洪文也讲“对马振扶公社中学的负责人要判重刑”。19日，江青派迟群、谢静宜调查此事。3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现场调查报告”的文件（即中发[1974]5号文件），把这件事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2月，逮捕法办校长罗长奇、班主任杨天成，判处有期徒刑2年。1977年11月，河南省委决定撤销处分，恢复二人职务和待遇。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党组的建议，决定撤销1974年转发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指出各地类似马振扶中学的冤案，都应平反昭雪。（见百度百科：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
王依民（杭大中文系77级）：我是一向没有认真学英语，各种考试都靠蒙。近年重新学习，主要读小说，如《哈利波特》；以及各种少年读物，如“……小史”系列，“……简论”（所谓“牛津通识读物”）系列。遮目自娱，不求甚解。基本不会听说。
李思成（北京大学2011级）：虽然隔了几十年，场景却出奇相似：2011年入学北大时，也要分班英语教学，分四个等级，数字越大水平越高，班里一半以上是第三级，第四级和和第一级人数差不多，剩下的是第二级（我也在内）。后来发现，如果英语水平不够好，勉强进入高等级比较吃亏，反而是进第一级最划算，因为课程简单，分数较高（计算绩点时不参考难度等级）。
潘璐（中山大学博士生）：老师，我和您一样，英语是二外。我的外语学习经历要从初中谈起。当时厦门小升初都是划片区派位，只有一所学校是考试录取的，就是厦门外国语学校，我就去挑战了。顺利考入后，听说一个年级要选各十五名同学，分别以德语、日语为第一外语，我心想大环境都是学英语的，那学点不一样的，也许将来更有机会，于是选择了德语。就这么学习了六年，高考外语考的也是德语。
其实当时学到高二就越发感到德语并不是自己喜欢的，学得有些痛苦，甚至羡慕学英语的同学，但也不敢冒险转到英语班去，害怕达不到高考水平。当时德语班同学的未来规划，一半是通过语言考试申请德国的大学，一半是通过保送就读国内大学的德语专业，而我因为不想大学再以德语为专业，是为数不多选择参加高考的。也庆幸那时候的果敢，让我最终可以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就读中文系。
中学时虽有英语课，因为不是主修，课时很少，程度也有限。导致大学入学英语分级考试，基本题目都看不懂，很自然地被分到三级班（最差一级）。当时对自己的学业隐约有规划，了解到本科毕业要过英语四级，想保研要过六级，但学校规定一级班大一上学期可以考四级，二级班大一下，三级班大二上，而大三上学期就要面临保研申请，意味着我必须四级六级都一次通过，才能有机会申请保研。带着一点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意思，我每天背单词，刷卷子，后来真就顺利通过了四六级，保研直博。但也很惭愧，即便通过考试，也依然是哑巴英语，口语水平一般。
读博以后，眼界不同，不再像从前一样把外语当作一门要学习要考试的科目，而是作为打开世界的窗口。要想和外国学者交流，学习其他国家最新的学术成果，语言是必不可少的，也时常想，要是外语能再好一些就好了。
曾庆兰（中山大学硕士生）：看到老师讲自己学外语的经历和收获，作为学生，我胡萝卜和大棒都接到了。老师结尾说现在有人说中国人不用学外语，我立马想到开头的以26个字母也认不全为荣，时移世易，对待外语的态度如此一致，两相对比之下，好讽刺。
蒋思婷（中山大学硕士生）：刚看到这个问题还有些惊讶，“怎么学的外语”是奇怪的问题，难道老师们上大学之前都不用学外语的吗？结果读完文章才了解，还真是上了大学才开始外语，而且还能选择不学英语。我们是初中开始学，而现在的小孩子小学就有外语教材了。期待着老师其他同学们的回音，会像照片一样直观地真切地投射时代的面貌，能感受到的不是教材式宏观上的时代背景，而是处于那个年代的充满生气的人们。谢谢老师！
张益嘉（中山大学博士生）：谢谢老师的分享，读完两版文稿，深感有趣。从小到大我都将学习英语看作是一门任务，听到“取消外语”的类似口号，也只想到会减轻学习负担，极少思考学习外语的真正意义。直到去日本后，发现出行、交流，样样离不开外语，即便手机的翻译app十分通用且便利，但也只能帮助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想要和外国人做稍亲近些的交流，都无法靠软件做到，这让我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也开始认真学习日语，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学习外语绝不止是掌握一个交流工具，更能借此了解他国的社会环境、风俗人情，广至政策制度，细至思维习惯，都可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慢慢体悟。所谓“不必学外语”之说，大概只停留在语言的交流功能，我想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林杰祥（北京大学博士后）：我小学四年级（2000年）开始学英语，一直到高中，学英语主要以阅读听写为主，高考时英语需要考听说，就是除了听力之外，还要考口语，对着电脑听题后作答，大学之前应该算有点基础。大学学英语，主要是为了应对四六级考试，要练习听力，当时我看英语电影学英语，看电影时，演员每说一句，我就暂停，重复一遍，再到下一句，如此反复。此外每周五晚上会有英语角，有外国人参加，我参加过几次，有点收获，但是后来觉得嘈杂，便没有继续。硕士时有外教课，我上了一学期，真正比较多开口说英语，外教说我的英语有较重的美音，也许就是看电影的效果吧。
廖智敏（中山大学博士生）：想起老师的考博准考证上考的外语是“日语”，当时就觉得很厉害哈哈！最近我花几十块钱买了《新标准日语》初级教材，开始自学日语，因为想着作为老师的学生，不会日语好像说不过去 。不过现在我处在“老大哥们”的年龄了，从零开始，也是“记了又忘”。[破涕为笑]。
钟钰婷（中山大学硕士生）：我们这一代是学英语长大的。说句实话，从小到大，对英语没多少兴趣。但这又是必修，还得坚持。大学里我好像完美避开了各种大考中的英语考试：推免本校，可用最初的六级成绩就行；考博复试，清华是开卷考。——不过听说九月份开学就要闭卷考英语了，那么八月再挣扎下吧。
研二时选修了梵语基础课，每周两次，只是抱着了解的态度上了十几周。选修，是因为《中国文学史》（三）里黄天骥老师有过一个观点，认为“旦”可能来源于梵语dan的译音。可能这对中古时期的文学研究有用，就去上了。虽然至今没有什么看法，但至少了解到梵语的语法和变化形态，让我对于印度的禁忌文化有一些直观感受，便也是收获吧。
董诗琪（中山大学博士生）：小学分普通班和实验班，实验班才有资格学英语，我进了实验班。上了初中，老师要平衡其他同学的进度，又从26个字母教起。我觉得无聊，没认真听；老师教新知识，也没在意。等真正发觉时，已差了一大截。所以中考时，英语反而成了弱项。高中时，请了家教，好不容易才有提高。但仍是哑巴英语教育，阅读和口语还不错，听力一塌糊涂。这次考雅思，还是听力分最低。后来又学了俄语，感觉记忆力确实不如以前了，也是记了又忘。而且俄语的语法和字母太容易和英语混淆。有段时间，我去图书馆查书，要登记我的读书卡，我居然一下子不知道英语的D怎么写了。
记得小学时，有英语外教，教了不到一个学期就走了。外教不会说中文，根本管不住教室的纪律。毕竟是在四五线城市，工资又低。初中时，暑假里我去了一个英语外教班，那个外教很有意思，不会说中文，能用简笔画表达意思，小朋友们都超级崇拜他。可惜，最后考试，题目太难，得分都很低，家长们不是很高兴。后来外教回家，就没了外教。不过，接触英语早，我对口语发音倒是一直很自信。
作者简介：黄仕忠，浙江诸暨人。1978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历本科、硕士，并留校任教。后往中山大学读博士，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戏曲和俗文学研究。曾获长江学者等称号。学术著作而外，有随笔《书的诱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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