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发展效率的波动对居民消费仅有负面影响吗?

  近年来,随着居民财富增长,风险意识增强,虽然我国证券业、保险业得到了较快发展。

  

  根据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无论是从资产角度还是负债角度,银行业机构的占比均达到了91%以上,我国金融市场仍处于银行主导型体系。

  

  金融市场可以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进行诸多划分,比较常见的可以根据交易的资产性质划分,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保险市场等。

  各个金融子市场均对我国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每个金融子市场的健康发展。

  都将利于资金融通,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引导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因此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对各子市场波动的研究说明金融市场发展的波动情况,同时要为子市场选取合适的代表指标。

  

  货币市场波动选择银行间同业拆借成交量作为衡量指标。

  资本市场的波动衡量选择上证指数和深证指数,外汇市场的波动用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指标衡量。

  此外保险市场可以以原保险保费收入为代表指标,但是由于收集到的该数据是累计值,而其他指标是当期值,同时保险市场所占的份额较小。

  本节在分析金融市场波动性时,暂不考虑该市场,同时货币供应量作为反映货币政策立场的指标也被引入进行波动衡量。

  

  (1)银行间同业拆借成交量

  货币市场是资金的短期融资场所,由若干子市场构成,如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同业拆借市场,因此选取银行间同业拆借成交量为货币市场的代表性指标。

  (2)上证、深证综合指数

  资本市场是长期资金市场,主要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等,而通常来讲,债券市场和基金市场又会受到股票市场的影响。

  因此可以以深圳交易所和上海交易所为代表,即上证综合指数当期值和深证综合指数作为指标衡量资本市场的波动性。

  

  (3)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外汇市场主要以外汇为主,在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仍是主要货币,因此本文在研究外汇市场的波动性时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代表指标分析。

  (4)货币供应量

  货币供应量能代表央行货币政策的立场,发生的变化反映了金融波动程度。

  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改变货币供应量时,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当央行投放更多的货币时,有更多资金流向商业银行,通过货币乘数作用,就会有成倍的货币量流向社会经济体。

  

  反之,流量则会减少。因此除了选取三个市场的代表指标外,本文还选取了货币供应量来更好地反映金融波动情况。

  综上,本文在基于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

  选取了银行间同业拆借成交量(BA)、上证综合指数(SZ)、深证综合指数(SHZ)、美元兑人民币汇率(ER)、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速(MR)五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市场波动。

  总的来看,银行同业拆借成交量波动、上证综合指数波动和深证综合指数波动均呈上升的趋势。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从二〇〇六年至二〇一五年持续下降,而后小幅上升。

  同时从各指标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波动的集聚性,大波动后伴大波动,小波动后伴小波动。

  上证和深证综合指数频频出现波动,呈现出多次峰值,与经济社会情况也较为贴切。

  资本市场由于交易时间跨度大,资金流动性弱,相较于其他市场,面临着更大风险,而风险增大就意味着波动程度也大。

  同时我国近五年来的资本市场、外汇市场波动较稳定,体现了我国目前投资环境的现状。

  

  从2006年至2019年的货币供应量波动情况来看.

  可根据货币供应量增速变化将该区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06年至2008年,2008年至2010年,2010年至2019年。

  第一阶段的货币增速相对稳定,而在二〇〇八年十月之后,货币增速出现大幅升高。

  直到二〇〇九年十一月货币增速到达峰值后,逐渐开始下降,从二〇一〇年六月开始进入第三阶段较平稳的逐步下降期。

  整个过程中,出现的剧升变化,主要是为应对二〇〇八年的金融危机,刺激经济。

  

  货币供应量大量增加,货币当局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大幅降息。

  在经济逐步恢复后,为减缓通货膨胀影响,二〇一〇年之后,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货币供应量增速也逐渐降低。

  

  为研究金融波动对居民各项消费的影响,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恰当指标对金融市场的波动现状和居民消费现状分析。

  

  以我国31省市的14年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将金融发展规模波动和金融发展效率波动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在经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的基础上选择固定效应回归分析,考察其对居民各项消费的影响,最后针对实证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综上分析本文归纳出三点主要结论:

  (1)各省的居民消费和金融波动差异较大

  通过对典型省份的消费对比可以发现,无论是生存型消费还是发展享受型消费,地区间差距仍然很大。

  

  以二〇一九年数据为例,上海生存型消费是贵州的3.5倍,发展享受型消费是贵州的2.6倍。同时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消费差距较大。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与当地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因此缩小地区消费差距是一项长期工程。

  此外,从实证章节对于典型省份金融发展规模波动性和发展效率波动性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出:

  金融发展规模波动性比金融发展效率波动表现得更加显著。

  

  金融发展规模波动在样本期间总体存在“驼峰状”的趋势,出现了两次大的峰值,金融发展效率波动除西藏之外。

  近年来总体变动较小,但无论是规模波动还是效率波动,各省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

  (2)金融市场发展规模扩大有利于促进居民各项消费且程度不同

  本文将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之和作为衡量金融市场的发展规模的指标,根据金融发展规模波动对居民各类消费的正向影响可知。

  

  当金融市场规模扩大时,将促进居民消费,并且更大程度上会促进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其中促进作用最明显的是对居住类消费的影响。

  处于第二位的消费类别是对交通通信类消费的影响,交通通信类消费包括购买和维修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等方面的支出。

  这也反映了当下居民消费的现实需求,昂贵的房价使得更多人选择租房。交通工具的选择也不再限于代步,而要追求豪华时尚。

  二〇二〇年我国居民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已达到37.1辆,增速保持在5.2%,在汽车消费数量增长的过程中金融发挥了很大的助力作用。

  

  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支持不仅限于购买过程,而是包括售前,售中,售后整个全过程的融资支持。

  因此为刺激消费,可以考虑增加金融对居民购房装修买车等的支持力度。

  同时金融发展规模扩大,对于享受型消费也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如居民在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领域的消费支出。

  因此为深层次挖掘居民消费潜力,促进居民消费,增强内循环动力需要金融发展进一步扩大规模。

  

  (3)金融市场发展效率波动对居民消费有负面影响

  本文在实证分析后发现金融发展效率的波动对居民的多项消费均会产生不利影响,除了居住类消费和教育类消费外,其他类型的消费均受到了较大负面影响。

  其中对于衣着类消费、生活用品及服务类消费和其他类消费的影响表现得最为明显。

  本文对金融发展效率的衡量采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比,反映了金融机构将存款转换为贷款的能力水平。

  金融机构的此比值越大,表明越多的存款贷放出去,可以提高资金利用率并增加机构利润。

  

  但同时当把更多的资金发放出去时,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性与安全性就会受到威胁,虽然收益提高但是也伴随着风险的增大。

  金融业与其他行业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资金运用伴随着高传染性,当金融机构发放一笔具有风险的贷款时。

  不仅该机构或者某个客户的资金会受到威胁,与之业务相关的机构都可能受到牵连。

  

  因此金融机构在追求提高利润的同时更要控制风险,杜绝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所以为更好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需要金融机构严格控制波动风险,减少效率波动对居民消费的不利影响,促进居民消费,构建内循环经济为主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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