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边陲日记）又是一年春节

　　

　　▲ 部队会餐（网上资料）

　　又是一年春节到了，不知不觉中，这已是我在四角田迎来的第二个春节。今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九，全天两顿饭，上午稀饭，下午会餐。在部队里生活了一年多，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节奏，早晨少吃点，熬到下午就可以敞开肚子，痛痛快快的暴撮一顿。

　　由于很久没有收到家信，餐桌上，我有一种无名的失落感，于是就借酒消愁。云南的白酒都是老百姓用甘蔗酿造的，这种酒度数高，后劲大，几杯酒下肚，就觉得天旋地转腿发飘，身体不由自主的往下坠，恨不能躺在地上睡一觉才舒服。

　　头重脚轻的走回寝室，屋子里辛文思正在用录音机播放着谢丽斯、王洁实的歌曲：“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你岁岁平安天天快乐，让歌声驱散往日的忧愁，让酒香温暖人们心窝……”

　　欢快的歌声没有冲散我内心的忧伤，反而增加了我深深的思乡之情。亲人们啊！你们怎么都不来信呢？哪怕只和我说一句话：新春快乐！我也会感到一些安慰。

　　带着几分醉意进入了梦乡，在梦里，我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北京，进了家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给我来信？”家里人谁都不说话。妈妈告诉我：“你弟弟被人扎了一刀，差点把命丢了……”

　　弟弟身上插着很多管子，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我心急如焚，迫不及待的去追赶伤害弟弟的仇人，那人近在眼前，可我就是过不去，急的我乱蹦乱跳。

　　正在着急之时，就听有人叫我：“大个子，醒一醒！你这么折腾别人还睡不睡啊？”

　　我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一场噩梦，叫醒我的人，是睡在下铺的河北固安兵徐志远。“我说你是撒酒疯呢？还是练跑步呢？一直在上面不停的踹床，被子全都踹到地上了也不知道。”

　　我不好意思的说：“哎！对不起班长，我做了一个噩梦。”

　　盖好被子，重新入睡，噩梦的情景始终在我眼前出现，我越想越觉得不吉利。干脆起床，打着手电给弟弟写信。

　　母亲上一次来信说：“弟弟去了北京划艇队，每天在怀柔水库训练皮划艇，身体晒得特别黑，脸上还起了很多青春痘......”写信询问了一下弟弟最近的训练情况、身体情况、以及这个项目的发展前景等等，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心里也就踏实了，躺回床上，继续睡个回笼觉。

　　

　　▲ 春节期间家属来队，儿子终于见到了爸爸。图为河北雄县战友张秋立与儿子在三大队军营里合影。

　　大年三十上午，有家的干部都乘“靶”车回小包山过节去了，四角田又成了自由王国，尽管部队有规定“节假日，连队战士外出不能超出百分之十。”可在这大山沟里，谁又愿意关在屋子里“坐禁闭”？胆儿大的老兵跑到村子里去吊皮蛋，新兵们则忙着去看老乡。

　　我和于琦一起来到通信中队，这里有小川、陈子洵还有大螃蟹潘海群。大螃蟹不怎么合群，他总是自己一人在电源班囚着，思维和谁都不一样。

　　大棒子有时也会来到通信中队坐一坐，他和测计队领导混的很熟，这要得益于他有一个好爸爸。大棒子让家中给他寄来了一个日本进口的小录音机，小巧玲珑，携带方便，比辛文思在建水买的“板砖”录音机先进几个档次，这在山沟里属于罕见的新鲜物。

　　他把录音机送给了测计队的领导使用，这让领导们很开心。大棒子说：“我今年就差不多能解决党票问题，一旦拿到了党票，我立刻复员回家，老头子已经在科学院给我找好了工作。”

　　天一擦黑，几乎四角田所有军人都集中到了通信中队，因为整个山沟，只有通信中队可以收看到电视信号，谁都不想错过央视的春节晚会。来通信连看电视的人，比通信连的人都多，把通信中队挤得水泄不通。大家早早的围在电视机前，期待着农历甲子年春节晚会的开始。

　　说心里话，1984年春晚真的不如1983年春晚好看，整体感觉太素，没有上一届春晚活跃。记得去年的晚会，从主持人到演员，都给人一种轻松愉快、热热闹闹的节日气氛。而今年春晚，除了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吃面条》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他节目大多没意思，甚至都回忆不起来有什么值得回味的节目。

　　通信中队修理班的龚技师，看了一半就站起身往外走，他边走边骂道：“都是他妈的扫精神污染扫的！这哪儿还像个晚会呀？太耽误瞌睡。”电源班一位河北老兵说：“可不是嘛！水蝎子不怎么蜇！”

　　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到晚会结束时，只剩下几个人还守在电视机旁，其他人都回房间打牌、下棋、扯闲篇去了。

　　1984年新春，在一片沉闷素净中悄悄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