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江教授：将知识转化为社会财富，是对学者最好的回报
落其实思其树，饮其流怀其源。适逢长江商学院建校20周年，我们希望借此机会，采访和记录下长江二十年历史中重要的创造者、亲历者与见证者，以期与他们共同在回望历史中探寻初心、看见未来。
在今天的文章中，我们对话了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及人力资源学教授、副院长王一江教授。
王一江教授说自己是100%在中国文化和社会基层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学者。1978年，当时远在西藏农村插队的王一江考入北京大学，后被哈佛-燕京学社项目选中赴哈佛攻读博士学位，与钱颖一、林毅夫、张维迎等人同属于留美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学者。他浓厚的研究志趣让他在学术界深耕多年，并在改革开放之际受祖国发展感召，放弃美国一流商学院终身教授职位归国扎根长江，希望将自己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的社会财富。
在教授看来，作为学者最大的成就感就是“被需要”，能够以思想影响人进而影响社会。同样地，他也尝试将这种态度传达给同学们：企业家只有把自己放在为消费者、为社会、为国家服务的位置上，让自己处于被需要的状态，才能真正做到基业长青。在今天的对话中，他也分享了他的思考。
以下为对话摘编：
01 长江，心栖梦归处
长江商学院：今年是长江商学院成立20周年，也是您加入长江的第18个年头，您当时是什么原因和契机加入长江的呢？
王一江教授：最开始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契机。因为当时已经基本在美国安顿下来了（时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终身教授），正常地开展教学研究工作，整体的环境也挺满意的。
后来，随着国内开始兴办商学教育，经常会有一些学校来邀请我授课，包括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当然还有长江商学院。
起初，我没有设想过未来会和国内的商学院发展长远的、特别的合作关系。但慢慢地接触和深入，我看到中国经济充满着生机，社会充满了活力，尤其是在长江商学院还有着优秀的教授和同学，有着良好的工作氛围。我逐渐就被这样的环境和气氛感染了。
就个人而言，我其实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要么继续坚持美国的工作，每次回到国内仅仅是零散地、不系统地授课，并且也无法深入到国内的社会和学校氛围之中；或者是，彻底放弃美国的工作投入到全新的事业之中。
算是经过一段比较痛苦的思考和抉择，我最终回到了中国。我也在几个学校里面都尝试去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最后比较下来感觉长江商学院是最适合、最理想的选择，所以坚定不移地在长江扎根了。
一路走到今天，我在正式选择长江商学院之后就没有再有其他尝试的念头，这里很有归属感。
长江商学院：那您觉得长江商学院和国内外的顶尖院校相比，最突出的优势或者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归属感从何而来？
王一江教授：相较于国外的商学院，长江的教育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那就是我们的学生都是在商界一线搏杀的优秀的企业家。他们在实践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还葆有求知和学习的渴望。
换句话说，我们的学生在学习和交流过程中，既充满了实践的智慧，又对理论知识如饥似渴。这在美国几乎是不存在的。
美国的商学教育是学生未来去谋就业、谋取职业生涯发展的手段。因此，我在美国商学院开展教学时，感受到的更多是单向的输出，并且囿于自身商界工作经验的有限，输出的也主要是书本化的、体系化的知识理论。
在长江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和学生的交流是双向的，教授把理论和概念传授给学生，学生们结合自身的实践和经历提供反馈，可能是印证，也可能是质疑和挑战。但无论如何，我们双方都在共同的交流探讨中不断进步，这是很值得喜悦和享受的过程。
相较于国内其他的兄弟院校，长江商学院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给予了教授最大的个人空间。长江在创建之初，院长就提出了“站在月球看地球”的理念。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长江的教授管理体系拥有非常高的自由度。我们没有每日每时必须去完成的规定动作，无论是研究、教学，还是其他的社会服务活动，教授们都有自己选择的空间和自由，哪怕是流程也相对更加灵活。
另外，长江商学院还有“高举高打”的办学理念，所以从最初就吸引的是最优秀的教授、最优秀的学生。大家聚集起来一起互动的时候，高能量加上高能量就能够产生几何级数的裂变，这也是我选择扎根长江的部分原因。
02 长江教授，蜚声国际的华人学者
长江商学院：作为长江的学术副院长，您对每一位加入长江的教授都知之甚深，可以向我们介绍下长江教授是怎样的一群人吗？
王一江教授：长江教授们都有过硬的学术背景和履历，多数长江的正教授都曾拿到过世界名校的终身教职。
他们大多在国内接受了完整的国民教育，在社会上、工作上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历，然后在全球领先的大学里打拼，为自己在学术界创出了一片天地，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许多教授后来基本都是受到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的感召，又受到长江独特文化使命的感染，最终选择回到国内、立足长江，投身全新的商学院教育。
为什么说长江教授是“四通教授”（通国内、通国外、通理论、通实践），他们的学术功底、知识结构、个人兴趣都摆在那里。
如果要展开讲的话，这个内容会非常丰富，因为我们每一位教授在学术上、在研究上都颇有成就、颇具影响力。这里我就简单地提一些例子。
比如李乐德教授，他是77年以上海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复旦大学数学系，之后赴美留学，后在西北大学、麻省理工大学、耶鲁大学任教，并在耶鲁大学任终身正教授，他完全是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跻身美国学术界前列的优秀学者。
郑渝生教授也是一样，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历史上第一位华人终身正教授。
其他比如经济学的李伟教授，还有我们刚从世界银行吸引来长江的徐立新教授，都是在国内接受基础教育，之后在全球顶尖学术机构钻研，蜚声国际的优秀学者。
自90年代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步走向高潮，而我刚刚提到的这批长江教授学者就是当时研究转型经济学领域的排头兵，我们的教授和钱颖一、林毅夫、张维迎等人同处于当时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学术圈。
这些长江教授用自己的海外所学回馈祖国，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许多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并且在研究和探讨的过程中逐渐回归祖国，在长江商学院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以新的身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理论发展与实践提供自己的见解。因此，他们成为四通教授非常自然，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长江商学院：您的经历与故事是否也是这样？可否和我们分享一下？
王一江教授：我个人的背景和刚刚提到的教授们很相似。
我是在文革前受的小学教育，但是被文革耽误了10年，这10年中间我在工厂、农村、边疆各行各业很多地方都工作过，所以我是百分百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基层走出来的人。
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开拓了学术视野。毕业后参与实践，在人民银行工作了近一年的时间。这段经历很有意义，让我确认了自己的学术志趣，所以重新申请了北大的研究生，然后被哈佛-燕京学社项目选中去哈佛攻读博士学位，从此就再没有离开学术界了。
其实我在海外也有做过咨询、去世界银行做顾问，当时他们也非常希望我能留在世界银行。但是我对于每天坐班非常不适应，每天进出办公大楼就好像它天亮把你吃进去，天黑再把你吐出来。所以后来谢绝了邀请，重新去享受做学术、做研究的生活，我还是更喜欢这种自由支配时间、自主思考规划、自我掌握节奏的生活方式。
长江商学院：您多次提到长江自由的学术氛围，作为我们的学术副院长，可否请您介绍下长江为了让世界级教授们持续地产出世界级学术成果都做出了哪些努力？
王一江教授：最大的努力就是践行“无为而治”的理念。
研究最需要的就是自由，你不能告诉教授们现在必须研究什么问题，多长时间要出成果，还有其他必要的规定动作或者附加动作。研究者讲究随心所欲，以兴趣来引领自己投入问题的探讨。
即便可能因为遇到瓶颈或者其他原因，我暂时放下了一些研究看起来无所事事，但实际上这也是缓慢积累、回顾和深度体会的过程。而这样的学术自由就是长江绝对保证的。
当然在“无为而治”的宏观思想指导下，长江并不是真的“无为”。我们也在积极地为教授们提供包括资金、人力等方面的支持。长江的教授常常会和其他的学者、院校、机构、组织进行学术合作，也会进行访问或者参加重量级的学术会议。这都是长江非常鼓励的，并且毫不犹豫地提供支持，尽最大可能去保障各方面的资源需求。
长江商学院：那您如何评价目前长江的学术研究在全球所处的地位呢？
王一江教授：举些具体情况来说明吧。
去年一年左右的时间，长江汇入了近10位世界级的正教授，包括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王能，芝加哥大学讲席教授奚恺元，在学术界、业界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
这样的教授如果不认可长江的学术水平，是不可能汇入长江的。
这和长江早期吸引李乐德、郑渝生等教授是类似的。从长远看，长江总体的学术水平自创建以来就始终保持在非常高的位置，且后续源源不断地有新鲜血液的加入。
长江商学院：您前面也分享了长江优秀的学术水平，但研究和课程讲授有一定区别，在您的感受中长江的教授们是如何兼顾这两者的，或者说如何实现统一的？
王一江教授：长江的学生都是优秀的企业家，其中也有很多学者型的人物。他们大部分都尝试了非常多国内外优秀商学院的课程，那什么才能吸引和打动这样的学生呢？
不是教学技巧，是真知灼见，是他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难以获得的想法，是最重要、最原始的属于底层逻辑的概念。
所以长江教学效果的第一大保障就是教授们原创的理论概念，原创的、先进的知识体系。
当然，把自己的思想和理念转化为课堂知识的过程一定是艰苦的。因为这种原创的思想、有价值的概念想要进入课堂，同样需要一个学习和匹配的过程，它得逐步熟悉企业家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从而达到有效沟通的程度，实现高质量的教学效果。
03 长江校友，达而兼善天下
长江商学院：您认为企业家群体能从长江获得的最好的、最独特的东西是什么？
王一江教授：两方面吧。
首先就是已经提到的，教授们真正过硬的学术能力，以及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社会经验所沉淀出的智慧。
长江的教授们把自己的思维能力、理论知识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经常能生发出特别优秀的思想，这是独一无二、无法替代的。
其次就是在长江“高举高打”理念下产生的高层次、多互动且非常融洽的师生氛围。
长江聚集了最优秀的教授学者，同样也吸引了最优秀的企业家，不同领域精英的对话所产生的能量场是非常强大的，在其他商学院环境中很难获得。
大家在对话中相互学习，在互动中共同提高。教授学者能够吸纳企业家的智慧，更具有企业家的思维与视野；企业家们能够收获学术理论与知识，拥抱学术化的视野与系统性的思维。
更重要的是，长江教授普遍持有一种心态：我们不是高高在上的讲授者。在长江教授们看来，不是我们去告诉企业家什么是正确的思维，什么是正确的战略，什么是正确的人力资源管理，而是以自身的观点与讲授去充当引发观点碰撞与思考的导火索。
因此，长江的师生关系应该是全世界商学院中最为融洽、随和的，更像是将学习与友谊融为一体的方式。这也正是我所相信的长江文化最核心的、最独一无二的理念与状态。
长江商学院：您刚刚有提到在长江学习的学员都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家，和长江教授们在思想的碰撞中产生了高能量的化学反应。能结合您自己的教学经历，和我们分享其中一些故事吗？
王一江教授：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很多长江同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也保持着稳定的交流与友谊。
就以我身边的为例。一位是14期同学雷文勇（长江EMBA14期、企业家学者项目3期，四川铁骑力士集团董事长）。
雷文勇有一次告诉我，看完我在2010年出版的《民富论》后对他启发很大，他想要接着《民富论》去写一版《农富论》。
所以之后他继续攻读了长江的企业家学者项目，提出了构建商业网络和社会网络帮助贫困金字塔底层个体脱贫的设想，并且最终把这样的思想付诸实践。
在大凉山山区，他和当地政府、社会携手，从办教育、推动就业，到提供技术、资金，再到深入转变当地本土居民心态，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在我看来，这是很了不起的。贫困问题从来不是简单的资金问题，背后涵盖着方方面面的要素，包括机会、教育，还有群体心态、社会环境等。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造成了贫困，让贫困成为一个陷阱，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而雷文勇博士的思想恰恰就超越了以往对贫困问题单一的认识，尝试把多方面的原因综合考量来整合性地改善贫困。
另一位是山东魏桥集团董事长张波（长江企业家学者项目4期，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他在读企业家学者项目期间担任他们班的班长，所以我们都称呼他为“张波班长”。我也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授。
他可以说是真正地理解了我的观点和思想内涵，把我讲的内容精准地概括为三个字——“被需要”。魏桥集团有两个世界最主要的生产基地，一个纺织业的，一个炼铝业的。这些年来，魏桥不仅抓技术抓管理抓效益，还把“被需要”理念作为他们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处处为社会着想，把绿色环保，社会和谐，区域发展，员工的工作和发展，安居乐业，多样化等，当地民众的满意度，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全盘考虑，系统策划，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比如他们将炼铝的生产线从山东迁到了云南。炼铝是高耗能、高耗电的行业，因此长期背靠山东这样人口密集型、依靠传统能源发电的省份对当地的环保和新能源事业是极其不利的。而从迁入地云南考虑，这样的生产制造反倒是被需要的，因为云南水电丰富，但经济发展稍显不足。
更重要的是，张波班长还有这样的理念：当地为我们提供这么多能源，这么多政策倾斜，集团就要主动回馈。因此，他们对当地的财政、社会发展、就业等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最终皆大欢喜。
再比如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校友（长江商学院CEO二期、企业家学者项目三期、EMBA6期），一边卖鞋，一边学习中国5千年鞋文化，收集珍藏各种各样珍奇宝贵的古董鞋，在初步经济条件和其他方面条件初步具备时，便创办了中国首家鞋文化博物馆，用公益的方式，给大家从一个新的角度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场所。
这只是几个例子，类似的故事不断发生在长江校友身上，我也时不时听说，让我倍感欣慰。作为一个努力想要把知识转化为社会财富的学者，这就是最好的回报。
长江商学院：那作为后来人会很好奇，长江这样“教学相长”“亦师亦友”的文化氛围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从长江的顶层战略中一点点生发出来的？
王一江教授：一方面是长江的教学模式。
长江的学习从来不仅限于课堂，我们有更多日常化的交流机会，这使得同学们的学习能够更持久、更细微、更深入。
长江的学生以企业家为主，他们在实际的管理中会遇到很多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一一地在课堂上分析探讨。但是在课后，在企业参访实践、戈壁徒步等活动中，教授和学生有大量的时间去交流，可以事无巨细。
另一方面是教授本身的修养与素质。
长江的教授，从项院长到每一位兢兢业业教学的教授，都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也都在学术上有相当的建树，他们对人生看得非常透彻，大都不会把自己当作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也就更不会居高临下地去教育别人。
当然，还有很多长江自创建一路走来的独特战略设计使这样的文化得以形成，这也是长江的特色之一。
长江商学院：那您觉得这些年走来，长江最了不起、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王一江教授：最了不起的就是从无到有，从0到1创建了一所全新的商学院。长江商学院在中国的商学教育领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在很多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提出“取势、明道、优术”，到发展“站在月球看地球”的理念，这么多年走来，项院长和我们探讨长江的发展战略也好，探讨使命和终极目标也好，讲的最多的概念就是长江有什么是别人无法取代的？我们独一无二的风格是什么，理念是什么，价值是什么？
可以说，这就是长江最为成功的地方——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
长江商学院：在20年之际，您最想对我们的企业家同学说什么？
王一江教授：要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敢于放下身段，反复问自己你是不是被需要了，是不是被消费者需要了，是不是被社会需要了，是不是被国家需要了。
如果你永远把自己放在为消费者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的位置上，让自己处于被需要的状态，你的战略、发展方向就一定是清晰的。这大概是保证企业基业长青，立于不败之地最重要的理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