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周文龙到北戴河疗养，张震专程探望：你还欠我个抗大毕业证
1994年夏天，周文龙去了北戴河疗养，几天后，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张震过去看望他。
两人亲热得不得了，不停用别人听不太懂的湖南话聊着过往，什么“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爬雪山过草地”，想到哪聊到哪。
就在聊天聊得火热的时候，张震突然对周文龙说：“你还欠我个抗大毕业证呢？”
红军中的“知识分子”
1909年1月19日，周文龙出生于湖南浏阳。他父亲既会耕种又会烧石灰，在辛勤劳作下，渐渐攒下些本钱。
正因为如此，周文龙才有机会去接受良好教育。他一路从浏阳文萃高小读到长沙大麓中学，接触到了进步思想，投身到了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
1929年，周文龙参加农民协会，一年后加入红军。
那时候，红军队伍中大都是没机会没条件上学的农民子弟，像周文龙这种读书长大的“知识分子”非常少，所以，他刚一参军，就被调到红三军团5师当书记官去了。
后来，他陆续担任了作战参谋、军团部秘书、营长、纵队司令科科长等职，胜任了每一份工作。
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周文龙参与了龙岗、中洞、水南、宜黄、宁化、广昌等战斗，表现勇猛，三度负伤。
1934年5月，红三军团从福建打回江西。在广昌保卫战中，14团3营营长负伤，周文龙接任营长，抢回两个山头阵地。
战斗结束后，不幸负伤的周文龙被送到后方医院，治疗了好几个月才初见好转。10月，周文龙听说队伍准备长征，拖着还没痊愈的身体赶回了军团总部。
长征过草地的时候，周文龙患上了痢疾。那时候条件艰苦，无药可用，身后还有追兵，周文龙为了不耽误队伍行进，只能咬牙坚持。
最开始，他拄着棍子坚持自己行走，后来，周文龙浑身无力，只能让两个人架着走。
昏昏沉沉中，周文龙听见时任红三军团13团团长的彭雪枫鼓励他：“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跟部队走出草地！”
终于，周文龙跟随部队坚持到了班佑（红军过草地时经过的第一个有人烟的村庄），然后马上被送去了战地医院治疗。
1935年10月，队伍到达吴起镇，周文龙总算完成了长征。
1936年6月，周文龙进入红军大学（抗大前身）第1期学习，12月毕业后，奉中央军委命令留校，任红军大学校务部副部长。
1937年1月，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一个月后，张震进入抗大读书。
只可惜还没等到毕业，张震就接到命令上了抗日前线，所以，每次见到周文龙，张震都要开玩笑问他要毕业证。
去西安要军饷
1940年3月，周文龙调任八路军供给部副部长。刚一上任，周文龙就接到一重要任务：
跟随朱德去西安，领取自1939年10月以来被国民党扣发的军饷。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随后，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党政府按4.5万人计算，每月发放军饷63万。
那段时期，物价飞涨，就比如一套军装，在1939年时还是2元钱，到了1940年便涨到了5元。
再加上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八路军人数剧增，1939年时20万，1940年便翻了一倍，成了40万。
可国民党不但不因为这些情况扩充军饷，还以各种理由克扣甚至不发。
1939年冬，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除了派胡宗南向延安进犯，还令阎锡山、朱怀冰等部进攻太行山根据地及八路军总部所在地。
针对这些挑衅，八路军进行了适当的还击，消灭了国民党几个师，打退了这波反共高潮。
没成想，国民党恼羞成怒，直接停发了八路军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的军饷。
为此，朱德专门向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出质问电，就连《新华日报》也就此事发表评论文章：
“八路军、新四军4年来深入敌后，坚持苦撑，作战达一万数千次，牵制了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敌人，夺回了广大失地，消灭敌伪盈千累万。然而，八路军、新四军虽为抗战最厉，建功最大，但其所受待遇则是全国军队最菲薄的……”
报道一出，舆论哗然。国民党限共、反共，破坏团结、破坏抗日的丑恶嘴脸再也遮掩不住了，迫于压力，他们只能同意补发欠八路军的军饷。
4月20日，朱德一行从山西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出发了。
队伍一路向南行进，来到了国民党军队占领的陵川县。这里驻守的是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节制的27军，军长范汉杰已经接到卫立煌的命令，对朱德一行热情接待。
这天晚上，周文龙接到一个情报：
去年12月我高平兵站遭敌军袭击，有50多名官兵被抓，如今他们就被关在27军。
马上，周文龙把消息汇报给了朱德，朱德想了想：“明天我就正式向他们提出这件事。”
第二天，朱德向前来探望的范汉杰发问，是不是将我高平兵站的50名官兵关押至此。
范汉杰有点尴尬地笑了笑，说自己没听说此事：“就算有，也是下面的人干的，他们没有向我禀报，我回去马上查查，若确有其事，肯定严加惩办。”
不久后，这50名官兵被释放，他们见到自己人，一个个失声痛哭起来。随后，他们被编入周文龙的供给队，继续随军南下。
5月7日，朱德一行到达洛阳。坐镇洛阳的是卫立煌，他对八路军的抗日精神十分钦佩，所以，他表现得很友好，不仅送了康克清一支德国小手枪，还给朱德、康克清、周文龙等人做了新衣裳。
朱德也大方将一匹日本大洋马、一把日军军官的指挥刀和一件黄呢子大衣回赠给了卫立煌。
在洛阳待了几天，周文龙四处打听此地有没有被关的我兵站指挥员，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的打听到了点情况：
去年12月，我陵川县和垣曲同关镇两个兵站，被抓走干部46人，这批人被第一时间交给了卫立煌。
不过，卫立煌并没有将这些八路军干部押送到集中营，而是临时将他们关在了长官部的特务营。
弄清楚情况后，朱德再次向卫立煌要人，卫立煌这边很痛快，他说：“即便你不提，我也准备将这些人全部归还贵部，这完全是一场误会，还请朱副长官多多包涵。”
5月17日，朱德一行离开洛阳，卫立煌特意派了自己的副官，将他们送到西安。
到达西安后，周文龙住进了七贤庄的办事处。这里是八路军在国统区建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是全国各地和延安联系的一个主要联络点。
其中四号院是后勤采购机构，周文龙便和军委后勤部部长叶季壮一起住在这里。
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告诉他，国民党为了监视共产党，在西安布置了大批特务，光是职业特务就有5000多人。
不只八路军办事处周围满是“眼睛”，从西安到延安的路上更是被设下层层关卡。
知道这些后，周文龙心里不太轻松，看来每一步都得从长计议。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某天上午，出纳员吴福兴拿着几万旧币到有关银行兑换。本来，办事处派了一位同志跟他同行，后来，这位同志临时有事，吴福兴便自己叫了辆人力车去银行。
结果到了晚上，吴福兴还没有回来，周文龙非常着急，赶紧让办事处的同志打电话向银行询问。
一连问了几个银行，得到的结果都是未见此人。分析后，大家一致认为：吴福兴很有可能是被特务机关绑架了。
这天晚上，周文龙一夜没睡守在电话机旁。第二天，办事处通过各种渠道调查，却一无所获。
就在周文龙心烦意乱之时，办事处的一位同志拿着张皱皱巴巴的纸条进来了：“周部长，外面来了个国民党兵，这张纸条是他送过来的。”
周文龙打开纸条一看：
“我被绑架，押在南门外某地，望速援。吴福兴。”
周文龙赶紧把送纸条的国民党兵叫进来问话，一问才知道，这人是西安警备司令部的新兵，去年被抓壮丁抓进来的。
吴福兴被抓后，跟他和另一位站岗的新兵认了四川老乡，三人商量后，决定由他偷跑出来帮吴福兴送信。
周文龙松了口气。随后，他给了这名新兵两块银元，还招呼他吃了顿晚饭，临走时，还嘱咐他一定要保证吴福兴的安全。
随后，周文龙向伍云甫汇报了此事。伍云甫一个电话打去了西安警备司令部，对他们破坏统一战线，无理扣押我军需官员的行为提出了抗议。
第二天一早，办事处便派了两个人去警备司令部要人，对方词穷，一个劲表示“只是误会”，并答应下午就把人送还。
下午，警备司令部专门雇了辆人力车，将吴福兴送回了办事处。吃一堑长一智，以后谁在外出办事，都是两人以上同行。
5月23日，朱德来电让周文龙去一趟他下榻的西安行署。过去后，周文龙先是报告了吴福兴被绑架的事，朱德提醒他：
“西安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十分猖獗，驻在这里的胡宗南更是搞摩擦的一把好手，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然后，朱德说自己马上要返回延安，并交代了几件事：
“第一，想办法把应领的军饷领到手，防止对方耍花招；二，领到的军饷要如数平安运回前方总部；第三就是来的路上收容了一批干部，要想方设法把他们带回家。”
按照朱德的指示，周文龙对领军饷的每一个步骤、措施都进行了反复研究和部署，以保证每一步都万无一失。
6月29日，周文龙把所欠军饷全部领齐。经过一个月的路途，周文龙终于有惊无险地回到八路军前方总部，顺利完成任务。
后勤上的一把手
值得一提的是，周文龙还是我国最早的银行之一——冀南银行的副董事长。
为了活跃根据地经济，保持根据地军民生活稳定，周文龙建设了兵工厂、被服厂、鞋厂、皮革厂、纺织厂、造纸厂、肥皂牙粉厂等，千方百计满足军用民需。
1942年5月，日军对八路军总部包围突袭，周文龙率领通讯班和警卫连，用8个驴子驮了600多万元冀南币，边打边撤退。
一直撤退到一条小山沟，敌人把沟口堵住了，驴子也被敌机炸死了，装款的麻袋，人背不动，也扛不动。
危急情况下，周文龙急中生智，命令大家把钞票一捆捆掏出，分散在沟里用石头掩盖，留下出纳隐蔽看守。
周文龙则带着战士们连续作战三天三夜。惨烈的战斗结束后，周文龙派人将600多万钱币全部清点收回。
1945年9月，周文龙负责上党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那时候正值雨季，遍地雨水，泥泞不堪，为了把作战物资及时送到前线，大家只得头顶弹药箱趟水过河。
1947年6月，刘、邓12万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大规模、远距离的军事行动为后勤保障工作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周文龙日夜操劳，源源不断地将作战物资送往前线，保障部队连续十几个月作战，创建了有3000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
1948年5月，晋冀鲁豫军区与晋察冀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周文龙任供给部部长。
同年年底，中央军委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强调：
“后勤工作在军队中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大家要大局为重，做好本质工作，老同志要带头，首先是‘两杨两周’，责无旁贷。”
这里的“两周”，便是指周文龙和周玉成。
除夕聚餐的时候，毛泽东专门到后勤这一桌前敬酒：“前方打胜仗，有你们后勤部门的功劳！”
而刘伯承更是专门找到周文龙：“你的黄色炸药送得真及时，要是迟到几分钟，黄维就跑掉了！”
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作战。粮食、被服、药品的供应都很紧张，前方申请物资的电报像雪花一样飞来。
为了解决前线急需，周文龙和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一起搬到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办公室旁边。
聂荣臻表示：
“军委总后勤部刚刚成立，机构没什么家底，朝鲜前线所需的作战物资，华北军区要尽大力量承担。”
那时候，周文龙手边就放着华北军区的账本，里面详细记录着弹药、粮食、被服等物资数量、质量、型号等数据。
前线的申请电报一来，只要有库存，立马签发装车，要是没有库存，周文龙就会想方设法帮着筹借调拨。
1951年1月，前线需要弹药1.4万吨，当时，我国的生产能力只有1500吨，才刚够所需的十分之一。
周文龙知道后，马上组织华北军区扩大生产，同时，又翻修了大批缴获的日、美炮弹，以解决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华北军区还在短短几十天内，赶制出了 11.5万套冬服，动员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等地军民制作炒面466万斤。这一切，都是抗美援朝胜利所不可或缺的因素。
1955年，国务院成立煤炭、电力、石油三个工业部。6月，总参谋长黄克诚约周文龙谈话：
“国家需要石油，军队也需要石油，中央军委决定推荐你和李聚奎同志到石油工业部工作。”
7月，周文龙脱下军装，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