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诞生 ｜ 古代日本简史 I
“日本”的诞生
由日本古典文学巨作《平家物语》改编的同名电视动画在哔哩哔哩上获得了9.8分的高分评价。《平家物语》创作于13世纪，记叙了12世纪时源氏与平氏两大武士氏族的权力斗争，着重刻画平氏由盛转衰、最终灭亡的历史悲剧。纵观古代日本自大和国立国到镰仓时代初期的七百余年，看似一成不变的日本历史充满了如朝代更迭一般的历史转折，让人不禁感叹盛者必衰。
祇园精舍钟声响，诉说世事本无常；沙罗双树花失色，盛者必衰若沧桑。骄奢主人不长久，好似春夜梦一场，强梁霸道终殄灭；恰如风前尘土扬。
——《平家物语》，第一卷
在近两千年前的四世纪，东亚处于分裂与混乱之中。司马氏建立的晋朝偏安于长江以南，而华北地区则先后被多个外族入侵者支配，后人称之为“东晋十六国” 。朝鲜半岛呈现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之局势。在这片如今被称为日本的群岛，无数个甚至难以用“国”来形容的氏族互相争斗、难解难分。在这些氏族中，一个位于富饶平坦的奈良盆地的政权脱颖而出，史书称其为“倭国”或“大和国”。
如地图所示，在多山地的日本列岛，奈良盆地是少数较为平坦、适合农耕的地区。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在没有霸者的时代，“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为了在各地区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人们跨越山海与语言文化的阻隔建立起了沟通与联盟。经过多年与盘踞中国北方的曹魏和前燕的接触，高句丽引入汉字，定佛教为国教，仿照中国建立儒家体系。为了从朝鲜半岛获取耐用的铁制武器与农具，大和国开始向西扩张，最终与朝鲜半岛的百济取得联系。从华北传入朝鲜半岛的汉字与佛教又通过百济越过重洋传到了大和国。大和国甚至在五世纪时多次派出使节前往东晋和南朝宋，呈献贡品、寻求封号。
为对抗其北方邻国高句丽，百济自晋朝起就开始向中国朝贡，南朝梁萧绎绘制的《职贡图》中便有百济使者。萧绎所绘制的《职贡图》原本已不存，宋代摹本现藏于国家博物馆。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到了六世纪，大和国已建立起西抵九州岛北部、东至本州岛中东部的庞大国家。然而，这一扩张并不稳定：大和朝廷无力动摇各大氏族的根基，只能靠联姻与册封来换取政治支持。然而，联姻与册封带来的不仅是土地与盟友，还有强大的贵族与虎视眈眈的外戚。限制贵族与外戚的势力将会是大和国乃至于日本之后几个世纪最大的挑战。
大和政权在约七世纪的势力范围图。 来源：Wikimedia Commons
首先登上历史舞台的外戚势力是苏我氏。通过与多任大和君主联姻，苏我氏逐渐扩大了其在朝中的势力。苏我氏又与百济联系密切，大力提倡引入佛教，多次利用权力排挤反对佛教的其他氏族。不过，外来文化的支持者并不仅限于苏我氏；以王族身份主持朝政的圣德太子不仅笃信佛教，还多次派出“遣隋使”前往隋朝，仿照中国制度开始制度改革，其目的正是为了抑制苏我氏如日中天的势力。
由圣德太子在约公元607年建立的奈良法隆寺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质建筑群，距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的历史。来源：Wikimedia Commons
然而，苏我氏却日益跋扈。权臣苏我虾夷为了让自己支持的王子登上王位，甚至将圣德太子的独子抓捕诛杀。645年，不满苏我虾夷独断朝政的王族与大臣联合发动政变，在王宫门外将苏我虾夷之子苏我入鹿暗杀，苏我虾夷见大势已去，焚宅自尽。这次乙巳之变是王族、贵族、外戚之间明争暗斗的第一次权力更迭，却绝不是最后一次。政变的关键人物是一个叫中臣镰足的豪族，事后因有功被赐姓“藤原”；大概谁也没有想到，藤原氏日后竟会成为下一个苏我氏。
江户时代所作描绘乙巳之变的画卷。 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同年，消灭苏我氏后的大和朝廷开始贯彻落实圣德太子的方针，这就是著名的大化改新。大化改新的主要内容是效仿唐朝，通过法律和文官制度建立其有效的中央集权制，以限制地方豪族的势力。不过，内政的改革却很快与外部因素形成关联。唐朝自建朝起便一直积极干涉朝鲜半岛局势，与新罗联盟对抗高句丽与百济。公元660年，新罗向唐求救，唐高宗派出大军驰援。虽然苏我氏已经灭亡，百济仍然与大和国关系密切，于是大和朝廷同样派兵支援百济。公元663年，大和朝廷派出的远征军与唐军在白江口展开决战，面对强大的唐朝，大和军一败涂地，不得不连夜撤回本土。
20世纪60年代，日本考古学家在大阪发现大化改新后建造的难波宫遗迹。遗迹位于大阪城南侧，现改为遗迹公园。来源：大阪観光局公式情报
白江口之战是大化改新开启的改革进程的重要转折点。如果说663年之前，政治改革的目的是抑制豪族，那么在663年的惨败之后，改革已是危急存亡关头的必需之策。大和朝廷坚信强大的唐朝很快会入侵日本列岛，因此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建造沿海壁垒，同时加快制度改革，以期达成与唐朝更为接近的国力。
白江口之战后，大和朝廷在其西海岸重镇太宰府（今福冈县太宰府市）建造“水城”，以防唐朝或新罗从海路入侵。来源：日本遺産太宰府市
672年至702年的三十年间，政治改革高速推进。天武天皇即位不久后便颁布了《飞鸟浄御原令》，设立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三个职位负责辅政。这是大化改新开始后首个完善的规章体系，历史学家称之为“律令制”。702年，《大宝律令》颁布实施，在《飞鸟浄御原令》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集权制度。《大宝律令》效仿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设立二官八省制；将全国划分为68个令制国，每个令制国设立中央派遣的国司；改国名为“日本”，将君主头衔由“大王”改为“天皇”。
律令制下划分的68个令制国一览。来源：Start Point
随着政治机构的发展（据估计， 750年时首都的大小官僚人数已超过一万人），政治中心的建设也迫在眉睫。在七世纪末前，大和朝廷没有固定的居所，更不必说壮观的“都城”。694年，依照《周礼》设计的藤原京落成；710年，天皇又迁都至根据遣唐使报告仿造长安建造的平城京（今奈良）。
同唐朝都城长安一样，平城京也是一座方格形的城市。 来源：Wikimedia Commons
为政治改革派出的遣唐使带回来的不仅仅是政治制度，710年至794年的奈良时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高峰。佛教的地位几乎上升至国教，首都平城京遍布着大小寺院：728年，天皇出巨资兴建的东大寺落成；754年鉴真东渡后，在朝廷的赞助下在平城京建成了唐招提寺。汉字与中国文化也被遣唐使带回日本，由南朝萧统编撰的《昭明文选》成为文化人的必读书目，贵族们皆相效仿白居易的诗作。以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为代表的部分遣唐使甚至毕生留在唐朝，与李白、王维等中国文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葛饰北斋作浮世绘《阿倍仲麻吕明州（宁波）望月》。在中国居住多年后，思乡心切的阿倍仲麻吕于753年启程返日，然而在海上遭遇风暴，最后历经艰险又回到了长安。李白以为好友已经遇难，在悲痛中写下了绝句《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来源：Wikimedia Commons