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下城故事，也在北京和全世界上演
题图来源：Great Future Stories
1980年代的纽约下城曾经被认为是危险的、混乱、堕落的。然而身处城市的至暗时刻，这片纽约最古老的地区也为年轻的艺术家缔造了无数的机会。
四十多年后，纽约下城早已改变，但是类似下城的故事仍然在北京、在世界其他地方上演。艺术家的聚集与创作，不仅改写了城市中“边缘”与“中心”的定义，也为一个时代的城市生活提供了新的想象。
文 |王菲宇
1994年，北京东三环与东四环之间，一群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艺术家和音乐人把一个破败的村庄当成了自己的家园。他们称这里为“东村”，并在这里创作出一系列具有高度挑战性的艺术作品。2003年，东四环从东村横穿而过，将东村一分为二，这个曾经的艺术家聚集地在城市化拆迁中彻底成为了落败的废墟。
当时北京东村的艺术家们也许并不知晓，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也有一个东村。两个东村承载了相似的命运，他们在特定的时代各自接纳了一批艺术家，并让他们在聚集中找到属于自我和时代的认同。
只不过，相比1990年代北京东村的茕茕孑立，1980年代的纽约东村背后有着更大的艺术图景。在当时的纽约下城，街头艺术家、音乐人、电影人聚集在一起，共同书写了一个属于艺术表达与实验精神的巅峰时代。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下城往事：1980年代的纽约艺术现场”讲述了那个时代的故事。故事自然绕不开凯斯·哈林（Keth Haring）、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和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这些在1980年代就闪闪发亮的名字，但更多的是一群活跃在哪个时代、却并不为中国观众所熟悉的艺术家。60位（组）艺术家的近200件作品，拼凑起来的不仅是四十年前的纽约下城艺术图景，更是城市里的一个时代的恐惧与希望、破坏与复生。
“下城往事：1980年代的纽约艺术现场”展览现场，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2022。图片由UCCA提供，摄影：孙诗
1980年代的纽约，
曾经的疯狂就在那里
1979年，26岁的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学生贾木许开始拍摄自己的长片处女作。为了去媒体设备资源中心 MERC（Media Equipment Resource Center）借机器设备，贾木许来到了利文顿，一个位于包厘街（Bowery Street）和克里斯蒂街（Chrystie Street）之间的狭小街区。在当时，这里是纽约海洛因的“超级市场”。瘾君子在街上排着队购买毒品，而初来乍到的贾木许被当成了插队者，遭到了放哨的毒贩的呵斥。多年后贾木许接受采访仍然心有余悸：“这就是那时候的纽约。就在今天我们所在的下东区，曾经的疯狂就在那里。”
1980年代初的纽约东村破败不堪
来源：Great Future Stories
纽约的城市危机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初，枪支和海洛因成为了一对“恐怖组合”。谋杀案和其他恶性案件不断飙升。1970年代初，危险已经变得极为普遍。先驱广场附近，十岁左右的孩子会组成团伙，袭击从梅西百货和金博尔百货走出的人。
1975年，另一场灾难降临——财政危机。纽约市拿不出钱还债，社务服务项目预算被缩减，几千名警察失业，让本就居高不下的犯罪率雪上加霜。到了1970年代末，每一个生活在纽约的人都学会了与危险共存。每一间公寓、每一个小酒吧门上差不多都有三道锁。
1980年代的纽约动荡不安，犯罪猖獗
来源：Great Future Stories
1981年，一生饱受争议的规划师罗伯特·摩西去世。他和简· 雅各布斯关于华盛顿广场公园的去留之争贯穿了纽约的整个1950年代。在这位“基建狂人”去世一年后，城市规划者和当地活动家仍在为公园的未来争论不休，那一年，英国《泰晤士报》写道，在那里，“下棋者、音乐家与毒贩子、流浪汉很容易混在一起”。
搭乘地铁也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1982年，罗大佑从台湾前往纽约，对纽约的地铁印象尤其深刻。“地铁里常常会有抢劫、勒死人的。”为了防范于未然，当时每天有超过2300名警察牵着警犬在地铁里巡逻。而更大的冲击来自于视觉：地铁站台的墙壁、地铁的车厢、座椅、窗户……一切目之所及的地方都被画满了涂鸦。
1980年代的纽约地铁被画满涂鸦
来源：Great Future Stories
一些中产阶级从城市中搬走，搬到郊区，以逃离危险的、混乱、堕落的城市生活。被认为“恶劣”、“恐怖”的城区得以用更低的租金承载前来大城市追逐梦想的年轻人。
1977年，19岁的凯斯·哈林从家乡宾夕法尼亚来到纽约求学。1977年，17岁的布鲁克林少年让·米歇尔·巴斯奎特开始和朋友一起来纽约下东区附近涂鸦。1978年，已经在旧金山湾区生活了14年的黄马鼎（Martin Wong）也搬到了纽约的下城。
在“下城往事”的策展人卡洛·麦考密克（Carlo McCormick）看来，艺术家由于社会和经济的原因，一直是贫困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占领前线”。这一状况很早就开始出现，随着工业制造时代的结束，大量的工业厂房被废弃，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理想的工作室空间。这一过程在纽约曾经发生，后来在北京798艺术区又再度上演。而从1970年代开始，纽约下城的众多废弃、破旧的社区，也因为其“边缘性”，成为了艺术家云集的地方。
在美国最疯狂的街区，揭开了整个1980年代的艺术序幕
很难想象今天似乎永远滚动着全世界消息的纽约时报广场，也是当时城市“边缘”的一部分。但在1981年，《滚石》杂志宣告时报广场旁的第42街是“美国最疯狂的街区”。1960年代的“自由主义”为成人诱惑的公开销售开辟了空间。到了1980年代，这里是站街女、窥视表演、成人电影院、汽车旅馆扎堆的地方。一位学者在1980年代初写到：“如今，白色大路已经成为在露天肉架上兜售肉体的代名词。”
1980年左右的时代广场被各种偷窥表演和成人电影充斥
来源：Great Future Stories
1980年6月，在时报广场旁第41街的一所废弃按摩院里，下东区和南布朗克斯的艺术家们联合组织了“时报广场展览”（The Time Square Show），大部份参展艺术家都是活跃于画廊体系以外的街头艺术家，包括凯斯·哈林、让·米歇尔·巴斯奎特、奇奇?史密斯。对不少人而言，这是他们人生第一场正式展览。
展览“下城往事”的另一位策展人、UCCA策展顾问彼得·逸利（Peter Eleey）在导览中特别提别了这场在按摩院举办的群展。“这也预示了整个1980年代的城市和艺术场景，”他说，“俱乐部里的音乐、表演与街头艺术、画廊展览逐渐不分彼此。”
1980年的“时报广场展览”展出了许多年轻街头艺术家的创作，被认为是1980年代当代艺术的重要启幕
来源：Basquiat Biography
1980年代初，艺术家在各种非常规的场所创作和展出作品：街道上的公共空间、废弃的仓库和码头……新创业的画廊也为展览空间定义了新的标准：任何光秃秃的墙都可以成为一个观赏空间。甚至有刚开业的画廊在浴室里展出了斯蒂芬·拉克（Stephen Lack）的古怪画作。
纽约下城的东村（East Village）是这些新生画廊的聚集地。但在1980年代中期画廊成堆以前，东村已经有了一张完整的地下娱乐场所地图，A大道是乐趣与危险并存的地方，而位于第二大道和第4街交叉口的酒吧，是整个社区音乐家、作家、演员和画家的欢乐客厅。
查理·阿赫恩（生于1951），《“DJ爱虫”、“忙碌蜂”和“卡兹大师”在名人俱乐部》，约1980，艺术微喷，30 × 42 cm。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位于翠贝卡（TriBeCa）街区的泥泞俱乐部（Mudd Club）和57号俱乐部（Club 57）、天堂车库俱乐部（Paradise Garage）一起，是当时纽约下城的音乐和艺术中心。包括肯尼·沙夫（Kenny Scharf）在内的年轻艺术家们经常在这些俱乐部举行自己的展览。
常年穿梭在画廊和俱乐部之中，艺术家们也用绘画和雕塑模拟了舞池中标志性的“黑光”场景。黑色的背景、荧光感的线条，这既是那一批艺术家对生活灵感的捕捉，也是对纽约城市生活的再创造。
凯斯·哈林（1958-1990），《无题（女性半身像）》，1983，玻璃钢上墨水和迪高荧光丙烯颜料，120 × 72 × 42 cm。凯斯·哈林作品 ? 凯斯·哈林基金会。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摄影：孙诗
纽约的砖头、涂鸦……
城市作为艺术的缪斯
在策展人、写作者崔灿灿看来，这些派对上的合影、现场的记录共同呈现了一个群体的精神状态，并带来了一种关于生活的新的想象。1980年代的纽约是这样，1990年代的北京也是这样。
1992年底，《圆明园艺术村自由艺术家宣言》将生存方式以文化的高度提倡出来。“这个宣言其实传递了一种精神世界，一个城市除了包含物理世界之外，也包含着不同的精神世界，不同的城市分区不仅承载了不同的功能，也承载了不同的精神诉求、不同的价值观、多元的生活方式。”
不同精神诉求得以实现的基础，往往都是大城市。崔灿灿举了电影《立春》的例子。在信息不发达的过去，一个对艺术和生活有追求的人很难在小城市立足。去北京、去大城市，可以寻找到自己的“同类”。艺术家厉槟源曾经在黑桥艺术区居住过几年。这个位于北京城乡结合部的艺术区最多时住了超过1500位艺术家。厉槟源说自己平时与其他艺术家没有太多交集，“待在那最大收获就是你会觉得不是只有你这样，还有一群人这样生活着，没那么孤单。”
让-米歇尔·巴斯奎特与凯斯·哈林（1958-1990）、ERO（1967-2011）、“妙手佛迪”（生于1959）、富图拉（生于1955）、“粉红夫人”（生于1964）、艾瑞克·哈兹（生于1961）、LA II（生于1967）、曾广智（1950-1990）、肯尼·沙夫（生于1958）、拉梅尔兹（1960-2010）合作，《无题（趣味冰箱）》，1982，冰箱上综合媒介、丙烯、喷漆、墨水记号笔，143.5 × 61 × 64.8 cm。?让-米歇尔·巴斯奎特遗产，Artestar授权，纽约。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摄影：孙诗
在1980年代的纽约下城，道理也是同样。1979年，后来成为Sonic Youth乐队吉他手的瑟斯顿·摩尔（Thurston Moore）搬到了位于下东城的朋友家。他这样形容这间公寓：在厨房里有一个浴缸，在一个房间的壁橱里有一个很小的马桶。第二年，他在SoHo区莫特街（Mott Street）的复印店找到一份工作。店里拥有整个纽约下城唯一一台激光打印机，所以几乎每个艺术家都会来。“让·米歇尔·巴斯奎特这样的人会进来，他是你在Tier 3和泥泞俱乐部认识的人，是你的同龄人。我当时想，‘哦，酷，你也在做艺术？’”
“你不需要在这里出生就能成为一个纽约人——你只需要带着对这里已经存在事物的敏感性和适应性来到这里，愿意在生活质量上大打折扣，并且通过这一切意识到你无法想象生活在其他地方。”卡洛·麦考密克这样总结那一时期涌入纽约的艺术家浪潮。
黄马鼎（1946-1999），《夏普和多蒂》，1984，布面丙烯，152.4 × 121.9 cm。KAWS收藏。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摄影：孙诗
纽约是艺术家的栖身之所，也是他们的灵感来源。城市里建筑陈旧的结构、斑驳的外墙，既是1980年代这群艺术家的创作主题，也是作品的布景和材料。
黄马鼎从旧金山来到纽约后，他格外出神地描绘着自己的居所、下东区的球场和夜景。在以梵高的卧室画作为灵感的《我的秘密世界，1978–1981》里，他描绘了自己在纽约的第一个落脚之地；在《夏普和多蒂》中，他在画面渲染了上千块细小的砖头。
凯斯·哈林则从纽约遍布涂鸦的地铁站受到启发。1980年，哈林在地铁站看见一张黑色广告海报，灵机一触，就在这张哑光纸上绘画。随后，他在街上买了一支粉笔，开始在纽约的地铁站里随处涂鸦。这种“游击式创作手法”不仅令哈林很快形成了完善的图像语汇，更让他的的画作与城市景观融为一体。
凯斯·哈林（1958-1990），《无题（长腿的电视）》，1983，木板上迪高荧光颜料，30.5 × 30.5 cm。凯斯·哈林作品 ? 凯斯·哈林基金会。图片由私人收藏者提供
“小年轻们早上还在给地铁涂鸦，紧接着就能办展”
讲述纽约嘻哈音乐历史的电影《伴我闯天涯》（Wild Style）中有一个重要情节，电影中的涂鸦艺术家颇为矛盾地接受了藏家的委托，在画布上“绘制”涂鸦，而不是作为“法外之徒”在城市的墙壁上“撒野”。活跃在1980年代的那一代涂鸦艺术家都曾经经历过与这一角色相似的过程。
《伴我闯天涯》（Wild Style）剧照
一开始，凯斯·哈林在地铁站创作，安迪·沃霍尔为他拍照。1983年，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播出了哈林在地铁站涂鸦被逮捕的状况，还现场采访了他，这让哈林一夕间家喻户晓。在不断的展览与创作下，这位涂鸦画家进入了博物馆。
“纽约是个能让雪球滚起来的地方。在那里，你不仅能在五年内开创一门艺术运动，还可以获得画廊支持，”富图拉说，“小年轻们早上还在给地铁涂鸦，紧接着就能办展。大千世界说的就是这儿。”
除了创作，黄马鼎日常在大都会博物馆的礼品商店工作以养活自己。1984年，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了他的画作《讼师街（手球场和皮尼罗的自传诗）》。
同样是在1984年，据美国《新闻周刊》的报导，凯斯·哈林的画作《戴鳄鱼面具的狗》叫价已经高达两万美金，1985年，两个关于他的个展分别在法国和荷兰举办。此时距离他开始在地铁站涂鸦仅仅五年时间。
凯斯·哈林和他开设的Pop Shop
? Muna Tseng Dance Projects, Inc., New York
1986年，当哈林在SoHo区建立起自己的Pop Shop的时候。一些改变已经在城市的空气中酝酿。一些中产阶级开始回到城市。SoHo的房屋被修葺一新，以更高的价格出租出去，同样的事情在翠贝卡也在发生。
皮特·哈米尔（Pete Hamill）在《纽约下城》里写到，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下城开始迎来最新一批大型移民潮。随之而来的是水涨船高的房租。“看到那个地方没？我姨妈曾经住在那儿，一个月交62美元。现在一个月要1800美元！”
“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士绅化’（gentrification），而艺术家们长期以来一直是被操纵的、不知情的棋子，他们的存在和为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所做的努力，使这些社区看起来比以前更安全、更包容、更有趣。”卡洛·麦考密克告诉我们。
查理·阿赫恩（生于1951），《富图拉刮痕》，约1980，艺术微喷，30 × 42 cm。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类似的事情在纽约一再发生，艺术家们从SoHo搬到切尔西区（Chelsea），而当切尔西被高端住宅和大画廊占据，他们又不得不搬离曼哈顿、前往布鲁克林。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发生着类似的事情。比如《下城往事》展览落地的北京，从1990年代到2010年代，在二十年间，人们已经目睹了圆明园画家村、北京东村、黑桥艺术区等数个艺术家聚集区的离散。
崔灿灿说，和纽约不太一样的是，北京的艺术区都在郊区，没有出现过市区里的艺术区。虽然都见证着艺术聚集区的变迁，但是两座城市需要面对的改变力量也不同。“纽约面对的是商业，北京面对的是政策，北京艺术区的变迁主要是政策制定者和艺术家关系的变化。”黑桥艺术区在化为废墟后没有被房地产商进行土地开发，而是变成了一个公园，就是这一分野最好的例证。
黑桥村街景
摄影：王春帅
卡洛·麦考密克说，作为经历过纽约经济和社会低谷的人，他在这一过程里看到了“边缘”的意义。“大多数人认为的遗弃、肮脏和空虚实际上并非如此——在所有这些地方都有社区，珍贵而不稳定，只是大部分被人忽视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关注这些被边缘化的区域，想办法保护和改善它们，而不为更富裕的人群定价，我们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他罗列了一些在1980年代影响了他和年轻艺术家的画廊，包括FUN Gallery、Holly Solomon、Tony Shafrazi、Metro Pictures和P·P·O·W——除了P·P·O·W，其他都消失了。最后一间消失的是Metro Pictures，这家画廊在1990年代中期从SoHo搬到切尔西区，在2021年底关闭。“纽约的空间成本一直让艺术家在这里生活和工作面临挑战，疫情期间，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彼得·逸利说。
1980年代，可能是纽约作为一种区域性场景的最后时刻
这一场漫长的告别在很早就开始。艾滋病的到来影响了整个1980年代的纽约，艺术家也不例外。虽然一些艺术家的创作并不明确指向疾病，但路易斯·弗兰格拉（Luis Frangella）画作里走入倒计时的时钟、慢慢燃尽的蜡烛，奇奇·史密斯（Kiki Smith）雕塑中脆弱而孤立的身体意象，都让人能意识到疾病、恐惧和悲恸的几层纠缠。
1988年，凯斯·哈林发现自己身患艾滋。仅仅两年之后，年仅31岁的他就死于并发症。同一年，记录了当时艺术圈许多重要时刻的摄影师、艺术家曾广智也因艾滋而去世。
作为1980年代艺术现场的亲历者，卡洛·麦考密克经历了许多这样的告别。1988年，让·米歇尔·巴斯奎特因为吸食海洛因过量死亡。“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艾滋病和毒品是一个可悲的因素。”
凯斯·哈林和他著名的涂鸦作品在一起
? KEITH HARING FOUNDATION，摄影：曾广智
更多的告别并不因为生死，而是艺术家因各自的理由离开纽约下城：他们想要抚养孩子或者照顾父母；他们无法在不影响生活方式的情况下负担得起这里的生活……“除了显而易见的城市化的影响，离开的原因有很多，”卡洛·麦考密克说，“但他们来到这里的原因是一样的，与所有那些同样努力创造辉煌的人分享同一个舞台，与志同道合的人做伴和竞争。”
1980年代末，人们开始讨论“历史的终结”。冷战结束，数字时代开始到来，城市和国家的边界从地理层面被扩展到虚拟之境。在时代的变奏中，纽约仍然是充满无限可能的大城市，如伍迪·艾伦的《曼哈顿》所赞美，这座城市永远“合着乔治·格什温的伟大曲调而律动”。
1994年，朱利安尼当选纽约市市长，他对犯罪绝不手软的态度帮助纽约逐渐恢复了治安。曾经住满流浪汉的街头公园重新迎回了漫步的中产阶级家庭。人们已经开始重新居住在城市。一批批艺术家告别了城市里的社区，他们留下的遗产依然存在于墙壁上、转角处。变化永远存在，而历史也永远在低语。
查理·阿赫恩（生于1951），《李在下东区废旧大楼的工作室中》，约1980，艺术微喷，30 × 42 cm。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崔灿灿的工作室位于北京市内东北角的草场地，一块紧挨机场高速、临近798艺术区的艺术空间聚集地。这里的建筑是中国最早一批Loft，因为设计者在1980年代去往纽约留学，目睹了那里的艺术空间和工作室形态。从北京的798艺术区到上海的莫干山路艺术区、昆明的创库，这些艺术区最早都因艺术家的工作室而聚集，后来逐渐面向艺术欣赏者与游客。
2000年后，圆明园画家村和北京东村那样“野生”的艺术区不再存在。崔灿灿说：“2000年后艺术区最大的变化是，很多人开始建造成熟的、符合艺术区要求的建筑空间，然后吸引艺术家来。”无论是已经消失的黑桥艺术区，还是仍然存在的宋庄艺术区，都是如此。
崔灿灿曾经策划了“夜走黑桥”项目，让黑桥艺术区的知名度大增。回顾十年前的项目，崔灿灿说，因为自己不住在黑桥艺术区，某种程度上与它保持了一种距离。相比身处黑桥、每日抱怨自来水、垃圾堆和暖气问题的艺术家们，崔灿灿觉得，与黑桥的距离感让他获得了成为观察者和想象的可能。
查理·阿赫恩（生于1951），《<着迷>音乐录影带拍摄现场的黛比·哈利和金发美女乐队成员，以及背景中正在创作的李·奎诺尼斯和“妙手佛迪”》，约1980，艺术微喷，30 × 42 cm。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1980年代纽约下城的艺术现场也因为时间的距离获得了一种美感。彼得·逸利说，在四十年后，重新回顾1980年代这个全球化刚刚开启的时期，是非常有趣和混乱的，特别是在经历了长达两年多几乎让世界停滞不前的时期。“正如艺术家哈伊姆·施泰因巴赫（Haim Steinbach）所言，这一时期是‘地震 ’之前，而我们如今仍在承受着‘地震’。这可能是纽约作为一种区域性场景的最后时刻，这使它感觉近乎是古朴和美丽的。”
参考资料：
1.“What New York Was Like in the Early '80s — Hour by Hour, The New York Times, 2018–4 -17
2.“What Happened in New York Between 1981 and 1983”, The New York Times , 2018–4 -17
3.“The New York art world: the 1980s”, ARTSTOR, 2016–12 -12
4.《纽约下城》，皮特·哈米尔著，光启书局，2023年出版
5.“与荣荣一起回到北京东村”，《第一财经日报》，孙行之，2014–3 -26
6.“我是个半吊子艺术家”，《电影手册》专访吉姆·贾木许，深焦，2019–9 -12
排版｜俞冰如
审核｜王菲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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