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審漢奸、日本間諜吉思恭

　　抗日戰爭期間，日偽把魔掌伸向延安，不斷派遣漢奸、特務混進陝甘寧邊區的機關、部隊展開諜報活動。他們到處偵探消息，竊取文件、攝影測繪、暗殺行刺、施放毒藥，甚至刺探中共中央領導的行蹤，圖謀行刺。日偽還在邊區內收買地富分子以及土匪兵痞，指使他們殺人越貨，進行武裝破壞。延安形勢極為復雜，安全環境面臨極為嚴峻的挑戰。

　　為了保障黨組織的鞏固，中央在黨的高級組織內成立了中共中央社會部。具體落實到陝甘寧邊區，名字叫邊區保衛處。在延安市成立了公安局展開鋤奸工作，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第一個公安局。最初是從八路軍中抽調精干人員去當警察，這支延安的警察部隊，以后發展成為人民警察的前身。為了真正發揮群眾鋤奸的政治優勢，使之成為民眾所關心的工作，各根據地政府和軍隊相繼實行鋤奸工作作風的轉變，打破鋤奸工作的孤立化和神秘化，發動群眾，編織鋤奸的天羅地網，“政府與民眾協力扑滅漢奸”，讓日偽特務間諜無處躲藏。

　　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於1937年7月9日成立，由董必武兼任院長，雷經天任法庭庭長。不久，董必武調往重慶，由雷經天代理院長並兼法庭庭長。雷經天提出，邊區司法工作的主要任務是“保障抗戰勝利，保衛民主政權，保持革命秩序，保護人民利益”。據此，邊區法院和公安部門密切配合，每當捕捉到漢奸后，並不是簡單地軍法從事，而是進行鋤奸教育，召開群眾大會，公審漢奸，然后再作處理，有力打擊了日偽破壞邊區的罪惡活動。公審漢奸、日本間諜吉思恭便是一例。

　　吉思恭，又名吉爾悌，別號雲僧，1935年華業於杭州藥學講習所，到陝西防疫所當實習生，因品行不端和貪污被開除。之后，他冒充防疫所技師招搖撞騙，於1936年又被開除。1936年9月，吉思恭被日本情報機關看上，被送到設在張家口的間諜訓練班參加特訓，學會了測繪地形、使用化學品等。在多處收集情報、繪制地圖，並秘密地報告給日本特務機關，每月領取日本津貼300元。

　　10月綏遠抗戰爆發后，日本特務機關就把他派到綏遠，當時一共有8個人，其中7人都被傅作義部捕獲，吉思恭因偽裝高明，傅作義部一時找不到証據，就釋放了他，使之漏網。西安事變后，吉思恭受日本間諜機關委派，打入國民黨27路軍醫務處任司藥。抗戰全面爆發后，他在西安為日軍四處刺探情報，繪制地圖。日本特務機關為獲取延安共產黨的情報，便命令吉思恭設法進入延安。

　　1937年12月15日，吉思恭化名馬克志，謊稱自己是抗大政訓處處長，在西安“八辦”門前騙取了兩名前來報名參加陝北公學的青年女性的信任。28日，他將其中一名女性“介紹到耀縣做聯絡工作”，而帶領另一名女性前往陝北，游蕩在渭北、華陰等處，一路上繪制地形圖、打探駐軍番號，遇到有日本飛機前來轟炸，他便拿出白紗布做成識別信號，為敵人指引轟炸目標。他還四處造謠，散布抗戰失利、前線崩潰的謠言，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經過偵查，掌握了吉思恭的罪証，於1938年1月27日將其逮捕，解送延安訊辦。

　　1938年3月27日傍晚，在陝北公學大操場舉行了公審漢奸、日本間諜吉思恭的大會。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的學生以及延安機關團體的代表以及新聞記者等七八千人參加。擔任此次審判的審判長是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成仿吾、莫文驊、抗日軍政大學和陝北公學的代表擔任陪審官。公審法庭把漢奸吉思恭用以化裝的衣服、替敵機打信號用的白紗布、白旗等罪証加以示眾，吉思恭認罪，最后被判死刑立即執行。邊區保安處負責同志也講了話，號召軍民以此為例，廣泛開展反漢奸宣傳，嚴拿漢奸敵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